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查士丁尼一世的地缘外交政策.pdf

Social Observation社会观察论查士丁尼一世的地缘外交政策 赵陆阳（贵州师范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摘要拜占庭帝国地处地中海地区西临博斯普鲁斯海峡，俯视色雷斯平原，南面马尔马拉海，北靠金角湾，东面扼守博斯普鲁斯海峡入海口，除去传统的具有标志性的自然条件外，还存在着一种在地缘外交政策影响下的波动性边疆概念。天然的优越地理条件在影响帝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影响着外交政策，查士丁尼一世时期在国家整体方针“一个国家”的影响下，军事外交领域相应制定了“结交东方（波斯），收回西方领土”的政策。本文旨在从静态的战略地缘及动态的国家自身发展的历史变迁角度对查士丁尼一世时期的地缘外交政策进行剖析，分析两者对军事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即地缘外交的形成以及查士丁尼一世时期的地缘外交政策对拜占庭帝国后续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关键词拜占庭；查士丁尼一世；军事外交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DOI:10.20122/ki.2097-0536.2023.09.011一、西部地缘对外交策略的影响4-6世纪以匈奴人西迁为导火索，整个欧洲世界产生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运动。公元410年西哥特人受匈奴西迁影响在亚拉里克一世的领导下洗劫罗马城，自此以后西亚、北非等地区开始长期遭受西哥特人、汪达尔人等“蛮族”的侵扰，因此该事件普遍被认为是欧洲“黑暗时代”的序幕。大量不同民族对拜占庭帝国西部地区（如罗马城）的冲击所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肉眼可见的经济损失（黄金、艺术珍品被洗劫一空运送至北非），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北非地区的实际控制所引发的拜占庭帝国粮食困境，以及对意大利的控制所造成民众传统宗教信仰归属地的丧失。因此，意大利和北非两地区的战略意义对于查士丁尼的军事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是尤为显著的。首先，自罗马帝国分裂之后，拜占庭帝国所需的粮食主要由两个地区产出，一是埃及，二是黑海西岸和南岸作为昔日罗马帝国的阿非利加行省，“这里的人口十分密集；居民全都各自占有丰厚的生产资料，特别是麦子的出口量一直都十分充足和稳定，使得阿非利加完全够资格被称作罗马和全人类的粮仓”1，因此当该地区尤其是被誉为“东方罗马”的迦太基城被汪达尔人占据后使得北非通往拜占庭的粮道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从而不可避免的造成国内居民基本粮食储备和军队军粮的减少。其次，北非有多处城镇还是重要的商贸中转站，以迦太基城为例，罗马的迦太基城建立在古迦太基的旧址上其大致囊括了北非沿岸、西班牙中部、科西嘉岛、萨丁尼亚岛、西西里岛和马耳他岛，这样一种多岛屿以及与大陆相联系的结构自然提供了例如突尼斯湾等优良的海湾。同时在海水的冲刷下开阔地、平原地区的土壤也相对肥沃，这从侧面体现出阿非利加行省地区不仅适宜谷物种植还适宜橄榄、葡萄等商业类作物的产出，因此贸易税的得失也是该地区被重视的原因之一。此外，查士丁尼承接拜占庭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在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时期由于其卓有成效的经济改革拜占庭的财政，税收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到查士丁尼时期国库存款被大量的用于国内平叛以及宗教设施与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来，因此在对东西方进行外交斡旋时，战与和的选择无可避免的要从军费的开支角度考虑。而军费的开支与地形是不可分割的，这一点从地形的角度来看前文提到阿非利加行省中如迦太基城等，大部分地处北非的开拓地以及平原地区为主，利于陆战。同时根据普罗柯比的记述“在利比亚除了迦太基城以外，所有的城镇都没有城墙。”2普遍的开阔地和低城防建设水平的现实表明了拜占庭在对北非地区进行军事活动时所承担的战争损耗，如制造攻城器械的开支较少，相对于帝国西部或东部的其他地区较低的财政损耗这是该地区被选择进行军事 秦智 2023年/9月刊 31社会观察SOCIAL OBSERVATION征服的重要因素。