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知识学模式的文学理论反思性研究.pdf

59.Title:A基于知识学模式的文学理论反思性研究邢建昌摘要：反思性研究是一种滤去感性、回到本根、凝视自身的研究。反思性研究是人文学科最活跃，最具批判潜能和思想能量的研究范式。反思性研究绝不只是“回头看”的研究，还体现一种对自身如何可能的问询态度。反思性研究是理论高度自觉的产物。理论研究如何可能，理论言说的限度何在，谁为理论的合法性辩护，这是反思性研究提出的基本问题。反思性研究也是人文学科的学科特性与旨趣的内在要求，对个别、独特的价值事实的关切，内在地要求文学理论把反思性作为思想在场的方式。知识学模式，也可以称为知识学视角、知识型。知识学模式的生成机制是跨学科，基于问题的。基于知识学模式的文学理论反思性研究，应该致力于揭示文学理论研究的知识学立场，从而使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从意见的表达、经验的归纳和各种“主义”的论争中超越出来，形成自己独特的观测文学和各种社会文化问题的视角、观念和话语。关键词：反思性研究；根性；知识学模式；：跨文体写作作者简介：邢建昌，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美学与艺术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基础文艺理论、文艺美学、当代文化批评研究。通讯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南二环东路2 0 号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0 50 0 2 4。电子邮箱：。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近4 0 年文学理论知识生成机制的反思性研究与文献整理”【项目编号：19BZW002的阶段性成果。Reflection on Literary Theory Based on Epistemological ModelsAbstract:Reflective study attempts to eliminate sensibility,return to the origin,and take a gaze at itself.It is the most activeand critical research model that contains great potential for thought.It not only aims to look back,but also embodies aquestioning attitude toward the possibility of its own existence.Reflective study is the product of high-level theoretical self-awareness.The fundamental subjects of reflective study include the possibility of theoretical research,the limits of theoreticalexploration,and the defender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oretical research.Reflective study is also an innate requirement derived from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urports of the humanities.The care for the value of individual or particular fact of the humanities naturallyrequires a reflective stance as a way of theoretical presence.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knowledge models,also known as the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 or pisteme,is question-based and interdisciplinary.The reflective study of literary theory based onepistemological models should aim to reveal the epistemological standpoint of different literary theories,in order to form its ownperspectives,ideas and discourse through observing various literary and cultural issues,while discarding the confusion of opinionexpression,empirical induction,and“ism arguments.Keywords:reflective study;the true nature;epistemological models;hybrid styleAuthor:Xing Jianchang,Ph.D.,is a professor in th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ebei Normal University.