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生态危机根源问题及其回应——基于整体论的思维方式.pdf

305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生态危机根源问题及其回应一基于整体论的思维方式李晓洁*【摘要】针对“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究竞是什么”的问题，国内外学界始终存在着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生产力的发展。这两种看似针锋相对的观点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遵循着还原主义的思维方式，使得生态危机根源问题的研究走向理论与现实的分离。事实上，当代生态危机是多种社会因素及这些要素所构成的整体共同促成的。唯有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论思维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今世界尤其是中国当下的生态危机问题。【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生态危机根源；整体论目前，围绕着“生态危机根源”这一问题，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与之相对的另一种观点却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这是西方生态学的一种权威观点，它主张“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导致环境破坏的原因都是工业化、技术等因素”。国内有学者也持有类似观点，认为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的原因主要在于现代生产力发展。本文将试图证明，以上两种观点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且都由于遵循着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而难以从根本上回应当下的生态危机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尝试着引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运用这一思维方式从个体国家和全球两个层次、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来建构生态危机根源问题的整体论分析模型，主张一定时期内某一国家的生态危机作为“特定结果乃是多样的相互作用的原因造成的结果”，从而在实践上更好地解决当今世界，尤其是当代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李晓洁，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一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藏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 0 0 3，第4 0 9 页。参见顾钰民生态危机根源与治理的马克思主义观，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 0 1 5 年第1 期。【英】S.H.里格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一种批判性的研究，吴英译，译林出版社，2 0 1 9，第6 页。306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2年第2 期总第3 0 期解读生态危机根源的两种理论模型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没有直接解答“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什么”的问题。在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环境状况的描述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状况的态度是复杂的，有时是“批判”有时甚至是“赞扬”。比如在资本论中，他批判了英国对于消费排泄物的处理方式一一“消费排泄物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4 5 0 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用来污染泰唔士河”。但紧接着，他又反过来高度评价了英国，认为英国对于生产排泄物的利用率很高。正是由于马克思所展现的对于资本主义生态状况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后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在生态危机根源问题上就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另一方则认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本质上是从生产关系的层面来解读生态危机。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本阿格尔、詹姆斯奥康纳、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安德利高兹、戴维佩珀、瑞尼尔格伦德曼、岩佐茂等，以及国内学者陈学明、朱炳元、鲁品越等。这些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阐发各不相同，但最终都将生态危机的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其论证过程大致都遵循这样一种解释生态危机的生产关系模型：阐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某种内在矛盾，并解释这种矛盾如何导致了生态危机，以此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与之相对应的是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生产力，这一观点大多是在反驳“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的基础上提出的。在自然的理由一书中，奥康纳描述了这样一种状况：“社会主义国家跟资本主义社会同样迅速地（或者更快地）耗尽了它们的不可再生资源因此，有许多环保主义者得出结论说，不应由作为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来承担造成环境退化的责任；相反，他们把罪责归结于工业化、“城市化、技术”、“官僚机构以及那种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生产，的主观倾向”在国内，学者顾钰民同样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生产力。他的论据主要包括三点：一是“资本逻辑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这一结论并非马克思本人或者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此“把生态危机直接与资本主义制度相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 卷，人民出版社，2 0 0 9，第1 1 5 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 卷，人民出版社，2 0 0 9，第1 1 6 页。【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一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 0 0 3，第4 0 7 4 0 8 页。307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生态危机根源问题及其回应联系，还是与现代社会发展相联系，这是追寻生态危机根源的两种不同解释”，是可以讨论的；二是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逻辑，不能解释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一其中资本逻辑占绝对的统治地位一一的生态危机往往不是世界各国中最严重的状况；三是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逻辑，不能解释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生态危机的状况。