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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及实施效果评估案例研究

城市水源地保护对于城市人民的生存、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对城市水源地的重视不够、投入不足，水源地的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不到位，导致水源地水环境质量下降、生态服务能力降低等问题频繁出现，水源地生态环境的不可持续性严重威胁着城市居民的饮水质量和安全；与此同时，为保护水源，水源区当地政府和居民丧失了诸多发展机遇，使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为从根本上解决水源区生态保护建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对水源地的居民生产生活损失进行补偿和扶持。
1生态补偿机制理论体系研究
生态补偿机制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运用政府和市场手段，调节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公共制度。
生态补偿机制包括四个层面的含义，包括对生态环境本身的补偿、生态环境补偿费、对个人或区域保护生态环境或因保护生态环境而放弃发展机会的行为予以补偿、对具有重大生态价值的区域或对象进行保护性投入等。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生态学理论、法理理论、机会成本理论、外部性理论以及污染权交易理论。

2国内外水源地生态建设补偿研究现状
由于生态建设者往往不能因为提供各种生态环境服务而得到补偿，因此对提供这些服务缺乏积极性，通过对提供生态/环境服务的土地利用者支付费用，可以激励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国际上，流域生态服务市场最早起源于流域管理和规划，如美国田纳西州流域管理计划，该计划旨在减少土壤侵蚀对流域周围的耕地和边缘草地的土地拥有者进行补偿。
2.1国外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现状
国外对生态补偿的研究较早，生态补偿的有关政策也较为完善，国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生态补偿资金的有效配置。
美国政府对生态补偿工作很重视，政府承担大部分资金投入。为加大流域上游地区农民对水土保持工作的积极性，采取了水土保持补偿机制，即由流域下游水土保持受益区的政府和居民向上游地区做出环境贡献的居民进行货币补偿[1-2]。早在1970年，美国麻省马萨诸塞大学的Larson和Mazzars就提出了第一个帮助政府颁发湿地开发补偿许可证的湿地快速评价模型。纽约市90%的用水来自于上游Catskills流域。1989年美国环保局要求，所有来自于地表水的城市供水，都要建立水的过滤净化设施，除非水质达到相应要求。纽约市经过估算，要建立新的过滤净化设施，需要投资六百万到八百万，加上每年3亿到五亿美元的运行费用。而如果对上游catskills流域在10年内投入15亿以改善流域内的土地利用和生产方式，水质就可以达到要求。因此，纽约市最后决定通过投资购买上游Catskills流域的生态环境服务。如向该流域内的奶牛场和林场经营者支付四千万美元，为使他们采用对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3-5]。20世纪后期，美国的水土保持走上了进一步改善环境质量、保持生态系统稳定协调发展的新阶段[6]。
爱尔兰的生态补偿政策实施也较早。早在1920年，爱尔兰就开始了对私有林的补助，通常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1959年又实施了森林奖励方案，从此种植者可以每年领取一次补助，使造林水平不断提高。然而，自1994年实施农村环境保护计AJ等农业补贴方案之后，农用地的边际价值得到提高，进行农业生产比造林更具有吸引力，造林水平开始下降[7-8]。
荷兰政府在1993年修建高速公路时，引入了生态补偿原理[9]。这种补偿是指对开发建设项目进行合理规划，在尽量避免和减缓开发建设对于生态自然环境产生影响的同时，对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通过异地重建新的生境方式来进行弥补。目的是为了在大规模开发建设项目的决策中提高对自然保护的投入，并弥补这种开发所造成的生态影响，以使生态和自然环境无净损失产生。通过近十年的研究和实践，具体提出了生态补偿的法律依据、补偿额度的估算、补偿标准的确定以及补偿实施的方案。
