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俄蒙协约》签订后的中国社会舆情分析——以《大公报》报道为视角的考察.pdf

61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Vol.52No.3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Social Science)第5 2 卷第3 期June2023（哲学社会科学版）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6 月民国初年俄蒙协约签订后的中国社会舆情分析以大公报报道为视角的考察高（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 1 0 0 2 1)【摘要】1 9 1 2 年1 1 月3 日，沙俄不顾中国政府不承认外蒙古“独立”的严正声明，勾结部分外蒙古封建王公签订了俄蒙协约。俄蒙协约签订的消息一经传出，中国社会舆论大哗，国人一致认定俄蒙协约的签订，实为沙俄图谋外蒙古野心的暴露，痛斥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部分外蒙古王公勾结沙俄私签协约的卖国行为，表示坚决不承认协约内容。同时社会典论将矛头对准民国北京政府，认为北京政府应该对此次严重的外交事件负主要责任。为化解边疆危机，社会各界提出了诸多解决方案，包括武力征伐库伦、和平谈判、向海牙和平会议提起公断等，但是袁世凯主政的北京政府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致使中国政府失去了解决外蒙古问题的最佳时机。【关键词俄蒙协约；民国北京政府；社会奥论中图分类号 K25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 0 0 1-7 6 2 3(2 0 2 3)0 3-0 0 6 1-0 8D01:10.3969/j.issn.1001-7623.2023.03.0071912年1 1 月3 日，俄蒙协约签订，这一事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自日俄密约开始，沙皇俄国就将外蒙古划为其势力范围，大肆插手外蒙古事务。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主政的北京政府致力于处理内政事宜，导致外蒙古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直到俄蒙协约签订的消息传出，舆论大噪，北京政府迫于内外部压力，才开始考虑解决外蒙古问题。以往关于1 9 1 2 年俄蒙协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国初年以外蒙古“独立”为中心的中俄关系的考察，以及对外蒙古“独立”过程的历史建构与民国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探析。俄蒙协约签订后的社会舆论目前尚无人研究。作为民国时期重要报纸的大公报，在俄蒙协约签订后刊登了大量的报道。这些报道不仅反映了社会各界对俄蒙协约签订的极大关注，而且展现了社会奥论对此事件的一般认知和态度。基于以上思考，本文拟以大公报为史料来源，探讨俄蒙协约签订后的国内社会舆论。一、俄蒙协约签订后的中国社会舆情（一）一致反对俄蒙协约1912年1 1 月3 日，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部分外蒙古王公私自与沙皇俄国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的俄蒙协约，声称：将中国兵队、官吏逐出“蒙境”，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蒙古”之主。据大公报报道，俄蒙协约的主要内容有四条：“第一条，俄国政府扶助蒙古建立秩序及编练蒙古国民军，不准中国兵队人蒙境，禁止华人移殖蒙地。第二条，蒙古王及蒙政府准许俄国属下之人及俄国商务照旧在蒙古领土内享用此约所附条内之各种权利，其他外国人自不能在蒙古所享权利多于俄国人在蒙古所享的权利。第三条，如蒙古政府以为须与中国或别国立约时，无论如何，其所订之新约不经俄国政府允许，不能违背、变更此协约及专条内各条件。