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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参考材料

第四期

安监局党组编印 2014年04月03日

目 录

1、新时期新格局中北京的发展…………………………02-07

2、用好与群众沟通的新抓手……………………………08-11

3、如何用“中国话语”讲透“中国故事”………………12-18

4、法治政府建设的进展与挑战
——北京加快法治政府建设的调查分析…………19-24

新时期新格局中北京的发展
--------北京经济发展方向是知识经济，空间发展方向是生态城市，即建立在生态系统承载力基础上的城市
吴季松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考察时，对首都在新时期的发展和管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明确城市战略定位，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深入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新时期对北京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我国处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阶段；一是世界处于政治多极化、经济多变化的新格局。北京的发展也分两个主要方面：一是经济发展，北京在上个世纪末已经确定，北京经济发展的方向是知识经济，在新时期这仍然是正确的，但应有所创新；二是空间拓展，包括人口增加，北京空间拓展的方向应为建设生态城市，即建筑在生态承载力新理念，尤其是核心生态系统承载力基础上的城市。在这两个方面都要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稳中求进，扎实抓好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
一、新时期首都城市战略定位
北京作为政治中心，要为国家领导机关提供最好的服务和环境；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北京应该成为国际交流的中心、中国形象的代表；北京作为我国一流大学、顶级研究机构和高端人才的聚集地，应该成为科技创新的中心、在我国的开拓创新上起引领作用。这一切都建筑在北京的知识型社会和良好的生态系统的基础之上。北京在这些方面都不断取得进展，但仍“面临很多令人揪心的问题”。
1、把北京建成生态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是最突出的问题，PM2.5污染问题已经受到高度重视。同时，应同样重视对人体影响更大的水环境危机。北京的高楼大厦和环路已达到或超过纽约、伦敦和巴黎的水平，但如果比较城市水系的话，差距很大。目前世界城市比的已经不是高楼大厦，而是地域自然生态系统对城市人工生态系统的承载力。
水环境治理，必须打破只靠建污水处理厂、“先污染，后治理”的局面，进行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大系统分析，综合治理，不能顾此失彼。水环境治理规划，要注重系统平衡，全面分析地表水、土壤水、再生水和地下水，构成节水工程、水资源保护工程、污水处理工程、再生水回用工程和地下水回灌工程组成的系统工程。在知识上缺什么、补什么，在措施上什么差、改什么，采用专家、官员签字追责制，下决心杜绝重大失误，避免再次折腾，产生最大的效益。
2、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构建与我国地位相称的人才群体。城市以人为本。北京要进一步发挥自己聚集高端人才的优势，才能更好地为国家领导机关和国际交流服务，就近提供高素质的各类、各级可用人才，不拘一格降人才。
不仅要重视我国的院士，而且要同样重视我国在国际一流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形成真正的人才国家队；不仅重视发明家，而且要同样重视熟练技术人才，如巴黎有熟练的公共设施、办公设备和家用电器维修人才，为城市增色不少；不仅重视我国人才，对有真才实学的外国人才也要采取更开放的政策，可以研究试行类似外国实行的“绿卡”制度。
对于人才，最重要的是公开择用、公平竞争、公正评价的制度体系的创新。无论是选择、选拔、评奖或承担项目，都要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可借鉴国际经验组成1/3同行（其中大小同行各半）、1/3各级官员和1/3相关群众代表的评审委员会进行，并在自愿的基础上对选拔的专家做成果记录，以便录绩追责。不能只看过去，只图虚名，更不能出现既当教练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
3、北京要成为科技创新、科技创业的中心。目前国际经济的新格局正处于因素复杂、形势多变的转型期，复苏乏力，但同时又孕育着新技术革命，要把握这一机遇。中关村是全国的创新实验区，北京可以此为龙头，加强科学行政，充分发挥政府在科技创新、创业方面的导向、支持和服务作用。
北京已经组织了诺贝尔获奖者论坛等高端会议，但应充分发挥我国国际型科技人才的作用，以我为主开会，突出中国特色。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是近年来发展最快、对世界经济贡献最大的经济体，完全有条件像举办奥运会一样，举办与我国经济地位相称的论坛，发现人才，由中国人创新世界经济理论（我国专家已被认同是国际知识经济创意的主要参与者）并争取诺贝尔奖，建立世界级智库。
二、着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习近平同志一直十分关心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他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要求：要着力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充分发挥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发展协调机制的作用。与周边地区协同是发展的必然，关键在于如何科学地协同发展。
