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福建外销瓷对洛可可艺术的影响.doc

中文文摘
学校编号 10394 　　　　　　　　　　　　　图书分类号
学　　号 20070458 　　　　　　　　　　　　　密　　　级

福 建 师 范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论福建外销瓷对洛可可艺术的影响
The Effect of Porcelain for Export of Fujian on Rococo Art

许雅萍

学 科 专 业：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研 究 方 向： 区域与全球的互动——福建地区
指 导 教 师： 苏文菁
申请学位级别： 硕 士

论文提交日期： 2010年 3月28日
论文评阅人：
论文答辩日期： 年 月 日
答辩委员会主席：
学位授予单位： 福建师范大学
学位授予日期： 年 月 日

2010年 5 月
1
中文摘要
在17、18世纪欧洲如火如荼地掀起了一股中国工艺品热潮，其中，瓷器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大批量输入的中国瓷器也对西方社会的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反映在艺术领域，即是促成了欧洲的美学风格由巴洛克向洛可可演变。本文首先介绍了17-18世纪以德化白瓷和克拉克瓷为代表的福建外销瓷在西欧的传播和反响，并交代二者对欧洲制瓷业所作出的贡献。其次，概述了欧洲“中国热”的兴起和表现，进而探讨中国趣味投合欧洲17、18世纪时代精神的客观原因，并展示了中国瓷器对欧洲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系列表现。再次，研究洛可可风格在曲线趣味、装饰母题、不对称效果、色调、艺术物质等方面与中国瓷器的联系，认为洛可可受中国陶瓷艺术启发而来。最后，通过分析洛可可风格的积极意义与衰落原因，认为中国陶瓷艺术的人文意识渗入到洛可可的精神核心，因而洛可可洋溢着浓郁的人性美；另一方面，洛可可艺术是对中国风格的欧洲化理解，是对中国工艺美学的夸张、不完整的肤浅理解，且对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缺乏应有的尊重和理解，洛可可排斥精神内容的倾向使其最终走向消亡。

关键词：福建外销瓷；中国热；洛可可艺术；美学影响。

Abstract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 Chinese handicrafts set off a wave of their being pursued and admired fanatically in Europe, in which Chinese porcelain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Meanwhile, the import of large quantities of Chinese porcelain had a very important influence on Western society and culture, which caused the transition of aesthetic style from Baroque to Rococo. So in my dissertation, firstly, I do research on the propagation of Dehua White porcelain and kraak porcelain in Europe in 17th and 18th century ,which were representatives of Fujian porcelain for export. Also I do research on the response of European to Dehua White porcelain and kraak porcelain ,and the contribution that Dehua White porcelain and kraak porcelain made on ceramic industry of Europe. Secondly, I discourse on the rise and manifestations of “China euphoria”, and then on the objective reasons why Sinomania catered for time spirit of 17th and 18th in Europe. And I also discourse on a series of manifestation modes of the influence which Chinese porcelain made on Europe society. Thirdly, I study the relationship of Chinese porcelain and Rococo in terms of lines, decorations, asymmetric artistic effects, colors and art materials, and I draw a conclusion that Rococo was enlightened by Chinese porcelain. Lastly, I analyze the significance and the reasons for decline of Rococo, and reach a conclusion that humanistic awareness of Chinese porcelain infiltrated the core spirit of Rococo, so Rococo glowed with humanity. But Rococo showed European’s misunderstanding and disrespect of Chinese art spirit, so rejecting the spirit meaning made Rococo die out finally.

Keywords: porcelain for export of Fujian, Sinomania, Rococo, The aesthetics is affected.