第四条，此协约自签押之日实行，两方全权将此协约俄、蒙文平行补二份，校对无讹，签押互换为证。”1 不难发现，俄收稿日期 2 0 2 3-0 4-1 3作者简介高，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内蒙古近现代史。62第5 2 卷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蒙协约打着外蒙古“自治”的名义，实质上是分裂中国主权，使外蒙古成为俄国的保护国俄蒙协约签订的消息一经传出，外蒙古问题瞬间成为时事热点。作为民国时期重要民营报纸的大公报，刊发了有关俄蒙协约的大量报道，吸引了社会各界对俄蒙协约事件的关注。在大公报的言论闲评栏目，国人对外蒙古问题的讨论屡见不鲜。1912年1 1 月1 0 日，标题为论俄人承认蒙古独立问题的社会评论占据当日大公报的头版头条。该社评痛斥了俄国侵图外蒙古的野心，认为“今就俄人种种之举动及该条约上种种之意味以观察俄人之心理，其然欲承认蒙古独立后且乘机而搜之人怀者，实所共见”2 。同日，大公报的闲评栏载文指出，俄蒙协约是“我主权，我属地之手段”，面对此事，国人“莫不愤恨填胸，怒其欺人之太甚”3 社会舆论对俄蒙协约的见解，并非单纯的情感宣泄，而是有着合理依据的表达。论俄人承认蒙古独立问题的社会评论从国际法及国内法两个方面，秤击了签订俄蒙协约的非法性。该社评指出：从国际法上观察，“蒙古之于国际法上，不过为吾国之领土，对于国际团体绝无何等之关系。依据法例，他国对于某国领土非经武力上之取得，又非由条约上之割让，绝无可容置喙之地”。该社评还指出，地区独立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须脱离从前及母国的关系，二须有完全独立的实力，三须达于完全独立的程度。所谓完全独立的实力，即有抵抗母国的战斗力；而完全独立的程度，即能具备严格的国家的权力机关。”所以，外蒙古没有具备独立的条件，沙俄也没有承认外蒙古独立的资格，俄蒙协约是严重违背国际法律和行为规范的非法条例。通过对数百年中国在蒙古地区的强大统治效力的描述，该社评认为：“我国统治权之于蒙古未曾丧失，各国所知也”，俄蒙协约的缔结实为俄国披着“自治”外衣的领土掠夺 2】。大公报的社评反映出社会各界深刻地意识到了俄蒙协约的性质及危害性，坚决主张不予承认。身处内蒙古地区的王公也公开表达了对俄蒙协约的反对态度。在蒙古王公联合会的会议上，各王公一致反对俄蒙协约，称库伦为外蒙古之一隅，不但不能代表全体，且不能包括外蒙古所有，而关于库伦活佛与俄国私订的条约，蒙古全体不能承认 4 。内蒙古喀喇沁右旗郡王贡桑诺尔布表示，俄蒙协约是哲布尊丹巴活佛假借蒙古全体名义与俄国私立的条约，“因在库伦定约时，仅有亲王杭达多尔济、贝子棍布苏伦、公爵察克都尔扎布、公爵那木萨赖四人甘心附和，其余大多数反对，因被强迫，无可如何，而喀尔喀四部落各旗汗、王、公等，亦非确愿独立，至于内蒙六盟、西蒙等处，及伊犁、青海各蒙，更未预闻”，所以“全体”二字，毫无根据，号召蒙古民族“惟有群起力争，万难公诠云”5 。民国北京政府组织召开了东蒙、西蒙王公会议，根据会议达成的决议，与会的全体王公赞成共和，归顺民国，反对外蒙古“独立”，表示不承认俄蒙协约。随着舆情的发酵，出现了一些激进的言论。1912年1 1 月1 9 日，大公报的一篇评论文章透露，“某省都督致电外部，请政府速发大兵攻伐内蒙古，有使外蒙闻我兵威，自然心惊胆落，悔罪内向等语”。针对此种言论，大公报评论道：“若今日之蒙古问题，实中国安危存亡之关系爲。该都督忽发狂言，不过为崭露头角计，本无评论之价值。特念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浸假政府为所荧惑，稍示赞同之意内蒙之离心立起，以外之边疆属地，愤民国政府之横暴无理，其有不相率携贰，以求免意外之踩者盖几希矣。”该评论文章阐明，自清以来，“内蒙之对于中国，倾心归附，长为不侵不叛之臣。即自民国改建而后，内蒙全部六盟及科布多、乌梁海、青海、新疆各盟率先赞成共和”，而“此次叛我而独立者，库伦活佛实为戎首，余则勾结图什业图与车臣汗两部落内之三数王公近日宣布之自治条约只可谓之俄库协约，并不得谓之俄蒙协约”，“为今日计，正宜固结内蒙，并联络未叛之外蒙各旗，开诚布公，实予以五族平等之权利，使库伦孤立无援”，痛斥了该都督出师内蒙古的极端言论 6（二）问责北京政府辛亥革命爆发后，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部分外蒙古王公趁中国局势混乱于1 9 1 1 年1 2 月2 8 日宣告“独立”。