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推进共同富裕的意义、困境、进路.pdf

民族地区推进共同富裕的意义、困境、进路许珂（西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摘要 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推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彰显了中国作为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既有利于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也有利于民族统一、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战略意蕴。在历史、自然、现实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存在经济和教育基础薄弱、地理条件诱致发展矛盾、政府治理能力有待提高等困境。民族地区应当在坚持绿色发展的前提下以增强内生动力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突破口，包括充分发掘优质资源提升致富能力，平衡“增能”和“赋能”、提升帮扶效能，以提升政府能力为突破口优化发展环境，确保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稳定性、实在性、长期性。关键词 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政府治理能力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1-0215（2023）03-0074-10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1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更不是民族地区的固有烙印。在历史、自然、现实的多重因素影响下，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相对落后局面，曾经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如今是推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需要重点关注的地区。推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是中国作为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民族团结、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民族地区推进共同富裕存在经济教育的发展短板，地理条件诱致发展矛盾，发展环境不佳引致的人才、技术、资金缺口，亟待我们重视研究民族地区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中搜寻推进路径，推动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一、民族地区的空间界域和特点研究推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首先应该明确民族地区的空间界域和特点。学界目前对民族地区尚未形成严格的定义和界定，既是指民族聚居的地方，也经常特指或者专指民族自治地方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规定，中国民族地方基本包括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在空间界域方面，狭义的民族地区范围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八省区”，即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贵州省、云南省、青海省；广义的民族地区不仅包括“民族八省区”，而且包括四川省、湖南省、湖北省、甘肃省、吉林省等的民族自治州和民族自治县。民族地区是中国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安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西部贫困地区县级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评估研究”（项目编号：19BZZ064）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 许珂，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专业2021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地区发展研究。内 蒙 古 民 族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Minz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Vol.49 No.3May 2023第49卷 第3期2023年5月74全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3。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民族地区具有以下特点。（一）人口空间错配中国民族地区幅员辽阔，民族自治地方区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3.72%，总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50%，这些地区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10.06%，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量的36.26%4。大多数民族地区的主导产业是以个体或者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畜牧业，导致人口分布更为分散。地广人稀的人口空间错配格局给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带来了极大挑战，不仅修建基础设施的成本更高，而且增加了基本公共服务覆盖精准化和均等化的难度，成为民族地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阻滞因素。（二）地处边疆中国的民族地区大多分布于边疆，全国2.2万多公里陆地边界线中的1.9万公里在民族地区5，全国有三十多个民族是边境民族6。其中，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八省区”除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之外，都与邻国接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都拥有漫长的国界线。中国在同邻国接壤的民族地区设有对外贸易口岸，这些民族地区是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因此，中国民族地区的持续健康发展和推进共同富裕不仅事关中国民众的福祉，而且关涉民族团结、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三）自然景观多样中国的民族地区大多位于中国整体地势“三大阶梯”中的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地势起伏大，地形和植被类型丰富，垂直地带性和生物多样性显著，山川湖泊、沙漠冰河、草原森林各种地形地貌均有分布。多样的自然景观对民族地区发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多样自然景观的旖旎风光成为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的独特资源，多样的环境类型给各种动植物和农作物提供了适宜生存的空间，民族地区因此物产丰富；另一方面，多样的自然景观伴随的复杂地质条件导致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脆弱，给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沉重的建设和维护成本，客观上影响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四）特色民俗文化特色民俗文化既是民族地区同中国其他地区最本质的区别，也是相对于其他地区最大的比较优势。