德国易北河的生态补偿机制也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1980年前从未开展流域整治，水质日益下降。1990年后，德国和捷克达成采取措施共同整治易北河的双边协议，成立双边合作组织，目的是改良农用水灌溉质量，保持流域生物多样，减少流域两岸污染物排放。易北河流域整治的经费来源一是排污费，二是财政资金，三是研究津贴，四是下游对上游的经济补偿。现在，易北河水质己大大改善 [10]。德国的Dreehsler[11]等利用生态学与经济学的交叉方法，提出了一套生态经济模拟程序，用以设计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补偿方案，使补偿金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配置最为合理、有效。
以色列的生态补偿采用水循环利用的方式，即:你排出多少，我经过处理后再给你反馈多少，这种做法实质属“中水回用”。通过这种方式，占全国污水处理总量46%的出水可直接回用于灌溉，其余32%和约20%分别回灌于地下或排入河道。回用流程是:城市污水收集-传输到处理中心-处理-季节性储存-输送到用户-使用及安全处置，这样，以色列100%的生活污水和72%的城市污水得到了回用[12]。
另一个流域生态补偿的典型例子是哥斯达黎加水电公司对上游植树造林的资助。通过种植造林和保护植被调节河流径流量，购买的生态服务类型为水土调解。Energies Global(简称EG)是一家位于Sarapiqui流域为4万人提供电力的私营水电公司，由于水源不足使公司无法正常生产，为使河流年径流流量均匀增加，同时减少水库的泥沙沉积， EG按每hm2土地18$国家林业基金提交资金，国家政府基金再另添加30$ hm2，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给上游的私有土地主，要求这些私有土地主必须同意将他们的土地用于造林、从事可持续林业生产或保护有林地，而那些刚刚皆伐过林地或计划用人工林取代天然林的土地主将没有资格获得补助[13]。
2.2国内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现状
国内的生态补偿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始于80年代，到90年代出现高峰，至今仍是研究的热点，逐渐由政策性研究转入定量化研究阶段。章铮等[14-15]从自然资源定价理论的角度论述了征收生态补偿费是有根据的，生态补偿费与排污费、资源税或资源补偿费之间的界限也是清楚的，征收生态补偿费不属于重复收费;梁巧转[16]等对生态补偿的具体计量方法进行探讨，提出公益性(工程或设施)项目的环境或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并以边际机会成本作为定价标准，进行价格调整，使部分外部收益内部化。张宝声等[17-20]主要针对国家投资在西部的特大项目(如三峡工程)和长远战略性措施项目(如黄土高原退耕还林)中社会收益与私人成本的冲突问题，提出解答问题的思路，例如损失补偿问题、资金合理使用问题。洪尚群、吴晓青等[21-23]人指出，补偿途径和补偿方式多样化是生态补偿顺利开展的需求，并提出四种类型的补偿方式:政策补偿、实物补偿、资金补偿和智力补偿。宗臻玲、欧名豪等[24-25]在长江上游地区生态重建的经济补偿机制研究中，提出了内部补偿、外部补偿和代际补偿相结合的补偿模式。毛显强、钟瑜等[26]应用博弈论的方法进行了湖区的生态补偿研究。王金南等[27-28]在“中国生态补偿政策评估与框架初探”一文中对我国生态补偿的相关法律、政府手段、市场手段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指出了解生态补偿的三大系统对于我国的生态补偿实施现状是很重要的。
在水源地的生态补偿方面，1998年辽宁省编制了《抚顺市生态环境保护与破坏补偿机制的研究》,该课题分析了生态环境破坏与保护的经济损益和浑河上游水系地表水资源的水质保护与经济效益，确定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破坏补偿费征收原则和方法[29]。廖浪涛、丁胜等[30-31]对北京密云水库水源涵养林的主要生态效益: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洪蓄洪、净化水质四个方面的生态效益价值进行了评价，并对森林生态补偿标准、补偿税费的归宿进行了经济分析；沈满洪等[32-34]在千岛湖引水工程试行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中，通过大量的调研和论证，从生态补偿机制补偿金额的计算方法上提出了一些创新和可行的算法，着重从补偿资金的筹措、支付、分配方面加以论述。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央和地方政府就积极探索开展生态补偿的途径和措施。纵观我国生态补偿研究现状，从参与补偿对象的角度来划分，我国流域生态建设补偿的内容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国家项目补偿、跨省际的水权交易、省际、地方政府为主导的补偿方式、小流域上下游自发的交易模式。
