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泉州商人与社会变迁.pdf

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TO CULTURAL RELICS文物鉴定与鉴赏0引言宋元时期的泉州虽是世界贸易大港，但主要是官方主导的商业活动，民间商人力量的发展受到抑制。入明以来，由于海禁的三令五申，以海为田的泉州人民不得不冒禁出洋以谋求生路。私人贸易活动的兴起，尤其是海外贸易的繁荣，催生了一些资本雄厚、势力庞大的巨商或私商集团，泉州商人作为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也逐渐显山露水，对传统社会观念的冲击、对城乡结构的发展、对家族或乡族的崛起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1明代泉州商人与重商思潮的形成泉州自古商贸活动十分活跃，在宋元时期曾为世界大港，但商人的商贸活动并未从根本上冲击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因此在思想领域没有出现强大的对抗传统观念的思潮。普通百姓从来没有以商为贱，对泉州人来说，能够生存下去才是根本，这也许就是泉州的商贸活动能够持续不断发展的原因所在。明中后期，随着泉州商人的势力发展，其商贸范围不断扩大，甚至出现了一度主导东亚海上贸易网络的商业势力，这种情况已经深刻触动了泉州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认识到泉州商人的力量，为商人作传，肯定商人的冒险精神，并最终在明末思想领域中形成了重商思潮，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1.1商人获利多致富快，商业的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认同经商比务农周转快、获利多，是快捷致富的途径，这点很早就为人们所认识，到了明代，人们的认识更加明确。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入，城市集镇的增多与市场的日益扩大，商人往来各地贩运，保证人们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商人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商业视为贱业，而是人们羡慕的正经事业，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科举事业，重商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因此，泉州社会出现了许多弃儒从商、亦儒亦商、弃农就贾、妇女经商的新风尚，一些官僚知识分子也或明或暗地从事商业活动。如泉州府同安人林希元，正德十二年（1517）中进士，历任南京大理寺评正、泗州判官、广东盐屯佥事、广东提学、南京大理寺寺丞、钦州知州、广东按察佥事等职。他认为商人的贸易活动有利于民生，“佛郎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束檀乳诸香与我边民交易，其价尤平。其日用饮食之赀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数，其价皆倍于常。故边民乐与为市”。同时他还善于利用商人这一民间力量组织救荒，并能够考虑商人的利益诉求。林希元认识到商人的重要性，也能考虑商人的利益，同时本人也支持家族的海上贸易事业。另外，李光缙也主张“儒者为贾”，读书后经商，可以运用才【作者简介】骆思瑶，女，福建泉州人，本科，文博助理馆员，研究方向：泉州地方史。明代泉州商人与社会变迁摘要：泉州自古商贸活动活跃，宋元时期曾是世界大港，入明以来，伴随着私商贸易的发展，商人力量几乎成为明代泉州社会的主导力量，他们贩北走广出洋，活跃了市镇与乡村的联系，促使新型市镇的产生，冲击了传统的思想观念，形成了重商思潮。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重商思潮的兴起，商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升，以商人为主体的民间力量正深入社会事业的各个领域，有益增强家族或乡族的凝聚力，从而有助于商业的良性发展。