协同学是德国物理学家哈肯于1976年在系统论的基础上创立的一门新学科。协同论是指在非平衡态复杂巨系统中，各系统差异很大，属性不一，变化无序，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遵循共同的规律发生变化，相互作用、协作，达到动态平衡，形成有序状态。京津冀三地发展诉求有差异，但抱团形成利益共同体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按照新要求，借鉴以往的成功经验，宜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着力加强顶层设计，选择有成功经验和真才实学的专家抓紧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规划。构成京津冀经济区协同调整产业结构和种植结构，在大系统中划出生态红线，科学进行生态修复。不能依靠臆想的数学模型；而主要靠追溯生态历史（北京已开办了全国第一个生态史展）和进行国际类似地区的比较借鉴。对负责规划的专家和批准官员采取签字追责制。
其次，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建立规范的京津冀统一的水权市场和碳市场，破除各种体制规划障碍，充分发挥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利用协同性，理顺三地产业，构成新产业环，促进区域循环经济发展，使系统达到动态平衡。
再次，建议将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委员会扩大为京津冀大气和水资源、水污染联防联控委员会，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水流量、污染排放和大气碳排放，作为规划实施和市场调节的科学依据，提高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形成治理体系与治理合力的现代化。
同时，充分发挥京津的科技、人才和产业优势和河北的土地等各种资源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发展互利。积极鼓励人才在冀创办高技术产业、高端服务业、构建京冀旅游环（如北京—承德清史旅游环）。
三、创新理论，努力破解制约首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制约首都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中之重是人口过度膨胀、水资源严重短缺、水环境水生态日趋恶化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但是，北京是首都，广大群众有到北京来的愿望，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须解释清楚的。为此，应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使北京走上科学、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与兄弟省市和国家的长远与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1、创新理论，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以业控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市场应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体系”，核心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实现公平性。像纽约、伦敦和巴黎一样，北京市的市场应该是以高端企业、高端人才为导向的城乡统一的市场。
首先，北京应以市场配置有限的自然资源，应充分利用智力资源发展高端产业，以市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不必贪大、求全，不宜过度保护低端服务业占有过多的自然资源。
其次，政府财政都来自纳税人，应注重公平回报，不宜采用过度补贴公共交通等行政行为。按统计规律公益事业的行政补贴额一般不宜超过运行成本的15%，否则漠视市场规律，反而造成系统的不稳定。
再次，除过高房价和过高收入应控制以外，应按市场规律，像纽约、伦敦和巴黎一样，认同北京的高生活成本，认同“一部分人（包括部分地域）先富起来”。不能采取人为的行政补贴来主观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制造变相的“大锅饭”。
同时，应按比例以税收控制批发市场、低档的住宿、餐饮和零售等类企业，要提档次、集约化，形成城乡和过渡带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2、建立新理念，制定生态保护红线，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才能“以水定人”。要建立“生态承载力”的新理念。城市是叠加在地域自然生态系统上的人工系统，人不能为所欲为，自毁“地基”，压垮自己所在的自然生态系统。城市人口的增加必须遵循这一自然规律。另一方面，以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城市人工系统本身也不是越大越好，能源供应、水供应、交通管理和产业结构都有其边际效益，城市过大反而人为地造成了不平衡、低效，问题丛生。
对此也有些模糊认识：一是“到什么时候也不会没水喝”，北京居民的期盼和城市定位是青山绿水、更好的生活环境，而不仅是喝水。二是“可以调水”，笔者做过南水北调，海水淡化等多个专题调研上报，这些措施无一可以支撑北京人口无度膨胀。因此，应据此“以水定人”。
3、加快立法，依法行政，才能“依法管人”。控制北京人口最关键的措施是立法。按科学依据、实际情况、法理和国际惯例的原则，先立地方法规，因为北京是首都，最终应实现全国人大通过相关法律，才能真正实施。