1 9 1 2 年1 月1 日，孙中山在南京就63以大公报手报道为视角的考察高民国初年俄蒙协约签订后的中国社会奥情分析第3 期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3 月1 0 日，袁世凯在北京接任临时大总统。4 月2 1 日，唐绍仪内阁成立。此时国内政局粗定，解决外蒙古“独立”问题被北京政府正式提上日程。外蒙古宣布“独立”后，俄国政府趁机向中国方面提出五款要求，北京政府则以外蒙古是中国领土，不能任俄干涉为由，将俄国的提议置之不理。俄国介人蒙案的计划因中方拒绝而中断，北京政府与外蒙古的直接交涉又因俄方的阻挠而告失败。至俄蒙协约签订前，外蒙古问题始终悬而未决。俄蒙协约签订后，中国社会舆论将此次外交危机归于民国北京政府的渎职无能，痛斥其“对于蒙藏之事，先事既无预备，临事又无手腕”7 ，认为“此次亡蒙之总因，实由政府放弃责任，甘心断送”8 。1 9 1 2 年1 1 月1 4 日、1 5 日，大公报用大幅版面连载了纸糊政府之纸糊政策的文章，称民国北京政府是“纸糊政府”，斥责政府的政策如同纸糊一般，政府官员除假意辞职之外，别无他法，所做之事，皆为“以涂饰万众之耳目也”9 民主党率先通电全国，“由民主党代表赴国民党及共和党接洽”。共和党开全体职员大会，“党员皆相对悲咽”，全场一致决议与各党商量接洽 1 0)。国民、共和、民主、统一四党派于1 9 1 2 年11月1 3 日开职员会，宣称“栖牲从前一切党见，通电全国共御外侮”，并拟在各党召开联合大会，研究对俄政策。民主党北京分部痛斥袁世凯主政的北京政府“既不与俄国强硬对待，通各国要求仲裁，又不泣陈国民唤醒其敌汽，已属罪大恶极。其尤可耻者，仍添居上位，不闻辞职，而参议院又不闻有严厉弹劾之举”，决计“泣陈各省都督与各种团体，告以领土丧失，国家已亡，万不能不共同决死 。民主、共和两党通电宣布北京政府处理外蒙古问题以来的“十大罪状”，认为“蒙古若亡，满洲、西藏随之而去，我国虽大，能有多少蒙古，能有多少藏、满”，号召在此生死存亡之际，“惟我爱国同盟呕起图之”，大公报在要件一栏对通电内容全文刊登 1 2 。国民党在京开会，讨论遣责北京政府对于这场外交事故难辞其，督促政府严重交涉，决不能让领土主权稍有损失 1 3 。孙中山、黄兴也有电先后到京，质询此次俄蒙事件 1 4 参议院及一些政界人士也表达了对于此次外交失职的诘问与激愤。1 9 1 2 年1 1 月1 3 日，工商部次长向瑞琨在对政府屡有建议均行无效的情况下，秘陈一书于总统，称：“俄蒙协约已经公布，我国丧失领土、主权，政府罪大恶极，无以对国民。今当急筹强硬对待俄蒙之法，内阁并当辞职以谢天下。但上书后，并没有得到回应。向瑞琨愤不平，于1 1 月1 5 日呈上辞职书，决定奔走各省，提倡全国人民向政府宣战 1 5 。1 1 月2 6 日，参议院派代表质询政府“苟且延宕，贻误事机”，责问“陆征祥任外交总长以来，交涉情形有无进步”1 6 ，督促政府正视此事，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外蒙古问题。与此同时，舆论的矛头对准了时任外交总长的梁如浩。梁如浩任外交总长期间，对待外蒙古问题一直持敷衍塘塞态度，以致发生重大问题，梁如浩自然成为众矢之的 1 7 。1 1 月1 4 日晚，梁如浩仓皇离京赴津，躲避舆论的秤击与唾骂。（三）提出应对措施俄蒙协约签订后，袁世凯与国务院进行了数次讨论，但未能筹划出妥善办法。陆征祥、胡惟德等人主张政府附告理由，请大总统颁布，让人民共知内容，预筹对付方法，并电报各省都督：“凡关于此事，有熟悉俄蒙情形及有良好计策者，应即开保来京，俾可择尤施行。”此外，由外交部发起讨论会，对外蒙古事宜有解决办法的各部主事以上人员，均可直接送至该会，以备参考 1 8 。在政府的鼓励下，各界人士提出了许多解决危机的见解。1.诉诸武力1912年1 1 月1 1 日、1 2 日，奉、黑、吉、晋、陕各省都督均有密电到京，强调“须以武力解决，不得专务抚慰，致再贻误云”1 9 。1 1 月1 3 日下午，副总统黎元洪领衔十五省都督致电国务院，一意主战 2 0 。1 1 月1 4 日，冯都督（冯国璋)接到国务院电告“俄蒙协约蒙古政府已正式告知中国政府情形”后，大愤不已，电复国务院，力主武力征讨外蒙古，并开始组织征库团体，来为日后征伐作准备2 1 。1 1 月1 7 日，冯都督再次通电国务院，申斥64第5 2 卷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库伦活佛不知悔悟，竟敢明目张胆，公然接受外使私订，“如不及早荡平，何以弥外患，而绝内忧”，主张速筹作战计划，并请先行调遣重兵驰往库伦，如俄人无理干涉，只好以武力解决。