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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路径对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潮唯物史观转向的影响王坤鹏（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摘要经由西欧传入的进化论曾是近代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主流指导思想，但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民主革命者由进化论转向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中重新寻找中国的未来出路。在这一思潮转换的过程中，日本传播路径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总体上看，日本路径有起步早、人数多、语言近、影响广等基本特点。当前，结合特定的历史语境分析日本路径对唯物史观早期传播的影响，从内部和外部深入考察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潮唯物史观转向的多重因素，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关键词唯物史观；日本路径；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潮；马克思主义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4671(2023)-03-008306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纵观流行于近代中国的各种现代化思潮，以唯物史观为核心要义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影响中华民族命运的最重要思想。然而，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蹴而就，为了寻找救亡图存的出路，中国的先进分子曾尝试过多种理论武器，其中影响力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进化论思想。从传播渠道来看，进化论主要来自西欧路径，而唯物史观则主要来自日本路径。从实践层面来看，虽然进化论在近代中国找寻革命和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曾长期处于主流思想地位，但以此为理论基础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却屡屡失败。五四运动前后，大批留日青年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随着日本理论界相关社会主义作品的不断译介和传播，唯物史观逐渐受到国内的关注。在经历了历史的考验和实践的验证之后，先进分子最终由进化论转向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中重新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现阶段，当我们对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潮的转向过程进行深入阐释的时候，需要结合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逻辑，从内部和外部综合分析造成这一转向的多重因素，而这种分析，是建立在对唯物史观早期传播路径的深度考察之上的。一、从西欧到日本：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潮传播路径的转向为了挽救危亡之中的中国，进化论和唯物史观都曾是先进分子所依托的重要理论武器。进化论经由西欧传入，唯物史观最初则主要来自日本。“五四”前后，随着人们对唯物史观科学本质和近代中国社会现实认识的不断加深，国内吸纳现代化思想的重心也由西方逐渐转向了东方。（一）“西欧路径”影响下中国的早期进化论思潮随着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的接连败退，面对国家危亡和民族危【收稿日期】2023-02-09【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变局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现实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20BZX018）；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思潮转向研究”（KYCX22_3139）。【作者简介】王坤鹏，男，江苏淮安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党史。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第44卷第3期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Vol.44 No.32023年JOURNAL OF YULIN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83DOI:10.13792/45-1300/z.2023.03.0162023年玉林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机，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东西方军事实力存在的巨大差距，开始积极探寻“救亡图存”的良策。在最初，他们的学习对象主要是西欧帝国主义列强，而进化论则是他们必然要遭遇的理论思潮。1859年，达尔文发表自然选择系统阐述了生物进化论，这在科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并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深远影响。此时，欧洲正处于资本主义快速扩张和各国社会运动兴盛之时，随着斯宾塞、赫胥黎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对竞争、淘汰等思想的鼓吹，进化论一时成为西方宣扬强权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合理性的理论工具。在国家破碎和国外资本主义发展的双重刺激下，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群体愈发认识到民族复兴需要体制改革和思想创新。其中，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为代表的先进分子以西欧路径为主要学习渠道，通过对进化论思想的吸收和改造，以社会改良或社会革命的形式推动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1895年，严复率先在天津直报发表文章原强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随后他又在国闻报上发表天演论并提出著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口号。在天演论中，严复不仅介绍了生物进化论，更是以中国社会现实为基础提出了“天演进化论”，这种新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遵循与自然界一样的进化规律，具有鲜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康有为在严复“天演进化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进一步改造了西方的进化论。康有为把社会历史划分为“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阶段，从前到后依次为直线渐进式，具有典型的社会进化论特色。康有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内装入西方进化论的内核，并基于社会进化论来探索改良方案在近代中国实践的可能性。梁启超同样继承了严复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他认为“历史者，学术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强调群体进化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但是，梁启超反对社会革命，主张中国通过轻柔、缓和的社会改良方案“合理”地发展资本主义。虽然他肯定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但仍认为社会形态的变化遵循循序渐进的规律，这也代表了他对社会发展的渐进的进化论式理解。孙中山的理解则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同，他认为社会进步需要革命运动带来制度上的根本性变革。其通过对进化论的改造和欧美社会革命经验的吸收，形成了以革命为核心的社会进化思想。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提出：“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在孙文学说中，孙中山指出，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化是由符合时势和潮流的革命所造就的。孙中山明确主张革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力量，自始至终都坚持一种与维新派不同的社会进化思想。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过于强调人的意志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将社会进步的动力归因为精神力量，在历史观上陷入了唯心主义。总的来看，近代先进分子在探索救亡图存、自立自强的道路上学习的对象主要是西欧列强；他们提倡的口号和理念，不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师夷长技以自强”，不论是“变法图强”还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都明显遵循着西欧国家所主张的进化论逻辑。不可否认，先进分子们的多种尝试有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和现代化进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通过“西欧路径”传入的进化论构成了近代中国重要的现代化思潮之一。（二）“日本路径”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探索的屡屡失败，先进分子开始通过其他渠道来找寻实现民族复兴的出路。在诸多思潮中，影响最大的便是强调“庶民的胜利”的马克思主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中国了解到马克思主义，但此时国内精通俄文者极少，无法直接通过苏俄渠道来获取较为全面的理论知识。