(1)国家项目补偿 我国森林与自然保护区的补偿工作起步较早[35]，国家投入较多，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除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之外，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大工程也是对长期破坏造成生态系统退化的补偿。2004年，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正式建立，标志着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的实质性确立[36]。
江河下游地区纵横交错的河道和湖泊等大量湿地，具有提供动植物产品、调蓄洪水、降解污染物以及维持生物多样性的多种生态功能。这些生态系统如果遭到破坏，则会导致整个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丧失和退化，所以，加强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意义重大。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长江下游地区退田还湖”工程。在这项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相关问题:移民建镇退田还湖后，广大农民由于耕地不足，出现了影响的生计问题，退田还湖后，土地利用的结构调整难度加大，替代产业发展困难重重；剩余劳动力转移十分困难等[37]。因此，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是退田还湖工程顺利实施的重要保证。
(2)跨省际调水的生态补偿 跨省际调水的生态补偿主要特点为受水区和水源区不属于同一省际、同一流域‘跨区域调水的关键是水源区必须保证良好的水质，而水源区良好水质的保持费用应该得到补偿。调水水质直接取决于即水源区的水源涵养和环境保护的情况。环境保护和水源涵养是要付出成本的，为了提供充足的水量和优良的水质，水源区必须保持较好的植被覆盖，以防止或减少水土流失，水源区必须防止将有毒有害物排放到水体，以防止水质污染；水源区必须关停并转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大力发展环保节水型产业。保持良好水质的这些活动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
这些成本若全部由水源区来承担，而受水地区或调水者无偿享用优质水源是不合理的。为了保持优质的水源，应对跨流域调水中的水源保护费用进行合理分摊，由受水区给予水源区一定的经济补偿，以减少“搭便车行为”，鼓励环境的“正外部性”产生。在我国，南水北调、引滦入津、引黄济青等大型引水工程都是由政府主导实施，而用水地区基本上是无偿使用这些成本极高的水资源，这极不符合水资源有偿使用原则，不利于调动水源区水源保护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最终会影响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省际当地政府为主导的补偿方式 流域上中下游生态环境效益补偿是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典型形式之一。这种生态补偿主要体现为流域上下游之间森林和植被的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水质等水文方面的生态服务功能的补偿。长期以来，流域上游地区承担了提供这些生态服务的主要责任，下游地区无偿受益。由于缺乏物质上的补偿和经济上的激励，上游供给生态服务的积极性就会下降，为了减少成本他们就会千方百计逃避政府的规制，最终会导致流域生态服务质量的下降。
(4)小流域上下游自发的交易模式 由于政府为主导的补偿模式受资金、管理和区域等多方面的限制，在一些小流域出现了多种形式自发的补偿交易模式[38]，成功的案例有浙江省德清县态补偿长效机制，金华市金东区源东乡与傅村镇以解决非点源污染的小流域补交易，云南保山市小寨子河的水购买协议和苏帕河流域水电公司补偿支付模式等。

3 水源地生态补偿量的计算研究
实行生态补偿，必须对水源地的保护成本进行核算。生态补偿标准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内容，应与公平原则保持一致。生态补偿的目的是使提供生态服务的供水区的收入水平不低于受水区或其他发达地区的收入水平。我们采用保护成本机会成本方法确定补偿金额，如小流域治理的投入成本、水土保持的防护成本、以及污染治理成本等方面所投入的成本。机会成本指水源区出于保护水质安全的需要，必然受到产业政策的严格限制不能发展某些产业所造成的损失，实质上是水源区为保护水质所丧失的发展机会而做出的牺牲，如关闭某些污染企业和移民搬迁。这部分机会成本可以根据同等条件和发展基础相当的第三地区作为参考来做出估算。水源地生态补偿的投入成本为：
