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古哲学本体论与郝经的文学批评.pdf

Vol.37 No.4Aug.2023第 37 卷第4期2023 年 8 月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近古哲学本体论与郝经的文学批评侯文宜，王晋（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摘要：中国学术发展到宋元时的一个重要变化，即是理学的兴起和儒学的本体化。理学汲取佛、道的本体思辨与认识方法，将“理”看作世界的本源和根本规律，由此也深刻影响到文学批评，使之开始由感悟象喻式批评转向本体思辨批评。元初著名理学家、文学家郝经即突出体现了这一特点，其“文道论”“文法论”便是藉此思维得以超越前人的系统建构，不仅在批评史上影响颇大，也是当代文论建设重要的理论资源。关键词：近古；哲学本体论；郝经；文学批评中图分类号：I207.6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4-0882.2023.04.012收稿日期：2023-01-25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元理学视域下的郝氏家学与郝经诗文理论研究”（17BZW045）作者简介：侯文宜（1960-），女，山西宁武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美学、文学理论与批评；王晋（1998-），女，陕西神木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文艺学。文章编号：1674-0882（2023）04-0065-06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在时序上各史家所采用的表述方法不同。或采用通史之法，按上古、中古、近古分期的；或参照通行的文学史，大体按历史朝代分期；或一般径直按年代先后，以文论家批评家的姓名为章目，而不标明分期。其中，应该说郭绍虞先生的 中国文学批评史 最为周备明晰，综合其 1934年版本和1955年版本来看，既兼顾一般通史、文学史的表述，亦厘清批评史内在观念的逻辑演变，故这里即采用郭氏上古、中古、近古之分期。所谓上古即指周秦至魏晋南北朝，中古指隋唐至五代，近古则指宋金元以至明清(鸦片战争前)，而作为元初思想家的郝经，恰身处近古哲学转型的时代，深刻受到理学本体论思维的浸润，其思维向度和诗文论明显地带上理学的思辨特征，成为具有理论建树和承启意义的重要批评家。一、近古理学之兴与哲学的本体论思维及其影响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由冲突对峙而走向大一统的过程，又是一个多民族碰撞、融合和多元文化交汇的时期，由此决定了这个时代的社会特点和总体趋势。尽管战乱频仍、朝代更迭、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然而有一点却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儒学汉法在各个朝代的传承和轴心作用。无论是女真族主政下的金朝，还是蒙古人主政下的元朝，要想统治中原大地、复建文明秩序，就不得不尊儒学用汉法，即如元代名臣、著名理学家许衡对元世祖忽必烈建言：“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魏、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史册具载，昭昭可见也。”1(P265)金史 文艺传 载：“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策、邻国书命，粲然有可观者矣。”2(P2713)正是在这样的历史逻辑下，自北宋发展起来的理学（又称“新儒学”）成为宋金元直到明清时期的哲学主潮，并在元代被确立为科举考试科目而成为官学。可以说，宋金元时期四百多年，无论朝代变换更迭，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主潮是理学或曰新儒学。无疑，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政权体制下，人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不一样，其话语形态、思想倾向及其影响力会有不同，但最重要的是其思维方式的变革和广泛影响。换言之，理学虽然是一种哲学上的儒学转型，但实际上其意义并不仅限于哲学之学，而是一种思维方法和认识论的转型。正如著名史学家侯外庐所认为的，宋代思想文化的突出特点是理学的生成，而理学的生成同时也就是哲学的本体化。这一点是学界所公认的，尤其不可低估它对整个中国思想史的影响和理论推进，而这一切都无疑带上了鲜明的近世色彩，将人们对世间万象的思考导向了一种形而上的本体向度。具体说，首先应看到近古哲学思维的本体化、思辨化发展及其方法论特点。文学研究 652023年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近古中国哲学发展主潮源自北宋崛起的理学，亦称义理之学，以“二程”、朱熹为代表，强调“理”高于一切。虽然理学派别多样宗旨各异，但“理本论”却最大通约地概括了宋元明新儒学的本质特点，即以“理”为宇宙万物之本源和本体规约。