关键词：明代；泉州商人；社会变迁；重商；市镇；民间力量DOI：10.20005/ki.issn.1674-8697.2023.13.033骆思瑶（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福建泉州362000）138Vol.256【学术研究】Academic Research智，发财致富，造福桑梓，于己于国都有好处。由此可见，明代泉州社会繁荣的商贸活动以及日益增长的商人势力，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强劲的冲击，越来越多的文人从商等新现象，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士商等级隔阂，这些都是商人及商业带来的深刻变化。1.2商人的经商不易与冒险精神为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与肯定在“抑末”“贱商”思想的影响下，人们总认为商人只是善于投机取巧、擅长行骗的群体，其经商的困难却往往不为人所知。一方面商人要应付经商路途的各种危险，如山川之险、风盗之惊、时疫之扰；一方面要应付贪官腐吏的各种敲诈以及来自政策的压制；此外，还要应付市场瞬息万变的情况以及各种不可预测的突发情况。他们有可能骤富，也可能丧生破产。对此，明末思想家李贽有深刻的认识，他疾呼：“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官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李贽出身于一个商业世家，其二世祖是泉州巨商，娶色目女为妻。四世祖和五世祖都是海商，主要经营与琉球、日本的贸易，也做过通事。李贽不仅对商人怀有深深的怜悯情怀，还将商人与圣人放在同等的位置看待，他认为圣人与商人同样求利，同样在卖货，只不过，商人贩卖的是货物，而圣人贩卖的是他们的聪明才智。正因为经商如此不易，商业的发展与城镇的繁荣更需要商人具有不畏困难的冒险精神。而这又是以广博的知识为基础的，他们既要熟悉各地的路途里程以及风土、物产、人情、斛斗秤尺，又要懂得辨认银色与货物优劣，还要与官府斗智斗勇。明代泉州商人不仅需要具备以上的从商品质，还要面对来自海洋的各种挑战，包括险风恶浪的威胁以及来自西方殖民势力的劫掠与竞争。安平商人是泉州商人的卓越代表，他们富有开拓精神，男女均善贾，足迹遍及海宇，“趋末逐利”成巨富者，“十家而九”。2明代泉州商人与市镇的发展市镇或称市集，是商贾凑集、进行贸易的处所。市镇是商品流通的中转站，它将各地的各类农副产品以及手工品汇集在一起，然后经商人之手进行长距离贩运贸易，将这些商品销往全国各地及海外。可以说，离开了商人这一群体，一切产品都处于静止状态，市镇将无法存在。市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兴到盛的持续过程都有赖于商人的经营活动。小的市集设于农村，大的则设于镇。随着商品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地方变成了人们进行贸易的地方，到明代尤其如此。明代泉州商人十分活跃，他们贩北走广出洋，成为各地畅销商品流通的媒介，不仅促使泉州社会旧市镇的繁荣，也促使许多新市镇的形成，甚至也对外地市镇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2.1泉州商人的经营活动促使各类市镇的兴起2.1.1传统市镇的发展除了旧市镇的繁荣，新的传统市镇也在形成。如南安洪濑，扼永春、德化通丰州、泉州大路孔道，水陆要冲。商人贩运东溪上游山区的生铁、苎麻、木材、陶瓷、药材，要经停洪濑，来自晋江沿海的鱼货商也来此寻求商机，于是市集日趋繁盛，附近居民也争相入市谋生，市易兴隆。清康熙南安县志载：“洪濑在邑治北三十五里乃永德通衢，水陆交冲之所，市长里许，相传辟自明初，昔盛时，双股辐辏，颇称巨镇，其盛倍于邑治，每日贩到鲜鱼甚多。”又如安溪湖头，处于西溪上游，有道路通往永春、大田、德化、华安、漳平，是内外安溪、山区和沿海商品的集散地。尤其明正统年间（14361449），湖头李氏六世祖李森捐资凿通渊港巨石后，湖头的船只可直航泉州。而西溪又属九龙江水系，九龙江船的货物可经白桃德涵口到达福田乡的徐州圩，经感德里白石圩、双埯（即土安）圩、多卿圩、珊屏圩、福春圩、长坑圩等圩场的小商小贩运到湖头销售，泉州一带的商品经湖头向上述圩场贩运到漳州、汀州一带，湖头又成为泉州、厦门、漳州、闽南、闽中、闽西主要商品交流的集散地。