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basic literary theory,aesthetics,and contemporary cultural criticism.Address:College of ChineseLanguage and Literature,Hebei Normal University,20 South 2nd Ring East Road,Shijiazhuang 050024,Hebei,China.Email:xingjianchang63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General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und(19BZW002).60文艺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有一种范式是我们文学理论研究十分缺乏的，那就是基于知识学模式的文学理论反思性研究。文学理论对新问题关注的热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人类、后人类，生态、后生态，理论、后理论，媒介、跨媒介等，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理论知识版图，文学理论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然而，与这种繁荣景象相伴随，是“文学理论终结”“理论死了”之联噪不绝于耳。“文学理论终结”“理论之死”不过只是隐喻，这一隐喻昭示着既有理论阐释能力的失效、理论功能的转移以及新的理论的出场。“终结”的不是理论，而是对理论的一种缺乏反思性的态度。理论是要为文学研究提供“视点”和“根据”的，“视点”和“根据”不能凭空而生，而取决于理论的本体论承诺及其开视域。理论要行使选择、发现、阐释、评价功能，理论因此是一个观念的世界、意义的世界、方法的世界。不体现人文旨趣的文本细读是工具性的，单纯的技术操作和实证分析有违文学的精神，将文学的理性拱手让给一个程序合理性也是有缺陷的，文学理论是要为价值合理性展开辩护的。恰恰是在这一基点上，文学理论研究嗨暗不明，无所适从。为此,回到基本问题是必要的。基本问题是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元理论不是元叙述，元叙述是先在的、自明的，元理论则是在基源、本根、发生之始致思的理论。元理论需要不断地进行辩护，故元理论永远不会过时。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元理论总是处于十分活跃的状态。它就像“轴心时代”的问题，不断引发人回到自己。文学理论越是思考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越是格外强烈地产生回到基本问题的冲动。讨论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或元理论是需要寂寞和耐心的。黑格尔在谈论哲学研究时说过：“愈彻底愈深邃地从事哲学研究，自身就愈孤寂，对外愈沉默。”（黑格尔30）文学理论研究也是这样，它不是显学，不是应景之作，而是基于探究问题的热情而为之安心的事业。一些人之所以不再认为基本问题是问题，没有兴趣也没有耐心研究文学基本问题，对理论所特有的思辨、概念、学理、知识学模式等持本能的抵制态度，说到底是失去了探究问题的热情，随之也失去了思想的能力，领悟的能力，憧憬的能力。结果竟是这样，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充满水分地疯长，而真正的问题却被稀释、弱化和遮蔽。文学理论研究更像一个噪碟不休发表意见的场域，而不是严肃、理性的知识生产活动。理论，从来不会以牺牲自身的规定性而俯就现实的经验或感性，它要透过现象碰触“本质”，发现感觉经验不曾发现的真实和真相。反思性研究，就是这样一种滤去感性、回到本根、凝视自身的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反思性研究被众多学科所青睐，成为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人文学科知识增长的方式。一、“回到根性”与反思性研究反思性研究与根性、情境性、内在性等有内在关联，反思性是人类思维中十分独特的气质，包含怀疑、打量、反观、推究等意味。反思性研究绝不只是“回头看”，还体现一种对自身如何可能的问询态度。反思性研究是当今人文学科最活跃，最具批判潜能和思想能量的研究范式，是继“大理论”之后理论发生“后理论”转向的产物，也是理论自觉的标志。理论研究如何可能，理论言说的限度何在，谁为理论研究的合法性辩护，这是反思性研究提出的基本问题。反思性研究又是对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人文学科特性与旨趣的一次回归。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以个别、独特的价值事实为关切对象，注重内在经验的反省。在人文学视域里，“这朵花是美的”和“这朵花是红的”在陈述上有着深刻的分野。“美”不是科学陈述的对象，而是审美判断的对象，审美判断是通过回到内心经验的方式而实现的。人文学科标举体验与理解，与自然科学实验、实证的主张大相径庭。人文学科不以发现规律，揭示本质为目标，发现规律是自然科学努力的方向，所谓规律即强调自然科学的命题、定理、因果关系等在相同条件下的可验证性、可重复性等，而人文学科更强调情境性、事件性、偶然性、非因果性，以及相同条件下的不可重复性和不可验证性。至于本质，人文学科更倾向于视之为权力的结果一本质不过是一种权力话语。人文学科的这些特点，内在地要求文学理论研究把反思性作为思想在场的基本方式。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吉本斯认为，人文学科表现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反思性：“人文学61基于知识学模式的理论反思性研究科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反思性（reflexivity），人文学科从永不停息的追问中获取知识的能量，并将过去和现在连为一体。