而日本作为东亚吸收现代化思想的先行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介和研究上已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恰逢此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页。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9页。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10页。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7页。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8页。84王坤鹏论日本路径对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潮唯物史观转向的影响时，中国派出大批青年学子赴日本留学。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公派赴日本留学的学生团体多达近三十个，共有赴日留学生一千余人。其中，以李大钊、李达、李汉俊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依托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译作和专著，积极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大力推动下，以唯物史观为核心要义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启蒙阶段发挥了重要的理论作用。新文化运动期间，李大钊于新青年杂志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文章，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章首次在中国提出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重大反响。从内容上看，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李大钊根据日本学者河上肇的文章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进行的加工和再创造，同时也包含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分析和解读。李达一生三次赴日本留学，其在日期间通过研读片山潜、安部矶雄等学者主编的社会主义期刊的论文了解了马克思主义。李达在研究的过程中重视对唯物史观的解读和阐释，他提出了“实践唯物论”观点，将实践观和唯物论拓展到认识论领域，这是对唯物史观理解的深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李汉俊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期间，其信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李汉俊将唯物史观称作经济史观，认为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因素在于经济条件，这一看法与栉田民藏、河上肇等学者基本一致。周恩来于1917年至1919年在日留学，其间他通过阅读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及河上肇编的社会问题研究杂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学习和研究。郭沫若曾多次客居日本，其间翻译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他认为对河上肇著作的译介使他“转向马克思主义”并“固定下来”，促使他成为一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总结而言，在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留日学生的积极传播和以河上肇等为代表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影响下，唯物史观得以在近代中国快速生根发芽。从进化论的流行到唯物史观的传入，中国思想界在现代化理念上完成了一个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日本的思想路径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二、唯物史观传播日本路径的基本特点历史地考察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潮的发展过程和空间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到自20世纪之初起不同现代化思想经由不同路径进入中国的历史图景与发展脉络。从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和传播，到经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革命实践，日本路径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由理论转变为实践的有效中介，并真正推动了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潮的唯物史观转变过程，由此也正式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日本路径的影响下，先进分子深入了解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更广泛的传播。当我们今天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时，不能忽略日本这一传播渠道。在一定意义上，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日本这一重要路径密不可分。具体而言，日本传播路径主要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日本路径是早期唯物史观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有三条：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为代表的日本路径，以瞿秋白、张太雷、杨明斋等为代表的苏俄路径，以周恩来、蔡和森等为代表的西欧路径。一般认为，苏俄路径最为系统全面地将 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185页。龚书铎等：中国近代史：19191949，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2页。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60页。李达：社会学大纲，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495页。英迪克 威尔逊著，封长虹译：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郭沫若：郭沫若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113页。张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的文本问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5期，第7178页。852023年玉林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了中国，但事实上，由于“五四”前后国内精通俄文的学者极少但留日学生众多，彼时中国并没有较为顺畅的渠道从苏俄获取思想源泉，因此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路径并非来自苏联，日本路径则是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渠道。其次，日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东亚国家中起步最早。自通过明治维新踏入资本主义道路之后，日本便开始不断引进新的思想理论。1870年，启蒙思想家加藤弘治在其著作真政的大意中首次向日本国内介绍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在1882年的自由民权运动中，中江兆民于政论丛谈期刊发表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到了20世纪初，随着工人阶级的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盛，日本更是涌现出幸德秋水、堺利彦、河上肇等一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译者和研究者。而在中国，最早提及马克思的文章是1899年由李提摩太翻译、蔡尔康整理的文章大同学，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则是1919年由李大钊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从时间上来看，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比中国早了三十余年之久，东亚的其他国家等更是晚于其后。在日本学者的积极译介和深入研究之下，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取得了广泛影响并辐射到周边各国。再次，日本与中国在语言文化上具有相近性。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日本自飞鸟时代起便广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地理位置的相近使得两个东方国家不仅交流频繁，而且容易产生文化认同感。此外，较之汉语与欧美语言的差异性，日语与汉语同源而来，两种语言的理解和相通更加容易。据日本史书古事记记载，汉语约在公元前3世纪传入日本，经过多年的演化和调整，逐渐发展成为现代日语。虽然日语包含了平假名、片假名等不同的书写方式，但由于其本身源自汉语，因此中国学者在转译日本文献时具有天然的便利性。例如，“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辩证法”等词汇就是由日本直接“翻译”而来的，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日本马克思主义著作能够大量译介到中国。最后，留日学生是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潮转向的主要推动力。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派出大量官费留学生赴日本学习，在1896年至1919年期间，派出留日学生的总数高达六万余人。