电中也指出，如果政府不果断出击，致使领土和人民拱手让人，“凡我国民断难承认，存亡在此”2 。甘肃军界重要人物马安良、马福祥等三十余人，对库伦当局破坏和平、甘心向外的行为极为愤恨，决定派代表来京，请求统领甘省劲旅进攻库伦公 2 3 除了各省都督以外，一部分海外华侨及国内爱国人士也主张诉诸武力。1 9 1 2 年1 1 月1 5 日，总统府、国务院同时接到南洋华侨来电，陈请政府武力征伐库伦，“如虑兵饷难筹，均愿破家助饷，竭力劝募”2 4 。1 1 月1 7 日，爱国学生自愿发起募捐活动，并打算投身军营以备征伐。河北一小学的学生，自愿将每日所得点心钱省出一二枚，续作征库军 2 5 。1 1 月2 0 日，北京军学研究社联名各省都督、各师长等通电政府，表示只有采取武装手段才能获取和平，“值国家存亡一发之秋，正男儿疆场裹尸之日”2 6 。唐家伟女士电告中央，在湘组织征库团，预备出发 2 7 。董鸿恩则印刷传单宣传征库活动 2 8 2.和平谈判俄蒙协约签订后，沙俄以此作为对华交涉的基础，并胁迫中国政府尽早谈判。在俄国释放了谈判信号后，以外交手段解决俄蒙问题成为当时舆论提出的另一种主张，舆论主体以政府官员为主。1 9 1 2 年1 1 月1 1 日上午，赵秉钧总理及国务员们在总统府谈及此次俄蒙事件时，提出绝对不承认俄蒙协约具备国际法效力，主张与俄国进行严重外交交涉，同时劝告库伦自行取消俄蒙协约，避免酿成重大军事 2 9 。1 1 月1 3 日，国务院在回答参议院关于俄蒙协约的提问时，声言猝然与俄国开仗，没有必胜的把握，政府应一面与俄国严重交涉，一面调查俄蒙形势变化，积极与各政党商议解决办法 3 0 。1 1 月1 9 日，总统府特开茶话会，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陈说进兵外蒙古种种困难之处，建议详慎筹备，并主张暂以和平手段处理外蒙古问题 3 1。1 1 月2 2 日，伍廷芳由青岛电达中央，谓武装征库，劳师糜饷，造成人民涂炭，最终是“两败俱伤，外人干涉，全国沦亡”3 2 ，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库伦问题。政府官员之所以赞成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主要是考虑到中华民国的整体实力与国际地位。民国建立后，无论是孙中山主持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执掌的北京政府，在对待列强和封建势力方面都是软弱无力的，甚至为了获得各国的承认和支持，均表示承认清朝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况且，为了渡过清政府倒台新政府成立后的难关，袁世凯主政的北京政府一直策划向各国借款。所以，北京政府是不愿意卷人新的战争，以免引起列强的抵制。同时，北京政府认为日、法、美三国出面调停蒙事，必定使此项交涉和平解决 3 3 ，因此主张采用和平的方式更为妥当。然而，民间舆论对和平谈判的前景并不十分看好。1 9 1 2 年1 2 月3 日，大公报一篇名为预测中俄交涉蒙事之结果的文章指出，“欲赖调停为交涉之助，不求已而求人，试问天下有此外交政策乎？”3 4 “既以俄蒙之约为依据，则势必反宾为主，求让于俄人。而调停之结果，终至强者胜利，弱者失败，亦一定不易之理也。”3 5 此后，大公报在闲评栏的一篇文章中亦指出：“但不知吾愿和平矣，俄人能于和平中退让乎？库逆能于和平中内向乎？总而言之，和平云者，任外人随意取舍之谓也。”3 6 3.向海牙和平会议提起公断海牙和平会议是1 8 9 9 年和1 9 0 7 年在荷兰海牙召开的两次国际和平会议，宣称维持世界和平，减少各国军备。俄国与中国的外蒙古缔结私约的消息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位荷兰代表致电中国政府，称海牙和平会议对于俄蒙协约倍加注意，打算开临时特别大会研究其利害 3 7 。美国公使亦向中国政府建议，将俄蒙协约问题诉诸海牙和平会议，由其公断解决 3 8 因此，许多国人主张向海牙和平会议提出诉讼 3 9 ，控诉俄国政府的侵略野心，由海牙和平会议仲裁俄国侵略外蒙古的行动。1912年1 1 月1 4 日，陆征祥到总统府筹商对付方法，主张将俄蒙协约送交海牙和平会议解决 4 0 。1 1 月2 3 日，唐绍仪特遣专员送密函到总统府，函称如果外交决裂，请即向海牙和平会议提.65以大公报报道为视角的考察高姆民国初年俄蒙协约签订后的中国社会奥情分析第3 期案公断,并表示愿作为专使 4 1 。