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孝宗朝内禅书写与话语空间.pdf

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110 论南宋孝宗朝内禅书写与话语空间*张 婧（浙江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23）摘 要：内禅是南宋孝宗朝的主流政治话题，文人士大夫围绕内禅展开言说和书写，建构起该时期的内禅理论，并将孝宗朝内禅确立为实现该理论的理想典型。在内禅理论的基础上，出于不同的功能需求，文学创作中的内禅话语呈现出多样化的表达样貌，体现出功用性考量对于政治话语运用的影响。内禅话语建构与运用中的群体书写、“故事”回溯及道德维护现象，体现出时局导向与话语空间的复杂关系。关键词：孝宗朝；内禅；书写；话语空间 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与淳熙十六年（1189 年）的两次内禅贯穿南宋孝宗朝首尾，在此期间，内禅仪制得到了确立，内禅主动权由君主掌握，保证了这一君权传承行为的权威正统性，标志着内禅政治在孝宗一朝走向成熟。同时，两次连续的内禅体现出这一君权传承模式在孝宗朝的稳定延续，被时人当作孝宗执政生涯中的重要政绩，是对有宋以来文人士大夫理想政治追求的实践回应。由此，内禅成为孝宗朝的主流政治话题之一。据淳熙十五年（1188 年）高宗谥册文所言：“夫惟中兴之烈如彼，内禅之盛如此，是宜儒生文士陈篇奏颂，前后以千万计，下至匹夫匹妇，若耄若倪，亦知歌咏盛德于康衢之中。书之史册，垂之亿世，盖有不可胜纪者矣。”a围绕内禅展开的文人士大夫言说及书写，使内禅这一政治话语在孝宗朝得以建构。一方面，通过将孝宗朝内禅与前代禅让的勾连比较，完善内禅理论，并将孝宗朝内禅定位为禅让理论实践的理想典型；另一方面，通过文人士大夫在贺表、奏*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北宋新创词调研究”（19YJC751062）阶段性研究成果。a（宋）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 121高宗谥册文，（宋）周必大撰，王蓉贵、日白井顺点校：周必大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170 页。论南宋孝宗朝内禅书写与话语空间 111 论、颂文乃至诗歌、墓志铭等文体中围绕内禅的正统、中兴、孝道等话题的讨论，发挥出内禅话语在朝堂的实用功能。在这一主流政治话语的建构及运用中，体现出了文人士大夫在时局导向下话语空间的有限性。一、内禅书写中的理论建构与价值定位 孝宗朝“内禅之盛”背景下文人士大夫的相关创作与言论，勾勒出了内禅理论的建构轨迹。以诏书作为建构内禅逻辑的核心，通过与前代禅让之举相对照，寻求理论与现实依据，建立比照坐标，实现对内禅的价值判断厘定，形成内禅话题盛行当世的理论基础。（一）理论建构 文人士大夫以代君立言的方式撰写诏书，从而建构起内禅理论的核心。现存有关高宗“壬午内禅”的主要诏书有陈康伯草拟的高宗立皇太子诏a、洪遵草拟的高宗禅位诏与孝宗赦文b，以及周必大草拟的一系列上尊号诏；有关孝宗“己酉内禅”的主要诏书有虞允文草拟的孝宗立皇太子诏c、周必大草拟的淳熙十六年（1189 年）禅位诏d，以及皇帝初即位拟进上寿皇尊号诏e等。这两次内禅的核心逻辑均由文人士大夫代草的立皇太子诏、禅位诏及上尊号诏这三重文本实现建构。首先，立皇太子诏被用以选定受禅者赋予其合法的“储副”身份，其中蕴含选贤逻辑。立皇太子诏中的选人逻辑均由三个层次展开：以阐述“退养寿康”“太上皇帝托付之重”的正当选人缘由开篇；继而以“毓德允成”“仁孝严重，积有常德，学必以正，誉日以休”表达对皇太子人选品德能力的认可，体现选贤取向；篇尾以“朕心庶几焉”“蔽自朕心”展现君主在选人中的主导性，以维护君权权威。f 其次，禅位诏被用以阐释内禅缘由并正式向新君转交君权，其中蕴含移权逻辑。禅位诏皆提及“边事寝宁，国威益振”g及“边鄙不耸，年谷顺成，底于小康”h的政治环境，选择在政局稳定时移交君权，体现出追求平稳过渡的移权理念，也表达出君主移权是出于遵祖制的无私品质而非避祸心态，证明移权的正当性。禅位诏中还明确言及，禅位 a（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 1，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第 508509 页。b（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 1，第 509510 页。c（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 2，第 521 页。d（宋）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 121禅位诏，（宋）周必大撰，王蓉贵、日白井顺点校：周必大全集，第 1170 页。e（宋）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 121皇帝初即位拟进上寿皇尊号诏，（宋）周必大撰，王蓉贵、日白井顺点校：周必大全集，第 11701171 页。