中文文摘
福建陶瓷文化是福建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下学术界对福建古外销瓷的研究方兴未艾，日益深入，福建古瓷器为世界制瓷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所作出的贡献正不断得到重视。伴随着这一趋势，本文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德化白瓷和克拉克瓷，通过归纳、梳理其对17、18世纪的欧洲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客观地评价福建明清外销瓷在17-18世纪中欧文明交流史上的地位。福建窑场承担了17、18世纪华瓷对欧出口的绝大部分产量，在中国瓷器影响西方文艺生活，乃至促成巴洛克向洛可可的演变方面，福建外销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绪论首先回顾了福建古陶瓷的发展史，并对闽瓷的海外交通条件和外贸情况作了说明，确立了福建作为“海上陶瓷之路”主要源头之一的历史地位。研究综述部分以德化瓷为例，力争完整、客观地反映国内外对闽瓷的研究情况；另一方面则重点论述了中国学界在包括陶瓷在内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洛可可艺术之联系这一课题上取得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发现“中国/福建陶瓷文化对洛可可风格的影响”这一论题尚有深入发掘的空间。选题意义部分为论文定下了一个基本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向，明确了所要解决的问题，即在中欧文化交流的背景中，在归纳、整理闽瓷等中国明清外销瓷对西方文化之影响的基础上，探讨陶瓷艺术等中国工艺美术对洛可可风格产生影响的现实原因及具体表现，并对这一影响进行深入的认识和思考。
第一章，在论证17-18世纪输入欧洲的瓷器主要来自福建的基础上，从闽外销瓷本身的风格特性入手，介绍了德化白瓷和克拉克瓷等专为外销而产的福建古陶瓷的海外贸易盛况及二者在西欧所引起的巨大反响。随着欧洲社会与中国瓷器的持续深入接触，瓷器的实用性、艺术性、可盈利性逐渐激发了欧洲国家自主研制生产瓷器的欲望，欧洲制瓷史基本上是模仿中国瓷器的历史，其中，对德化白瓷和克拉克瓷的仿制深远地影响了欧洲的陶瓷发展史。值得一提的是，西人正是在对华瓷的仿制过程中，从中国瓷器艺术中得到启迪和灵感，进一步启发了洛可可的审美需求。
第二章，主要分析欧洲出现“中国瓷器热”的客观原因和具体表现，以及这一热潮在建筑、文学等艺术领域的反响。本章首先梳理、归纳了17-18世纪法国及欧洲其它地方“中国热”的深层原因及重要表现，指出对瓷器的渴望是构成欧洲“中国热”的重要内容，进而从实用性、艺术价值和异国情调的吸引力等方面分析中国瓷器风靡欧洲的原因。欧洲对瓷器的狂热极大地影响了欧洲社会的生活和文艺领域，具体表现为对华瓷收藏成风、大兴土木、广建瓷宫、出现大量讴歌华瓷的诗篇和绘有瓷器的静物画等。中国瓷器文化不间断地对欧洲社会生活、艺术文化和美学风格产生积极影响，到18世纪，终于凭借其固有的艺术功能性，从物质到精神，曲折地参与到由巴洛克向洛可可演变的审美化历程中。
第三章，具体分析闽瓷等中国瓷器对洛可可风格的影响。首先讨论巴洛克兴起的宗教背景及其艺术特色，政治、社会背景的转变使巴洛克开始失宠，艺术理想从宏伟转向愉悦，洛可可应运而生。进而比较巴洛克与洛可可两种艺术风格，并交代洛可可盛行的社会原因。在全面介绍洛可可风格的基础上，强调洛可可首先是一门装饰艺术，而正是在洛可可强调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内部装饰之中，从中国传入的瓷器等工艺品才得以作为洛可可装饰艺术的一部分，率先进入了欧洲家庭。本章深入分析了中国外销艺术品的审美价值受到欧洲社会注意、吸收和模仿的多重原因和表现，明确指出洛可可这一审美趣味生成的主要动力在于对中国风格的模仿，中国工艺品引发洛可可的兴起。而瓷器是传播中国工艺美术的重要媒介，某种程度上说，洛可可是由中国陶瓷艺术启发而形成的一场美学运动。本章还分门别类地重点论述了洛可可的曲线趣味、装饰母题、不对称原则和色调风格受中国瓷器影响，以及洛可可对艺术物质提出新的要求，而瓷器是洛可可天然的装饰材料。
第四章，从文化互动和文化认同的角度对洛可可艺术作出全面评价。通过分析洛可可风格的积极意义与衰落原因，认为中国陶瓷艺术的人文意识渗入到洛可可的精神核心，因而洛可可洋溢着浓郁的人性美，洛可可是一门充实的生活的艺术；另一方面，洛可可与中国趣味一拍即合，中国因素被西化而为洛可可服务，但洛可可艺术是对中国风格的欧洲化理解，是对中国工艺美学的夸张、不完整的肤浅理解，且对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缺乏应有的尊重和理解，洛可可排斥精神内容的倾向使其最终走向消亡。洛可可反映了18世纪的欧洲对理想化中国的热诚向往，尽管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充满了谬误，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东西之间地理距离遥远、文化差异巨大且受制于有限的信息源，使得混淆和误构反而成为文化交流中屡见不鲜的现象。