笔者在北京居住了68年，在我国20省具体主持实施过生态修复，在世界101国进行了较深入的知识经济和生态修复考察，在世界上除加尔各答外所有堪称国际一流的大都市做过一周以上的调研。认识到北京在空间和地域发展上不能再“摊大饼”；在经济和功能发展上不宜再过度追求做调众口的“大锅饭”，才能在历史的新时期和世界的新格局中稳步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作者为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用好与群众沟通的新抓手
根据时代特点，因势利导地调整与群众沟通方式，是一个长期有效的经验
王惠
密切联系群众，真诚与群众沟通，是党的领导干部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方法，也是领导干部植根于群众中的基本体现。
新时期与群众沟通方式已发生重大变化
回顾我党历史，根据时代发展的特点，因势利导地调整与群众沟通的渠道和方式，是一个长期有效的经验：长征时期，红军战士沿途贴标语、撒传单；延安时期，党的领导干部给群众作报告、演话剧; 抗日时期，八路军走村入户讲形势、作动员;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干部给电台和报社写新闻、发消息，广泛动员群众支持我们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建立后，各级领导干部更是调动各种手段，丰富传播渠道，群众在哪里，党的声音就在哪里；群众用什么方式获取信息，党的领导干部就用什么方式真心诚意地为群众提供信息服务。
进入新时期，由于互联网发展迅速，网民数量骤增, 尤其是微博、微信出现后,群众对党和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也随之越来越高。这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互联网时代人民群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已发生明显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更喜欢用新媒体获取信息，用手机等移动通讯，通过微博、微信刷屏，秒读，知天下。他们对通过这一新渠道获取政府的信息、权威的解读、领导干部的回应也有强烈期待。应该说，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工作目标，群众的关切就是我们的工作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解决好‘本领恐慌’的问题,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这给我们在新时期做群众工作、与群众沟通指明了方向。
新媒体也给领导干部带来空前挑战。一是网民传播信息快速，倒逼政府发声。群众对信息的需求日益增多，关注点日益宽泛，关注问题日益深入。尤其是对涉及民生的信息高度聚焦。常常是一项政策还没出台，各种猜测已经在坊间传播；评论质疑已经在网上形成，给政府工作造成被动。特别是突发事件发生后，网民在现场看见什么就传播什么，听到什么就评论什么，政府信息发布前，舆论已经混乱和复杂。二是信息多源多发多角度,真假难辨。互联网时代，一改以往你说我听的单向传播方式，人人都变成了麦克风，个个都拥有了通讯社，加上一些网民的好奇心，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只要有人说就有人看，只要有人看就有人信，只要有人信就有人传,于是捕风捉影的信息不胫而走，特别是尖锐、棘手的问题，常常是先在网上爆出并迅速传播，甚至谣言频发，政府形象遭到质疑。这些微政时代带来的挑战已无可回避,既躲不了、绕不开，也捂不住、铲不掉。
与群众沟通,必先解决本领恐慌的问题
面对新媒体带来的挑战，迫切需要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主动与群众沟通，改变在新媒体上政府信息发布数量和渠道有限的现状，及时地把群众关切的信息发布出去,准确地把群众质疑的问题解释清楚。但是，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多是领导干部在这些挑战面前表现出的诸多困惑和不适应:一是不知该不该说，二是想说不知该说什么，三是不知该让谁说，四是不知该对谁说，五是不知该说多少，六是不知该什么时候说，七是不知该怎么说。因而形成了通过新媒体与民众沟通的领导干部一少、二慢、三被动的现状。当网上出现不实信息甚至形成舆论热点时，能够主动用新媒体与群众沟通的领导干部并不多。
导致领导干部在新媒体上边缘化、缺位无语的原因,一是不适应日益复杂的舆论生态，不敢用新媒体与民沟通；二是不适应被网民高度关注，不愿站出来发声；三是不适应直面群众,不知怎么与网民打交道；四是不了解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不会用微博、微信；五是不适应在众多复杂的信息中引导舆论，即使说了也不被关注；六是不适应被网民质询，不知道如何面对和答复。
这些原因的形成，一方面是缺少鼓励领导干部用新媒体与群众沟通的机制;另一方面是有些领导干部只看到新媒体带来的挑战,没看到新媒体是与群众沟通的新抓手、新机遇，没看到群众用新媒体获取政府信息的急迫需求，忽视了群众的期待，认为工作是政府的，形象是党的，风险却是自己的，明知该发声，却不愿站出来，因而也不愿深入了解和研究新媒体的特点、规律、地形地貌、风土人情。
与群众沟通,这把刷子领导干部必须有
当今时代，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有没有准备好都必须面对，不同的是如何面对。有人指责制造不实信息的网民不负责任，有人抱怨新媒体舆论太难驾驭，有人主张集中力量删除管控，但却很少想到，我们自己是不是在用新媒体主动发声上缺了位、失了语，少了些阵地意识和用新媒体与群众沟通的主动性？对有害信息坚决删除管控当然没错，但应该在删除的同时,加大正面信息的传播和网上舆论的引导,管用并举。
要建立鼓励领导干部运用新媒体的机制。目前,成为网上意见领袖,并被网民认可的领导干部还太少，鲜有一呼百应的网络大V。形成这种状况的最主要原因是缺少鼓励机制。多数干部深潜水中,不愿发声,因为不站出来没有错，站出来反而有风险，说不定还会影响前途。没有多少领导干部带头站出来,主动用新媒体与群众沟通。究其原因,是缺少创新工作、敢于担当的动力。因此，急需建立鼓励机制，支持领导干部开微博、微信,用新媒体为群众服务。