（1）小流域治理成本 小流域治理主要措施是退耕还林、水土保持工程等。水土流失部分发生在环库区及周边的浅山丘陵区域和人口集中，植被差及开发建设项目比较集中的区域，而且大部分水土流失区域属于中度和轻度流失区。据此，水土保持工程可分为山坡防护工程、山沟治理工程、山洪排导工程和小型蓄水用水工程四种类型。具体来说，需要增造沉沙凼，田间道路，谷坊，拦沙坝，河堤，塘堰等。
（2）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 污染治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污水处理、以及环境监测等设施。为实现污染物COD削减、氨氮削减，需建设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流域监测项目等。
（3）工业点源治理工程 为了保护黄浦江上游的水源地水质，需要对黄浦江的上游工业点源污染源进行控制。治理的内容依照污染的程度包括污水治理、工业废水治理、封闭治理、清洁生产、环保治理等。
（4）生态农业 建立生态农业示范区、扶持农村沼气池建设等。
3.1生态补偿量计算方法及研究现状
国际上对生态补偿的研究己经发展出许多理论和方法，但还没有形成对某一环境问题按照统一标准来进行补偿。通常将流域保护服务分为水质与水量保护和洪水控制3个方面，这3种服务相互关联，通常拥有不同的受益人。对这三种流域服务的公共补偿，以及对水质与水量的私人补偿，都有利于水源保护者，特别是当地的一些贫困人群。在具体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一问题上，有一些成功的例子。
哥斯达黎加的埃雷迪市在征收“水资源环境调节费”时，以土地的机会成本作为对上游土地使用者的补偿标准，而在对下游城市用水者征收补偿费时，实际征收额只占他们支付意愿的一小部分[39]。
美国[40]进行的环境质量激励项目以高于生产者成本，但低于生产者创造的潜在收益作为建立补偿标准的依据。在2003年，墨西哥政府成立了一个价值2亿美元的基金，用于补偿森林提供的生态服务。补偿标准是:对重要生态区支付40$/hm/a，对其他地区支付30$/hm[41]。
在德国，生态补偿的资金支出主要用于改变地区间既得生态利益格局，实现生态服务水平的均衡。其实行的是州际间横向转移支付，以州际财政平衡基金为主要内容。横向转移支付基金由两种资金组成:增值税由州分享部分的1/4；财政较富裕的州按照统一标准拨付给经济落后州的补助金。为此，德国建立了一整套复杂的计算方法以确定转移支付的数额标准[42]。
在我国，由于生态补偿问题刚刚被引起国家及有关专家重视，针对生态量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刘玉龙等在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模型中根据新实地数据，从生态建设的总成本入手对生态补偿量进行测算:首先对流域上区生态建设的各项投入进行汇总，然后通过引入水量分摊系数、水质修正系效益修正系数，建立流域生态建设与保护补偿测算模型，对上游生态建设外的补偿量进行测算[43]。庄永泰，王金南等[44]提出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两种方法算和协商，核算的依据为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与生态损失核算，以及生态投入或生态环境治理与恢复成本。张春玲[45]对北京市密云、怀柔两县的水源保护林在涵养水源、防洪蓄洪、保持土壤和净化水质方面的效益进行了评价，并提出了分别以政府财政补贴和征收水费的形式进行补偿的机制。郑海霞等[46]在流域生态服务补偿定量标准研究中根据金华江实地调查，从上游供给成本、下游需求费用、最大支付意愿、水资源的市场价格4个方面剖析了流域生态服务补偿支付的标准及定量估算方法。顾岗在南水北调东线水源地保护区建设的区际生态补偿研究中提出了从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降低的污染负荷所带来的外部正面效益的角度确定补偿的金额。
从现有的生态补偿量研究可以看出:现有的同一省际之间、同一流域之间、生态涵养林单一的补偿标准的研究中，只是把被补偿区的生态建设的投入简单的叠加，或者把水源区的生态服务价值作为水源区生态补偿量的参考值，涵盖范围不全面，未考虑水源区与受水区的承受能力，这己很难适宜具有复杂背景的跨流域水源区生态补偿。依据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理论，构建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量模型，应从水源区保护水源所付出的成本、受水区经济可承受能力、水源区的水资源价值及环境容量排污权的损失价值四种途径计算水土保持生态补偿量，探讨较适宜的水源区生态补偿量计算方法。