目录
中文摘要 I
Abstract III
中文文摘 V
目录 VII
绪论 - 1 -
第一章 福建外销瓷 - 5 -
第一节 闽瓷风貌 - 6 -
第二节 漂洋过海 久嗜成师 - 8 -
第二章 欧洲社会的“中国瓷器热” - 11 -
第一节 18世纪欧洲“中国热” - 11 -
第二节 西靡欧洲的中华瓷韵 - 13 -
第三节 中国陶瓷对西方社会的影响 - 15 -
第三章 中国瓷器对洛可可艺术的影响 - 23 -
第一节 从巴洛克到洛可可 - 23 -
第二节 洛可可风尚 - 24 -
第三节 中国陶瓷艺术对洛可可风格的影响 - 26 -
第四章 洛可可艺术的二重性 - 33 -
第一节 洛可可的积极意义 - 33 -
第二节 洛可可艺术的衰落 - 36 -
第五章 结论 - 41 -
附录一、福建外销瓷补充介绍 - 43 -
附录二、欧洲仿制华瓷史概述 - 47 -
附录三、中国瓷器风靡宫廷之表现 - 49 -
参考文献 - 51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57 -
致谢 - 59 -
个人简历 - 61 -

绪论
绪论
一、福建瓷史、海外交通史概述
福建陶瓷生产由来已久，经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就有陶器制作，之后制陶、制瓷工艺不断进步，历经了硬陶、釉陶、原始瓷器、青瓷几代的不断改良，到宋元年间，福建的陶瓷生产已蔚为大观。宋元之际是中国，也是福建陶瓷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今已发现省内宋元时期古窑址达数百处之多。陶瓷产业的兴盛主要得益于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而当时经济发展、手工业发达的社会条件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宋元二代，闽北的建阳窑黑釉瓷、同安窑“珠光青瓷”在日本盛极一时，建窑的兔毫盏、鹧鸪斑、油滴盏工艺卓绝，在国内好评如潮，其中的传世佳作“曜变天目”甚至在今天的日本仍被奉为国宝；同安窑青瓷在日本极受“茶汤之祖”珠光文琳的青睐，故被誉称为“珠光青瓷”。元代来华的马可·波罗对闽南的德化窑青白瓷赞颂有加，还择其佳品带回意大利。此三者工艺超群，斐然中外，是福建宋元外销瓷最具代表性的出色作品。此外，泉州窑、晋江磁灶窑、安溪窑以及建瓯、建宁、莆田、闽侯、漳浦等地的诸多窑口不胜枚举，这些产瓷区将优秀的瓷器销往日本及菲律宾、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各国，甚至辗转流传到非洲等地，引来不绝于耳的赞叹。
福建瓷器海外贸易的盛况与省内诸港口的发展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泉州港自宋以来就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港口，有元一代，泉州港继续维持其繁盛局面，并不断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品集散港口。元代的泉州港已跃升为中外贸易的中心，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大门户。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赞泉州为“世界两大港之一”；摩洛哥伊本·白图泰则索性断言:“泉州为世界最大港之一，实则可云惟一之最大港”。因此，宋元时代的泉州远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港口，更是世界性的国际贸易港。泉州港在明清时期日渐衰落，而厦门港则在明初开始崛起，是与东亚、南亚、东南亚各地往来贸易的重要门户。明末清初，郑成功在厦门创办海上商队，积极投入对外贸易，“客观上造就了厦门港开拓海外贸易的有利条件, 从而使厦门港完成了面向南洋、通向世界的第一次历史性转折, 发展成为东南沿海的重要贸易港口。”[① 郑东、石钦．厦门港——闽南古外销陶瓷的外销锚地．港口与海外贸易．2005年第3期，第91页。
]清代，厦门港已极具规模，其内外航运与海上贸易迅速发展，跻身于东南沿海贸易大港的行列。此外，福州港与漳州月港的海外贸易事业也相当可观，是福建古外销瓷外销的重要中转站。福建各港口的兴旺繁荣离不开省内窑场的发展，离不开海外市场对闽瓷的巨大需求。福建沿海各港将大宗瓷器源源不断地销往亚洲、非洲、欧洲各地，影响了海外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架构起中外经贸与文化交流的桥梁。综上所述，福建作为“海上陶瓷之路”主要源头之一的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二、文献综述