要强化领导干部新媒体舆论引导能力。在新媒体上发声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能力。这是领导干部几把刷子中必须有的一把。用好新媒体，必先对外了解网民的信息需求，对内掌握重要政策措施、关键信息，还要具有高水平的策划能力,把握好时、度、效，改变固有的表达方式。尤其是突发事件发生或是谣言产生时，不仅敢、还要会及时把该说的传播出去。“北京微博发布厅”建立后，我们提出了“消灭长句子，赶走书面语”的要求，还总结出发博的“16字方针”、“12忌”和7项规定，对各单位政务微博团队和发言人策划、编发高水平的微博、微信有很强的指导性。
要建立领导干部用新媒体与民沟通的长效机制。鼓励领导干部走进新媒体, 必须建立机制,从上到下强推进，形成用新媒体为民服务的氛围和制度。美国政府官员70%开通了推特和脸谱，很多政府部门把用新媒体与民众沟通当成对官员的基本要求。建立机制,领导重视是前提，一把手态度是关键。不仅要有舆情研判、口径授权、对外发布、回应关切等有效机制,保障领导干部微博、微信的规范有序;还要把互联网纳入新闻宣传的整体框架和部署中统筹,形成全媒体传播战略；更要让领导干部学会把网民的关切和政府需要传播的信息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微博、微信传播政府信息,满足群众的信息需求。
各级领导干部只有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创新工作方法,才能用这个新抓手、新渠道掌握微政时代的舆论引导权,更好地与民沟通、为民服务。
（作者为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

如何用“中国话语”讲透“中国故事”
——关于思想理论建设重点的新思考
李德顺
●习近平同志指出：“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这个警示非常重要，值得深刻思考。我们的理论建设要解放思想，就不仅要注意体制外的思想动向，回应各种怀疑或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言论；更要注重自身体制建设的改革和完善，以增强理论创新的活力。
●必须从基础理论方面，对那些实践中凸显出来的重大问题加强科学化系统化的阐述。
●目前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体制中有些规则、指标和程序本身，实际上是在要求或引导人们脱离科学讲效益，脱离问题讲套话，脱离内容讲形式，脱离质量讲数量，脱离法治讲人治。
全面深化改革离不开相应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支撑。在近年社会思潮纷繁复杂、争论很多的背景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明，使我们的理论目标更清晰。要走好中国自己的路，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把理论研究的方向和重点，放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坚定不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上，少说空话多务实，注意研究真问题，回答真问题，为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正能量。
■当今中国有很好的“故事”，却缺少理论上相应的好的“话语”来讲述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基础理论发展是否已经与改革实践的发展达到了良性互动和同步前进的状态？实事求是地说，恐怕还有许多不足。一方面，对改革开放实践中很多成功的经验，未能充分超越政策论证和政治口号层面，及时从哲学、经济学等基础理论的高度加以总结、提升和表达，以形成具有当代中国风格和气派的哲学与经济学等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对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和教训，也未能超越就事论事的层面，从其普遍性层面加以透彻的解读和引导，并依据理论的顶层设计使之产生普遍化的规则和规范。由于这些不足，总体上就造成了一种结果，如奈斯比特所说：当今中国有很好的“故事”，却缺少理论上相应的好的“话语”来讲述它。与此同时，社会上却不乏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随意发挥的“主义”、空洞无物的口号等广为流传。它们不仅严重曲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使我们的主题、旗帜和主导思想被淡化、模糊，甚至被解构和取消了。因此，我们必须从基础理论方面，对那些实践中凸显出来的重大问题加强科学化系统化的阐述。这里列举几例。
比如，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方方面面的具体理论和逻辑基础、基本的观点和方法是怎样的？它在政治和政策上的体现，在实践中效果的检验和反馈，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什么？等等，都是要结合实践切切实实做出回答的。如果在这些问题上缺少深入、准确、全面的研究、思考和表达提炼，对有些基本观念的把握就会模糊和动摇。比如最近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不能只发展市场经济，不发展社会主义》。从它的题目和内容可以看出，作者仍然是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看作是两个彼此外在、分别衡量的东西来谈论的。其逻辑前提中含有这样的判断：搞市场经济就注定与社会主义无关，搞社会主义就是要给市场经济外加上一套什么先定的东西，二者之间客观上没有内在联系和相互生成的可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成了一种完全凭主观意志来进行的冒险游戏，没有科学的逻辑保证了。然而事实上，所谓“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互不相容”、“市场经济只能姓‘资’不能姓‘社’”等说法，只是一种历史上的成见，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