针对顾钰民的上述论证，本文尝试着提出两种可能的解释生态危机的生产力模型：根据第一种模型，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生态危机的严重程度成正比，也即生产力越发达，人类社会对自然的获取和破坏能力越大，生态危机就越严重；根据第二种模型，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生态危机的严重程度仅具有正相关关系，即进人现代以来，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生态环境破坏的程度就越高。事实上，通过比较上述生产关系模型和生产力模型，我们可以发现，两类理论模型都面临着一些自身难以回应的问题。将生态危机的根源主要归结于生产关系，就面临着怎样回应“社会主义国家为何同样产生了生态危机”的问题。根据生态关系模型，学者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回答了这一问题：一是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是由生态帝国主义导致的，资本主义国家将生态危机转嫁给了社会主义国家；二是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市场与资本，因此无法避免资本逻辑导致生态危机的问题。必须指出的是，以上回应是有缺陷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这一观点似乎暗示了社会主义国家面对当代生态危机可以“置身事外”，而无须承担同等的生态责任；后续对于资本逻辑主宰全球的补充，又似乎暗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对此“无能为力”，同样未能真正地将生态危机视为一个必须正视和解决的全球性问题。同样的，将生态危机的根源主要归结于生产力，也面临着一些问题。首先，两种生产力模型都存在一定的理论困境一一第一种模型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不断提高，但生态环境状况在到达低谷之后开始逐渐好转；对第二种模型来讲，仅仅在可能性层面上谈论生产力对于生态危机的作用，无法支撑“生产力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这样具有强因果关系的结论。其次，“生产力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这一观点将生态放在了生产力的对立面，暗示着阻止生产力的发展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必要条件，这无论对哪种社会的经济发展来讲都是不切实际的。除了各自面临的理论困境外，争议双方还有两个共同的缺陷：第一，二者都未能认识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在马克思的论述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内在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就现实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言，没有离开生产关系而单独存在的生产力，也没有离开生产力而单独存在的生产顾钰民：生态危机根源与治理的马克思主义观，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 0 1 5 年第1 期。3082022年第2 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第3 0 期关系。”第二，以上理论模型所作的理论分析与实际给出的解决方案常常是脱节的。比如，顾钰民虽然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生产力，但最终是从文明、体制、科技、法制四个方面来谈论中国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又如奥康纳等学者，虽然指认资本逻辑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但所提供的解决之道并不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要求采取更为切实可行的方法从而走向了改良主义。显然，在回应生态危机根源这一问题上，生产关系模型和生产力模型都存在缺陷。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这些缺陷是如何出现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否找到解读生态危机根源的第三种模型？以整体性思维方式解读生态危机的根源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上述两种理论模型反映了不同的建构偏好：理论与现实。生产关系模型是学者们沿用马克思的理论模型发展起来的，因此它更具有理论上的完备性，但在解释现实状况的时候面临着很多具体问题；与之相比，生产力模型更多地是以现实状况为依据，因此它可以更好地解释现实，但其理论逻辑却是经不起推敲的。这种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问题，不仅表现在建构理论的阶段，还体现在运用理论的阶段，即两方学者提出的解决措施往往与他们的理论体系是分离的。那么，为什么上述两种理论模型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理论与现实相脱节的问题？本文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二者共享了还原主义的思维方式。生态危机的生产关系模型和生产力模型看起来是完全对立的，但它们本质上都遵循着还原主义的思维方式，即试图将生态危机的成因归结为一个核心要素，寻找所谓的“根源”。还原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而言并非错误的，不过，单就生态危机而言，它显然不适用于说明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具体来讲，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旨在寻找尽可能简约的“规律”，这与当代生态危机是由多种原因相互作用造成的现实情况是不吻合的。由此，无论生产关系模型和生产力模型在具体观点上的分歧是什么，都会出现理论与现实相分离的系统性错误。为了真正实现“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破除还原主义思维方式在思考生态危机问题时所出现的系统性错误，本文尝试提出一种不同的解题思路，即运用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来考察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这一解题思路首先面临着合法性问题：将马克思主义与整体性思维方式相结合的依据是什么呢？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思维方式”的具体规定是什么？事实段忠桥：谈谈科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功能解释，哲学研究2 0 0 5 年第5 期。参见顾钰民生态危机根源与治理的马克思主义观，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 0 1 5 年第1 期；【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一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 0 0 3，第4 3 9、4 8 7 页。309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生态危机根源问题及其回应上，关于生态危机根源问题的整体性思维方式的提出，除了有现实的考量之外，在理论上也并非空穴来风。首先，整体论思维方式在哲学领域早已存在一“近代一一些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如黑格尔、孔德、斯宾塞等把这个概念运用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把人类社会比做有机体，从而提出了社会有机体思想”，而且这种整体论的思想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来源。