而对于意大利地区而言，地缘依旧是重要参考因素之一，但更多的是意大利地区本身对拜占庭帝国的文化意义。首先，意大利地区自然资源贫乏，多以波河，台伯河等河流带来的水利优势见长，同时该地区地处亚欧板块和非洲板块的交界处，因此从古至今便多火山地震，这对于当地的农业发展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限制；其次，意大利狭长的版图结构也注定该地区相较于北非大陆人口数量受到了限制，而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古代中世纪人口数量一定程度上对于该地区的发展是尤为关键的，因此从表面的地理环境角度来看意大利并非是拜占庭帝国征服的优选；此外，占据此地的主要民族东哥特人相较于北非的汪达尔人而言拥有了一套相对成熟的统治体制和文化水平，在城防等防御设施的建设上也有一定的基础。基于此，意大利地区依旧能够成为查士丁尼优先选择的征服区域的理由便指向了该地区本身的文化价值，厚重的历史底蕴使意大利对于罗马人民来说拥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自始至终都被认为是罗马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而宗教和文化的需求驱使着拜占庭统治者对该地区的征服。二、东部地缘对军事外交的影响在查士丁尼时期拜占庭帝国东部的政治局面也深刻影响着军事外交策略的制定，这一点体现在与萨珊波斯的外交选择上，具体而言可以从表象的地理因素为切入口，从而展开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决策上来，最终作用在外交策略上。从版图上看，萨珊王朝统治时期的领土包括当今伊朗、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高加索地区、中亚西南部、土耳其部分地区、阿拉伯半岛海岸部分地区，广阔的疆域自然造成了波斯内部遇到了与拜占庭帝国相似的问题东西部不同缓急程度的民族矛盾，这使得波斯在权衡外交政策时不得不将地缘问题作为重点考虑的对象。由于疆域的相近，自然会带来两方面的结果，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波斯自罗马共和国时期便与该地区的人民拥有了商贸往来，同时由于两地间的商品通过各自相对成熟的海运和陆运系统而减少了损耗。因此，这种商贸所为双方带来的税收也相对稳定。但这种积极影响纵观双方整个交往历史而言是有限的。从古至今的外交发展历程，当国土接壤的两国间存在经济水平的差异时，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平等会使相对较弱的一方产生一种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这种想法往往会成为两国间发生摩擦的导火索。在当今世界由于发达的交通网络，两国间的冲突摩擦往往会牵引多方势力的关注对双方而言都是不利的，同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际法等相关思想，法律或机构的约束下这种摩擦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控制。而在交通相对闭塞的古代则与之相反，这种摩擦会以类似“劫掠”的方式体现出来，在拜占庭与波斯的关系中也是如此。在拜占庭统治者的视角下，波斯与西部的蛮族文明不同，统治者普遍将波斯视为是与之相平等的一种文明。而到了萨珊王朝时期，波斯的军事、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都处于一个逐渐攀升的阶段，但相对于拜占庭帝国而言依旧处于劣势，尤其是位于拜占庭的东部、波斯西部的叙利亚、埃及等地。埃及、叙利亚地区自古以来便是拜占庭重要的粮食产出地，就埃及而言“6世纪拜占庭帝国总收入在500万或600万索里达左右，埃及缴纳的税金和谷物大约价值230万索里达，即来自埃及的税收约占帝国总收入的38%-46%”3。这种相对富足的农业产量必然引起波斯的不间断的掠夺，从而激化两个国家间的矛盾。但正如前文所说，相较于拜占庭帝国西部的蛮族国家而言，与波斯这样相对高发展水平的国家作战自然不是优先选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拜占庭统治者多采取签订和平条约和进行有限度的防御性战争来处理边境问题，尽管这样的选择需要缴纳大量的“年金”或“贡金”。而对于波斯也是如此，相较于拜占庭帝国而言“伊朗高原才是波斯的首要关切，尤其是对萨珊帝国的那些在伊朗高原有着大量封地的贵族世家而言。对于萨珊君主来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将是他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但如果他忽略伊朗高原腹部的防务的话波斯各大贵族世家便会群起反对他。”