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竟陵派对公安派性灵说的修正.pdf

612023 年第 8 期 文学评论在明代文坛上，竟陵派和公安派是以主张“性灵”为代表的两大文学流派。以钟惺、谭友夏为首的竟陵派在后来的公安派系中继承了“性灵”的旗帜，强调诗歌是人的天性，而不是人为所能达到的。他们进一步扩展了“性灵说”的影响，不但被公认为公安派的继承人，而且以后的文人学者也常常把竟陵派和公安派放在一起。然而，从公安、竟陵的文学理论来看，两派在看待“性灵”的根本问题上却有很大的差异，竟陵派针对公安派末流之蔽提出了对“性灵说”的修正。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一支文学流派，即公安派，公安派不同于以往的复古拟古，这支文学流派大力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强调“发前人之所未发”的文学观点，大力倡导在写诗作文的过程中要摒弃传统的方式，抒发心中的真情实感，书写自己的真实体验。公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三人，分别是袁宏道、袁中道和袁宗道，他们第一次把“性灵说”作为古典文学批评正式提出。竟陵派出现的时间相较于公安派出现的时间来说较晚，是在公安派出现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文学流派，之所以名为竟陵派，是因为成员大多是湖北竟陵地区的人。竟陵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钟惺、谭元春两位。竟陵派同样提倡“性灵”，与公安派在写作风格上也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和相似之处，诗文创作与公安派一样，同样提倡抒发精神与内心，表达所感所悟，但在语言风格与行文风格上与公安派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有着孤峭冷僻的典型特征，在诗文写作内容上反对公安派作品中过于直白露骨的内容表达，认为有庸俗肤浅的弊端，对公安派写作中的俚俗粗浅弊病同样不甚认同。一、竟陵派对公安派及其末流的看法钟惺说：“今称诗不排击李于鳞，则人争异之石公恶世之群为于鳞者今称诗者，遍满世界，化而为石公矣，是岂石公意哉？”竟陵派认为公安派的功绩在于反对“群为于鳞”。公安派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诗文观念是不赞同的。钟惺谓其“恶世之群于鳞者”，从钟惺的这一评价能够看出他并不完全认同公安派的文学观点，对于李攀龙等人所倡导的拟古风格也不甚认同。钟惺对公安派诗文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末流弊端有着自己的看法和一套理论，他根据公安派在诗文创作风格上表现出来的幽僻特点进行梳理总结，用三个字概括形容公安派的末流之弊，分别为“险”“僻”“俚”。“险”主要是与公安派反对诗文拟古有关，公安派强调诗文创作要直抒胸臆，独抒性灵，由于反对从古代诗文中找寻写作之道，逐渐迈入险僻之列。“僻”主要是因为公安派在进行诗文创作时，在语言上有着奇险的特点，为了精准表达作者内心的真情实感，在语言用字上会加以斟酌推敲，使得整个诗文的创作风格表现出险僻的风格特点。“俚”主要与公安派诗文创作观念有关，公安派强调在写作的过程中直抒性灵，表达心中所感所悟所想，将心中的想法和个人观念不加修饰地表达出来，有时表达会出现过于露骨和肤浅的弊端，从而形成了“俚”的特点。他认为公安派领袖人物“于古人外，自为一人诗”的作诗方式不可取，也正是这种风气造成了公安派末流之蔽。钟惺还讲：“眼见今日牛鬼蛇神、打油、钉铰，遍满世界，何待异日，慧力人于此尤当紧着眼。”可见他认为这类诗的流行所带来的弊端是十分明显的，把“险、僻、俚”比喻成“牛鬼蛇神、打油、钉铰”。他还和谭元春追溯了这种末流之蔽产生的源头，认为袁宏道提出性灵说，反对拟古论，就存在一些问题。二人甚至在年轻时就“约为古学，冥心放怀，期在必厚”，立志通过学古途径和公安派划清界限。钟惺、谭元春两人所持的观点是反对公安派末流之弊端，对公安派所持有的“性灵说”的反对和抨击有着修正的意味。