f（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 2、卷 1，第 521、509 页。g（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 1，第 510 页。h（宋）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 121禅位诏，（宋）周必大撰，王蓉贵、日白井顺点校：周必大全集，第 1170 页。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112 者“以淡泊为心，颐神养志”，而新君则要处理“一应军国事”，可见君权移交之彻底。a 最后，上尊号诏被用以维持太上皇的地位，其中蕴含报恩逻辑。所谓“决策内禅，天地大恩，无以报称形容”b，在弘扬父子孝道与感恩君权相授的双重道义下，一方面受禅者在受禅之初即拟上尊号诏，通过尊号赋予太上皇礼制上与君主并立的权力象征地位；另一方面又颁布赦文广布恩泽，并以“凡今者发政施仁之目，皆得之问安侍膳之余”c“太上皇帝已降诏禁约”d，将大赦归功于太上皇的指导，在名义上主动分权，以实现对传位者的感恩报德。（二）价值定位 文人士大夫在建构内禅理论的基础上，还对前人的禅让之举进行思想取舍和行为判断，通过将孝宗朝内禅与之相对照，对其禅让思想进行取舍，对其禅让行为进行价值判断，以实现对孝宗朝内禅的价值定位。首先，通过与尧、舜、禹三代禅让的类比，展现孝宗朝内禅对前者的继承与超越。杨万里作贺绍熙皇帝登极表云：“尧授舜，舜授禹，复见于今。”e陆游作丞相率文武百僚贺皇帝正旦表亦云：“尧授舜，舜授禹，方瞻继照之明。”f将尧、舜、禹三代禅让这一禅让政治的源头作为本朝内禅的比照标杆，认为本朝内禅是三代禅让的再现，将孝宗朝内禅提升到实现儒家最高政治理想的价值层面。值得注意的是，时人还从所传非子及非生前传位的角度指出了孝宗朝之内禅对尧、舜、禹三代禅让的超越。陆游在丞相率文武百僚上皇帝贺三殿受册表中提出：“伏以尧舜禹之相承，盖非一姓；姜任姒之善继，又不同时。参稽前闻，孰拟昭代？恭惟皇帝陛下，奄有万宇，统和三灵。由至公大义，膺宝运之传；讲祲威盛容，伸天下之养。”g这种“盖非一姓”“又不同时”的价值判断为时人广泛接受，故留正评价本朝内禅为“三圣矩叠规重，盖自开辟以来，所未有也”h，由此，孝宗朝内禅的价值定位进一步提升。其次，通过对唐代内禅的批判，确立过程合法的孝宗朝内禅的正统性。北宋范祖禹唐鉴即提出“昔三代之君，莫不修身齐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诛其亲者，谓之定内难。逼父而夺其位者，谓之受内禅。此其闺门无法，不足以正天下乱之大者也。其治安之久者不过数十年。或变生于内，或乱作于外，未有内外无患承平百年者 a（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 1，第 510 页。b（宋）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 121皇帝初即位拟进上寿皇尊号诏，（宋）周必大撰，王蓉贵、日白井顺点校：周必大全集，第 1170 页。c（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200，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 3946 页。d（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200，第 3948 页。e（宋）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 46贺绍熙皇帝登极表，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2337 页。f（宋）陆游著，马亚中、涂小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 1卷 2丞相率文武百僚贺皇帝正旦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88 页。g（宋）陆游著，马亚中、涂小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 1卷 2丞相率文武百僚上皇帝贺三殿受册表，第 8485 页。h（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200，第 3944 页。论南宋孝宗朝内禅书写与话语空间 113 也”a的观点，认为唐人“起兵而诛其亲者”“逼父而夺其位者”这种非正当的受禅手段导致了统治后的内忧外患。孝宗朝文人即借鉴此说，集中于对唐代内禅过程合法性的批驳，如陈傅良贺登极有言“太宗于唐，非储闱之正”b，唐太宗发动政变逼父内禅，故质疑其君权的正统性。张孝祥贺太上皇帝逊位表云：“臣闻为天子父，实仓皇蜀道之归。”c讥讽唐玄宗内禅前已失去实际君权，其内禅是被兵变夺权后被迫做出的求全选择。唐代政变式的内禅不符合内禅理论中君权平稳过渡与平衡分配的观念，在与唐代政变式内禅的对比中，内禅过程合法正当的孝宗朝内禅确立了符合内禅理论的正统性。