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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论》读后感受
《21世纪资本论》读后感
历史如镜，兴替之后总会留下痕迹，顺着那些斑斑点点，我们去追寻那个时代的记忆，并憧憬着今天的真理。——题记
如果将历史比作一幅画，那经济可以看作是描绘这幅画卷最神奇的画笔，它沾着资本、土地和劳动等不同的颜料，渗透到画卷的每一个角落，让历史的每一处都精彩纷呈。每个时代都有那么些执着的人们，他们以逻辑为舟，热情为桨，不断地探求这幅画卷的秘密，发出时代最智慧的声音，如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凯恩斯等等。他们仿佛都能从这色彩斑斓的世界中找到一些闪闪发光的东西，他们像对待孩子一样给他们起着各种有意思的名字。“财富”、“看不见的手”、“资本”和“经济增长曲线”等等，而我们这篇文章要讲的是一个叫做托马斯o皮凯蒂的经济学家，他从这些孩子中领养了一个叫做“资本”的家伙，细心地观察着他几百年来的成长，耐心的感悟着它对整个世界带来的影响，谨慎的思考着如何从他那里获得让世界更加幸福的力量。他为它在新时代写了一本传记，名为《21世纪资本论》，许多的经济学家对其大加赞扬，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连续发表评论，称其为“最近十年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
该书主要的理论贡献是使用丰富详实的数据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标进行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存在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事实，并提出收入差距会继续增大。显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矛盾与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挑战具有本质差异，然而，本书在给资本主义寻找药方的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思路和思考，原因很简单：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当前也面临着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其次，本书的理论分析对象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对于发达国家面临经济问题的思考有益于我们规避未来经济中可能会遇到困境。
19世纪以来，马尔萨斯、李嘉图和马克思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社会财富分配问题，他们都对贫富分化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给与了充分关注，直到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库兹涅茨曲线”，该理论认为不平等的程度会随着经济增长自动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实证方面，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之后的30年里也的确出现了不公平程度下降的现象，似乎事实已经给该理论提供了支撑，这个观点似乎也让资本主义国家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竞争的过程中找到一根“救命稻草”，学术界对于财富和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似乎以“经济增长会自动解决分配问题”的观点为定论，对财富分配问题的研究逐渐沦为枝节。
然而，托马斯o皮凯蒂认为之前的理论支撑只是一段时期的特例，收入分配差距的状况好转并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加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使得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出现了大规模的再分配调整。依靠数据工具，皮凯蒂分析了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典型国家收入与分配的变动趋势，他指出收入不平等并非倒u形曲线，而是u形曲线。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21世纪将回到19世纪状态：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尖锐，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和战争。
从历史的眼光看，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是极为缓慢的，平均增速仅仅为2‰，与之相伴的是财富资本的高度集中。皮凯蒂以资本（存量）/国民收入（流量）为指标，发现历史上存量资本普遍是当年国民收入的6-7倍，而社会上1%的人占据了存量资本的绝大部分。在人类历史上这种资本的高度集中只有一次例外，1930-1950年，这段时间由于两次世界大战，资本重新分配；两次工业革命导致经济增长率大幅提高；同时国家职能扩张，使得20世纪中期资本分配集中趋缓。但是到了20世纪末，资本再次有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的趋势。那么，资本高度集中的根源是什么。这个值得我们深思。