而我国的改革，恰恰是要破除这种成见，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体性来思考：探索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的市场经济样式，构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努力通过实践来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只有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我们才能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看到，这是一个历史上尚无先例的历史进程，其中有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有深层的理论和思想方法创新来支撑和表达。所以我们的理论研究要重在建设，而不是简单地用旧的现成观念和方法去度量新的问题，否则就会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考路径。而目前很多思想理论方面的争论，都是围绕这种观念冲突发生的。事实表明，在基础理论和思想方法方面的改革创新，依然任重而道远。
再如，究竟怎样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
二者本质上是一种同时态的并列、对立和排斥关系，还是一种历时态的继承与发展关系？这是我们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一个总体的视角和出发点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曾告诉我们，二者之间总体上是一种历时态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当然这只是一般历史性的判断。从实际上看，我国是在世界整体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的背景下，经过自己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此基础上开始创建社会主义的。正因为如此，现实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就具有了双重的特点和使命：一方面，我们要担当起在中国超越资本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原有的基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就是说，我国虽然担负了资本主义发展时代的许多代价，却未曾享有资本主义发展的真正成果。
正因为如此，对我国而言，还不能超越历史阶段要求一切都立即做到超越或区别于资本主义，还不能把战胜资本主义理解为一切都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对着干”，而是要敢于和善于吸收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文明的进步成果，积累超越资本主义的优势条件。如果上述两方面的理论定位和思想定位不清楚、不自觉，就势必脱离中国的国情，违背历史发展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导致方向性和战略性的偏差。现实中两极化的对立思维，正是这种偏差的产物：一极是缺少历史条件意识和社会实践意识，甚至分不清什么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和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征；另一极是缺少超越意识的主张，以为“现代化就等于西化”，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都看作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把资本主义的模式当成社会主义的标准。这种孤立静止的两极化的对立思维，都会严重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要彻底摆脱它们的干扰，就需要在基础理论和基本思维方式层面有所反思和创新，进一步形成既有超越精神又切合实际的理念和方法。
又如，究竟如何理解“信仰”本质及其普遍特征？
近年来，人们很喜欢谈论信仰。但对“信仰”现象的本质及其概念表述，却缺少必要的辨析和共识，因此尚未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信仰话语。这主要是由于，在元理论贫乏和规范主义思考方式的主导下，很多议论和说教仍然是把信仰与宗教信仰、甚至是某一特定宗教的信仰混为一谈，这其实是一种西式话语的误区。例如，有些人指责当代中国人没有信仰或信仰缺失，却不了解中国传统信仰中能够包容多种宗教的独特优势，因为他们仅仅是以西方传统的基督教信仰特别是某一教派的信仰模式为标准的，以为有信仰的表现，就是像教徒对教义那样忠诚，非如此便是没有信仰。这种思维方式，不仅无视世界上除了基督教以外，还有其他宗教（如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的信仰方式，甚至连基督教本身也有不同的宗派和教义（天主教、新教、东正教）这一事实也忘记了。他们关于信仰的议论跳不出西方某种教派话语的窠臼，却脱离了中国大众信仰传统的实际，因此难免沦为布道式的一厢情愿的说教。