最后，通过借鉴宋代内禅之故事，将孝宗朝内禅确立为本朝内禅经验的集大成者。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孝宗独召学士洪迈入对，谓曰：朕将行内禅，且欲如唐贞观故事，令皇太子参决如何？迈言天禧资善之诏，可举行也。”d洪迈建议孝宗借鉴真宗朝颁布天禧诏书之故事，以谏官辅助皇太子参决。此外，壬午内禅与己酉内禅礼仪流程中的诏立皇太子、出御札昭告内禅事、新帝推逊不受、太上皇迁居新宫、上尊号、新帝定期朝太上皇及逾年改元等环节均借鉴自徽宗之内禅，在其基础上有所细化增补。从孝宗朝内禅对宋代内禅故事的借鉴可见其具有的“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e之倾向，故成为宋代内禅经验的集大成者。二、内禅话语的文体差异和功能指向 内禅作为孝宗朝的主流政治话题之一，在形成具有价值判断的内禅理论基础上，文人士大夫在不同文体中出于各异的功能需求而对内禅话语加以运用，使其呈现出多样化的表达样貌，体现出功能性考量对于政治话语运用的影响。（一）表、颂进献时的礼节颂扬与仕途邀名 孝宗朝内禅被确立为实现内禅理论的理想典型，使时人将其作为君主品德与政绩的表现多加书写，这在臣僚的表、颂的进献中呈现得尤为突出，体现出了颂扬邀名的功能指向。一方面，因礼节之故，臣僚针对内禅中太上皇逊位、新帝继任及上尊号等活动需作贺表示称颂之意。首先，贺表将内禅作为君主的重要政绩加以称颂。如张孝祥贺太上皇帝逊位表称高宗逊位“振古所无，率土同庆”f，称赞其内禅具有开拓性；陈傅良绍熙改元贺皇帝则赞颂壬午内禅和己酉内禅：“未若二圣亲传于大宝，两朝兼著于隆 a（宋）范祖禹著，白林鹏、陆三强校注：唐鉴卷 12，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年，第 337 页。b（宋）陈傅良著，周梦江点校：陈傅良先生文集卷 30贺登极，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92 页。c（宋）张孝祥著，徐鹏校点：于湖居士文集卷 20贺太上皇帝逊位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198 页。d（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 2，第 522 页。e（宋）陈亮著，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增订本）卷 1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6 页。f（宋）张孝祥著，徐鹏校点：于湖居士文集卷 20贺太上皇帝逊位表，第 198 页。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114 名。播告多方，超逾前古。”a凭此成就两朝盛名。其次，贺表宣扬君主在内禅中彰显出的仁孝品德。如韩元吉太上皇帝庆寿礼成贺表推崇主动逊位的高宗“仁参高厚，道冒华戎”b，宣扬禅位者主动禅让体现出的仁德；而陈傅良的贺登极则通过描述受禅者“揖逊相承”和“鸡鸣而起，方趋问寝之时”，认为其“笃生元良，遵养浚哲”，宣扬受禅者谦逊报恩体现的孝道。c最后，贺表论证内禅为本朝政治自信的来源。楼钥至尊寿皇圣帝第一表论证道：“既已光舜禹之传，乃亲为曾闵之行。期可已矣，必欲加隆；祥而廓然，尚云宁戚。顾平时不好世俗之乐，岂今日忍闻堂上之歌？”d即以内禅光复“舜禹之传”的明君必将在执政期间有所建树，阐明了内禅与时人政治自信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孝宗朝还涌现了一批地方官员或文人主动撰写针对内禅的颂文，现存较为完整的有赵不忧的皇宋中兴圣德颂并序、曾丰的绍兴淳熙两朝内禅颂并序及王子俊的淳熙内禅颂。董春林指出，赵不忧的皇宋中兴圣德颂并序“表面上禅位之美德，一方面旨在褒扬孝宗中兴之治视域下事亲之恭维，另一方面旨在宣扬高宗创造的帝业之基”e。撰文者借颂文推崇高宗之政治路线，实现向高宗颂德邀功的目的。而曾丰的绍兴淳熙两朝内禅颂并序f和王子俊的淳熙内禅颂g则通过将绍兴、淳熙两朝之内禅与尧、舜内禅类比，称颂其在内禅谱系中的优越地位，以提升本朝政权地位和增强政治信心，体现出内禅政治下的社会观照。以上三位颂文撰写者均借此获得了升迁，如据桯史载：“（王子俊）尝游京师，上史馆书，述此颂之意，以杜笃自况，阶荐得官，初任径为成都帅幕。”h同时，文名也受到了时人的推崇，王子俊凭借这篇颂文为“乡曲一二巨公，皆盛有所称道”i，撙斋先生事迹则载曾丰：“公著三朝内禅颂，驿置以献。中朝称其考证千载，若合符节，可荐清庙。”j由此可见以颂文称颂内禅媚上赚仕途、邀文名的功能指向。不管是臣僚出于礼节创作的贺表，还是地方官员和文人主动撰写的颂文，都有借内禅话语颂扬邀名之用，这一功能性诉求使文本中关于内禅政治价值的分析、帝王仁孝品德的书写存在一些较为牵强的附会和罔顾事实的夸张，但这确实呼应了统治者的需求和内禅思潮风靡的时代风气，使创作者收获了名声甚至使仕途受益。a（宋）陈傅良著，周梦江点校：陈傅良先生文集卷 30绍熙改元贺皇帝，第 396 页。