此后，因外交交涉久未解决，各省都督中也多有同样主张 4 2 。通过国际仲裁来解决俄蒙协约是中国无法独立自主地解决外交争端的被迫之举，人们对于裁决结果的公正性及效力也并非完全看好。二、北京政府对舆情的回应俄蒙协约签订后，面对来势泌凶的舆情，袁世凯主政的北京政府谨慎应对。对于征库说，北京政府持反对的态度。俄蒙协约签订后，袁世凯多次召开国务委员会议及秘密会议，讨论北京政府的应对之策。尽管有国务员提议征伐库伦，但是袁世凯并不赞成 4 3 。此后，由于各省都督多次致电总统府力主征库，袁世凯为此亲拟电稿，并向各都督派发专电，将中央对于俄蒙问题的种种对策告之，对都督们提出的征库主张加以质问，称“民国财政情形，各督当已尽悉，于此时而邃起国际战征，所需军费战备各项巨款，应如何妥谋切实办法？”3 9 1 9 1 2 年1 1 月21日，总统府又向各省派发密电，通告“各省亦不得混言征蒙、讨蒙等名词，致伤全蒙之感情”，指示各省“须以积极的眼光筹议对待之法”4 。对于诉诸海牙和平会议公断一说，北京政府表示，这一方法在现阶段并不可行。1 9 1 2 年1 1月1 3 日，国务院回答参议院各议员提问时，强调向海牙和平会议提起公断是政策中最无效的一种，认为“强国对于弱国并不讲公理、公法，且此事尚不知各国对于俄国居若何之态度，对于蒙古、对于我国有若何态度，此事是何种态度，即提起国际诉讼，于事实既无补，惟日期亦恐有所不及 3 0)。因为第三次海牙和平会议定于1 9 1 5 年召开，对于中国来讲时间上有所不及。1 1 月1 6日，袁世凯在致各省都督的专电中指出：“民国现尚未经各国承认，蒙俄问题交由和平会公断，其结果之如何姑不具论。倘使我国提出议案之后，该会竞不受理，届时我国当如何对待之。”3 同时，袁世凯认为，俄蒙协约签订以来，各国均持旁观态度，诉诸海牙和平会议进行公断，并无确实把握，决定先“将俄人种种违约行为及其有意破坏世界和平之一切举动洋抒利害，通电各国政府，俾知此中原委，口备将来公判”4 5 权衡利弊后，北京政府决定采用和平方式来解决此次外交事故。1 9 1 2 年1 1 月1 2 日，国务院以梁如浩就任外交总长时间浅且不精通俄国事情为由，特请前国务总理陆征祥出任外交总长，“使其对俄国公使馆专任一切交涉”4 6 。1 1 月3 0 日，库朋斯基与陆征祥在北京进行谈判。谈判伊始，俄国向中国政府提出四款草案。1 2 月7 日，陆征祥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五款条件。中方主张，中国对蒙古有完全领土主权，恢复中国对外蒙古的统辖权，拒绝承认俄蒙协约；俄方主张，中国对蒙仅有宗主权，俄国在外蒙古具有一系列特权，宣布俄蒙协约有效。由于双方均不接受对方所提的谈判条件，谈判一时陷人僵局。在谈判陷人僵局之际，袁世凯也令参谋、陆军等部秘密筹备军事，并在总统府、国务院开密会，讨论对蒙政策 4 7 。1 9 1 3 年1 月1 1 日，参谋、陆军等部的总长、次长将征库令拟出草案，并封呈总统府 4 8 。1 月1 8 日，袁世凯特开军事密议，围绕国务院提出的征库建议书展开讨论 4 9 。此后，政府内部多次召开军事密议，大总统与各省都督函电交驰，研究征库事宜。由此可知，在外交谈判陷人僵局之际，政府也作出武力解决蒙事的议案。“二次革命”结束后，为了迅速解决蒙事、巩固自身的统治，袁世凯主政的北京政府决定对俄妥协。1 9 1 3 年1 1 月5 日，外交总长孙宝琦与库朋斯基在北京签订中俄声明文件。同日，双方以换文形式订立声明另件四款。通过这两个文件，中国对外蒙古的权利已由主权降为宗主权，俄国迫使中国政府正式承认了外蒙古的“自治”权及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权利与地位。此后，中俄两国与外蒙古自治政府又于1 9 1 5 年6 月7 日签订了中俄蒙协约。通过此约，外蒙古的“自治”权以法律形式得到确认，俄国“舍名求实”的对蒙方针取得重大成功，巩固了俄国此前在外蒙古取的各项权益，而中国赢回了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与领土权。三、俄蒙协约签订后的中国社会舆论分析俄蒙协约签订的消息一经传出，外蒙古问题瞬间成为焦点话题。随着关注度的不断攀升，报刊成为社会各界了解信息的渠道和发表见解的.66第5 2 卷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平台。报刊的报道充分反映了社会各界对外蒙古问题的认知、判断和主张。