他们主张“以古人为归”，通过学习古人所作之诗文，在拟古中找寻“性灵”，通过拟古来反对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以及对其诗文进行反对论竟陵派对公安派性灵说的修正 任雪娇/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62雨露风文学评论与抨击。钟惺、谭元春两人对公安派所作诗文的露骨、肤浅大加鞭挞，认为这种过于粗俗、浅陋的文学表达风格是对深厚、蕴藉的文人之诗的践踏，他们主张用深厚蕴藉的文风来拯救公安派末流的浅率、理易以及纤陋、险僻之弊。二、竟陵派对“性灵”的理解“性灵说”是公安和竟陵派的统一主张，但是在“性灵”这一概念上，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公安派所谓的“性灵”，与李贽所提出的“童心”相对应，其本质是指人类对生命本能的渴望，以及对物质利益的追逐。袁宏道认为只有出自性灵的诗才是真诗。他指出民歌多真声，意思是民歌中所写的才是作者的真情实感，表达的是作者内心的真实想法，没有华丽的词藻和虚伪的言辞加以修饰，更显得情真意切。真实的话语和直率的表达直接表现了诗文作者们对于世俗生活以及正常男女欲望的渴望与追求。公安派的“性灵说”很明显地源于李贽的“童心说”，李贽“童心说”主张唯有童心之言，才是真言、善言、有德之言。他在答耿司寇中道：“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令人听之忘倦矣。”袁宏道等人的诗文也坦率地表达了他们对真实生活的热爱和追寻，并着重于个人性格的任性发泄。因为过度地表达了对人生的渴望和对好物、好色的追求和肯定，由于被某些封建思想的士大夫们认为是过于庸俗的。由公安派所提出“性灵说”，它需要诗人在创作时展现自己的个性和不加修饰，并不回避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这些理论，是针对时代的弊端而提出的，但他们却因为过犹不及，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为了打破枷锁，他们一味地求变而不知变通，过于注重“师古”和“师心”的差异。有了前车之鉴，钟、谭两人并不想重蹈覆辙。所以竟陵派在继承公安派基本理论和文学主张的基础上对公安派的部分观点进行了修正和发展。与公安派相同，竟陵派也主张“性灵”，但不同的是，竟陵派所提出的“性灵”是与学古拟古相结合的，竟陵派所提出的“性灵”含义有所扩大，范围扩大至性情和心灵两个层面，他们对古人在诗文中的精气神和灵气十分崇拜，主张从古诗文当中找寻、追求、学习古人的“性灵”，从而为己所用，提倡以古文养自身之浩然正气。竟陵派通过学古拟古来厚实自身之文化底蕴，在所作诗文中也有所体现，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的风格上。竟陵派的诗文创作有着与公安派不同的风格特点，在语言上摒弃了公安派的肤浅、露骨、直接，变得更加含蓄蕴藉、孤静空寒。钟惺在与高孩之观察中曾提出“厚出于灵，而灵者不即能厚”一说。可见，诗歌浑融无迹的厚境必定是诗人经历多年的有痕之灵境而磨砺出来的。厚虽出于灵，实高于灵，相应地，诗人之灵境也不可能立刻达到无痕之厚境，需要诗人多“读书养气”，在古人“真诗”中习得无痕之厚法，这便是竟陵派所提出的“灵厚”之说。而竟陵派认为“性灵”是一种“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式的内修；这种愈“孤”愈“奇”式的性灵与“厚”不相冲突，相反，“厚”与“孤”两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在诗文创作形式上，竟陵派所作诗文也有着自身独特的形式特点。与前后七子不同，竟陵派虽提倡学古，但其学古乃至复古学习的是古之真神，而不是单纯地将古诗文之形式搬来化用。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是对前后七子复古和公安派提倡性灵的继承和发扬，同时又是一种折中和反思，表现在目的上，竟陵派与公安派同样提倡“性灵”，但是力图通过深厚、蕴藉的诗文创作风格和主张人的浩然正气来对公安派所提倡的“性灵说”进行修正与发展，它所说的性灵，指避世绝俗的“孤怀孤诣”和“幽情单绪”。