理学的形成无疑有历史语境和时代的原因，但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结果，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以儒学理想为基础批判佛、道思想而又汲取其本体论思维所建构的新学说，适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其实，早在唐中后期，一些名儒已举起批判佛教的旗帜，面对“三教合一”的无边弥漫，他们力图重振儒学的权威，如韩愈作 原道 提出“道统说”，李翱提出“复性说”，这些思想为理学的产生开了端序，但均未达到本体论层面。直到北宋中期的“二程”兄弟程颢、程颐，才提出“理”本体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主张先有理而后有物，如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 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3(P424)程颐说：“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3(P30)正是从“二程”开始，“理”或“天理”被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使用，亦即被作为世界的本源、本体，它既是指自然的普遍法则，也是指人类社会的当然原则，它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一切具体事物，所谓“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由此，带来宋代哲学的理论化、思辨化特点，并进而成为元、明、清历代哲学主潮。对于宋代将儒学本体化的哲学成就，许多学者都有评价，即如侯外庐等所著 宋明理学史 便揭示得非常透彻：北宋时期州县学校兴起，书院林立，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刘敞著 七经小传，废弃汉儒专事训诂名物的传统，开启了以己意解经的新学风。理学是历史范畴，它是在儒家经学、道教与佛教相结合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理学是哲学化的儒学，其中渗透了佛教和道教的思辨方法和认识方法宋明理学达到了思想发展史上的新的水平，它探究的学术理论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4(P7、P20)的确，在理学的产生和儒学本体化、思辨化的过程中，将中国哲学思维和形而上理论建构推进了一大步。所谓本体化，是指主张“理”是世界的本源和根本规律；所谓思辨化，是指哲学上运用逻辑推导而进行纯理论、纯概念的思考而得出理论性的结论，也就是将儒家伦理、政治学说提升到哲学思辨的理论高度。众所周知，一般理论都有形成、发展的过程，思辨哲学的目的“是接过各门科学的结果，然后对这个整体进行反思”，5(P251)进而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一种更为本质的系统的结论。宋儒理学对先秦儒学的发展和重构便凸显了这一点。这种哲学上的思辨化、理论化趋向，自然而然会影响到人们的思维，从而带来整个学术上的近古转型。其次我们来看这一本体论思维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在郭绍虞先生的 中国文学批评史 中，即写到宋代尤其南宋以降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近古转型：我尝以为一般人之所谓“通”，其意义有三：一是文辞上的通一是知识上的通又一是思想上的通。唐人之学重在文辞上的通，所以以为用助字应求其当律令；汉人之学重在知识上的通，所以以为必须通群经而后始能通一经；宋人之学重在思想上的通，所以以为要贯通万事而无碍。这是思想上的一种进步。文学批评家的思想，也必须能如此有中心、成体系，然后才可以论述，而此种情形，在南宋以后始见发展为了有此分别，所以本书下卷之所论述，于批评家所提出的文学理论之外，更须涉及其学问思想，这好似赘余而不是赘余以南宋金元为第一期，是批评家正想建立其思想体系的时期。6(P3)这里郭氏看到近古批评史的内在变迁，也就是说，到南宋金元之时，文学批评中开始由自得转向自我、由对宋诗理论主张的反思开始转向新的理论建构。最明显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南宋时期严羽的沧浪诗话 了。一是其方法论上向形而上学的接近，这就是汲取佛学思辨和本体化思维对诗文本质的认知：“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7(P23)二是其逻辑化和系统化的论说结构，整体由“诗辩”“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部分构成，如李铎先生所言“是宋代出现的一部最具严密体系的论诗专著”。8(P116)与南宋一样，在北方文学批评中也形成思辨化的理论转型。虽然与前朝北宋相比，金元之际的文学和文学批评相对沉寂黯淡，“除王若虚、元好问、方回等还以正文风、创诗学自任，写了一些颇有特色的专著传世外，其余作家大多不甚重视批评，仅在诗文序跋中兴之所至写些感想心得”，7(P817)但同样体现出近古的气息。