其次，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明确提到过“将社会看作是各种关系相互依存的整体”等相关表述，指出“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最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通过对生产过程四个环节的具体说明，提供了研究现代社会整体或系统的立场。他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总之，“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可以概括为：当代社会是由众多复杂的要素构成的，不仅包括生产力要素、生产关系要素，还包括上层建筑要素、自然要素等；没有哪一种因素可以独自承担“生态危机根源”的角色，每一种要素都不可以任意还原为更为基础的要素，如上层建筑要素就不可以简单地还原为经济关系要素等；不同的社会要素之间总是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它们共同构成分析和说明当代生态危机的整体。由此，运用“马克思主义整体论的思维方式”来分析生态危机的现实情况，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整体论模型：第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之一。既然“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那么，生产力越发达，人类对于自然的利用率就越高，产生生态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只有进人到现代社会之后才有生态危机。当然，尽管生产力特别是科技的迅速发展为生态危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将生产力的发展或者人类对自然的利用视作洪水猛兽。生产力的发展依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占周建超：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研究述评，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 0 0 8 年第11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 0 0 9，第6 0 3 6 0 4 页。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2 0 0 9，第2 3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2 0 0 9，第1 1 页。310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2年第2 期总第3 0 期有或驯服自然力，一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总的来说，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生态危机出现的可能性，但是，发展生产力和解决生态危机同样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第二，生产关系也会促使生态危机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较之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更易导致生态危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注定会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对此，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农业状况时指出：“对大农业和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大地产来说，这种所有权也是一种限制，因为它会限制租地农场主所进行的、最终不是对他自已有利而是对土地所有者有利的生产投资。在这两个形式上，对地力的榨取和滥用（撇开这种榨取不是取决于社会发展已经达到的程度，而是取决于生产者个人的偶然的不同的境况这一点不说）代替了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即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所进行的自觉的合理的经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产生生态危机。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公有制或是以公有制为主的所有制形式，能够有效地控制对自然的利用从而避免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主义社会远没有达到马克思所期望的“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已；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第三，上层建筑也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之一。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两个具有相似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因其政治决策、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完善程度（对破坏环境行为的限制程度）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同，可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生态危机状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指出，上层建筑虽然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没有完全丧失独立性。他说道：“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就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而言，人与自然的冲突是可以被法律、政治等因素捕捉到的，并且这些上层建筑因素会试图去克服这一冲突。当然，我们不能本末倒置，抛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仅从法律政治因素来提供生态危机的解决措施。第四，自然也是考察生态危机根源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一方面，自然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这一常识经常被研究者所忽略。事实上，自然生态系统是否具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2 0 0 9，第5 8 7 5 8 8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 卷，人民出版社，2 0 0 9，第9 1 8 页。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 卷，人民出版社，2 0 0 9，第9 2 8 9 2 9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2 0 0 9，第5 9 2 页。311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生态危机根源问题及其回应调节能力以及这种调节能力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会对我们分析生态危机的模型产生很大的影响。更进一步说，如果自然科学能发展到对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有一个定量的把握，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实现合理地调节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不同国家的自然环境是有差别的，正如马克思在考察劳动生产率的时候考虑到了自然条件的问题。他指出：“撇开社会生产的形态的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已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由此，我们在考察具体国家的生态危机时，特别是将不同国家的生态问题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没有理由忽视自然条件因素。