3.2水源地生态补偿量模型的建立
3.2.1生态补偿量计算的方法基础
计算生态补偿量所运用的基础方法如下表所示[47]：

3.2.2水源地的生态补偿量计算模型
依据跨流域生态服务补偿的原则，按照水源区保护水源的投入、受水区经济可承受能力、水源区水资源价值和水环境容量排污权的损失价值4种估算水源区生态服务的补偿量模型，通过4种计算模型的结果的对比分析，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受水区的支付能力，推荐合理的偿量。
（1）基于水源区涵养和保护水源所付出的成本补偿量
根据水源区保护和涵养水源投入成本包括非点源、点源、发展机会损失等内容。具体构成如图4-1所示:
点源污染主要指工业生产过程中与城市生活中产生的污染，包括城市集中生活污水排放口、大型工业废水排放口、大型固体废弃物堆放点、次级河流等。
点源治理补偿包含两方面内容:在规划年，由于经济的发展，工业及生活排放的污染物陆续增加，为满足受水区饮用水源要求，需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量而产生的治理费用；在现状年，相对饮用水源来说己超标排放的河流进行治理而产生的费用。以工业污染COD负荷为例来说明水源区点源治理的补偿量。

发展机会损失成本的补偿是指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可能出于整体利益需要，或者为了保护更重要的利益而对部分地区的发展权予以限制。黄浦江上游作为上海市饮用水来源地，其河道周边地区相当大的范围内不得兴建可能对河道水质造成不良影响的企业，或者对河道安全构成威胁的工程。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周边地区的发展，作为受益地区的受水区，应对这一地区人民牺牲的公平发展权进行补偿。
长期以来，水源区为水质水量达标所丧失的发展机会的损失和间接投入，主要包括工业发展机会损失、农业收入损失和财政收入受损三个方面。首先通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限制产业发展的变化趋势，选取与水源区自然条件相近但未受保护水源影响经济发展的地区，作为参照对象，比较两者之间的经济差异。近似地将两者之间的差异作为评价水源保护经济损失补偿成本的基础依据:
IECt=(gdP无一gdP限)N限
式中: IECt为保护水源经济损失量： gdP无为非水源区且与水源区相近的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限为水源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N限水源区人口数。（2）基于受水区经济可承受能力补偿量
可承受水价是用水户有能力支付、愿意支付、认为公平合理的水价。可承受的标准，一般会因用水户的性质、收入水平不同而有相当大的差异。从用户角度理解的可承受水价，是其承担得起、公平、愿意接受的水价。从用水户角度讲愿意支付、接受的价格，一般来说会是越低越好。考虑到资源的有限性，出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考虑，为防止水资源被浪费，用户对合理支付补偿资源破坏、保护资源的费用，一般会认为公平合理。
计算居民用户自来水可承受水价上限的通行办法，是“比例法”。即按水费支出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确定居民对自来水水价是否“可承受”。亚太经济和社会委员会 (ESCAP)建议居民用水的水费支出应不超过家庭收入的3%”，1995年中国建设部完成的《城市缺水问题研究报告》认为，“水费以占家庭平均收入的2.5%一3%为宜。受水区居民可承受水价上限的计算方法可以表达为:
fp=I×m×2%
式中:fp表示自来水用户居民可承受水价的上限(元/m，)：I表示受水区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元)：m代表每个居民的年用水量(m3)。

4 水源地生态补偿的方式和途径
补偿方式和途径是生态补偿得以实施的最终落脚点，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国内外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及实践中创造了纷繁多样的生态补偿方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48-55]:
（1）资金补偿 资金补偿是最常见的补偿方式，也是最迫切急需的补偿需求。其作用非常明显，所起的效用也是最大的，能够直接地帮助生态保护地区发展经济和进行基础建设。资金补偿有九种较常见的方式:①补偿金：②赠款：③减免税收：④退税：⑤信用担保的贷款：⑥补贴：⑦财政转移支付：⑧贴息：⑨加速折旧等。