民族地区除了主体民族汉族之外，居住着一个或者多个民族，这种情况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全称中有所体现，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等。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使民族地区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民俗文化和风土人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是民族地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比较优势。我们应当坚持创新型继承和创造性发展民族地区特色民俗文化，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适度商业开发，保留原貌，传承本真。二、民族地区推进共同富裕的意义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要求，有利于维护祖国统一、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以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民生持续改善，群众幸福感、公平感、获得感不断提升为表征，是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物质精神基础，不断激励各族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形成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向高质量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一）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是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彰显中国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推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是中国国家性质的根本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更不是民族地区的固有烙印。在历史、自然、现实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民族地区曾经是脱贫攻坚的主75战场：国务院划定的全国十四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县级行政单位共680个，其中371个位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地区，约占总数的54.60；最后宣布脱贫的52个贫困县基本都位于民族地区8。后脱贫时代的民族地区曾经的贫困县的经济基础仍然薄弱，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滞后，缺乏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总体致富能力较弱，返贫风险较高，是国家整体层面实现共同富裕需要重点关照的地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是中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础条件，这里的“平等”不仅是发展权的平等，而且是发展成果共享权的平等。民族地区推进共同富裕，是确保改革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有力举措。在民族地区要加快推进共同富裕，使民族地区更好地融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切实改善民族地区群众生活，这不仅是中国作为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彰显，而且是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内在要求。（二）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便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身的初心和使命。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经历了一个话语转换、内涵演进、制度化确认的历史过程9。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与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密不可分。国家富强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富强，而且是全国各地区的全域富强；民族振兴是全国各民族的振兴，尤其是经济社会文化长期处于落后局面的民族的振兴；人民幸福内在包含了各民族群众的幸福，解决基本温饱问题和绝对贫困问题之后，民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应当得到充分满足。因此，推进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各民族群众的获得感、公平感、幸福感得到显著增进，物质和精神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为主要表征的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10中国共产党人经过百年的接续奋斗，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同时要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已经跃升至世界第二位，但是发展的不平衡性仍然突出，体现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区域发展不平衡。脱贫攻坚战虽然使民族地区告别整体贫困，但是民族地区整体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同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民族地区过度依赖中央和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和定点帮扶，缺乏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方面存在较大短板。在经济发展方面，民族地区匮乏人才、资金、技术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在改善民生方面，各民族群众的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供给存在较大缺口。