第五，在对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分析中，我们还要考虑全球化因素。“全球化”这一概念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全球范围内发生的物质流动，比如日本将核废水排入海洋，就可能造成我国东部周边海域的生态危机；二是各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方方面面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因而在分析全球生态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由全球化进程引发的复杂局面。以上就是从个体国家和全球两个层次、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构建起分析具体国家生态危机的整体论分析模型。根据这一模型，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自然以及全球化这五个因素及其组成的整体，共同促成了当代生态危机的出现。既然生态危机的根源必须在整体上被理解，那么相应地，当代生态危机的解决也需要从整体人手，不存在只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就可以根除生态危机的情况。三整体论模型在解决生态危机根源问题上的理论优势与前述生产力模型、生产关系模型相比，整体论模型有两点理论优势：首先，它克服了前两种模型所无法回避的理论困难。整体论模型在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会引起生态危机的同时，也能解释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同样出现了生态危机问题；在解释生产力对于生态危机的影响的同时，不会陷将生产力模型与生产关系模型完全对立的理论困境。并且，整体论的思维方式更加符合考察生态危机的现实情况，所以运用它来考察具体国家的生态危机，不会出现还原论思维方式所导致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情况。其次，运用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可以更加全面地考虑问题。事实上，生态危机的整体论模型的关键之处，不在于它是否穷尽了所有可以影响生态危机这一特定结果的因素并提供给读者一个“完美的”体系，而在于它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可以充分地考虑和接纳任何一种因素。这一点使它相较于还原论“表明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2 0 0 9，第5 8 6、5 8 7 页。3122022年第2 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第3 0 期场一一捍卫立场”的思维方式更适合研究生态危机问题。除了理论优势之外，这一整体论模型还具有现实的优势。总的来说，因为整体论模型在理论上更符合实际，所以它能更准确地分析具体国家的生态危机状况并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从而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架起桥梁。具体来讲，以整体论思维方式分析生态危机，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当今中国的生态治理需要。一旦我们将这一模型运用于中国实际，就会产生五点具体的解决之策：第一，发展生态友好型生产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对生产部门的原料能源状况、生产科学技术、污染排放等因素进行合理的规划和监测。第二，充分利用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优势来改善生态状况。比如，除了已经采取的耕地红线政策、在沙漠边缘地区植树固土防沙的行动外，我国还要限制市场中资本对于环境的破坏行为，探究如何在扬弃消费主义的同时保证市场活力。第三，加强上层建筑对于生态危机的治理作用。在政治上，我们需要将良好的生态环境始终作为社会长远规划的目标之一，不断完善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法律，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让爱护环境成为每个个人和企业主动会做的事情。第四，发展生态科学，提高人类对于生态系统的认识，需要注意的是，生态科学需要走进中国各地的生产部门，而不是仅停留在对于理想模型的分析和对于生态系统的抽象把握上。第五，在全球范围内宣传保护环境的思想，同时警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中国生态的破坏，包括资源的窃取和污染的侵人。当我们运用整体论模型来分析生态危机问题的不同侧面时，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渗透就会体现得更为明显。比如，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中，我们能够发现政治和法律的影子，而对科技发展的分析关涉到发挥生态友好型生产力的作用等。综上所述，本文旨在提供一种思考生态危机的模式，这一模式强调各个社会因素及其构成的整体在促成当代生态危机方面的影响。当然，本文对整体论模型的描绘是不够深人的，而且如何将这一理论模型运用于解决实际的生态危机问题依然面临着很多困难。尤其是这一理论书写在中国的大地上绝非易事，它要求我们对于我国生产力、生产关系、政策、法律、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的现实情况进行研究并形成总体性的概念。即便整体论模型仍面临着上述各种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困难，也不妨碍其发展成为一条新的研究路径，为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态危机问题提供理论上的可能性。Ecological Crisis and its Solution within theBackground of Marxism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lismLi XiaojieAbstract:The question“what is the root cause of the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risishas always been controversial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a.One view is that the313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生态危机根源问题及其回应root cause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is the capitalist system.The other is that the ecologicalcrisis is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These two seemingly contradictoryviews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They all follow the reductionist way of thinking,which leadsto the separation of theory and reality in the research on the root cause of contemporaryecological crisis.In fact,the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risis is caused by various of socialfactors and the whole of them.Only by adopting the holistic way of thinking in Marxistphilosophy can the ecological crisis in the world,including China,be fundamentally solved.Keywords:Marxist Ecology;Origin of Ecological Crisis;Ho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