b（宋）韩元吉：南涧甲乙稿附拾遗卷 8太上皇帝庆寿礼成贺表，丛书集成初编第 1980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30 页。c（宋）陈傅良著，周梦江点校：陈傅良先生文集卷 30贺登极，第 392 页。d（宋）楼钥撰，顾大朋点校：楼钥集卷 11至尊寿皇圣帝第一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257 页。e 董春林：撰与刻的政治构想南宋夔门皇宋中兴圣德颂的文化涵义，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2 年第 4 期，第 15 页。f（宋）曾丰：绍兴淳熙两朝内禅颂并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 6290，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278 册，第 5052 页。g（宋）岳珂撰，吴企明点校：桯史卷 15，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169173 页。h（宋）岳珂撰，吴企明点校：桯史卷 15，第 173 页。i（宋）岳珂撰，吴企明点校：桯史卷 15，第 172 页。j（宋）曾丰：撙斋先生缘督集卷 12 附录撙斋先生事迹，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88 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第 704 页。论南宋孝宗朝内禅书写与话语空间 115（二）奏论进谏时的施政规劝与言行制约 谏官在奏论进谏中也常借内禅言事，对受禅君主的施政与德行提出规劝，以表达自己的政见，而这样的规劝多借由对内禅故事加以借鉴的方式来提出。一方面，运用内禅话语针对受禅君主的施政提出建议。如借前代受禅者的治国举措与功绩给君主施加压力，督促其勤勉执政。蔡戡来直言有言：“臣闻舜受禅之初，咨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傅说复于王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借舜在受禅之初即积极纳谏的行为向孝宗提出应该“广开言路，增置谏官”的政治建议，并通过舜受禅后取得的功绩说服孝宗采纳建议。a还有借禅位者执政期间的作为对受禅君主进行规劝，引导其借鉴禅位者之举措以承担内禅转交的治国责任。叶适应诏条奏六事指出孝宗“在位二十八年，英武刚健，勤劳恭俭，整厉臣工，变移风俗”，以其施政举措赋予光宗压力，督促受禅的光宗继承孝宗未酬之志，听取自己提出的“严祗寅畏”“仁恕温厚”“虚心无我”“广览兼听”“至公寡欲”“长驾远驭”的建议，以不负孝宗所托。b 另一方面，运用内禅话语对受禅者与禅位者关系的处理提出建议。如楼钥上两宫奏疏谓：“臣等闻圣人之德无加于孝，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高宗以天下授之寿皇，寿皇以天下授之皇帝，为天下得人而宗社尊安，孝之大者也。前则寿皇尽孝于高宗，今则皇帝尽孝于寿皇。以天下养，孝之尤大者也。”c规劝光宗学习孝宗受禅后尽孝于高宗的行为，强调回报孝宗“以天下与人”“为天下得人”恩德的重要性，这种对受禅者孝行的规劝体现出臣僚试图以报恩尽孝的责任制约光宗君权，提升太上皇的政治影响力，实现双重君权平衡的诉求。谏官运用内禅故事确立的典范传统及内禅蕴含的报恩尽孝责任，确实对受禅君主有所制约。但值得注意的是，出于自保的诉求，进谏者多借用内禅故事进谏，以削弱谏言与自身观点之间的联系，且在用语上呈现出谨慎、委婉的特征，体现出进谏者小心翼翼的自保诉求。但这一诉求能否实现仍取决于君主对于内禅相关事宜的处理态度，如蔡戡针对孝宗和光宗前后两次内禅均有进谏，而其在乞以寿皇圣帝为法札子中提出“凡事亲修身、立政用人，一以寿皇为法”d的观点，违背了光宗处理与孝宗关系的实际取向，故蔡戡在光宗朝遭到多次贬谪的经历或许与此不无关系，可见臣僚在奏论进谏中运用内禅话语进行规劝时也受到君权极大的制约。（三）科举策论中的焦虑传达与意图揣摩 内禅话题在科举的殿试策论中也被君主提出加以讨论。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殿 a（宋）蔡戡：来直言，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 6250，第 276 册，第 178 页。b（宋）叶适：水心别集卷 15应诏条奏六事，（宋）叶适著，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843 页。c（宋）楼钥撰，顾大朋点校：楼钥集卷 22上两宫奏疏，第 437 页。d（宋）蔡戡：乞以寿皇圣帝为法札子，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 6249，第 276 册，第 165 页。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116 试详定官别立等载：“然自绍兴、乾道、淳熙、绍熙之际，殿榜上三名，多人主亲擢云。”