关于福建外销瓷的研究数量可谓浩如烟海。以德化瓷为例，德化窑是福建最重要的特色窑场之一，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对德化窑及德化白瓷有了较深入的研究，至今方兴未艾。要者如下，福建省博物馆《德化窑》记载了对德化盖德碗坪崙窑址与浔中屈斗宫窑址的发掘考察，包括瓷窑位置、地理环境、发掘经过、瓷窑保存情况及出土遗物，并在附录中深入探究了两窑的年代问题。陈建中《中国福建古陶瓷标本大系——德化窑》以标本资料和考古勘察资料，展示了唐至民国德化窑的历史状况。郭其南《瓷都德化》高度评价了德化建白瓷、高白瓷、瓷雕与特艺瓷，并介绍了建国后德化瓷业复产的情况。陈建中、孙艺灵《德化白瓷》堪称对德化白瓷研究的集大成者，影响较大。本书对不同时代德化白瓷的造型和釉色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根据亚、非、欧等广大地区德化瓷的出土资料，归纳梳理了德化瓷出口的综合情况，包括时间跨度（从北宋到清）、釉色、器形等内容。
外文文献方面，唐纳利《中国白——福建德化瓷》涉及面极广，被评价为“一部德化白瓷研究的百科全书”，内容涵盖了德化制瓷历史、雕塑技艺、海外藏品以及德化白瓷在海外的影响，主要通过对中国白的海外藏品的细致描述与介绍（特别强调其西洋风格），运用类型学、统计学、历史学、文物学等多学科角度对德化白瓷的各方面进行巨细靡遗的论述。该书成书于1964年，囿于当时资料与条件所限，书中存在着少数关于德化瓷年代问题的错误观点。罗伯特《中国白：绝妙的德化瓷》同样详尽介绍了德化白瓷的历史、年代、器形、工艺、窑炉、瓷师等内容，“国内外市场”与“欧洲瓷器生产的发展”两章论述了德化白瓷的对外输出及其对欧洲制瓷业发展的影响。《中国白:德化白瓷论文集》中由约翰·盖尔所著的《论德化白瓷的影响》一文以大量实物资料为基础，深入探究了德化白瓷的断代问题，并总结出德化瓷的特征和影响。
国内外关于德化瓷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其中不乏对德化窑发展历史的介绍、对德化古窑址的发掘考察、对德化瓷器的各种介绍与评价、对海外不断出土发现的德化古瓷的整理。此外，还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德化与欧洲制瓷业的交流，并表现出深入严谨地探究德化古瓷年代问题的趋势，而关于德化白瓷在世界制瓷史上的地位及其输出海外对他国文明、文化的影响等问题则较少论及，相信今后将越来越得到重视。
瓷器作为集文化、艺术于一身的物质媒介，它的大规模输入势所必至会对中欧的文化交流互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而参与到西方艺术风格演变的进程中。中国瓷器对欧洲洛可可艺术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点在学术界已是不刊之论，然而从深度和广度上针对这一影响过程作具体而系统的研究则仍在少数。综观国内与这一论题相关的研究，意境高远者当首推陈伟、周文姬的专著《西方人眼中的东方陶瓷艺术》，该文最后一章着重探讨了陶瓷美学意蕴对洛可可艺术的影响，作者认为中国陶瓷艺术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美学思想中浸染而成，显示出具有形而上意味的人性美，而中国瓷器之所以成为洛可可的诱因之一，正在于陶瓷艺术体现的美学精神所传达的人文意识。方李莉《中国陶瓷》指出外国人出于自身文化习俗和欣赏习惯的要求而定制的瓷器，既为中国人接受西洋风格和西方艺术打开了一扇窗，也因此形成了众多中外合流、中西合璧的陶瓷作品。方李莉并进一步转述了德国符可思博士《中国风》一文中的观点，中国瓷器对洛可可风格的影响十分明显，大致表现在：1、气氛轻松自由；2、不规则的线条；3、画花边、图案的边脚装饰；4、用线追求随意性。袁宣萍《十七至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风设计》认为包括中国陶瓷在内的各种中国风设计与洛可可艺术紧密联系，中国风是洛可可最富魅力的一个艺术领域，而洛可可风格也赋予中国风不同于任何时代的轻松逸乐的气质。张国刚、吴莉苇《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中国趣味与罗可可风格”一章通过论述中国趣味与洛可可的水乳交融、一拍即合，提出中国趣味的出现是促使巴洛克向洛可可转变的一个因素，而洛可可也成为知识界以外的欧洲民众看待和理解中国时所戴的有色眼镜。陈伟、王捷《东方美学对西方的影响》专辟“陶瓷美学对西方的影响”一章，具体介绍了中国瓷器在欧洲的传播和反响，并提出以陶瓷为主的中国工艺品在欧洲艺坛掀起一股“中国风”，并促成了巴洛克向洛可可的转变。徐菁的论文《明代青花瓷艺术对欧洲罗可可艺术思潮的影响》介绍了景德镇青花的生产和外销，指出景德镇青花的用线和瓷画刺激了欧洲人民的艺术兴趣，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渗透了洛可可艺术。
三、选题意义和论文思路