留学日本的高峰期恰逢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早期传播，留日学生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往中国传播的主要力量。在方式上，留学生一是通过译介相关著作，二是通过撰写评论性文章来进行传播。例如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李汉俊翻译的资本论入门，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等书籍，李大钊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撰写的马克思学说、李达撰写的唯物辩证法大纲等文章，都有效促进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和社会主义思想的萌生。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在这一特殊历史语境下，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思潮在留日学生的推动下顺利实现了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转向。三、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潮唯物史观转向的逻辑分析回望近现代中国现代化思潮探索史，进化论主要流行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和辛亥革命之间，五四运动之后，“日本路径”带来了唯物史观并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严格来讲，唯物史观和进化论的传入时间有一定重叠，唯物史观置换进化论成为主导性的现代化思潮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根本上看，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潮的这一转变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这一问题的分析，需要结合理论和现实的双重逻辑，从内部和外部展开深入阐释。从理论逻辑来看，一方面，留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积极译介和传播构成了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潮转向的外部因素。早在19世纪末，已经有学者译介马克思主义相关内容到中国，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比较简单、零散，且当时中国正在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具备唯物史观传播的历史条件。到了20世纪初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以日本为主要路径开始较为系统、全面地传入中国。在马克 张妍：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早期传播及对中国之影响，学术交流2017年第4期，第193198页。86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日本路径”中，日本学者和留日学生起到重要的理论中介作用，他们关于唯物史观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成为近代中国思想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范本，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概言之，“五四”前后伴随着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留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和传播加深了近代中国对唯物史观的认知和理解，为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唯物史观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唯物史观的科学本质构成了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潮转向的内在因素。进化论和唯物史观在本质上遵循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进化论在近代中国主要表现为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在社会领域的推演，但其将社会运动和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唯心的精神力量，难以解释人类社会的多样发展现实。唯物史观则强调从客观物质生产条件出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运动一般规律的正确揭示，能够为近代中国革命提供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基础。唯物史观一经传入中国，思想界就曾围绕唯物史观和以庸俗进化论为代表的唯心史观展开激烈的争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马克思主义先驱运用唯物史观基本方法科学分析历史发展规律，指出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不是人的意志而是生产力，有力批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本质。从现实逻辑来看，一方面，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构成了思潮转向的外部因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中国人民正是在革命奋斗中探索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彻底暴露了西方列强现代化道路的恶劣本质。人们愈加清晰地认识到，按照“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落后的近代中国不仅无法实现国家富强，连国民的基本生存都将难以保障。但随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成功的消息传入中国，人们看到落后的俄国顺利跨越资本主义完成了社会主义变革，这重新点燃了知识分子们挽救国家危亡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希望。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党先驱在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充分认识到唯物史观科学实证的品格，开始积极运用唯物史观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开展。可见，正是在巴黎和会和十月革命的双重刺激下，以进化论思潮为理论基础的欧洲现代化道路在近代中国遭到了根本性质疑，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另一方面，近代中国的历史语境和革命探索构成了现代化思潮转向的内在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告诉我们：“为了探求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中国的先进分子带领中国人民始终坚持在苦难和挫折中求索、在风雨飘摇中前进，敢于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表现出了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随着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先进分子们在不断的挫折与探索中对进化论的态度从推崇转向质疑，开始认识到在中国不能单纯照搬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拯救中国需要比西方进化论更加科学合理的指导思想。与此同时，随着唯物史观的传播和工人阶级的不断发展壮大，马克思主义也因为其坚持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服务的品格而在中国顺利生根发芽。在这一背景下，近代中国独特的现实语境为唯物史观取代进化论奠定了坚实基础。四、结语五四运动前后，近代中国社会改造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新的转变，在日本路径的影响下，唯物史观取代了进化论成为中国新的思想武器。在这一过程中，留日知识分子和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译介和研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结合特定的历史语境和时代背景，深入分析思潮转变的内外因素，可以发现，中国对唯物史观的最终选择是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起到根本作用的是近代中国的现实逻辑。我们不能片面地放大日本路径的作用，只有通过多元化的视角和辩证的分析方法来进行全面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3页。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0页。王坤鹏论日本路径对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潮唯物史观转向的影响872023年玉林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考察，才能有效辨明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潮唯物史观转向的实质。此外，通过展望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潮传播路径演变的历史图景可以发现，学界当前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研究更多聚焦于路径本身，而基于社会历史因素综合考察不同传播路径对于社会主体的选择性的研究仍然具有较大空间。不可否认，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研究体系的整体性、宏观性的缺失是导致这一薄弱环节出现的原因，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研究视域下，构建一个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体系的重要性也因此而彰显。【责任编辑林奕锋】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