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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稿的写作地位
国务院《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国发[201*]23号）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有13种，中央办公厅《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中办发[1996]14号）规定党的机关公文有14种，加起来是27种。其中有9个是相同的（决定、意见、通知、通报、请求、报告、批复、函、会议纪要）不同的也有9个（公报、指示、决议、条例、规定等5个属于党的机关，命令[令]、议案、通告、公告等4个属于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学界一般把这18个文种称为法定公文。20XX年11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依据《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制定的《人大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常办秘字[201*]197号）正式下发，《办法》规定人大机关公文文种为14个，与党政机关公文文种相比，只增加了建议、批评和意见一种。这样说来，目前法定公文文种仍然不到20种。关于这些法定公文的写法，公文写作教科书或类似于教科书式的公文写作专著一般都有详细的讲解。而在现实工作中，无论是党政机关，还是人大机关，所用到的文稿种类远远不止于此。机关文稿种类确实很多，有很多文稿从广义上说都具有公文性质，但却没有列入公文种类，而且有的文稿种类还非常重要，讲话稿就是其中之一。
大家都知道，普通人用口头语言交流思想叫说话，领导干部在会议等特定公务场合表达思想叫讲话，领导讲话现场录音整理稿、事先准备并经领导审定同意的底稿等都叫讲话稿。一个会议是否成功，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是否有高质量的会议文件和高水平的讲话稿。因此，文件起草尤其是领导讲话稿的起草在会议筹备工作中处于核心地位。而办文、办会是机关工作的主要内容，这就决定了讲话稿的起草在机关文稿起草中的重要地位。归纳起来，还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重视讲话是我国一个悠久的历史传统。一句话既可以讲得人跳，也可以讲得人笑。两国之间，话讲得好，可以化干戈为玉帛；话讲得不好，就可能兵临城下，刀兵相见。这在《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典籍里面都有大量的记载。六经之一的《尚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散文集，保存了夏商周三代最高领导人的很多讲话稿。历代帝王的圣旨、诏书等等，可以说都是封建帝王们的讲话稿。儒家创始人孔子，他的讲话稿由后学弟子们汇编成《论语》。《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先秦诸子著作都保留了大量的原始讲话稿材料。所以，在我国古代社会，统治者善于利用讲话稿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思想家善于通过演讲（讲话）来推广自己的学说思想，从而影响政治走势、引领人们思想发展方向。总之，在中国古代，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历史人物都善于通过讲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管理国家和社会，引导人们的思想道德建设。这一历史文化传统对于当代人们的现实生活仍然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第二，我们党的高层领导讲话在治党治国治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解放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很多篇目都是讲话稿。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毛主席讲话成为最高指示，摘编为《毛主席语录》，如果与孔子《论语》相比较，就不难看出历史传统的深远影响，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0至153页），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即著名的南巡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至383页），都是我国解放思想里程碑式的讲话，对于改革开放进程的推动作用是无法估量的。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关于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讲话，以及党的总书记在全国党代会、中央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学习班上的重要讲话等等，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项建设以及党的建设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都是无法形容的。党的高层领导讲话传达的是党的意志，党的意志经过法定程序转变成国家意志即法律制度，因此高层领导讲话精神与法制精神是一致的，深入贯彻领导讲话精神与认真实施法律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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