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4000字5篇 (5).docx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4000字5篇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报告
概述
导论
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显现出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域文明的文化现象，遍及科学、史学、艺术、建筑、政治制度乃至经济体制各方面，这些文化现象的基本功同特点可以总结为“理性主义”。理性（rational）是韦伯高度强调的西方文明特性，对于本书所讨论的资本主义，韦伯指出：“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对财富的贪欲）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显然，促使西方文明走向理性化道路的是各种全然不同的力量，但是，通过考察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异同，韦伯认为，“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和决定性的影响。”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
首先，韦伯从人口统计和社会调查中发现。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资本占有者、经营管理者以及在现代大型工商企业的高级工人的新教徒比例都高于新教徒的人口比例。韦伯认为，“新教徒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作为少数，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
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来诠释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富兰克林的话包含着这样的一种观念：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韦伯认为，“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韦伯高度强调精神的作用，他说：“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这一论点虽然是对经济基础的决定性的轻视，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同时期的中国虽实际上具备更好的经济基础却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这却不得不归于精神层面。
路德的职业概念
韦伯指出，路德在其作为改革家的最初十年中发展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即“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它不仅提升了世俗活动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对修道士的生活方式提出了挑战，认为他们那种放弃现世、远离劳动的行为是逃避世俗的责任。可以认为，路德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最初引导者，他的宗教思想对宗教改革以及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韦伯同时指出：路德的职业观念是强调服从权柄、安于现状的传统主义的，在此，资本主义精神仍然是不可想象的；直到加尔文主义及新教其他教派的新教伦理才和资本主义精神发生了关系，但即便如此，也不应认为这些宗教改革家试图发展资本主义精神或者倡导社会改革，他们的工作中心在于灵魂的救赎；此外，宗教改革不应视为一种必然的历史结果，无数的历史条件的共同作用才造成了这一结果，而不是某些经济变革的直接结果。
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本章，韦伯通过考察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浸礼宗这四种历史上主要的禁欲主义新教形式，试图从各派的不同教义中找出其共同或相近的伦理准则，从而探究“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所产生的心理约束力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转而指导日常行为并制约个人行动”的程度。
加尔文派的两大核心是“预定论”和“因信称义”，加尔文派认为“一切造物只有一个生存意义，即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上帝的绝对自由是不受人类支配的，并且上帝只赐予一部分人的恩宠是不可改变的，而这也就将通过教会、圣事而获得拯救的可能性排除在外，所以人们只能服从上帝的圣戒、信赖上帝的选择，转而努力从事职业劳动以增加上帝的荣光。
虔信派对加尔文派的预定论进行了修正，虔信派认为恩宠是赐给所有人的，但不确定是哪一刻赐给你的，因此与加尔文教相比，虔信派对生活的理性化必然是不太强烈的，因为要占有恩宠状态的压力被转向了现实的情感状态，这种恩宠状态是必须不断被证明的，同时又是与未来的永恒性相关的。
循道派教徒的特点是。具备有条理的、系统化的行为本性，以求达至“唯一的确定性”。“唯一的确定性”是对宽恕的绝对确定性的一种纯感觉，是在对恩宠和完善性的直接感受中浮现而不是在对恩宠的意识中浮现，而重生（拯救的情感确定性）是恩宠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循道派的伦理似乎建立在不确定性的基础之上，这一点与虔信派相似，但对更高的生活，即
立地成神的向往使得他们将预定论当做一种权宜之计。
浸礼宗诸派以极端的方式完成了对尘世的宗教理性化，坚决地弃绝一切肉体崇拜，认为如果没有内心之光，自然人（自然理性引导下的人）也纯粹是行尸走肉。只有听任其良心指挥的人才能认定自己的重生，获得上帝的恩宠，而良知也恰是上帝给予个人的启示。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发端于加尔文教的英国清教徒为职业观提供了最融贯系统的宗教依据”，韦伯选了清教伦理学家巴克斯特作为典型代表，在巴克斯特来看，“上帝更乐于人各事其业以积极践履他之意志”，“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这种禁欲主义的伦理观反对享乐，而是鼓励勤奋地工作，创造更多的财富来增加上帝的荣耀；清教徒在经济生活中倾向于克服自然欲望，摆脱非理性冲动的影响，注重秩序和理性。新教伦理以宗教的方式确认了正当追逐财富的合法性，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心理因素；而强调限制消费尤其是反对奢侈品则有利于资本的积累；进一步讲，清教主义对封建生活方式的反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时处于弱势的中产阶级，并且促进了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培养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人。但是，宗教禁欲主义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旦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也就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此外，韦伯也指出，本书只是“尝试性地探究了新教的禁欲主义对其他因素产生过影响这一事实和方向”，任何一种单一的文化和历史的因果解释都是片面的，唯物论亦然。
新教的禁欲主义产生的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基本要素，所以说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因，其对资本主义精神有很深刻的影响，而且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也正是韦伯所强调的思想变革在历史变革中独立的影响，但是韦伯也并没有否认新教伦理同样会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简评
韦伯通常是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历史，阅读韦伯给我们这些大致已经接受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和社会冲突的观点的学生一个全新的视角，而韦伯的方法与马克思也并非相冲突，历史的考察本身就是有很多视角的，无可否认，每一个视角都或多或少形成一种对历史的解读，对历史的认识也是必须通过这些不同的视角才得以逐渐完善和明晰。
本书是对基督教新教的考察，而在韦伯的后续作品中，还对世界上其他重要的宗教予以
分别的考察。宗教是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势必对整个文化体系有深刻而全面的影响作用。但是，宗教是一种体系完善的表象制度，宗教的系统性和完善性实际上对其所发源和成长的文化的本质的内在特性有一定掩盖作用，而文化的本质的内在特性也是对历史在文化方面的解读的不可忽略的方面。仅仅对宗教的考察是片面的、不足的，当然韦伯也并没有说考察宗教就足够了，但是本书及其系列著作在对各文明宗教的考察中，掩盖了文化内在特性的作用，尤其是其对宗教的影响。
重商主义其实是欧洲文化的传统特性，与中土文明相比较，无论在哪一个时代，欧洲文明对商业的重视程度以及自发的关注程度都要比中土文明更强烈。这和地域性有很大关系，但并不是全部关系，而当这种倾向性固化为文化内在特性以后，大可暂且忽略地域性差异，而单单以文化而论了。另一方面，理性主义也是欧洲文明明显区别于中土文明的特性，这显然不仅仅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和近代哲学发展以来的产物，从近东的早期文明社会开始就已经呈现这个趋势，西方早期文明的法律观念和民主意识都是中土文明不可想象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是历史发展的最顺畅的途径，尽管由于经济基础的原因，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可能早于欧洲产生，但在中国以及临近地区发展起资本主义文明，至少是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见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可能性要远远小于欧洲。正是欧洲文明的这些内在特性才使得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伦理观最大可能地在实践中诉诸能够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而在中国，禁欲主义则未必有这样的实践趋势。
另外，韦伯对新教伦理的考察方面也存在局限性，在《新教伦理》第二章，关于资本主义精神载体的“新教徒”的证据，基本上是本杰明o富兰克林的著名例子，以及富兰克林劝说富商的观点和新教徒信仰之间的近似。他分析新教徒的入世禁欲主义的表现及其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契合关系时，主要依据英国十七世纪宗教思想家巴克斯的观点。虽然他一再强调要从新教布道的实际效果来解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但他对这个命题的引文几乎都是从神学家和布道者的著作中摘录出来，而明显缺乏对普通宗教信徒的真实心理状态和行为准则的准确反映。所以，在这一点上，韦伯的论证是有很大缺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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