陶瓷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福建陶瓷文化更是福建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福建瓷器对外传播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自宋以来福建瓷器大量流向海外，并对销售地的人们生活习惯与社会文化产生了程度不一的影响，而这一方面的相关研究迄今尚不充分，有一定的开拓空间。此外，作为一名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通过探究器物传递的文明而进行跨文化研究是极具意义的。
以“中国白”和克拉克瓷为代表的德化、漳州窑等福建瓷窑产品在明清之际大量西传，占有了当时欧洲华瓷市场的主要份额。对瓷器的狂热是构成欧洲“中国热”的重要内容，而“中国热”所滋生的中国趣味是洛可可风尚的诱因之一，论文最后结合以陶瓷艺术为代表的中国趣味与洛可可的联系，对洛可可艺术进行双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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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福建外销瓷
第一章 福建外销瓷
陶瓷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陶瓷制作是中国对整个人类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进程最杰出的贡献之一，是世界文化和工艺史上辉煌的篇章。中国古陶瓷入宋以来即大批量地输往海外，且数量与日俱增，在明清年间华瓷外销一度发展到顶峰。保守估计，仅18世纪，中国销往欧洲的瓷器至少在6000万件以上。中国瓷器的外传对他国文化、艺术、生活产生了无与伦比的重大影响。福建省地处我国东南沿海，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陶瓷产区，其境内古窑址分布密集，数量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浙江。福建地区窑口的古瓷器、瓷片在境外的考古发掘中屡见不鲜，而在国内出土却相对稀少得多，仅此一点，便可证明福建窑口以烧造外销瓷为主。德化白瓷和克拉克瓷是明清时期福建外销瓷中最大宗的产品，此二者在16-18世纪源源不断地输入欧洲等地，对西方艺术思潮的演变形成了不可抹灭的影响。
福建和江西景德镇历来是中国出口瓷的两大主要产区，然而，每当论及明清年间输往西方的中国瓷器时,人们往往把这些瓷器归类为江西景德镇官窑产品。但是,如此数量浩繁、品种各异、水平不齐的瓷器，仅景德镇一地的窑场能有如此巨大的生产力吗？且官窑必须承担向朝廷进贡的义务，并将相当数量的产品用于内销。此外，万历年间（1573-1620），景德镇官窑发生原料危机，瓷土日益减少，御窑厂于是企图霸占其它地方的瓷土用于官烧，激起了民间的强烈反抗。“1602 年,窑工反对陶监的斗争发展为火烧御窑厂的暴力斗争,加上明末清初朝代更替中出现的政治动乱,使景德镇出现了约80 余年的不安定。”[① 李金明．明清时期中国瓷器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47页。
]入清以来，康熙初期的三藩之乱使景德镇的瓷业经营受到冲击，而郑成功雄踞东南沿海一方，与清廷对峙，也极大地限制了景德镇官窑瓷的外销，以致当时欧洲市场上的景德镇瓷器非常稀有。欧洲传世瓷器中能确认为l66l—1682年的景德镇瓷器寥寥可数。17世纪末18世纪初，景德镇官窑又因陷入过渡期困境而发展不善。“这些政治的、原料（高岭土的官属和自由开采斗争）的和管理制度（官民窑之争与官搭民烧制度的确定）上一系列问题，造成了景德镇内销和外销瓷生产的减产甚至停顿”[① 李金明．明清时期中国瓷器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47页。
]。那么，明清之际大规模西传的中国瓷器究竟主要产自何处呢？1994年日本关西近世考古学研究会与福建省博物馆联合调查，初步得出了结论，即福建沿海配合走私应运而生的漳州窑等民窑与历来瓷业兴盛不衰的德化窑是华瓷对欧出口的主要产地。要而言之，景德镇的多次经营困境，一方面直接造成了福建瓷占据了明清时期欧洲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另一方面，景德镇部分窑工为谋出路辗转东南沿海寻求生计，为漳州窑等福建瓷窑的崛起或兴盛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机遇——“与海外市场紧密联系的闽粤地区是景德镇青花瓷业技术转移的重要地区”[① 王新天、吴春明．论明清青花瓷业海洋性的成长——以“漳州窑”的兴起为例．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63页。
]，景德镇先进生产技术的引进，无疑为福建诸多窑场瓷艺的提高注入了一股鲜活的力量。