a君主参与殿试与举子直接交流，通过策问以求选拔符合自己心意的臣子，举子则经由对策与君主交流以求得赏识擢用，故廷试策论中内禅话题的讨论体现出科举功用诉求下内禅话语的运用技巧。一方面，君主在策问中运用内禅话语展现自己的责任与焦虑，表示对人才、建言的渴求，引导举子畅所欲言。孝宗曾在廷试策问中提及内禅，据周必大代拟的淳熙八年（1181 年）廷试策问载：“盖闻舜受尧禅，七政齐于上，十二州肇于下。唐太宗亲传高祖之业，兵寝刑措，开四夷为郡县，大功盛烈，咸在初载，何其速也。朕以寡昧祗承内禅，宵衣旰食二十年于兹，惧无以扬祖宗之功，副太上之托，思与贤隽讲论治道。子大夫群至在廷，怀才待问，朕甚嘉之，愿闻昌言，以辅不逮。”b以赞叹同为受禅者的舜和唐太宗的功绩开篇，言及他们受禅后不负禅位者所托很快便颇有建树，后以“朕以寡昧祗承内禅”引出孝宗本人在对比下的忧虑，表达自己“宵衣旰食二十年”仍无甚建树，担心有负高宗所托，最后提出“愿闻昌言，以辅不逮”，鼓励举子在策论中给予帮助。孝宗通过策问使举子了解到自己的内心取向，将内禅作为自己执政二十年所处的主要政治背景，表达内禅给予自己的执政压力，通过展现压力下自己的进取之心，向举子传递选贤任能的积极信号，以求选拔与自身政治理念相符的人才。另一方面，举子在对策中针对内禅引发的君主政策、行为、处境等问题提出观点，与君主交流，以求达到被选拔的目的，其中陈亮于绍熙四年（1193 年）所写的廷对策c较为典型。光宗受禅后，史料多有其“车驾不过宫问安”d“当光宗久缺问安，群臣苦谏”e的记载，光宗与孝宗之间的矛盾使朝局的稳定受到冲击，也有违时人对受禅君主的道德期待，因此光宗受到朝野议论的压力，如黄裳指出：“陛下之于寿皇，未尽孝敬之道，意者必有所疑也。”f在此政治背景下，光宗在廷试策问的起句即有言：“朕以凉菲，承寿皇付讬之重，夙夜祗翼，思所以遵慈谟、蹈明宪者甚切至也。”g表示自己在受内禅后其实想要承沿孝宗规划的政策方针，陈亮便顺应这一说法向光宗委婉提出要遵循“仁义孝悌”的主要观点。而出于欲被擢拔的目的，在此基础上陈亮还尤其讲求揣摩光宗的实际意图，他提出：“窃叹陛下之于寿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间，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而问安视寝之余，所以察词而观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众，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h认为不用刻意去做“一月四朝”的“美观”之事，为光宗“久缺问安”提供了合理解释。进而提出应对受朝野议论局面之对 a（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 13，第 273274 页。b（宋）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 121廷试策问，（宋）周必大撰，王蓉贵、日白井顺点校：周必大全集，第 1167 页。c（宋）陈亮著，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增订本）卷 11廷对策，第 115122 页。d 宋史卷 393彭龟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1996 页。e（宋）叶绍翁撰，沈锡麟、冯惠民点校：四朝闻见录甲集卷 1，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3 页。f 宋史卷 393黄裳传，第 12002 页。g（宋）陈亮著，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增订本）卷 11廷对策，第 115 页。h（宋）陈亮著，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增订本）卷 11廷对策，第 116 页。论南宋孝宗朝内禅书写与话语空间 117 策：“陛下之即日如故，而疑者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处为无已也臣愿圣孝日加于一日，英断事逾于一事，奋精明于晏安之间，起心志于谦抑之际，使天下无一人之有疑，而陛下终为寿皇继志而述事。”a通过“为寿皇继志而述事”的实际行动来秉持“圣孝”之道，打消他人的疑虑。陈亮在这篇策论中不仅大胆地表达了受禅君主应以孝道处理与禅位者之间的关系，展现了观点得体的较高政治素养，奠定了被选拔的基础；而且对遵循孝道提出了新解，站在为光宗谋划的角度开解了其面对的朝堂压力，据宋史载：“得亮策乃大喜，以为善处父子之间。奏名第三，御笔擢第一。”b可见对光宗心意的洞悉与呼应大概是陈亮这篇廷对策被擢为状元策的原因之一。举子撰写对策，在涉及内禅这种敏感的话题时，出于被选拔的功能诉求，呈现出揣摩君主心意下表达自我见解的高超表达技巧。（四）私人杂著中的时代划分与政坛象征 许多私人杂著中也常提及内禅，虽然仍受到所处时代政治环境的制约，但一定程度上，其书写不受政治诉求的直接影响，因此更能透露出孝宗朝文人运用内禅话语时发自本心的真实诉求。内禅可被用作时间节点以表代际更迭之意。