特别到了元代，士人的思想是相当自 662023年由、活跃的，他们不像宋、明两代受到科举和理学的明显束缚，而表现出多元包容的思辨理性，就像元代文学研究专家查洪德先生在 元代理学“流而为文”与理学文学的两相浸润 一文中所说：“元代学术以融合汇通为特色。研究者早已指出，元代理学融会朱陆成为潮流。其实不仅朱陆，举凡传统儒学、张载气学、事功之学以及吕祖谦东莱之学，都为各家吸收，参合变化。在诗文及文学理论界，打通壁垒，转益多师，表现出与宋人各立门户的不同取向。进而在文学与理学之间，也呈现融合汇通之势。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对于元代的学术与文学，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使之表现出与宋、明皆不相同的显著特点。”10(P35-39)而就元初来说，正如郭绍虞所说，郝经是排在第一重要的批评家，由于身兼理学家、文学家的双重身份，使其文学批评典型地呈现出理学文学的两相浸润，极富本体思辨色彩。二、“文道合一”：超越宋儒偏见对文道论的重构郝经是金元之际学问大家，也是当时著名文学家，元史 一百五十七卷有传，今存 陵川集 可窥一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对其作出如此评价：“其生平大节炳耀古今，而学问文章亦具有根柢。如 太极 先天 诸图说、辨微论 数十篇及论学诸书，皆深切著明，洞见阃奥；周易 春秋 诸传，于经术尤深。故其文雅健雄深，无宋末肤廓之习，其诗亦神思深秀、天骨秀拔，与其师元好问可以雁行。”11(P1422)由此我们已可知郝经学问之深厚、思想之深锐，清人陶自悦称其“理性得之江汉赵复，法度得之遗山元好问”虽广为学界接受，其实远不止此。他之能够“独申己见左右逢源”，还因有着源自程颢的郝氏家学之存养底蕴，以及少时尽读贾氏、张氏“万卷楼”藏书，故能贯通经史之学、理学与文学三者，实现对宋儒的超越和批评史上“文道论”的重构。文道关系历来就是文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如刘勰 文心雕龙原道 所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12(P2)二者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中相辅相成。然而自东汉以降出现了重文轻道或文道分离，故有中唐古文运动和韩愈、柳宗元等提出“文以明道”说。尤其到宋代理学家这里，文道关系成为一个主要问题，理学家追求道学、义理之学，而这些学说无疑有赖于某种形式的表达和呈现，于是“文道”关系再度成为焦点，然而却出现了两种极端的“文道论”。一种是周敦颐提出的“文以载道”说，另一种是程颐提出的“作文害道”，自其产生便时遭诟病。前者彻底将文与道分离，把“文”变成了载道的从属工具；后者则更加走向极端，将“文”看作是有害于体道、传道的“妨事”。两种观点其实都陷入理学本体思维的误区，但因周、程二人的学术影响力而广为流行。对处于灭金后元初的社会重建和文化重建来说，文道关系自然成为文人学者同样面临的问题，在此情况下，持守重“道”抑“文”，还是可以文道并重？郝经没有简单地奉从前人之说，对宋学的反思，对经史文融通的学术观，让他终至超越了北宋诸家的说法，并且从哲学本体论思维提出了“文道合一”的理论建构。这可以说是郝经在文论史上的一个突出贡献。虽然前人有过类似思想，诸如最早荀子 校儒 中云“圣人也者，道之管也故 诗 书 礼 乐 之归是矣”，13(P133)唐宋古文运动中有柳冕“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或韩愈“修其辞以明其道”、柳宗元“乃知文者以明道”、欧阳修“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苏轼“吾所为文必与道俱”，但都没有像郝经这样上升到哲学本体论上的系统阐论。郝经最大的特点，是把文与道的关系同文与自然的关系合二而一，把“自然”概念和理学家的“太极”观念引入文道论，提出了“道即文、文即道”的“一体用”说。他在为垂范后世编选的 原古录 文选“序”中作出如下的义理阐发：昊天有至文，圣人有大经，所以昭示道奥，发挥神蕴，经纬天地，润色皇度，立我人极者也。故自书契以来，载籍所着，莫不以文称，天曰天文，人曰人文，尧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西伯曰文王，周公曰文公。仲尼之以道自任也，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皆言文而不及道，则道即文也。观夫揭日月，翳云霓，干星汉，组布綦列，焕乎有文，覆冒磨荡，庶物出焉，则天之道可知矣。载泰华，振河海，敷原隰，固溪壑，涵负崛岉，穆若有章，发育蕃衍，庶物生焉，则地之道可知矣。家焉而生聚教育，国焉而经理安定，耕凿疆畛之有限，宫室车服之有数，贵贱亲疏之有叙，爵禄上下之有分，典则采物，粲然有法，庶事治焉，则人之道可知矣。非是，则三极之道，莫得而见也，则文即道也。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自有天地，即有斯文，所以为道之用而经因以立也。14(P2180-2184)在郝经看来，“文”与“道”其实一也，皆为“太极”本然而固有矣。无论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其变幻运行，种种情态，即是道也是文，故得出“道即文也，文即道也”的结论。