明代的湖头市商人十分活跃，商品经济发达，号称“小泉州”。明嘉靖安溪县志载：“湖头市，在感化里，百货所骤，号小泉州。”2.1.2港口型市镇的发展泉州地处福建东南沿海，具有绵长的海岸线，密布着众多优良的港口，号称“三湾十二支港”。明代，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一些优良、偏离政治中心的且具有一定隐蔽性的港口很快成为商人走私的天堂，这些港口所在地也因此发展成为繁荣的市镇。1392023.7（上）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TO CULTURAL RELICS文物鉴定与鉴赏如位于围头湾内的安海港，宋代就已经通海贸外，并渐成集市，但直到明代，由于大量安平商人的走私贸易活动以及郑芝龙海商集团的崛起，才真正引起世界性的关注。安海镇亦改称安平镇，成为海内外各种商品的集散地。2.1.3出现了军事商贸一体的市镇明朝政府厉行海禁，在沿海许多重要港口都布置了军事力量，建立卫所的地方军事体制。明代泉州的海防要地有泉州卫、永宁卫、崇武所、福全所，以及石湖、围头、峰尾等巡检司。卫、所、巡检司等海防体系的构建，本来是为了防范外族入侵以及禁止滨海人民下海，但这些地方往往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内连经济腹地，外通大海，商人活跃，逐渐成为商贸中心，受贩海贸易高额利润的诱惑，一些官兵也参与走私贸易活动。比如崇武城、福全、峰尾等，都是军事商贸一体的市镇。2.1.4专业集市的形成随着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人对所贩运的商品要求更高，不仅要量多质优，且随着商品流通速度的增快，生产速度也要增快。传统手工业依附于农业，农副产品与手工业产品的数量、质量、速度等都达不到市场的要求。于是农业和手工业逐渐脱离，农业与手工业的商品化发展，使商品贸易出现了市场专业化的趋向，形成专业集市。泉州市区的花巷、打锡巷、打铁巷、打线埔等专业性生产的地名都是明代出现的。晋江有专门从事陶瓷生产的磁灶村，惠安有专门造船的西坊乡，德化有许多陶瓷的交易集市，安溪有许多茶墟。以纺织品为例，纺织品是世界贸易网络中的大宗交易商品，各地涌现了许多生产与行销纺织品的专业市集，如南安翁山（英都）的“翁绢”、晋江龟湖的细布、惠安的北镇布与青山的细白布等都是产销海内外的产品，都有专门的交易墟市。2.2商人活动主导市镇的商品生产明代商品经济活跃，农业和手工业的商品化生产突出，生产者生产什么商品，生产何种商品，取决于市场的需求，这一切有赖于商人的经营。明代商人对市场信息的反映更灵敏，尤其是世界市场的形成，商人能否及时把握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了商业能否成功，可以说，商人主导着商品生产的程度。以丝织品为例，由于受海外市场的刺激和需要，明后期东南沿海市镇的商人已经能够根据市场的需求来组织生产。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时代早期，以泉漳为主体的中国商人运往马尼拉的丝织品质量均比较差，但第一次大量的中国商品运往墨西哥时，西班牙殖民者对它们的评价很低。“这整个交易均是徒劳，这种贸易与其说是受益，不如说是受损，因为他们带来的全是一些非常粗劣的丝，还有大部分是草织物、假绸缎、扇子、瓷器，以及一些写字桌和油漆合资。”但是，中国商人很快就提高了丝织品的质量并增加了花色品种，以迎合西班牙殖民者对优质织品的需求，他们巧妙地仿效了西班牙的各种流行图案，把丝织品做得极像安达卢西亚的花布，并略胜于它。丝织品是日本的大宗进口商品，澳门至长崎的贸易衰落后，泉州商人能够及时捕捉市场动态，迅速转移商品生产。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物种交流，如随着商人经营活动的展开，番薯、玉米、花生、烟草等粮食作物引进了中国，不仅改变了家乡的主粮生产农业，也丰富了市场交易的商品种类。另外，市镇的发展受商人活动的制约，商人活动又受许多繁杂因素的影响，如明代倭患严重时许多沿海市镇成了重灾区，商人往往不至，商品流通不畅，市镇萧条，有的因此衰落下去。但一些市镇因为聚集了许多因倭患而内迁的沿海商民发展成为市镇。有一些市镇因地理条件的变迁，商旅渐少而衰落。3明代泉州商人与民间力量的崛起明代以前公共事业的兴办往往靠官府收入由地方官吏督办而成，民间力量只是一个小小的补充。