4然而尽管双方在一段时间内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克制，但是两国之间因地理问题而引发的战争依旧产生了，尽管这些战争的结果相对都是有限的。首先便是前文提及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从地缘因素上讲由32 2023 年/9月刊 QIN ZHISocial Observation社会观察于其属于两河流域冲积平原，因此很早便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灌溉网络。土壤的肥沃和农业的发达使拜占庭和波斯都较为看重这一地区，同时从战略上讲美索不达米亚也是传统的波斯拜占庭的疆域边界线，故而双方在公元527至532年展开了第一次战争，最终由于查士丁尼一世将西部规划为主战场以及波斯内部宫廷斗争，双方在532年签订了暂时性的和平协定。双方另一次战争也与领土问题有关双方将目光“转移到了黑海东岸的小国科尔奇斯的控制权上。科尔奇斯位于黑海东岸，由7个部落组成，拉奇卡是其主要部落，由于该国位于东西方商路上的高加索通道，经济富庶，因此一直是周围大国的争夺目标”5，这场战争的结果以公元562年新签订的和平协定为结果，拜占庭以缴纳一定数额的年贡金为代价重新拥有了科尔奇斯的控制权。三、罗马传统地缘构想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所谓的传统地缘构想概括来说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当时的统治者即查士丁尼一世对拜占庭帝国疆域应囊括的地理范围的构想。由于查士丁尼从其登基之日起便秉承自己是正统的罗马皇帝继承者的信念，因此便渴望将拜占庭帝国的疆域恢复至罗马帝国尚未分裂的鼎盛时期（公元1-2世纪），这就为拜占庭此时的军事外交政策奠定了一个基础的立足点，即以地缘范围为目标进行与之相应的外交选择。出于收复西部如迦太基、罗马等古罗马帝国时期领土的理念，拜占庭最终形成了“对西欧的日耳曼人蛮族采取攻势、对东方的波斯人和北方的斯拉夫人取守势”5的方略，而最终也是因为西部领土的地理位置较远人口迁移难度大等地缘因素的影响该策略被放弃。其二是源自古罗马时期就存在的传统边疆地缘概念。“古罗马历史上的边疆是有组织的运动、有系统和理性的事业，整个领土的组织受到用武力探索世界的边疆领土观念的支配。古罗马霸权政治的实现是所占领领土的边界，即所谓罗马领土边界的不断位移”。6这种思想与上述提到的查士丁尼本人对拜占庭地缘范围的理解相互结合就形成了一种现象，即通过战争与和平相互作用的形式使拜占庭帝国的边疆不断地向外延伸以此获得安定。这种边疆的形成是军事化与传统地理相结合的产物，即不单单以传统的河流、山川、沙漠为边疆分界线，而是一种通过在不同的地缘施行与之相适应的军事外交手段从而建立起一个相对波动的军事边疆。因此，这种构想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罗马拜占庭时期的疆域也没有一个具体且清晰的划分，这一点在波斯帝国也能够得到印证，同时前文提到的萨珊王族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追求也是如此。四、结语纵观查士丁尼所处的拜占庭时期，尽管只有数十年的光景，但其战略构想“一个帝国，一个宗教，一部法典”所产生的影响甚为深远。而对这些构想起到基石作用的便是地缘因素，对拜占庭帝国而言，地缘因素与外交政策是一种相互印证关系，并将之表述为地缘外交。外交政策的产生源自于当时统治者对地理区域的追求和国家传统继承下来的心理认同和精神需要，而具有地缘因素考量的外交政策的实施同时证明了地理区域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这样的地缘外交纵观这一时期的波斯与拜占庭都对二者的国家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参考文献：1马修松.汪达尔战争先于哥特战争爆发的原因探究J.史志学刊,2015(3):27-38.2普罗柯比(古罗马).战史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205.3漆怀梅.拜占庭丧失埃及地区的经济因素探析D.广西:广西师范大学,2017.4德亨宁伯尔姆,龙沛.威胁还是福气？对3-7世纪萨珊波斯与罗马帝国关系的考察J.中东研究,2021(1):70-87+262-263.5张理铭.论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外交关系J.西部学刊，2021(17):112-116.6王翘.拜占庭帝国东部边疆及维护方略（863年至1071年）D.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21.作者简介：赵陆阳（1998.8-），男，汉族，陕西西安人，硕士，研究方向：世界史。秦智 2023年/9月刊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