有人说，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掌握了数据就掌握了发言权，我们必须意识到，数据如水，分析若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拥有详实的数据只是向真理的灯塔迈进的必要条件，数据和正确的分析思路与方法的结合，才是通往真理制高点的充分条件。我们可以看到，大规模详实的数据为作者提出关于收入差距理论提供了可靠的现实支撑，然而，任何一种经济现象的背后必然有其内在的作用机理，洞察这种机理不仅对于我们研究经济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具有导向作用，更是我们解决和规避问题的有效手段。作者为了找出只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内因，进行了三个层次问题的分析。
首先，资本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的缘由是什么。为分析这个问题，作者提出了两个资本主义定律，资本主义第一定律：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α=r*β，（α是资本创造收入的比重，r是资本收益率，β是资本/国民收入）；资本主义第二定律：β=s/g，（s是储蓄率，g是经济增长率）。推导如下：第一，资本收益率始终大于经济增长率，r＞g。这确实挑战了传统观点“资本收益率是实体产业的平均利润率”。作者认为，如果资本收益率小于经济增长率，持有人倾向于及时消费而不是投资，消费的增长继而刺激产业对资本的需求，需求大于供给，刺激资本收益率的提高。即r＞g。第二，资本收入比β=s/g（储蓄率/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g历史上一直呈现极低的增长，3%-5%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新兴国家一旦赶超发达国家后，也会进入低增长的“新常态”，而老龄化的社会将激发储蓄率的提高，由此导致资本收入比β的提高。第三，由于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1，即资本的收益率增长远远高于工资收入的增长，这会进一步提高资本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这从更本上否定了依靠劳动缩小收入差距的可能性。
资本收入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的根源是什么。以上分析了导致资本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超高比重的原因，为了分析导致资本收入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的根源，作者又提出收益率不平等的概念。第一，更高的资本能够占有更多资源，比如聘用高质量的投资机构；第二，大资本抗风险能力强，在风险中的生存能力和获利能力使得大资本对小资本进行排挤、兼并和取代；第三，当前各国税收体系对于大资本更有利：资本利得的税率远远小于实体经济税率；富人的边际税率小于中产阶级承担的税率。
最后，资本集中到被少数人手中的事实能否有所改善。作者指出，基于以上原因，资本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现行的继承体系，使得资本代代传续，持续的高收益使得继承人成为超级“食利者”。于此同时，作者还发现，美国出现超级经理人，他们的劳动收入毫无理性的远远高于普通劳动收入。超级经理人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淡化了教育、技术扩散带来的收入平等。作者在开篇就提出，有一种强大的机制在交替性推动收入与财富趋同分化，而这力量不会自动减弱或消失。趋同的力主要是知识与技能扩散，而分化要在于r>g，即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如此看来，现实条件告诉我们分化的力量要远远大于趋同的力量。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作者提出了解决资本高度集中的根本途径：推行累进制的资本利得税。作者回顾了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历程，详尽分析了资本无限积累和自我增值的内在特性，指出，仅仅依靠市场力量，在低增长的新常态社会，资本必然高度集中在垄断财阀手中。解决之道就是利用政治强制力量，推行累进制的资本利得税，对极少数垄断财阀征收合理税金，促进教育、医疗、扶贫等公共事业发展。作者的理由是市场力量必然导致资本集中，资本集中导致“食利”，长期以往损害经济活力、阻碍创新。国家进行财富分配的途径主要是以上分析的利用通胀再分配和税收。通胀很难控制，通过税收调节收入是国家应有责任。考虑到欧洲大陆发达国家每年投资于教育的金钱仅仅占国民收入的1%，对垄断财阀、超级富豪7-8倍国民收入的存量资本征税，将有效推动各项公共事业进展。但征税的政策手段需要满足的条件过多，可谓困难重重。
许多人认为该书所描绘的许多现象在当今的中国有所印证，作者本人也在中国版的绪论中提出：“因为眼下在中国，公共资本似乎占国民资本的一半左右，据估算约占30%-50%。如果公共资本能够保证更均等地分配资本所创造的财富及其赋予的经济权力，这样高的公共资本比例可以促进中国模式的构想——结构上更加平等、面对私人利益更加注重保护公共福利的模式。中国可能在21世纪初的现在最终找到了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良好妥协与平衡，实现真正的公私混合所有制经济，免于整个20世纪期间其他国家所经历的种种波折、朝令夕改和从众效应。”笔者认为，我们在分析《21世纪资本论》对于中国问题的启示时，应该把握的是这本书提供的分析方法，这样才能排除数据误差和对中国实际问题错误理解带来的错误观点。
正如作者所说。这本书的唯一目的是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一些通向未来的钥匙，我只是将这些历史呈现给读者，但历史总是能够创造自己的路径，这些过去的经验教训的实际用处还有待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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