舆论表达的主体立场不同、视域不同，使得社会舆论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在这场舆论风潮中，舆论的表达主体包括了政府要员、内蒙古王公、各省督军、政治团体、报刊评论家、爱国民众等，范围广，阶层多，影响深。事件爆发之初，社会舆论的主流就已看穿沙俄在俄蒙协约中隐藏的真实意图，因此，全国舆论痛斥俄国吞并外蒙古的野心，秤击部分外蒙古王公的卖国行为，指责北京政府在处理外蒙古“独立”事件过程中的失职。俄蒙协约签订后，在国家主权面临危机的形势下，社会各界提出了许多解决危机的对策。这些对策既为北京政府解决外蒙古问题提供了方案与选择，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纷争。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极力笼络和劝谕蒙古王公归顺民国北京政府。阿穆尔灵圭、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人成为北京政府中代表蒙古封建王公阶层的重要人物。在获得了更多的政治利益后，驻京蒙古王公们决定与北京政府站在同一阵营，对哲布尊丹巴等人的“独立”之举采取严叱态度。内蒙古各盟旗王公在袁世凯的羁笼络下，也开始或主动或被动地倾向北京政府，反对库伦地方政府的非法订约行为。一些政党和政治团体不仅在公开场合表达对此事的热切关注，还借事件的舆论热度来进行政争。民国建立后，各种名目的政党、社团纷纷涌现,从而形成了政党林立、相互博奔的局面。在名目众多的政党中，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因人数较多、规模较大、参议院的席位较多，在民初政坛上具有很大影响力。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虽然挂着中华民国的牌子，但是越来越专制独裁。袁世凯试图掏空民主共和制度的动向引起不少政党警惕。俄蒙协约的签订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这是袁世凯执政出现的一次严重的外交事故，各政党出于争权夺利的需要，借此将矛头指向了袁世凯执政的北京政府，其言论具有强烈的攻击性与功利性。各省都督在此次奥论风潮中呈现出活跃的政治动态。他们多次致电北京政府，力主武力征伐库伦，表达了对外蒙古问题的热切关注。这其中，除了有军人保家卫国的职责，各省都督更多考虑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辛亥革命爆发后，各地设立了军政府，由各省都督掌握军政大权。民国肇建，新的中央政治权威尚未被各省接受，以都督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一再扩大，严重地影响了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威。为了防止“尾大不掉”，袁世凯主政以后积极推进军民分治，以此削弱地方都督势力。军民分治案一经提出，立即遭到了各省都督的强烈反对。至俄蒙协约签订前，中央政府和各省都督在军民分治问题上不仅未能达成共识，而且一定程度上将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的斗争公开化。就在地方权力不断向中央聚集之际，俄蒙协约的签订让各省都督看到了机会，他们纷纷通电中央，力主武力征讨库伦。因为战事一开，中央政府必然要倚仗各省都督的军事实力，军人的地位会借此得以提升，地方军事势力必然会有所扩大。发行量大、影响深远的大公报，在此次奥论风潮中，有着敏锐的新闻嗅觉，围绕俄蒙协约进行了大量报道，即使在社会舆论愤声讨之际仍能保持相对冷静、客观的态度。大公报不仅对舆情变化尤为敏感，而且一直引导着舆情从愤激回归理性。俄蒙协约签订后，全国舆论对俄人也渐生愤。为了安抚国人的激烈情绪，疏导民众的爱国行动，大公报刊登了一篇名为敬告热心蒙事者的白话文章，肯定了国人自俄蒙协约签订以来的爱国举动，并向热心蒙事的民众提出建议，希望民众“要听行政官的约束，不可随便跟着起哄捣乱”；若行政官有错误和疏忽之处，大家也可以合理地对其纠正。该文还指出，一旦政府有所需要，大家应当做好参战准备，必要时“毁家难、效命疆场”5 0 。此外，大公报还引导奥情去更深层次地思考凝聚民气、实现民族复兴的问题。大公报主笔唐梦幻发表的几篇启发民智、倡行改革的文章很有代表性。唐梦幻指出，俄蒙协约的出现，证明了国家实力的软弱，只有从根本上改良教育，培养民气，才能使得国家实力有所提升。