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文学科比科学和技术更深切地遭遇一个主要的困境。反思性要求探本溯源，要求一个可以行动的语境。另一方面，反思性要求将怀疑作为一种习惯，它只能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吉本斯7 9）迈克尔吉本斯揭示了人文学科反思性研究的特点一一永不停息的追问，探本溯源，怀疑作为一种习惯。永不停息的追问，源于人文学科始终不把现成的结论作为追求的目标，在结论和过程之间，把过程看得比结论更重要。在人文学科看来，过早地给出结论实际是简化了对问题的理解，人文学科的求解方式更像是永无止息向着嗨暗不明的场域的逼近，逼近即人文学科独有的问题之思。像“美是什么”“文学的本质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之类的提问，在科学主义的视野里早已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们是虚幻的、非实证的、无结果的，科学主义终止了这类提问。但是，当今世界人类所遭遇的境遇，格外强烈地凸显出这类问题的当下性和迫切性。重要的不是给出结论，而是在回应时代之问中回到人类思想的本源性问题上来。探本溯源，也是一种思考方式，不是基于经验或问题-反应式的，而是力求做出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寻根的了解，这就把问题引人到一种特定的传统上来：在特定知识谱系和文化传统中呈现问题的性质及其可能的求解方式。迈克尔吉本斯使用了“回到根性（r o o t e d n e s s）”（吉本斯9 0）的说法。根性，在中国文化语境原本是佛家用语，佛家认为气力之本日根，善恶之习日性。人性有生善恶作业之力，故称“根性”。根性延伸解释为本性、本质。回到根性，即回到问题的本性和本质。问题的本性和本质又往往蕴含在问题发生之始或问题之源，故回到根性就是回到问题之始或问题之源。根性思维蕴含着从本根出求解问题的智慧。人文学科反思性研究之回到根性，就是要超越经验的现象的提问，善于在本质或本性中把握事物。怀疑，是反思性研究的精神气质。而怀疑作为一种习惯，则体现了人文学者由反思性研究涵养而成的独特的问题意识。美国文学理论家保罗H.弗莱指出：“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在大多数情况下与这个时期的大部分哲学都不同，因为它带有的怀疑态度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在文学理论中，对我们进行思考的基础似乎有着各种各样的普遍怀疑，这种怀疑正是现代文学理论史的特征。”（弗莱2 3）弗莱将怀疑与反思性研究结合起来，认为怀疑是弥漫在2 0 世纪以来文学理论论域内的一种精神气质。不同于同时代的哲学，文学理论质疑各种各样理论“思考的基础”，思考意义的生产及其受到妨碍的方式”（弗莱37 8）。弗莱把理论定义为“思维的一种否定性运动，勘察对交流产生怀疑的合法途径，而不是令人痛苦、束手无策的途径”，（弗莱37 8）显然，这里的怀疑不是一般的质疑，而是从骨子里透露出来的对自明性的不信任态度，故怀疑是本体论的。后现代语境下，支撑世界存在的阿基米德定点塌了，知识的确定性信念瓦解了，而代之以无根基的、碎片化的、无可无不可的世界图景。在这种情况下，怀疑只能是本体论的。但怀疑不是颓唐、堕落，恰恰是人不甘沉沦、渴望走出困境的挣扎，是人的自我反思与救赎。二、反思性研究的不同面向我们注意到，在不同哲学家、社会学家、人文学者的著作中，反思、反思性的含义略有不同。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反思都包含着我思主体对思本身之再思的内容，只是思之方式各有不同。反思性研究首先是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小逻辑里强调哲学研究是反思性的：“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一一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黑格尔7）黑格尔的名言是，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起飞。黑格尔道出了哲学的一个本质规定，哲学不同于实证意义上的经验之学，哲学是摆脱了直接性而以概念为工具进行的思维活动。反思即思维的思维，也即思维本身成为认识。在黑格尔看来，反思是自我意识能动性的体现，反思使对象的真实本性得以在意识里呈现：“经过反思，最初在感觉、直观、表象中的内容，必有所改变，因此只有通过以反思作为中介的改变，对象的真实本性才可呈现于意识前面。”（7 6）黑格尔坚决反对那种对于研究对象的一种仅仅满足于“外在排比”，“武断地将所有的材料平行排列”，以使“概念发展的必然性满足于偶然的主观任性的联系”（2）的做法，62文艺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以为它配不上高贵的理性。黑格尔揭示了哲学的本性及其话语形式的特征，哲学是反思性的话语，反思即通过概念的中介把握对象的本质。文学理论不是哲学，但不能无视哲学的启迪。理论也具有不同于经验、实证之学的旨趣、特点，不能任由现象的偶然性和直接性占据理论之思的内容。反思性研究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那里指对研究本身的整体性质询。布迪厄的社会学被称为反思社会学，对反思性的迷恋是布迪厄反思社会学最独树一帜的方面。美国社会学家华康德认为，一种真正新颖的且富有阐释效力的学科体系或思维方式，不仅能超越自身所受各种限定的学术情境和经验领域的影响，产生颇有创建的命题，而且还能“反思自身，甚至能跳出自身来反思自身”。（布迪厄华康德1 1）布迪厄不满足于社会科学长期分裂的、根深蒂固的社会物理学与社会现象学的二元对立，在方法论上倡导关系主义，他孜孜以求的努力都在于使社会学成为摆脱缺乏限制和反思的话语实践行为，将社会学的科学工具转向针对自身的分析，对知识分子和社会学的关注方式展开了严格的审查。