它们二者相辅相成、相依相侯文宜等：近古哲学本体论与郝经的文学批评 672023年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存并相映相现：“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自有天地，即有斯文，所以为道之用，而经因之以立也。”由此郝经实现了“文道合一”的理论确证，并将“文”的价值地位提高到了本体论认识。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对之前文章渊源论的一种超越，得之于宋元理学哲学本体论的支撑。一般关于文章本体，中国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如 颜氏家训 认为文章“原出五经”，即儒家之道是文章的本体；另一种以刘勰 文心雕龙 为代表认为文章本于自然，一切文皆出于自然天成，所谓“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心生而言立，言立丽文明，自然之道也”。12(P1)而到郝经这里，全部都统到了一起，这就是理学的一个总概念“太极”。在他看来，道与天地一，文章又与道一，道与天地、文章都是本然而固有的，而其共同之本便是太极。由此，“文”与“道”也就合二为一，其生成、昭示乃至多彩形态，皆为太极本体所出，无论天文、地文、人文，都是“同一理耳”。这样一种“文道”并生互映的理论，显然远远超出了文道分离或对立之说，实现了对“文道论”的重新构建，开元代文学“文理并重”之先声。对于郝经这一理论建树，以往研究少有关注，往往将唐宋古文运动代表人物言论看作经典，似乎后学不过是重复而已。但郝经所论其实有集大成理论价值，这主要就在于其时近古理学已获得极大发展而更具历史空间。作为理学家，郝经能够从本体论思维角度看文道关系予以究理思辨，而非古文家主要着眼于言辞表达与道的关系；作为文学家，其为南北对峙下元好问北宗文学重要成员，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因而能够洞察文学本体纠偏宋儒之说。而事实上，其后元代文学的繁荣以至 元史 中首次将文苑传与儒林传合一，没有像其他正史一样另设 文苑传，着实表明郝经“文道合一”的理论影响，较好地解决了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的这桩公案。对这一点，在成复旺先生出版的 中国文学理论史 中是看到的，虽然一些用词带有当时政治语境色彩，但对于郝经这一理论建树的本体论价值其实给予了很高评价：“它为封建王朝以道统文、以文济道提供了最为博大精深的理论根据，因而就成了道学出现之后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文学本体论。这种文学本体论的创立者虽不是郝经，但在他之前还没有这样完整而系统的表述。”15(P557)在 1980年代学术回归之初能达到这样的理论眼识，可以说已是相当不易。三、从“理法之本”到“文自我作”：批评史上极富创见的文法论处于宋、金向元的历史交替时代，对于北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历经战乱亟需重建的时代，以复兴斯文为己任是当时许多士人的理想，诸如杨惟中、姚枢、张德辉、元好问、许衡、郝经、刘因、王恽等，都将文化救世作为拯救社会方式。郝经一方面追本传统赓续正脉，对“文道”关系作出新的梳理建构，另一方面，元初北方多元、自由的氛围，面对宋金遗风影响和创作中僵化泥法的问题，促使他对文与法的关系作出深入思考，写下了 答友人论文法书 这篇金元批评史上最富新意锐气之文。此文分量同样在于它的义理思辨、理论深度和系统性，就像敏泽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所言：“主张法当自立，反对泥诸前人等等，这些意见无疑还是包含着合理、精到因素的。”16(P743)如果没有近古哲学的转型，没有义理思辨的思维逻辑，也就难以产生出这篇为学界公认的批评理论雄文。该文起因是友人写来书信“惠问作文法度利病”，从而引发郝经思考，在经过系统思索后他给友人回复了这篇答书。因为是与友人论文法，其中道学色彩就较淡些，应该说是郝经所有文学批评中最能体现文学理论价值的一篇长文。它不是一般地讨论“法”之重要还是不重要、“法度利病”各是什么，而是同样立足于理学哲学本体论，从文法的事理关系上作出了深刻阐论。文中首先承认“为文则故自有法”，但接着便区分了只讲表层的文法还是从根本上讲文法，提出了“理法”的本体论范畴，并批评了近世“以文为技”的弊端。其曰：理者法之源，法者理之具，理致夫道，法工夫技，明理法之本也。吾子所谓法度、利病，近世以文为技，与求夫法资于人而作之者也，非古之以理为文，自为之意也。古之为文也，理明义熟，辞以达志尔。若源泉奋地而出，悠然而行，奔注曲折，自成态度，汇于江而注之海，不期于工而自工，无意于法而皆自为法。故古之为文，法在文成之后，辞由理出，文自辞生，法以文著，相因而成也，非与求法而作之也。后世之为文也则不然，先求法度，然后措辞以求理。若抱杼轴，求人之丝枲而织之，经营比次，络绎接续，以求端绪。未措一辞，钤制夭阏于胸中，惟恐其不工而无法。故后之为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从辞，以辞从文，以文从法，一资于人而无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无法，只为近世之文弗逮乎古矣。