第一节 闽瓷风貌
明清时期，福建制瓷水平大幅提高，最显著的标志是德化白瓷和青花瓷的生产。德化白釉瓷的问世是福建瓷史上最璀璨的一页，德化白瓷在海外被唤为“中国白”，享有“国际瓷坛明珠”之美誉，德化“瓷都”的盛名也由此而驰名中外，声蜚寰球。明清福建青花瓷产区集中在闽北、闽中、闽南等地，其中以漳州平和窑与德化窑最具特色，其生产规模之庞大、产量之丰富、工艺之精巧都是空前的。明末清初，克拉克青花瓷大量生产并销往欧洲，受到王公贵胄和普通百姓的广泛喜爱，甚至成为欧洲人显示地位、夸耀财富、展现品位的象征，是中欧文明交流的重要载体。日本人视为珍品收藏的交趾瓷，长期以来人们误认为其产地在越南（旧称交趾）,今研究证明所谓的交趾瓷产自福建漳州平和田坑窑，“交趾瓷”的误称极可能与当时福建海商的“三角贸易”（福建-交趾-日本）有关。明清年间的福建青花瓷器品种繁多、造型各异、艺术水准较为高超，烧成之后大批量地销往世界各地。
明清德化窑
德化，是我国古代南方著名的陶瓷产区，更是外销瓷器的重要基地，曾与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并称为中国“三大瓷都”。迄今德化县境内已发现唐宋、元、明、清历代古窑址达200多处，遍布全县各地。德化窑得以世代相承，独领风骚，成为民窑中的佼佼者，凭借的是本地窑工的卓越技巧、独到经验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此处瓷土矿藏资源丰富，水质良好，对外交通便利，是烧造瓷器的理想之地。德化窑产品自宋以后开始漂洋过海，大批量销往亚洲各地，明清二代，德化瓷继续远渡重洋，将贸易航线延伸到欧洲各国。
16世纪，德化白瓷最初进入欧洲市场之后，备受西方人的青睐，获得了广泛的高度评价。法国朋友称之为“不兰克帝支那”（Blanc de Chine），即“中国白”，誉为“中国瓷器之上品”。此后，“中国白”便成了德化白瓷在国际通用的代名词。欧洲人纷纷为德化白瓷所倾倒，称其“‘乃中国瓷器之上品也’，与其他东方名瓷迥不相同，质滑腻如乳白，宛如象牙。釉水莹厚与瓷体密贴，光色如绡若轻瓷之面泽然” [① 转引自刘幼铮．中国德化白瓷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德化最富盛名的瓷塑艺术大师何朝宗所制造的观音、达摩、弥勒等佛像雕塑品更是被西方人奉为珍璧，享有“东方艺术”的美誉，为“天下共宝之”的珍品。德化“中国白”在传到欧洲大陆后，立刻受到欧洲贵族们的欣赏和喜爱，拥有显赫的声誉，在西方上流社会的审美品位和艺术收藏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德化窑历代生产和外销延续不断，经久不衰，其蓬勃发展始终离不开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17世纪以来，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大量销往欧洲，其后往来贩运不已；18世纪则是德化窑产品行销欧洲大陆的全盛期。数量浩繁、精妙绝伦的德化瓷极大地丰富了17、18世纪欧洲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对欧洲的瓷器工业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推动东西方陶瓷文化交流方面作了积极的贡献，在世界瓷艺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福建德化“中国白”瓷器在17世纪开始大量销往欧洲，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欧洲社会对其奉若至宝，争相搜集珍藏。至今在西方各国博物馆及私人藏室仍保存着相当丰富的“中国白”，这些瓷品大都是在17世纪最后25年到18世纪第一个25年进驻欧洲各国的，此时正值西方社会美学风格演变之际，大量出类拔萃的德化瓷器的输入恰恰助长了洛可可艺术的崛起。
德化瓷器在欧洲经历了一个逐渐被接受并随当地生活习惯和审美需求发生改变的过程。德化瓷尽管细致精美，但许多在中国极具实用性的器型在与东方文化习俗大相径庭的欧洲社会中却并无用武之地，德化的花瓶在欧洲宫廷里被用作牛奶罐，而小酒杯、厚重瓷盘在欧洲市场则几乎没有销路。于是，精明的荷兰商人们便着手对德化外销瓷器的造型和纹饰进行改造，他们在订货时提供了木制、甚至陶制的样品和花样，要求德化窑场“依样画葫芦”。这些专为适应西方市场需求而特制的产品在德化大批量地生产且专销欧洲国家。因此，明清德化窑的外销日用品，有相当一部分是针对欧洲社会的喜好和习惯而生产的，如啤酒杯、宽边午餐碟和芥末罐之类，而且“式样奇巧，岁无定样” 。德化瓷像进入欧洲市场后，立刻作为奇珍异品而受到热烈的欢迎，随后，欧洲人即来样订制西洋风味十足的（组合）瓷塑。在德化外销瓷中，这些由西方人设计的瓷雕是份额最小的一类，但又是最有趣和意义非凡的。专为满足西方人需求所特制的各类西洋瓷塑糅合了东西方艺术风格，这些产品在当时的欧洲极为抢手，被广为收藏，至今仍有不少保存完好的精品。这既体现了德化窑高超的制瓷工艺，也势所必然地推进了中欧之间的文化交流互动，对欧洲的陶瓷业更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克拉克瓷
克拉克瓷是明万历年间至清初生产并销往欧洲的瓷器中最受欢迎的青花品种之一，是专门针对欧洲市场需求所设计的特色产品，也是我国外销瓷中数量最多的一个品种。关于克拉克瓷的窑口众说纷纭，目前学术界对于福建漳州平和窑与德化窑为克拉克瓷产地的推论争议不大，而景德镇则因考古资料的不足尚待进一步证实。克拉克瓷是专供外销的产品，国内近年来先后出土了100余件克拉克瓷盘，但皆与国外藏品水准相差甚远，基本都是残次品，这也证明了当时克拉克瓷器的合格产品几乎全部销往海外，克拉克是不折不扣的外销瓷。自16世纪开始输入欧洲后，克拉克瓷不绝于途，在西方销量极大，深得欧洲人青睐，不但频频见于17世纪的荷兰静物画，而且荷兰、德国、英国、日本等也纷纷对其进行仿制，到18世纪还陆续有克拉克仿品问世。克拉克瓷在中西方文明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福建陶瓷对欧出口有力的历史见证。