可见，究竟如何理解“信仰”本质及其普遍特征，是我们理论上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缺少了对“信仰”本质及其普遍特征的哲学理解和科学把握，就不仅不能正确对待世界上宗教多元化的现实，更不可能清醒全面地看待信仰的两大基本类型。实际上，人类的信仰形式目前有两大基本类型：一种是有神论的信仰，各种宗教及其派别均属此种；另一种是无神论的信仰，各种非宗教式的信仰多属此种。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从有神论和无神论两种信仰共同性的高度来理解“信仰”的本质和意义，才能真正理解和尊重人们信仰的权利和自由，才能懂得如何促进多元化信仰体系之间的共处与和谐，也才能找准帮助人们建立健康文明信仰方式的途径。
可举的例子还有很多。在这些事关改革开放顶层设计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有与上述问题类似的思想障碍和干扰，不可等闲视之。
■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要有深切的问题意识，并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中国自己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上
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我们不要食洋不化，食古不化，也不要只会跟着当前的政策叫“好”。总之要有现实的超前意识和忧患意识，要有深切的问题意识，并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中国自己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上，要少说空话，从现实出发，从问题出发，切实地揭示和回答问题。只有注意研究和回答真问题，才能给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持续的正能量。思考这些问题时，不能忘记我们在理论建设方面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视角，就是要使我们的精神生产（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的主导体制更加合理、成熟和完善起来，使它显示出应有的活力和魅力。
在一个利益和思想多元化日益彰显的时代，社会上总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和诉求，这并不奇怪。关键在于要有一套合理、开放、高效的体制和机制，能够运用科学、民主、法治的方式，让社会上关注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各种思想活跃起来，并能够将其中合理有效的意见整合提升为科学的理论成果，通过在实践中的应用和检验，来不断凝聚人民群众的智慧，提升人们的共识。只有依托这样的体制机制，才能有效地不断筑牢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建构这样的精神生产体制，也是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就哲学社会科学的体制而言，毋庸讳言，目前还需要进一步走出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惯性和思维习惯，摆脱过于行政化的路径依赖。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一些思想观念、管理方式和操作方法的特点是：权力过分集中，“一刀切”的单一标准；解决一切问题习惯“自上而下”的路径，而不习惯建立自下而上的渠道；行政绩效考虑多，民主法治考虑少；事前审理一手硬，事后审理一手软；静态直线判断多，动态多维调节少；等等。如今这些习惯表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宣传领域，形成了一种过于行政化的路径依赖习惯。例如在科研和教学体制中，往往主要不是依据科研和教学规律，而是依靠行政权力来配置资源、掌握评价标准。目前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体制中有些规则、指标和程序本身，实际上是在要求或引导人们脱离科学讲效益，脱离问题讲套话，脱离内容讲形式，脱离质量讲数量，脱离法治讲人治。这些非常不利于充分依靠广大群众的经验和智慧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也不利于打造强有力的中国话语。
■脱离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这个导向，很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就不能及时形成共识，好的中国故事就讲不透
行政化的路径依赖的一个误区，是不适当地夸大了用行政权力保障话语权力的作用，从而低估了真理与人心所向的力量。这种心态非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本色，而且会严重削弱我们理论的自信形象。有些理论言说借助于局部的话语权力来张扬自己，实际上却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负责，更不是对整个历史实践负责，不是着眼于整个国家社会“五位一体”的改革实践，而是仅仅为某种功利主义的“私自化”、“圈子化”、“部门化”的话语站台。这种倾向，弄不好就会成为滋生某些思想障碍的一个体制内的温床，不利于全面深化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明确指出：“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这个警示非常重要，值得深刻思考。我们的理论建设要解放思想，就不仅要注意体制外的思想动向，回应各种怀疑或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言论；更要注重自身体制建设的改革和完善，以增强理论创新的活力。结合总书记的警示，不妨问一问：体制内的哪些因素，会成为滋生深化改革思想障碍的温床，因而需要倍加警惕和防止？