同时他还指出了征库热潮下所应关注的军饷问题，勉励民众持续关注俄蒙事件。大公报的文章起到了潜移默化的67以大公报报道为视角的考察高民国初年俄蒙协约签订后的中国社会舆情分析第3 期引导作用，舆论情绪由愤激逐渐走向理性，舆论观点由表面化逐渐走向深层次。总体而言，大公报在此次舆论风波中展现了一家新闻媒体所该有的责任意识与专业主义。民国初年，社会舆论逐渐成为一种可以参与到政治中的力量,其监督政府、参与国政的功能亦会对政府和政治人物的决策产生影响。俄蒙协约签订后，民国北京政府一直观社会舆论的反应，屡次召开内部会议，讨论解决办法，即使确定了用外交谈判的手段解决外蒙古问题后，仍旧对各界舆论保持关注。可见，社会舆论对北京政府还是起到了一些制约作用。然而，北京政府在处理外蒙古问题时犹豫不决，使得中国政府失去了收复外蒙古的最佳时机。注释：参见张启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 9 1 1 1 9 1 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 9 9 5 年；刘存宽中俄关系与外蒙古自中国的分离（1 9 1 1 1 9 1 5），历史研究，2 0 0 4 年第4 期；杨荣试论北洋政府的前期外交一一关于外蒙独立与中俄交涉，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 0 0 6 年；朱昭华袁世凯政府对外蒙古独立的因应，史学月刊，2 0 0 9 年第6 期；樊明方1 9 1 1 一1921年的外蒙古，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 0 1 5年；马周睿北京政府时期外蒙古问题研究（1 9 1 2 一1924），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 0 2 1 年。蒙古王公联合会成立于1 9 1 1 年1 0 月2 4 日，由在京的蒙古王公们组成。中华民国成立后，蒙古王公联合会积极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在民国初年的蒙古族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参见论培养民气之根本问题，大公报，1 9 1 2-1 1-2 1，第2 版；闲评二，大公报，1 9 1 2-1 1-2 8，第5 版；闲评一，大公报，1 9 1 2-1 2-0 5，第2 版。参考文献1照录俄蒙协约原文【N】：大公报，1 9 1 2-1 1-1 3（0 2）.2言论一一论俄人承认蒙古独立问题【N大公报，1912-11-10(01).3闲评一N大公报，1 9 1 2-1 1-1 0（0 2）.4蒙古联合会会议之愤激【N】大公报，1 9 1 2-1 1-1 7(03).5喀王对于俄蒙协约之评论N：大公报，1 9 1 2-1 1-2 6(03).6怪哉竟有主张攻伐内蒙者【N：大公报，1 9 1 2-1 1-1 9(02).7为蒙古问题敬告国民【N】：大公报，1 9 1 2-1 1-1 6(02).8政府断送蒙古之真因N】：大公报，1 9 1 2-1 1-1 4(03).9纸糊政府之纸糊政策【N】，大公报，1 9 1 2-1 1-1 5(02).10各政党对于俄蒙协约之悲痛【N：大公报，1 9 1 2-11-15(03).11各政党对于俄蒙协约之愤激【N】大公报，1 9 1 2-11-14(03).12民主共和两党宣布政府十大罪状之通电N大公报,1 9 1 2-1 1-1 6 (0 5).13国民党对于蒙事之通电【N大公报，1 9 1 2-1 1-1 9(03).14孙黄又电陈蒙事N】大公报，1 9 1 2-1 1-1 6（0 5）.15向瑞琨辞职之愤激【N】：大公报，1 9 1 2-1 1-1 5(05).16参议员质问政府书【N】：大公报，1 9 1 2-1 1-2 6(05).17梁总长仓皇出京之真相N大公报，1 9 1 2-1 1-1 5(03).18关于蒙俄协约之会议事项【N：大公报，1 9 1 2-1 1-13(02).19各省对待蒙乱之主张【N】：大公报，1 9 1 2-1 1-1 4(03).20十五省都督合电主战【N】：大公报，1 9 1 2-1 1-1 6(03).21省会力主征蒙N】大公报，1 9 1 2-1 1-1 5（0 3）.22关于蒙事之通电【N】：大公报，1 9 1 2-1 1-1 7（0 3）。