竟陵派认为公安派的“性灵说”是偏激、鄙俚的，他们试图632023 年第 8 期 文学评论赋予“性灵说”新的内涵，用孤芳自赏的内敛代替随意的张扬洒脱，诗歌风格表现为幽厚、静远。三、竟陵派对“性灵”的重新诠释公安派强调诗歌反映人们对生活欲望和物质利益的追求，表现人们的嗜好情欲。公安派强调那些以抄袭模拟为能事的诗文创作，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公安派思想上主张顶天立地，不依附于古人，同时，在诗文创作风格上也主张自然而不受拘束，追求在写作过程中听任神思自由驰骋，灵感一闪就有创作冲动。而竟陵派强调求得古人之真诗，主张从古人诗文中求得性灵，要想摆脱形式上的摹拟抄袭古人的弊病，就不能像前、后七子仅从形式上效仿前人，这样只得古人皮毛而并未学得精髓，如此才能写出性灵诗。竟陵派求新求变，尝试从其他角度重新诠释“性灵”。首先表现在情感内涵的转向追求“深美”，公安派由于追求直抒胸臆，直接表达内心的真情实感而不加以修饰，所以在诗句的表达上有露骨、肤浅的弊病，但是竟陵派并不认同这种粗陋的表达，而是主张从古诗文中学习古人的人格修养，通过学古拟古来增强诗文之气度。钟惺的放言小引中重点强调诗文乃“胸中真有”而非诗文为“胸臆流出”。竟陵派还强调不随意、不矫作，“能言其所欲言”，有本、有物、有则。这里也可以看出竟陵诗学的性灵观有意为公安派纠偏。其次是精神的转向表现为追求“深趣”。竟陵派对公安派提出的“趣”也有不同看法，公安派认为“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而钟惺认为趣生则文生，趣死则无文，“趣”是文章具有的原始生命动力。竟陵诗学不满于公安派论诗文只停留在本色、基本层面的“趣”上，而主张对理气充沛、“深趣”的追求。最后是生命精神的审美显现表现为追求气的“厚”与“灵”。竟陵派认为诗人必须读书养气以求厚，诗文要有义理。与公安派相比，竟陵派的“性灵观”是对传统诗学的一种升华和回归。“幽情单绪”是一种更为艺术的审美情趣，它追求的是一种远离俗世的感情和情趣；主要表现在：第一，不避险怪。这与公安派的“险怪”不同，晚明社会黑暗动荡，对于这种情形，竟陵派选择直面残酷的现实，将内心的激荡付诸于笔端，用诗歌揭露时代的骤变，但是与率直显露的公安派不同，竟陵用语和形式都流于险怪幽峭。第二，用字细幽。钟惺称“细极则幽”，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幽”的内涵，细致表达自己内心的情绪和想法是谓“幽”，使作品深沉而不浮泛，这就是喜欢“幽”的原因，例如钟惺和谭元春编选的 诗归 就能代表竟陵喜爱拈出古人“幽奇”字句作评的取向。第三，灵朴苍寒。正如高世泰非常形象地概括了竟陵派诗歌的造境。他评价钟惺、谭元春二人的作品就像摄古人于“烟霜冰雪”之中（高世泰谭友夏先生乡贤檄）。第四，以情所迫为词。因时代原因后代对于竟陵的评价有失偏颇，对于幽清孤峭的过度概括，也使人们没有更好认识到竟陵尚情、真情的一面。而在此基础上，竟陵派在对诗学传统的再诠释中，更注重与儒家的道德观相一致。他们对“灵”和“厚”的追求，是当时诗坛的一剂良方，“医治”了明末学公安而师心浅陋的弊端。四、结语竟陵派所提倡的“性灵”与公安派所提倡的“性灵说”有相同之处，也有诸多的不同点，在内涵、观点、意义范围以及所指导的文学思想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竟陵派虽处于明末，却试图在改革与复古之间寻找调和，以其诗学理想与文学观，欲扫除晚明诗坛上的不正之风。无论其客观结果如何，这种超乎寻常的胆识和极高的文学责任感，都值得称道与肯定。竟陵派在努力矫正公安派末流的弊病的同时，也有自己独到的美学审美。竟陵学派试图矫正公安派俗趣、性情趣味和对古典诗词的态度，以及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使得其诗文的内涵更加丰富，尽管在理论与现实创作上有分歧，此后更是走上了一条晦涩难懂的文学道路，但理论的具体制定与实际操作总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考察竟陵学派的“性灵说”，应当从“诸多因素”入手，对其一系列的文学理论和文艺活动应有一个较为准确的认识。作者简介：任雪娇（1998），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