怎样防止思想理论阵地受到现实利益分化和既得利益固化的侵袭，因而背离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等等。最终的问题是，怎样通过理论的科学性来保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是思想理论建设不可一日放弃的根本导向。脱离了这个导向，对中国自身的深度研究和超前研究就跟不上，很多重要的理论观点不能及时形成共识，好的中国故事就讲不透。所以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宣传”理念，充分理解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把思想理论体制和整个文化体制的改革问题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视野，使之成为强大的精神动力。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法治政府建设的进展与挑战
——北京加快法治政府建设的调查分析
作者：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市政府法治研究中心

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奋斗目标。那么当前法治政府建设的现状如何？面临哪些挑战？我们以北京市为例进行了调查与分析。
法治政府建设的七大进展
2013年，北京加大了依法行政工作力度，加快了建设法治政府的步伐，在以下七个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进展一：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不断转变政府职能，改善服务方式。2013年，全市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分两批再次取消和下放359项，其中取消163项、下放196项。市级审批事项由1562项减少至940项，减少了39.8%。投资项目审批流程经过优化后，建设项目审批环节由80多个减少为50多个，审批时限也从300多个工作日平均压缩到109个工作日。为方便群众办事，北京市加快了电子政务建设，扩大政府网上办公的范围，使网上办公成为公众办事的重要手段。“平安北京”“北京发布”被评为2013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政务微博，架起了政府与市民沟通的桥梁。
进展二：改进政府立法工作方法，扩大公众参与程度。在立法中，注重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的制度和机制，保障人民群众对立法决策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在制定2014年年度立法计划前向社会公开征求立法建议。按照立法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三结合的立法工作要求，2013年共召开了12次法律专家工作组会议，对3项地方性法规草案和9项政府规章草案进行了法律审核。
进展三：提高规范性文件审查质量，确保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2013年全年对262件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和报市政府备案的443件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合法性审查。在审查中，对于关注度高、争议较大的热点和难点事项，通过召开法律专家会加强法律论证。如交通委拟定的规范指导全市小客车合乘出行的相关意见，涉及面广，起草部门又要解决与非法运营相区别的问题，针对如何进行制度构建召开了专家论证会议。
进展四：完善行政执法体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整合原食品办、药监、质监、工商等部门的食品药品监管职责，组建新的食品药品监管机构，实行垂直管理体制，筑就食品药品安全的天网。在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中建立了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管的运行体系和工作机制。行政执法涉及的职能部门多，客观上需要建立一种综合、直观的执法平台，统筹掌握各级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职权及履职情况。2013年1月北京市“两会”期间，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构建行政执法信息服务平台，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10月,全市统一的行政执法信息服务平台项目建设工作正式启动。
进展五：推进行政复议制度改革，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化解行政纠纷中的作用。2013年全市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4968件，受理立案4165件，结案3619件，同比分别增长38.5%、51.3%、37.3%。行政复议案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新类型案件不断涌现，审查难度提高；二是群体性案件占有一定比重、涉及面广；三是政府信息公开类案件数量激增，占全部案件数的34.5%；四是案件成因复杂，处理难度大，如一些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以大规模“串案”形式出现，看似简单，其背后主要由征地、拆迁、“绿隔”等问题引发，涉及利益主体多、矛盾纠纷复杂；五是涉及行政决策、要求行政履责、行政监管的案件相对较多，这表现出管理相对人对行政机关履责是否科学合法、监管是否到位有着更高的期盼。过去几年在市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的基础上，成立了第三届北京市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首次尝试邀请申请人参加案审会，进一步增强了案件审议的透明度，提升了公信力。