对于如何有效地实施资金补偿，确定资金补偿的力度，都需要在充分考虑受益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的情况下，科学地运用生态系统及其服务价值评价的方法，必要时还可以通过生态保护区与经济受益区的代表进行协商来解决，当达成协议的时候最后以合约的形式来处理此种关系，以确保其法律效力，以便有效实施。对于区域或者流域内部，当地政府应该对该地区对生态保护有特殊贡献或者处于生态保护核心地区的居民进行一定的资金补偿，以达到安定民心、鼓励居民实行生态保护的目的。
虽然这种补偿方式是最直接、最快的补偿方式，但是其可持续性和理论基础并不是很稳定。而且仅仅依赖资金补偿是完全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加强发展其它形式的生态补偿方式，但是这也不是意味着资金补偿可以放弃，或它的量可以减少。资金补偿是其他补偿的本源，是其他补偿方式衍生的依据，也是并不能完全被其他补偿方式代替的。因此，在实际运用中，资金补偿要在维护现状的荃础上尽力加大力度和保证落实到位。
（2）政策补偿 政策补偿是由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或省级政府对市级政府权力和机会的补。它是在其他相关政策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限制其他发展的情况下，在另外的面做出的适当政策放宽，从而抵消或减少因保护生态环境而限制发展造成的影，确保区域的整体发展。受补偿者在授权的权限内，利用制定政策的优先权和先待遇，制订一系列创新性的政策，促进发展并筹集资金。利用制度资源和政资源进行补偿在我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尤其是在资金贫乏，经济薄弱情中更为重要，提供政策，就是一种补偿。
处在水源保护区的居民为了涵养水源不能砍伐树木，为了保证供水水不能发展有污染的工业，从而严重限制了区域的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府就应当予以一定的政策放宽，允许其从事其他行业来维持生计，并给予一定优惠政策。同样的，流域内上游地区为兼顾下游地区的发展也受到了诸多限制，上游河道不能设有排污口等等，此时下游地区就应该对上游地区给予适当的其政策上的补偿，如在一些区域协作生产或其他协作方而给予适当的政策放宽和惠等等。
（3）实物补偿 补偿者运用物质、劳力和土地等进行补偿，解决受补偿者部分的生产要素生活要素，改善受补偿者的生活状况，增强生产能力。实物补偿有利于提高质使用效率，避免闲置了智力补偿，补偿者开展智力服务，提供无偿技术咨和指导，如退耕还林还草的补偿方式，就是物质补偿，运用大量剩余的粮食行补偿。
（4）项目补偿 项目补偿能够为保护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游地区或保护区由生态保护的原因不得不拒绝一些效益良好，但是存在一定污染的企业和工程项，即使其污染程度很低也不能存在上游地区或保护地区内，从而严重制约了上地区或保护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可以由下游地区或受地区引进一些无污染的高科技企业项目和一些生态企业项目等，然后通过双方商转让给上游地区或保护地区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从而弥补上游地区或保护区为生态保护和建设做出的牺牲，平衡流域整体或区域的经济发展。对于上游区或保护地区本身来说，应该为一些退耕还林还草，以及处于保护区内部的林农，提供一些新的项目，如:开发一些无污染的生态企业和加工企业以及一些环保企业等等，这样不仅能够合理开发利用上游或保护区的资源，还可以保证上游或生态保护地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项目补偿的开展实施还需要加强政府和投资商双方的协商，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优惠，大力引进项目，促进上游或保护地区项目补偿工作的开展，建立上下游或保护区与受益区之间合理的项目补偿关系。
（5）人才补偿 上游或保护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城镇规模以及服务行业的发展不如下游地区或受益地区，导致对人才的吸引力度不够，造成上游或保护地区人才的缺乏。为了平衡上游或保护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必须引进专业的高级人才来研究、指导发展方向和保护方法。因此，下游或受益地区应该为上游或保护地区定期派送一些技术人才特别是水污染防治、垃圾处理以及生态保护方面的人才到上游或保护地区去协助该地区生态保护工作及经济建设的开展，以减减轻下游或保护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压力。