23甘肃军界之征库热【N大公报，1 9 1 3-0 1-1 1(05).24华侨主张征蒙之要电N】大公报，1 9 1 2-1 1-1 6(03).25学生爱国热N】大公报，1 9 1 2-1 1-2 0（0 3）。26军学社对于蒙事之通电【N】大公报，1 9 1 2-1 1-2 0(05).27湘女士之征库热【N】大公报，1 9 1 3-0 1-0 9（0 9）.28劝捐助饷N】大公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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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spective of Ta Kung Pao s ReportsGAO Ran(College of History and Tourism Culture,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Hohhot,Inner Mongolia,China 010021)Abstract:On November 3,1912,Tsarist Russia disregarded the solemn declara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ot to recognize the independence of Outer Mongolia,and signed the“Russian-Mongolian Agreement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feudal princes of Outer Mongolia.As soon as the news of the signing of the“Russian-MongolianTreaty came out,Chinese public opinion was in an uproar.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unanimously believed thatthe signing of the“Russian-Mongolian Treaty was actually an exposure of the Russians ambitions in Outer Mon-golia.Behavior of treason,expressing firm refusal to recognize the content of the agreement.At the same time,public opinion pointed the finger at the Beijing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believing that the Beijing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ould bear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serious diplomatic accident.In orderto resolve the frontier crisis,all walks of life proposed many solutions,including conquest of Outer Mongolia,peacenegotiations,filing a lawsuit at the Hague Peace Conference,etc.However,the Beijing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Yuan Shikai hesitated,caus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lose the best time torecover Outer Mongolia.Key words:Russian-Mongolian Agreement;Beijing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Public Opin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