因此，实现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主要内涵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扎实推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三）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富裕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文化和意识层面，是物质和精神都富裕的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或者某一民族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富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形成和存在于精神层面，而且在实践中不断夯实巩固，要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具有深厚思想渊源和鲜明价值导向的话语，也是中华民族以共同体形式存在和发展的一种状态”11，还是各民族之间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每个民族都是这个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激励着全体中国人民勠力同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当在实践中不断夯实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国家政治共同体、历史命运共同体、精神文化共同体，更是经济利益共同体”12，推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切实改善各民族群众的物质精神生活，有助于增强各民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13。“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地推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能够加深各民族的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感，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76深入人心、得到各民族群众的衷心拥护。各民族之间在推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进程中通过对口支援、产业协作、经济文化交流等方式产生的利益共享、相互协作、团结互助精神和行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写照。因此，推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选择。（四）实现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有利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民族地区推进共同富裕不仅具有经济社会意义，而且包含更深层次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民族地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精神富足的共同富裕，是对西方敌对势力以民族问题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阻挠破坏中国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的有力回击。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发展迎来了难得的机遇，也面临着更为复杂严峻的外部挑战，境外敌对势力从未放弃分化瓦解、阻挠、破坏中国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的阴谋14，惯用伎俩是对中国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政策和生产生活现状污名化。因此，民族问题事关祖国统一、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推动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切实改善各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增进各民族群众的公平感、获得感，满意感，能够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精神基础，巩固民族大团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三、民族地区推进共同富裕的困境（一）历史短板：经济和教育基础薄弱民族地区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短板主要是经济和教育基础薄弱，它们共同导致民族地区落入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局面。中国的民族地区多位于西北和西南边陲，远离以黄河和长江流域为主要活动范围的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核心区。学界普遍认为汉族形成于秦汉时期15，其他民族及民族地区的概念最早也相应追溯至秦汉时期。秦朝作为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多民族国家，已经设立了“道”作为民族地区特有的行政建制，行政长官由中央直接任命16；秦朝之后的朝代都建立了相应的管理民族地区的机构和民族地区行政建制，这些机构与中央政府的联系较为松散；清朝中后期，中央才开始直接有效地管辖民族地区；民国时期又将民族地区的行政区划与非民族地区进行统一17，在民族地区设立省级行政单位，民族地区逐渐融入国家发展的整体格局。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和中原地区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轨道。民族地区处于游牧文化核心区和辐射区，人们居无定所，实行较为原始的部落制管理形式，没有固定的交易场所和稳定的交易产品，以农业、牧业粗放型经营为主要生产方式，产出的农牧产品主要用于自给自足，零散地以“茶马互市”形式换取农牧民必要生活物资，其余规模化经济活动较为罕见。同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经济体系不完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民族地区长期受游牧文化影响，主要从事粗放式游牧活动，对教育培训的需求较少；经济发展和教育观念的相对落后，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投入不足，教育基础薄弱成为民族地区存在的普遍问题。经济和教育之间具有密切的逻辑关联：教育基础薄弱导致民族地区人才匮乏，人才是经济发展倚重的重要资源，补足经济发展的历史欠账、实现跨越式发展，教育必须摆在首要位置。受历史传统和教育自身特征影响，教育投入虽然可能不像经济发展那样快速见效，但是能够为民族地区的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人才，阻断贫困的代际传播，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从根本上扭转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为推进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基础。（二）自然困境：地理环境导致的发展矛盾民族地区推进共同富裕的自然困境即特殊地理环境诱发的发展矛盾，集中体现为地质条件复杂导致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地理区位远离消费市场造成的引资困难，生态保护、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首先，民族地区多处于地形复杂、地质活动频繁的高山地带或者沙尘暴、水土流失多发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地质条件复杂、自然灾害频发，给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极大挑战，建设和维护成本高、难度大，导致民族地区交通网络稀疏。77其次，民族地区在地理区位上远离经济发展活力较强的城市带，不易受到这些城市带的辐射影响，这些城市带是民族地区工农牧副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远离市场且交通不便使民族地区难以有效参与国内和国际市场分工，对外交流闭塞，这些都是导致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长期滞后的重要自然因素。