如周必大为范成大所写的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中载：“俄寿皇内禅，公行至婺州，以腹疾力请奉祠，从之。”c随着君主权力的转交，旧臣也淡出仕途，将孝宗内禅用作范成大请奉祠的时间坐标，表达自上至下的代际更迭之意更显。更有不少文人表达出对代际更迭的价值判断，赋予内禅象征政坛走向的表达功用。一方面，文人通过刻画内禅前后的政坛变化，展现出内禅象征的政坛新气象。如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载：“高庙驻跸临安，艰难中，每出犹铺沙藉路，谓之黄道，以三衙兵为之。绍兴末内禅，驾过新宫，犹设黄道如平时。明日寿皇出，即撤去，遂不复用。”d通过对比内禅前后的“驾过新宫，犹设黄道如平时”与“明日寿皇出，即撤去”，突出孝宗朝推崇节俭的新政取向。再如刘宰罗文恭公文序云：“绍熙初元，某举进士，留行都，闻孝宗皇帝之将内禅也，尽收天下公正质直之士，布之朝列，故枢密罗公时由常平使者召还，即延之禁近，其被遇尤深。”e在绍熙内禅这一政权转换的时间节点下，因辅助新君之故大规模地招揽人才，使一大批士人在仕途上恰逢良机，展现出积极向上的政坛新气象。另一方面，文人还阐述了内禅下政策的平稳延续，展现出内禅象征的政坛之稳定。如曹彦约送权郎中守临江序载：“今天子即位，改元绍熙之二载，司门郎权公被命趋视清江守印，从寿皇圣帝之选也。仰惟寿皇圣帝履九五之位二十有八年每择牧守，a（宋）陈亮著，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增订本）卷 11廷对策，第 121 页。b 宋史卷 436陈亮传，第 12943 页。c（宋）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 62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宋）周必大撰，王蓉贵、日白井顺点校：周必大全集，第 582 页。d（宋）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卷 7，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89 页。e（宋）刘宰：罗文恭公文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 6838，第 300 册，第 20 页。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118 必锡对便殿，论千里之政治，反覆曲折将内禅于嗣圣，犹谆谆乎以牧守为急。”a展现了孝宗执政时期尤其注重牧守的选任，而内禅后，司门郎权公的任命仍旧“从寿皇圣帝之选”，这种内禅前后的对比体现出君权平稳过渡下国家政策的稳定。陈傅良云章阁记则记载了孝宗在内禅前后与一名叫嗣清的僧人的交往：“上安取于嗣清而嘉与之如此？后二十年，为绍熙之元，寿皇禅大宝。今上适再岁燕居殊宫，澹然遗事物之累，恭俭滋甚，玉食日不费万钱，而嗣清则亦去江浙，南游湖湘之间矣。臣乃释然窥见圣意。”b孝宗执政时即嘉许嗣清的清贫生活，因其与自己尚节俭的内政方针相契合，而内禅后的孝宗依旧奉行节俭，陈傅良据此有言“臣乃释然窥见圣意”，可见太上皇之行为仍是时人了解政策方向的重要依据，内禅成为前代执政方针得以稳定延续的象征。综上，文人在私人杂著中以内禅象征政治的积极走向，展现出时人在政治自信的心态下维护内禅政治的功能诉求。三、内禅话题与孝宗朝文人的话语空间 孝宗朝的内禅话题具有优越性、历史性及君权的冲突性，这些特性对孝宗朝文人的相关创作行为产生了影响，使其在内禅书写中呈现出话题的群体化书写现象、有选择性的故事“回溯”手法及集中于道德维护的话题指向，反映出政治话题的特性对于文人话语空间的限制。（一）内禅优越与群体书写 孝宗朝的两次内禅均是由君主主导、士大夫推动实现的，正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载：“孝宗皇帝以圣德受天命，实由高宗皇帝睿志素定，然始则昭慈圣献皇后感动上意，终则宪圣慈烈皇后密赞大策。至于将相、士大夫输忠协谋共成圣志者，盖亦多助，而范宗尹、赵鼎、陈康伯三丞相建明将顺，皆赖其力，尤不可使之无传也。”c因此在君主选择主动内禅后，为共同维护本朝内禅政治的优越性而展开的群体化书写，使内禅成为时代书写中的主流话题。对于主导内禅的君主来说，其君权经由内禅继承，而通过确立本朝内禅的优越性，可以维护君权的正统性，从而巩固其政治统治。故君主十分重视内禅活动中用以建构内禅理论的一系列诏书，从而钦点文人士大夫参与到内禅书写中，如周必大被孝宗钦点参与己酉内禅相关诏书的书写：“（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丞相周必大乞去，孝宗谕曰：朕比年病倦，欲传位太子，卿须少留。因令必大进呈诏草。”d其通过草拟禅位诏与上尊号诏，为孝宗的内禅活动从选贤任能、程序合法、崇孝报恩的三重角度提供了正当合 a 尹波、余星初点校：曹彦约集卷 14送权郎中守临江序，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315 页。b（宋）陈傅良著，周梦江点校：陈傅良先生文集卷 39云章阁记，第 500 页。