入明以后，随着泉州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商思潮的兴起，商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升，尤其是海外贸易的繁荣，催生了一些资本雄厚、势力庞大的巨商或巨商集团。由于泉州商人发家致富往往离不开乡族、家族的支持，因此泉州商人发家致富后，不忘回馈社会。于是，以商人为主体的民间力量正渗入社会事业的各个领域，包括最基本的路桥修造、捐资助赈等，以及建祠堂、修族谱，进一步增强了家族或乡族的凝聚力，从而有助于商业的良性发展。3.1力行善事以提高社会声望商人修桥筑路、疏财仗义、济贫赈灾等义举自古有之，这些是最基础的公共事业，明代泉州商人仍延续这样的传统，兴办各种基础事业，回馈社会，并借140Vol.256【学术研究】Academic Research此提高商人的社会声望。商品经济越活跃的地区，商人的社会影响越重要。晋江鉴湖张氏家族经商历史悠久，明代从商人数更多，其中不乏乐善好施的人。例如：张逸林“初业儒，后从贾，颇有粒积。买田五十亩，置厝三座，富甲一方。性温厚，乐善好施”；张雅量“初业儒，后就贾，懋迁得法，射利独厚，置乾坤建新店，盛极于时，而对乡间善益乐输，舍施不计时日矣”；张尚廉“文林郎，不仕，从贾，乐善好施”。福全在明代发展成为军事商业市镇，商人活跃，他们发家致富后，也致力于公益事业，如蒋继勋“因善经营渐饶富，疏财仗义，累散千金济人缓急，乡里待举火者五百余家”；庄南亨“至其周舍赈施，竭尽心力而后己”；陈朝礼“买义冢与人襄葬，制药饼施人疾疫贫乏无措者与以钱财”。洛阳桥是泉州名桥，对于南北的人员与物资交流具有重要的作用，池店富商李五（又名李英）以捐资修洛阳桥而留名后世，也因此使李氏成为当地的望族。即使在移居地，泉州商人仍保持乐善好施的传统。商人通过各种义举提高社会声望后，也发挥了在地方基层管理方面的影响，充当了“绅”的作用，为人排忧解难。如晋江鉴湖张三阳“好排纷解难，遇人角争则劝之事寝乃快，邑中各公皆推重之”；蒋继勋，“待人无论少长贵贱，必整肃衣冠，为人排解必得释”。3.2建宗祠、修族谱、设义学以增强家族的凝聚力泉州商人在商业经营中要经历许多风险，因此他们凝聚家族的愿望更加强烈。商人的商业活动离不开家族、乡族的支持，他们商业成功后，纷纷捐资修建祠堂。祠堂是一个家族组织的中心，它既是供设祖先神主牌位、举行祭祖活动的场所，又是家族宣传、执行族规家法、议事论事的地点。泉州商人将部分资金投入祠堂的建设，有利于家族的组织建设，进一步增强家族的凝聚力。明代祠堂建设获得较为稳定的资金，进入了繁荣时期，家族庶民化观念深入人心，这也正是以商人为主体的民间力量崛起的重要表现。“族必有祠”在明代泉州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地方志、族谱等有许多关于商人修建祠堂的记载。与祠堂互为补充的是各类族谱的修纂，族谱记载了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有房谱、支谱、家乘、族谱、宗谱等类型。明代以前，福建族谱的修撰只局限于一些大族，明中期以后，商人的贸易活动为族谱修撰提供了经济基础，民间修普活动进入兴盛时期，出现了普遍化趋向，泉州许多家族都是在这一时期首次修撰族谱，如梅溪陈氏家族、薛氏家族、尤氏家族等。商人在商业经营过程中，除了依靠家族力量外，还千方百计寻求官方力量的支持，所以他们十分愿意投资办学，培养自己的士大夫代表，从而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与家族影响力。此外，商人还担负着维护家族安全的责任，他们或修义堡以居族人以抵御外患，或在天灾人祸时带领族人克服各种困难，渡过难关。4结语总之，入明以来，伴随着私商贸易的发展，商人力量几乎成为明代泉州社会的主导力量，他们贩北走广出洋，活跃了市镇与乡村的联系，促使新型市镇的产生，冲击了传统的思想观念，形成了重商思潮。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重商思潮的兴起，商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升，以商人为主体的民间力量正深入社会事业的各个领域，有益增强家族或乡族的凝聚力，从而有助于商业的良性发展，进而对整个社会变迁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1412023.7（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