再次，民族地区多处于生态环境脆弱区，例如青藏高原的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和四川省西部地区，海拔高、多冻土层，生态修复难度大、开发成本高。民族地区多处于江河源地或者中上游地区，生态破坏造成的影响将波及全国。正因如此，民族地区大部分自然资源富足、开发潜力巨大的区域在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分中被划为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区18，严守生态红线，放弃一部分发展机遇，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较为显著。目前，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标准与禁止开发、限制开发的力度不匹配，部分自然保护区内的矿产资源勘探开发退出补偿等历史遗留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民族地区垃圾处理意识和能力薄弱，无法及时有效处理电子垃圾和废弃物，产生了新的生态问题19，新旧生态问题叠加、衍生，成为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障碍。（三）现实困境：发展环境的相对劣势中国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共同富裕是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主要体现在民族地区、西部地区同东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不充分。共同富裕不仅要解决人际之间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广大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是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现实困境的表象，根源是民族地区发展环境的相对劣势。发展环境基本包括制度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政府治理能力、科教文卫实力、工业基础、劳动力素质等基本要素，是企业选择投资地的重要依据和当地小微创企业发展依赖的重要土壤。发展环境的相对劣势，使民族地区在招商引资中处于弱势地位，大多只能作为相对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承接地，接受这些地区淘汰的低附加值和高耗能的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低附加值和高耗能的产业不仅削弱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的内生动力、导致民族地区陷入发展瓶颈，而且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使本就脆弱的生态雪上加霜，不利于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景象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发展环境相对劣势导致的高度依赖承接产业转移的经济结构非但不会缩小，反而会拉大民族地区同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在影响发展环境的诸多变量中，政府治理能力是最核心的要素。民族地区“症”在经济发展滞后，“根”在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孱弱20。政府治理能力大致包括经济调控能力、制度创新能力、公共服务能力、社会治理能力、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等构成要素。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经济调控能力不足21，导致产业结构偏重高耗能产业；缺乏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制度创新，制度供给以上级政府的配套制度和衍生制度为主，丧失了制度环境的比较优势；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较为粗放和传统，数字化程度和精准度有待提升；民族地区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复杂交织，非传统安全威胁逐渐增加，反分裂反渗透任务重，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较低；民族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利益矛盾多元，各种自然灾害和危机事件发生得较为频繁，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制度韧性、激励韧性、组织韧性、战略韧性、技术韧性较差。民族地区以政府治理能力为核心因素的发展环境的相对劣势，导致民族地区在同中国其他地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成为民族地区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四、民族地区推进共同富裕的进路国内部分学者对中国共同富裕指数进行了测度，民族地区在全国各省区市中基本处于下游水准22，推进共同富裕的艰巨性可见一斑。实现共同富裕要发挥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积极效应23。致富能力属于初次分配，即“做大蛋糕”，是共同富裕中具有基础性、根本性、长远性的内容。中央财政和发达地78区的对口支援，使民族地区在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中占据一定优势，在致富能力方面同其他地区的差距较为显著，这是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突出短板，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在民族地区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只能发挥辅助性和调节性作用，提升致富能力才是根本和关键。首先，基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俗文化，民族地区推进共同富裕应当坚持绿色发展的主线，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适度开发文化旅游资源。其次，民族地区要补齐教育短板，结合自身优势资源提升劳动力群体的致富能力。再次，民族地区要在运用好横向和纵向帮扶政策的基础上，平衡“增能”和“赋能”的关系，强化自我造血功能。最后，民族地区要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为突破口，不断优化自身发展环境，吸引优质资本，推动实现“弯道超车”，加快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一）坚持绿色发展，坚守生态主线民族地区推进共同富裕，首先需要平衡好生态保护同经济发展的关系。共同富裕不仅包含物质层面的内容，而且包含精神富足和生态文明等非物质的更深层次的要求。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和“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是生态治理的主战场，在以经济绩效指标为导向的“官员晋升锦标赛”24激励下，部分民族地区地方政府以牺牲生态保护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生态问题。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敏感脆弱不易修复，很多民族地区位于水系源头或者江河上游，一旦被破坏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生态恶果，威胁整个流域乃至国家的生态安全。