第二节 漂洋过海 久嗜成师
瓷器素来是中国对外物质文化交流中最活跃和最受青睐的商品之一，但在16世纪以前，只有零星少量的中国瓷器辗转传入欧洲。16世纪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新航线的贯通使欧亚非开始联为一体，引发了新一轮的规模空前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互动，在这一波经贸风潮中，葡萄牙的航海冒险家们于1514年首先到达中国，并积极往来贩销瓷器，成为第一个进行华瓷贸易的欧洲国家。中国瓷器在当时的欧洲物稀为贵，供不应求，经营中国瓷器使葡萄牙商贩们获得了大为可观的利润，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也因垄断了欧洲市场的华瓷销售而取代了意大利的威尼斯，成为当时欧洲经营中国货物的中心。随后，不甘落后的西班牙人以菲律宾的马尼拉港作为中转基地，大批量采购来自中国福建的大帆船所载运的瓷器等货物，继而转运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和欧洲各国。17世纪初，刚经历资产阶级革命摆脱了西班牙统治的荷兰在东西贸易中脱颖而出，在航海和国际商贸活动中跃居世界领先地位。荷兰商人在出洋以前便热衷于从葡西的东方货物市场转口销售瓷器等各类中国物品。及至他们驱逐了葡西对手，在远东贸易中渐渐占了上风，经销中国外销艺术品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的大宗专利。1602年荷兰东印度贸易公司成立伊始，即大张旗鼓地到中国营运和贩销瓷器，使华瓷以空前的规模销往欧洲、美洲等地。荷兰东印度公司先后以台湾、广州、厦门、福州等港口为据点从事瓷器营运活动，在其建立以后的80年里，始终执全欧的瓷业商贸之牛耳，而荷兰凭借其众多的远洋商船和国际贸易港，更成为中国瓷器贩往欧洲内陆的中转地。据《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瓷器》的记载，1610年7月有一条船运载了9227件瓷器至荷兰，1612年运荷瓷器已达38641件，1614年升至69057件。1636年继续攀升，总量达259380件，1637年21万件，1639年则飙升到了36万6千件。据统计，仅1602-1682年，荷兰运往欧洲的华瓷至少在1600万件以上，平均每年达二十万件之多。荷兰在华瓷贸易中的垄断地位持续到18世纪中叶，开始显得力不从心了。英国、法国、葡西等国商人则趋利纷至，陆续建立东印度公司来华进行瓷业贸易，使华瓷西运的商贸活动专门化，掀起了一波更为声势浩大的瓷器外销的浪潮，而欧洲市场上营销华瓷的首位也开始为英国、法国所代替。英国商人在18世纪初运返欧洲的华瓷数量已达二千五百万至三千万件。1700年，法国著名商船“安菲托里特”号历经一年多的远洋航行后，于广州满载160箱精美的中国瓷器返航，隔年此船又从中国运走瓷器93捆，传为一时佳话。德国、丹麦、瑞典、奥地利、比利时、俄国等商队也随之纷至沓来，载瓷而归，大获其利。18世纪前期，清政府先后允许英法、荷兰、丹麦、瑞典等欧洲国家在广州开设贸易机构，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瓷器的外销进程。保守估计，在16世纪至18世纪的两百多年中，西方各国贩运回欧的中国瓷器应不下于七、八千万件[①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著．中国古陶瓷研究 第三辑：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会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195页。
]，是华瓷外销史上数量最多、最为光辉的鼎盛时期。