上游或保护地区所在的政府部门以及该区域内的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应该注重企业的工作氛围，着力丰富员工的业余生活和精神生活，并提高物质丰富度，为来上游或保护区工作的人才提供一个安定的工作环境和充实的工作内容以及丰富的业余生活。这样才能够使来保护区协助发展和解决问题的高端人才留在保护区，为保护区的后续发展提供科学意见和技术保证。
（6）智力补偿 此种补偿方式应该和人才补偿相结合，补偿者对受补偿者开展智力服务，为其提供无偿的技术咨询和指导，培养(训)受补偿地区或群体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提高受补偿者的生产技能，技术含量和管理组织水平。例如，为保护地区提供先进的垃圾处理技术，污染处理技术等环境保护类技术。为了促进保护地区的发展和平衡区域经济，也应该提供一些新型的工、农业高新技术，来补偿保护地区工业缺乏的现状。同时，可以开展下山脱贫、农户转产转业工作。结合工业园区建设，鼓励企业把下山农户安排到本地企业就业。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劳动职业技能培训，使广大农民掌握1-2门实用职业技能，确保劳务输出的质。劳动技能的培养也是智力补偿的一种方式，但仅仅这些还是不够的，还应该出更多的企业技术员、管理员以及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员到下游地区的先进企业学习先进技术和更有效的管理方法
（7）异地开发 异地开发是一种新兴的生态补偿方式，是对传统生态补偿方式的完善和补。它给了生态保护区居民一个异地发展的空间，帮助生态保护区居民建立代替业，从而实现保护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仁”，。异地开发首先根据生态环境资源的分布格局和生态环境功能分区来调整、优化生产力布局，生态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发展环境容量依赖型产业。生态保护区、生态环境脆区、生态自然遗产区等生态重点保护区的企业允许到环境容量大的地区进行定异地开发，异地开发所取得的利税返回原地区，作为支持原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保护的启动资金。这种做法使生态保护区形成一种自我积累的投入机制，生态偿实现了单纯性的“输入式”向“自我发展式”转化，真止实现了经济与环境双赢。但不是所有的上游地区都可以开展异地开发，其前提是，上游地区的生态作用非常重要，而且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发展工业而且也不允许发展工业。
从补偿效果的长短来看，上述的生态补偿方式都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输血式补偿方式，包括资金补偿、实物补偿、生态移民：另一种是造血式补偿方式，包括政策补偿、项目补偿、智力补偿、人才补偿、异地开发。目前，我国的生态补偿方式主要采取的是以国家的财政支付为主的输血式补偿。一方面，因为国家的财政投入与生态补偿所需的资金相比，杯水车薪，存在着极大的资金缺口：另一方面，因为输血式的生态补偿方式无法解决发展权补偿的问题，无法实现生态保护和建设投入上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问题以及补偿额度难以量化的问题，所以从长远来看，我国的生态补偿应当采取以造血式补偿为主、输血式补偿为辅的混合补偿方式。

5 上海市黄浦江上游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
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源地面临极大的环境保护压力，如何保持和强化水源地政府、群众保护优质水源的积极性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必须面临的实际问题。因地，制宜的开展黄浦江上游水源地的生态补偿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建立上海市黄浦江水源地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加强协调配合力度。黄浦江生态补偿机制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工作量大、关系复杂的系统工程，处理不好将会由简单的生态环境问题转变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协调机构，这项工作将无从谈起。因此，建议成立黄浦江生态补偿机制领导小组，具体负责领导和协调整个流域的生态补偿工作。