14(P1808)这里，郝经用形象的比喻阐明了“文”与“法”的关系，即非有意“求夫法、资于人而作之者也”，而是 682023年出于“自为之意”的自然而然，可见，其第一的基本观念如他所说：“夫理，文之本也；法，文之末也”。正因此，郝经像当时几位有识者王若虚、元好问一样，批评那种为文“法在文成之前”“一资于人而无我”的歧途，表明了自己对文法关系的认识。如果仅止于上，郝经对文法问题顶多体现出一个理学家推本究原的本体之辨，但除此之外，他进而引出了另一个层面上的主体问题，即文法的直接造作者。这样，便有了广为称道的“文无定法”“皆自我作”这般尽显新思维的命题。姑引如下：文有大法，无定法。观前人之法而自为之，而自立其法，彼为绮，我为锦，彼为榭，我为观，彼为舟，我为车，则其法不死，文自新而法无穷矣。近世以来，纷纷焉求人之法以为法，玩物丧志，窥窃模写之不暇，一失步骤，则以为狂为惑，于是不敢自作，不复见古之文，不复有六经之纯粹至善，孔孟之明白正大，左氏之丽缛，庄周之迈往，屈宋之幽婉，无复贾、马、班、扬、韩、柳、欧、苏之雄奇高古，清新典雅，精洁恣肆，豪宕之作，总为循规蹈矩决科之程文，卑弱日下，又甚齐梁五季之际矣。呜呼！文固有法，不必志于法。法当立诸己，不当泥诸人故今之为文者，不必求人之法以为法，明夫理而已矣。精穷天下之理，而造化在我，以是理，为是辞，作是文，成是法，皆自我作，志帅行权，多多益善。14(P1809-1811)为什么郝经会提出“文无定法”“皆自我作”呢？这是他思考很久的问题。因为当时法度束缚和泥法问题已成文坛大弊，其师元好问 论诗三十首 中有许多即是针对此的批评，如第二十一首对僵硬模拟的批评：“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酬无复见前贤。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再如第二十八首对江西诗派的批评：“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另在元好问 自题中州集 五首 中，又有“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和“诗家亦有长沙帖，莫作宣和阁本看”二首，都是对刻板泥法的尖锐批评。综观当时对宋金以来文坛的批评，集中起来主要即三点：其一即上述对苏、黄无保留地学习和模仿；其二是他们的门户之见；其三是对江西诗派以学问才学为诗的闭门造车式的创作态度之批评。17(P71)对此，郝经亦颇有不满和清醒认识，故在 答友人论文法书 中给予了激烈的批评：“近世以来，纷纷焉求人之法以为法，玩物丧志，窥窃模写之不暇，一失步骤，则以为狂为惑，于是不敢自作总为循规蹈矩决科之程文，卑弱日下，又甚齐梁、五季之际矣。呜呼！”14(P1810-1811)郝经此文洋洋数千言，层层阐述理与法、文与法的关系及其利弊，其中有形而上本体论的理论思辨，有自古以来文法史的梳理，还有各时期文章家的案例实证，可以说是对文法论的一次透彻思考，也是一种系统构建，其理论价值无疑是十分突出的。当然，我们也应指出郝经作为一个理学家的历史局限性，如他所倡“明理法之本也”，即主要是指儒家的伦理纲常之理，所谓“六经理之极，文之至，法之备也书 有道德仁义之理，而后有点典谟训诰之法；诗有性情教化之理，而后有风赋比兴之法；春秋 有是非邪正之理，而后有褒贬笔削之法；礼 有卑高上下之理，然后有隆杀度数之法”。14(P1808)这里明显表现出与其所说“法皆自作”的矛盾，不自觉地囿于封建时代下理学对文学的牵制。不过瑕不掩瑜，在其“文有大法而无定法”之说下，毕竟各人对“理”的体认是多样的，如其所列举的文法典范从 左传 庄子 荀子 到屈、宋辞赋，从两汉的贾谊、刘向、扬雄等人到唐宋韩柳、欧苏之文，认为其文章“皆以理为辞而文法自具”，其实这已将“理”的范围扩大到一切宇宙、自然、社会、人情之理：所谓“标识根据，不偏不倚，中天下、准四海以为正；辉光照耀，炳烈粲发，引日星、丽霄汉以为明；造微入妙，探赜索隐，极九地、筑底里以为深；包括绵长，笼罩遐外，尘天地、芥太极以为大莫非自然以为神。岂规规孑孑，求人之法，而后为之乎？”14(P1807)如此，则与一般理学家道统之说已区别开来，表现了一个文学家的审美自由，也透露出近世批评的个性意识。故而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 中对此评价甚高：“此种意思，又成清初魏叔子一流古文家的文论。其论学很像清初的学者，其论文也像清初的文人。这真是一篇很重要的文字。”6(P123)参考文献：1（元）许衡.许衡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9.2（元）脱脱撰.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3（宋）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4 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 王路著.