对于民族地区而言，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就是发展生产力。因此，民族地区更应当重视生态保护问题，坚持通过绿色发展来实现共同富裕。坚持绿色发展的主线，至少要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布局、政策激励和经济激励三个方面着手。首先，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第二产业的发展会带来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问题，第一产业的产值较低，第三产业更契合绿色发展的理念。相关部门应当以第三产业带动和赋能第一产业，例如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拓宽农牧产品的销路，实现周边农牧民增收致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岗位以改善民族地区尤其是生态脆弱区农牧民的生活；以第三产业改造升级第二产业，例如青海通过实施优惠政策，利用废弃矿场吸引开发商进行旅游开发，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进行商业包装，打造一批享誉国内的特色景区（“翡翠湖”“茶卡盐湖”等）。其次，优化产业布局方面，民族地区要积极发展生态种养殖、有机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提高农牧产品的附加值。再次，政策激励方面，相关部门要鼓励和引导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绿色经济，在对民族地区官员的政绩考核中加强生态指标所占权重25。经济激励方面，中共中央加大了对民族地区生态治理专项资金，尤其加大了对民族地区绿色产业布局、回收处理生产生活垃圾和废弃物等生态项目和生态工程的支持力度。最后，民族地区生态补偿的主体方面，应当以国家补偿和区域补偿为主，注意增加区域补偿、社会补偿、产业补偿的比重，将矿产资源和重要生态功能区纳入生态补偿范围。相关部门应当在生态标准上重视进行生态效益补偿，而非简单补偿经济损失，要补偿生态治理产生的经济行为的机会成本，提升生态补偿的科学性；在生态补偿方式上要加强政策补偿和智力补偿的权重，让政策补偿成为优化民族地区发展环境的增量资源，智力补偿通过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为民族地区培育技术和管理人才26。总之，民族地区推进共同富裕不可脱离生态主线，相关部门要引导和鼓励民族地区形成绿色的产业结构、绿色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走绿色发展的共同富裕道路。（二）发掘民族特色，提升致富能力提升致富能力是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属于共同富裕实现路径中的初次分配。转移支付、政策调节、社保兜底只是解决财富人际或者区域之间分配不均的“治标”式应对性策略，提升民族地区致富能力才是推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民族地区致富能力提升的关键是充分挖掘自身优质资源的市场潜能和加强人才储备。当前，民族地区人口和空间、资源和资金、人才和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问题较为突出。79人口和空间不匹配导致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难以形成规模效应，资源和资金不匹配使民族地区的优质资源得不到充分开发，人才和市场需求不匹配使民族地区发展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源。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不容忽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物质生活得到极大丰富，消费结构由生存性资料为主转变为以享受性资料和发展性资料为主，人们对生态环境、民俗文化、农牧特产等文旅产品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加，给民族地区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提供了重要的市场机遇。民族地区的自然禀赋虽然比不上其他地区，但是人文禀赋深厚，各民族都有独特的民俗文化、风土人情、迤逦的自然风光，这些都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民族地区推进共同富裕要重视发挥民族文化的独特作用。民族地区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西北内陆民族地区风力强劲、光照充足，蕴藏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高山无污染地区蕴藏天然纯净水资源，这些都是民族地区独特自然环境造就的优势资源，相关部门应当在坚守生态红线的前提下充分合理开发，夯实民族地区推进共同富裕的财富基础。针对民族地区人口密度小、不适宜规模化开发的特点，相关部门可以通过生态移民和城镇化建设引导人口和经济活动向重点开发区域和区域性中心城镇集聚27，实现集中均衡开发，为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适配的空间格局。提升民族地区致富能力重在人才队伍建设，发展教育是培育人才、激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长久之计，相关部门要加大对基础阶段教育投入，提升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水平，增加民族地区人才的数量，提高民族地区人才的质量，充实民族地区干部人才梯队建设，为民族地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良好的人才储备。充实的人才储备和充分挖掘的优质资源，可以极大地提升民族地区的致富能力，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文化社会的落后局面，加快迈向共同富裕。（三）平衡增能赋能，提升帮扶效能东部发达省区市对民族地区的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本质上属于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类属共同富裕实现路径中的财富再分配。这种财富再分配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注入急需资源，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也可以缓解中国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助推中国整体层面实现共同富裕。未来，中国要继续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中国共产党一体贯通的组织优势、“五级书记一起抓”28的政治势能高位驱动，继续加大向民族地区的财政投入和对口支援力度，同时，应当处理好以下两个问题。第一，相关部门要处理好对口支援和自力更生的关系，民族地区不应被动接受转移支付，而应积极对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融入新发展格局。民族地区要牢牢抓住“一带一路”的契机，利用边境多口岸的地缘优势积极拓展对外开放，将民族地区建设成为中国内陆地区向西、向北、向南开放的重要基地和充满活力的沿边开发，开放经济带27。第二，相关部门要扩大民族地区同东部对口支援城市之间的产业协作范围，提升帮扶效能。与在民族地区进行投资、向民族地区捐资、直接提供产品设备等粗放式的对口帮扶举措相比，推进共同富裕要求东部地区拓展同民族地区的产业协作范围，提高支援精准度，从而提升帮扶效能。以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省杭州市为例，杭州市精准帮扶对口支援的西藏自治区那曲市色尼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等地，不仅重视对民族地区发展“赋能”，而且为民族地区发展“增能”，重视同被帮扶的民族地区开展产业协作，加强教育医疗的支援力度，重视同被帮扶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交融29。