c（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 1，第 495 页。d 宋史卷 36光宗本纪，第 694 页。论南宋孝宗朝内禅书写与话语空间 119 法的逻辑，使之呈现出具有完备理论支撑的优越性。而在君主的引领下，文人士大夫也积极参与到内禅话题的书写中，进一步维护本朝内禅的优越性，以呼应君主的政治意图。孝宗在受禅后的赦文中有言：“凡今者发政施仁之目。皆得之问安侍膳之余。”a具体描写自己受禅后的施政状态，这虽有夸张成分，但被视为内禅政治中父慈子孝、政权稳定的典型表现，故而引发了时人在相关内禅书写中的追随，如陈傅良在贺登极中的“鸡鸣而起，方趋问寝之时”b、王子俊淳熙内禅颂中的“我兴问寝，明星在天，我往视膳，丽日在户”c、陆游贺皇帝表中的“鸡鸣问寝，敢祝于万年之休”d，以及朱熹甲寅拟上封事中的“即日驾过重华，问安侍膳，以尽父子之欢”e等群体性的类似书写，均为文人士大夫追随君主的表达，通过赞颂来推崇本朝内禅的优越性。在君主至士大夫的言说和书写共同建构起孝宗朝内禅优越性的氛围下，形成了具有内禅政治自豪感的时代风气，使内禅广泛地进入时人其他话题的书写中。如徐玑作送太守傅尚书易镇当涂二十韵一诗写送傅尚书赴任当涂，着重鼓励傅尚书在任上有所作为，从而光耀门楣，表达了送别友人时的期许，而在这首送别诗中，徐玑在开篇即以“太平南北共，内禅子孙传”f描写了内禅政治下当时的太平景象，以此作为个人得以建功立业的时代背景，呈现出内禅政治的优越性，可见孝宗朝民众普遍参与到内禅政治的书写中，对于维护本朝内禅的优越性起到了舆论加持作用。综上，在维护孝宗朝内禅政治优越性的驱动下，时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内禅这一时代主流政治话题的书写中，最终形成了由君主主导、群臣辅助及民众应和这种自上而下的群体性书写。（二）历史渊源与“故事”回溯 前代如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及唐代都曾集中地发生过内禅，宋代亦多见内禅之实行，故内禅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邓小南先生在“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中言及“循故事、沿祖制治国，是中国传统社会自然习见之事”g，在“循故事”传统的影响下，文人士大夫从这些已发生的内禅实践中提炼出“故事”，在内禅政治的书写中加以回溯运用。文人士大夫在内禅书写中对“故事”的回溯呈现出具有选择性的特征。例如，唐太宗的内禅“故事”较为频繁地在内禅书写中被文人士大夫回溯，其一大解读方向为通过 a（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200，第 3946 页。b（宋）陈傅良著，周梦江点校：陈傅良先生文集卷 30贺登极，第 392 页。c（宋）岳珂撰，吴企明点校：桯史卷 15，第 169170 页。d（宋）陆游著，马亚中、涂小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 1卷 2贺皇帝表，第 62 页。e（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12甲寅拟上封事，（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 20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630 页。f（宋）徐玑：二薇亭诗集卷上送太守傅尚书易镇当涂二十韵，（宋）徐照、（宋）徐玑、（宋）翁卷，等撰，陈增杰校点：永嘉四灵诗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93 页。g 邓小南：“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4 期，第 73 页。宋史研究论丛第 31 辑 120 批驳其程序的不合法反衬出孝宗朝内禅的合法有序，而本朝高宗于建炎三年（1129 年）因苗刘兵变被迫禅位太子赵旉的内禅亦为政变式内禅，和唐太宗的内禅相似，但与这一政变式内禅相关的故事却并未在时人的书写中被回溯，呈现出刻意的回避。同时，在均为回溯唐太宗内禅“故事”时，陈傅良在贺登极中先通过“共惟皇帝陛下，笃生元良，遵养浚哲。鸡鸣而起，方趋问寝之时；龙跃以飞，俄继中天之统。彝伦秩叙，历服延洪。永惟二典以还”a突出受禅者的贤德与报恩之举，围绕“彝伦秩叙”阐述了禅位过程的和平与合法性，从这一角度实现对孝宗朝内禅的称颂，故其后在回溯唐太宗内禅“故事”时，解读其因内禅程序的不合法导致的“非储闱之正”，以此形成与孝宗朝内禅的对比，以强调孝宗朝内禅的正统地位。而周必大代拟的廷试策问同样回溯了唐太宗的内禅“故事”，但为了展示孝宗受禅后面临的政绩压力，其着重展现唐太宗受禅后所立功绩，盛赞“唐太宗亲传高祖之业”，从内禅成果着眼对这一“故事”进行解读，而忽略程序上的不合法。可见，一方面，文人士大夫在内禅书写中对“故事”的选用具有选择性。当面对本朝“故事”时，文人多选取具有积极价值的加以回溯，而对于本朝统治者较为避讳的“故事”，因其呈现出消极表达价值而在书写中讳莫如深，这种内禅书写中的避讳诉求导致了采用“故事”的选择性。