逻辑的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侯文宜等：近古哲学本体论与郝经的文学批评 692023年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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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ulative criticism.Hao Jing,a famous Neo-Confucianist and litterateur in the early Yuan Dynasty,high-lighted this feature,and his“Theory of Wen and Dao”and“Theory of Grammar”based on it transcended predecessorssystematicconstruction,which not only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history of criticism,but also was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the construction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Key words:late ancient times;philosophical ontology;Hao Jing;literary criticism责任编辑冯喜梅10（清）魏源.魏源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4.11（清）蒋良骐.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12（清）成瓘.济南府志（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13 徐凌霄.凌霄一士随笔M.北京:中华书局,2018.14（清）王轩等.山西通志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3.15（清）胡文烨.云中郡志M.大同: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1988.16 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7 要子瑾等.大同市碑刻精选M.大同:大同市三晋文化研究会,2020.18 大同市地名办公室.大同市地名志M.大同:大同市地名办公室,1987.19（清）谈迁.北游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7.20 李玉明等.三晋石刻大全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0.Cao Zhenyan s Document to the Emperor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Datong CityZHAO Xin-ge,ZHAO Dian-xi（Institute of Fine Arts,Chinese Academy of Arts,Beijing,100029）Abstract:After the incident of 1648,the dilapidated Datong Prefecture was no longer inhabited and needed to be rebuilt.At thistime,although there were a lot of things to be done,the national spirit was still in the rising period.These Liao people and imperialexamination officials,in the needs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practiced and spoke positively.They are considerate of the people s live-lihood and won the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The abandoned Datong has been constantly improved on the basis of the renovationof the first term official,and has also gained vitality for development.Compared with before,the newly built Datong has appropriate-ly reduced its military function,but has more highlighted the social role of economic,cultural and trade exchanges.This also laid thebasic pattern of urban development thereafter.Key words:Cao Zhenyan;document to the emperor;farming;Yanghefu;Datong City责任编辑张月琴（上接第64页）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