进展六：积极出庭应诉，主动接受司法监督。随着法治建设的发展，行政相对人通过诉讼维护权益的需求不断增长，2013年全市法院审结行政案件10264件，同比上升9.3%。被诉行政机关积极配合法院的审理，在法院的建议下主动完善行政行为，也使行政相对人正确认识权利义务，实质性化解行政纠纷，行政案件撤诉率达36.2%。
进展七：加强依法行政培训，不断提高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6月份，北京市依法行政法制宣传教育基地授牌暨依法行政讲师团成立，北京市三级法院建成19个依法行政法制宣传教育基地，40余名法官受聘成为讲师团成员；“北京司法大讲堂”活动在6、7月进入“法治北京”阶段，各区县司法局、各街道（乡镇）司法所共举办“学法用法、依法行政”培训107场，18749名领导干部、公务员以及新换届的农村两委班子参加了依法行政培训课程；11月19日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前，请中国政法大学马怀德教授就“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行了专题讲座，政府常务会议前学法成为制度。
法治政府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从调查研究得到的情况来看，北京市法治政府建设还存在如下问题需要解决。
1.重大行政决策的程序立法滞后，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度有待于进一步提高。201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要研究制定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性规定，完善重大决策听证制度。时至今日，北京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性法规仍没能出台，以致哪些决策应当听证、听证代表如何遴选、听证意见采纳与否，缺乏明确的规定，重大决策听取意见的主观随意性较强。
2.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还时有发生。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重审批、轻监管现象仍然存在。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环境治理滞后，小广告、露天烧烤、“黑车”等痼疾顽症久治不愈，生产安全、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安全领域还存在不少问题。还习惯于突击式、运动式的执法方式，一旦出现火灾等严重安全事故，就重点整治，而实际上这种安全隐患早已存在。
3.行政执法程序还不够规范，程序瑕疵成为违法性的主要表现。从行政处罚案卷评查发现的952处问题看，行政执法部门向当事人制发的法律文书问题占40%；行政执法部门制作和收集的证据问题占25%，导致行政处罚案件面临着较大的败诉风险。从北京市各级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判决政府败诉的原因看，主要是由于违反程序所致。
4.信息公开程度与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一定的距离。从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看，信息公开类较多。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公开义务机关有的以各种理由搪塞，有的借口申请人不符合申请条件而拒绝。目前政府主动公布的业务动态类信息占信息总量的90%以上，海量的信息包括了大量的新闻类、工作活动类信息，造成政府信息与媒体信息的混同。
法治政府建设的挑战和展望
北京作为一个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而且正处于转型发展的攻坚时期，各项工作任务纷繁复杂、千头万绪，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北京市控制人口规模与公民的平等权、就业权、居住权之间的平衡；治理交通拥堵与公民财产权、出行权的保护；治理大气污染首都难以单打独斗的问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公共资源严重短缺的矛盾；中央对首都的社会稳定提出了更严格的标准和要求。要维护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保障就是法治。
1.加强顶层设计，研究制定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实施规划。下一步要按照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和推进法治北京建设的新要求，围绕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紧密结合北京市实际，组织好依法行政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共同研究制定加快本市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施规划，统筹部署法治政府建设的各项任务和措施，明确2020年前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阶段目标、主要路径、重点任务和具体措施。
2.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府职能转变逐步到位。要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