16世纪至18世纪，是中国外销瓷生产与贸易的黄金时代，欧洲市场对华瓷的巨大需求，欧洲商人的积极往来运销，兼之国内民间海外贸易的高度活跃，共同促动了长达两个世纪以来中国外销瓷庞大的对欧输出量。18世纪下半叶以降，欧洲的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国纷纷热情高涨地发展本国制瓷业，尤其特别大费周章地仿造中国瓷器，中国的瓷器外销量因此受到冲击，一段时期内有减退的趋势。但是，当时欧洲制瓷成本极高，产品价格相对昂贵，产量有限。而中国外销瓷则价格低廉，工艺成熟，且大都是专为适应西方市场而制作的，因此纵观18世纪，欧洲对中国外销瓷器的需求始终居高不下，如英国仅1780年一年就向中国订购了80万件瓷器。中国瓷器行销西欧的繁荣局面，一直维持到19世纪初期，之后日渐衰减，但是一直到20世纪初，中国瓷器仍不断传入西方。
随着欧洲社会与中国瓷器的持续深入接触，瓷器的实用性、艺术性、可盈利性逐渐激发了西欧国家自主研制生产瓷器的欲望，然而，从最初的探索到真正成功烧制硬瓷，他们经历了十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见附录二）“从16世纪起，欧洲陶瓷史实际上是欧洲在装饰和材料方面努力模仿中国瓷器的历史” [② 艾田蒲著 许钧、钱林森译．中国之欧洲 西方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下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欧洲国家在试制瓷器的过程中，虽然已融入了明显的西方风格，但他们仍能从中国瓷器中汲取灵感，仿效东方样式和东方情调，正如西方学者所言：“这种对东方古典美的吸收，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对东方瓷器的仿制显得更为突出的。” [① 陈伟、王捷编著．东方美学对西方的影响．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02页。
]
西欧各国仿造华瓷的活动中，对来自福建的克拉克瓷和德化白瓷的模仿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仿德化瓷为例。在17、18世纪，德化白瓷极得欧洲人垂青，往往供不应求。于是，欧洲瓷厂如迈森、圣克卢与切尔西等纷纷投入重金，研发仿制。1715年迈森的伯特格尔首先成功复制了两件德化白瓷，一件是圆柱形烛台，上面装饰着菊花浮雕图案，另一件是5英寸的小型弥勒佛瓷塑坐像。之后，迈森又仿制了酒壶等各式德化瓷。迈森瓷厂是欧洲首制硬瓷的开拓者，而它的突破正是始于对德化白瓷的复制，因而，德化瓷对于西方制瓷业有着非同一般的启蒙影响。在伯特格尔的倡导下，18世纪中叶前后，英国的“弓”瓷器工厂和切尔西工厂、法国的圣克卢和钱蒂雷工厂、腓特烈二世所扶持创建的柏林窑、丹麦的哥本哈根皇家瓷器厂都大量复制或仿制德化白瓷，从而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德化窑的工艺技术，“站在这种角度上看，明清德化白瓷引导和照耀了17、18世纪欧洲瓷业的发展之路。” [② 叶文程、林忠干、陈建中．德化窑鉴定与欣赏．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
西人正是在对华瓷的仿制过程中，从中国瓷器多姿多彩的材质、造型和装饰艺术中得到启迪和灵感，制作出无数深具中国风格的作品，这正投合了洛可可的趣味，而中国陶瓷独特的美学精神也由此进一步契合了洛可可艺术的审美需求，从而将洛可可风尚推向高潮。

文化的互动交融往往需要有特定的物质媒介，而瓷器历来就是传递文明的理想的物化形式。正如三上次男所称：“陶瓷是跨越中世纪东西方世界的一条友谊纽带，同时也是一座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③ [日]三上次男著　李锡经、高喜美译　蔡伯英校．陶瓷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55页。
]明清二代，以克拉克瓷和德化白瓷为代表的福建外销瓷源源不绝地输入欧洲，为西欧人民带去实用性和审美性的享受，既促进了陶瓷文化的传播，也大大增进了中欧的文明交流，特别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