相关部门在民族地区的对口帮扶中要平衡好“增能”和“赋能”的关系，既要瞄准民族地区的医疗、教育、资金短板进行“赋能”，也要激发民族地区自身的发展潜能而实现“增能”，最大化地激发一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效应，加速民族地区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四）优化发展环境，吸引优质资源发展环境主要包括制度环境、基础设施、政府能力、科教实力、工业基础等构成要素。企业是实现最大化盈利的组织，资本的本质是增值，企业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选择入驻地，“低成本-高收益”的组合是80企业和附着于企业的资本的永恒追求。收益相近或者差距不大的地区之间，成本（尤其是非生产性成本）是影响企业抉择的决定因素。成本作为商品经济的价值范畴，包括生产性成本和非生产性成本。生产性成本是指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包括资金投入、人员薪酬、设备折旧等；非生产性成本主要指发展环境，难以核算却深远地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生产性成本主要由发展禀赋决定，这是民族地区目前正在着力改善的方面，非生产性成本尤其是制度环境（营商环境）和政府治理能力日益成为区域竞争的主要场域，是发展环境的核心要素。优化民族地区发展环境首先要优化制度供给、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政府治理能力内在包含制度供给能力，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因此成为优化民族地区发展环境的核心内容。民族地区地方人民政府在提升经济调控能力方面要坚持新发展理念，以绿色发展为主线，利用自身优质资源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民族地区地方人民政府在提升制度创新能力方面，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之中“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地方的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30给予的较大政策自主权这一优势，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作为自身职责定位，围绕企业需求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供给，不断优化民族地区制度环境，以此作为吸引企业入驻的优势条件。民族地区地方人民政府在提升公共服务供给、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方面要以数字赋能提升政府服务能力，通过行政审批改革简化审批流程、实行“宽进严管”和信用监管、互联网监管等多种监管方式，激活市场活力，培育本地小微创企业。民族地区地方人民政府在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方面既要坚持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共治，推动社会治理的社会化，也要形成法治、德治、自治的乡村治理体系，深化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的机制，坚持依法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运用各种智能化设备，坚持“人防”与“技防”相结合，提升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属于非常规治理能力，对民族地区地方人民政府具有重要意义。民族地区地方人民政府要不断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积极运用各种智能化手段监测和防控灾害多发地区，及时做好危机预警和快速响应，做好应急物资的战略储备和应急预案的制定和修订工作，积极同民间救援组织和社会组织合作，有效提升人民政府的危机治理能力。在完善交通网络的基础上，优化民族地区发展环境要重视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利用各种电商平台缩小地理区位的劣势，积极推动互联网平台对接传统民族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塑造展现自身特色的优质发展环境，需要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比较优势是充分利用独有的特色资源，形成相对其他地区的独特优势。贵州省充分利用高海拔平均气温低、水电煤电资源多且成本低、生态优美的比较优势积极吸引大数据中心入驻，拓宽产业链，建立大数据交易中心，摆脱民族地区在科技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利用比较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后发优势也称“后动优势”是指民族地区可以参考中国其他地区和世界发展的经验，通过借鉴发展经验和总结发展教训，降低政策制定成本和试错成本，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总之，民族地区虽然面临种种不利的自然条件和区位劣势，但是仍然要尽力优化发展环境，尤其是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与全国其他地区一道快步迈向共同富裕。五、结论与讨论推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有着经济、政治、战略等多重意蕴，深刻影响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整体进程。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受限于自然、历史、发展环境等不利条件，处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局面。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经过各族群众的不懈奋斗和共同努力，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全国范围获得了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为民族地区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民族地区群众的教育、医疗、卫生、整体收入情况得到切实改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丰富。优秀民族文化得到完整保留和创新发展，民众的精神生活更加充实。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还有很长81的路要走，民族地区缺乏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的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返贫风险大，产品市场的循环仍然以国内甚至省内为主，民族地区尚未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民族地区的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比仍然较低，资源密集型产业在产业布局中占据较大比重，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间的矛盾仍未完全解决。民族地区推进共同富裕具备诸多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民族地区要坚持生态保护底线，以提升人民政府治理能力为破局点优化发展环境，从而将资本、技术、人才投入民族地区民俗文化、自然资源等特色资源开发之中，以提升致富能力、提升帮扶效能作为共同富裕实现进路。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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