另一方面，其对“故事”的解读也具有选择性。正如陆九渊所提出的：“然所谓稽考祖述者，果独取其无自用自私之心而然耶？亦其事之施设，必于古有所考，而后能有所济也？如必择其事之与吾意合者而师之，无乃有师古之名，而居自用之实乎？”b出于各异的“自用”表达需求，对所回溯的“故事”的解读呈现出不同的指向。这种内禅书写中具有选择性的“故事”回溯，表现出文人在面对内禅这一与君权合法性和执政合理性息息相关的敏感话题时，需兼顾说理的可靠性和表达的安全性，因此，其回溯“故事”时受到功能诉求和旧典价值判断的影响而呈现出选择性，体现出文人士大夫表达自主性的受限。（三）权力冲突与道德维护 孝宗朝首尾的两次内禅虽然也存在内政外交上的压力，但基本还是出于君主自愿，这种在具有执政能力期间的自愿移交君权行为与时人对贤君、仁政的期待相吻合，正如王十朋墓志铭中所载：“公奏言太上皇帝非耄期倦勤之时，而以天下授之陛下，贤于尧、舜远矣。”c这也使主动移权后的太上皇仍拥有旧臣团体的支持，客观上具有政治影响力，加上太上皇期待受禅者以听命行事的孝行回馈自己，具有主观上的揽权意愿，从而使受禅者的君权无法实现独立，最终形成双重君权互相冲突的局面。周必大即是内禅政治下双重君权冲突的亲历者。据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己酉淳熙十六年”条载：“春正月，以周必大、留正为左右丞相。（二月）壬戌，上内 a（宋）陈傅良著，周梦江点校：陈傅良先生文集卷 30贺登极，第 392 页。b（宋）陆九渊：策问一一，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 6184，第 272 册，第 153 页。c（宋）汪应辰：文定集卷 23龙图阁学士王公墓志铭，丛书集成初编第 1989 册，第 281 页。论南宋孝宗朝内禅书写与话语空间 121 禅夏五月，周必大罢相。”a受到孝宗信任并草制禅位诏书的周必大在己酉内禅后即被罢相，其仕途的转折体现了君权内部的矛盾。因此周必大在晨起有感二首中写道：“内禅才成便乞身，营营众口尚成城。后来进退交相和，何似当时微罪行。”b表达出君权冲突的内禅政治中士大夫个人化的负面情绪。但在禅位者与受禅者双重君权冲突的背景下，周必大在内禅书写中这种关注到个体复杂情绪的话题指向显得尤为特别，士大夫群体的书写多集中于为君权分化的政治局面进行道德维护。例如，叶适在孝宗皇帝挽词二首中极力歌颂宋孝宗对高宗的孝行：“全将一孝字，高谥百王前。”c“孝”成为其执政生涯成就的精炼概括，用孝道将孝宗备受高宗牵制的权力碰撞包装成主动的权力共享。而光宗即位之初，郑湜即在轮对时提出：“三代以还，本朝家法最正。一曰事亲，二曰齐家，三曰教子，此家法之大经也。自昔帝王虽有天下之富，而不以天下养其亲。惟高宗享天下之养，寿皇躬天子之孝二十有七年，人无间言，此圣贤之所难也。陛下率而行之，必如寿皇，然后无愧也。”d试图趁内禅之初这一政治权力再分配的时机，用“事亲”规范光宗的行为，维持孝宗政治地位的权威，以“教子”解释孝宗对于光宗君权的干涉，以维持内禅后双重君权之间的平衡。可见为满足禅位者不愿完全放权的需求，文人士大夫把禅位者与受禅者的关系从国家政治层面转移至家庭关系层面，将太上皇对君主权力的干涉解释为亲自教授，以遵守孝道和回馈恩德推动受禅君主对禅位者的尊崇，从道德层面实现双重君权的合理化，从而维护政治局面平衡稳定。文人士大夫在内禅书写时集中于道德维护的话题指向，呈现出浓厚的为政治服务的色彩，体现出文人士大夫在时局导向下话语空间的有限性。本文通过对南宋孝宗朝内禅话题的考察，大致梳理出了内禅话题盛行当世的理论基础和实际运用的功能指向。而在内禅话题的理论建构和实际运用中，这一政治话题在优越性、历史性及君权冲突性上具有一些敏感特质，使文人士大夫在围绕内禅进行书写时，在话题设置、表达手法及话题指向上都呈现出话语空间的有限性。实际上，宋代文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而以积极活跃的姿态参与政治，这一长期以来的认识具有一定局限性。宋代文人士大夫虽具有强烈的“同治天下”e的政治主体意识，但由内禅书写可见，在涉及具体政治话语运用时，他们仍然受制于自身或外在的政治压力，使其话语空间存在诸多限制。在以君权为尊的古代文人生存环境中，文人在其他政治话题上均存在话语空间的限制，而内禅书写则是较为典型的管窥窗口，文人士大夫在政治导向下存在复杂的生存及心理状态，在此影响下的话语空间维度值得进一步关注。作者简介：张婧，浙江科技学院人文学院老师，研究方向为宋史。a（宋）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 10，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 238240 页。b（宋）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 42晨起有感二首，（宋）周必大撰，王蓉贵、日白井顺点校：周必大全集，第 390 页。c（宋）叶适：水心文集卷 7孝宗皇帝挽词二首，（宋）叶适著，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第 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