(2)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监督管理体系。为使生态补偿机制正常运转，发挥效益，必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监督管理体系；强化各地区各级政府保护黄浦江水源的职能，落实政府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政府各职能部门建立内部及跨地区的监管机制，对生态环境及水资源状况进行经常的监督和监测；广播、电视等部门以及相关的各级政府部门等，都要加强对黄浦江水源地的生态环境和水资源保护的监督工作，使监督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3)加强“造血型”补偿。运用“项目支持”的形式，将补偿资金转化为技术项目安排到水源区，帮助水源区群众建立替代产业，或者对无污染产业的上马给以补助以促进发展生态经济产业，补偿的目标是增加水源区的发展能力，形成造血机制与自我发展机制，使外部补偿转化为自我积累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真正做到“因保护生态资源而富”。上海市应制定相关政策予以引导，提高科技扶贫力度，对水源区提供技术支持、管理经验、生产技能、生态产业开发等帮助，以增强水源区的经济造血功能，在保护水源区环境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4)自来水费中收取的反哺资金，通过市财政直接拨付到上海市黄浦江水源地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由保护委员会办公室专管，直接用于水源区直补和管理与保护工作；严格执行国家财经制度，自觉接受财政和审计部门监督，专户储存，专款专用，用于保护区保护整治和人民直补。
(5)各级财政补贴完全用于水源保护区人民直补，以乡镇(办事处)为单位，市、县区财政通过提高三农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总额，按照城、乡转移支付资金的比例，由市财政实行转移支付。在测算水源保护区每年的资金缺口基础上，每年从三农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中安排水源保护补贴，直补到水源保护区人民身上。
(6)将水源区作为“生态特区”。利用制订政策的优先权和优惠待遇，制订一系列引导扶持的政策，在保护水源区生态环境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给予水源区“GDP豁免区”，享受优惠政策扶持，实施减免税收或退税政策。水源区干部考核制度与其他地区脱钩，对水源区政府及领导实行新的绿色政绩考核标准，以保护水源区的生态可持续为政绩。
（7）完善黄浦江上游水源地生态补偿的市场运作模式 ，建立在产权明晰和市场交易成本低的条件下，实现市场补偿机制的效益最大化。根据“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以环境产权外部性理论为指导，以水资源为载体，对水源地生态环境外部性受益对象进行界定，并从经济属性上进行分类，然后对不同受益对象确定其对水源地的补偿标准。通过这种市场化机制，受益者依其消费的生态资源的数量进行付费。要在水源地生态补偿中充分发挥市场化机制的作用，应引导社会各方参与水源地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培育资源市场，开放生产要素市场，使资源资本化，生态资本化，使环境要素的价格真正反映它们的稀缺程度，从而达到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的双重效应。
(8)积极探索资源使用权、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的补偿模式。完善水资源合理配置和有偿使用制度，加快建立水资源使用权出让、转让和租赁的交易机制，探索建立区域内污染物排放指标有偿分配机制，逐步推行政府管制下的排污权交易，通过市场机制降低治污成本，提高治污效率，引导鼓励生态环境保护者和受益者之间通过自愿协商实现合理的生态补偿。
(9)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了初步的生态补偿法律体系。对各利益相关者权利义务责任界定及对补偿内容、方式和标准进行明确，对新的生态问题和生态保护方式要有有效的法律支持；明确经济补偿的对象和范围，确立经济补偿资金来源，确立经济补偿的标准，明确经济补偿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建立经济补偿的评估与监督机制等。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突出生态环境利益和生态公共价值，明确国家、地方、资源开发利用者和生态环境保护者的权利和责任，从而建立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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