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针对的绝不是个别社会学家的个别工作，而是一项“集体事业”；不是“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削弱客观性”，而是“旨在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39）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触角已经深入到思想的那些未被思考的范畴，揭示了诸如研究者“社会出身”“社会标志”“学术场域”的位置，以及“唯智主义偏见（4 2)等对社会学“观注点（gaze）”（4 1）的干扰。如果说，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主要是针对社会学知识生产机制的反思性研究，那么，在人类学领域开展的反思性研究，则聚焦于研究主体的条件、环境与人类学知识生产关系等方面。2 0 世纪6 0 年代，反思人类学兴盛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以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马库斯“写文化”思潮的兴起以及与米切尔费彻尔合作开展的文化研究为代表。这一思潮强有力地影响到文学领域，带来了文学研究对反思的、多声部的、多地点的、主客体多向关系的民族志文学书写的不懈探索。乔治马库斯主张人类学的文学转向，通过文学的书写去发现被传统民族志所不见的领域，从而生成鲜活的民族志知识。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提出“深描说”，强调对文化的意义解释根源于对文化事实本身的真实记录和理解，这带来了地方性知识的活跃。历史上富有活力的学科从来不会固守边界，而总是在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不断跨界寻找和创立新的概念体系和理论范式。人类学领域的反思意识或反思人类学，是与全球范围内后现代语境下学科反思的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气质就是永无止息的反思精神，反思人类学深受后现代主义之时代症候影响，又以自己独特的反思性话语汇人后现代主义的时代精神潮流之中。正是反思（性）、反观（性）、反身性（reflection，reflexivity）以及不懈的反思立场和勇气，使得后现代主义反思人类学的知识生产有了崭新的特点：从关于对象的知识生产返回到关于自我的知识生产，作为认识出发点的自我成为认识兴趣所指的对象。对象与自我再也不像过去那样隔着一道认识论的屏障，而成为一种通过对话、问询实现的意义互动的方式。既然实证主义人类学力求克服的自我对客观性的干扰被认为不过是研究者一厢情愿的设定，而根本不是可以达成的目标，那么，反思人类学要做的工作就是仔细考查那些被作为干扰因素而排除实际上是被悬置起来的主体性因素，如何参与了人类学的知识生产，而后者可能更接近于人类学对文化“富饶性”目标的设定。反思性研究也是现代性的一种视角，这在以色列社会学家、新功能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S.N.艾森斯塔特的反思现代性一书里有集中的体现。现代性是多元的，也是反思性的，多元现代性是现代性方案的基本形式。现代性的历史不是别的，正是“现代性的多元文化方案、独特的现代制度模式以及现代社会的不同自我构想不断发展、形成、构造和重构的一个故事一一有关多元现代性的一个故事”（艾森斯塔特14）。按照现代性的最初方案，发生于现代欧洲的现代性方案以及基本制度格局（constellations）具有某种示范性和可复制性，随着现代性的扩张，它们最终将为所有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及现代社会照单全收。但是，实际的发展却没有证实这种“趋同”的假设，反而是“现代社会极为丰富的多样性”（6）面相呈现出来。现代性虽然蔓延到了世界大部分地区，但并没有产生一个单一的文明,或一种制度模式，而是多种现代文明的发展以及多种文明模式的实践。它们具有发生学意义上的同源63基于知识学模理论反思性研究性，但结果和实际效用却是异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形态。多元现代性不是现代性的自然发展，而是对现代性方案反思的结果。现代性制造了现代性的“他者”，“他者”即反思的现代性，也就是对现代性方案的怀疑一对那些构成这一方案核心的社会秩序、本体的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前提和合法化的怀疑。它使人们意识到，现代性的文化方案和制度模式不是一个模板，而是多元、复数，“可以争辩(9)的。反思性研究致力于揭示被压抑的、边缘的、异质的声音。台湾学者王明珂在民俗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当中倡导一种“反思性研究”，他希望为文化人类学研究注人一种“反思性的民族史知识”，而这种“反思性的民族史知识”，不同于传统的被规约的典范的知识，更强调“将中国当前的民族情境（汉族与55个少数民族）置于华夏边缘的长程历史变迁之中”，也就是格外注重“华夏边缘上各个亲近人群间的微观社会互动”（王明珂56）。“反思性的民族史知识”格外重视对历史及其历史研究的反思和反省,格外重视被规约的典范知识所忽略和压抑的内容。显然，这种研究不是一般的反思研究，而是基于特定价值取向的反思性研究，“边缘”是其自觉的理论站位，唯有边缘的姿态、立场和焦点选择，方有可能发现已有研究的身份偏见和习爲不察的知识盲点。诚如作者所言：“反思性研究，强调发掘深藏于我们知识理性（或文化）中的一些定见、偏见，或者，如PierreBourdieu所称，尝试理解我们未加思考的思想范畴（unthought category of thought）。而如此突破自身社会、文化甚至学科偏见的知识，常产生于对边缘、边界与异例的探索。”（6 2 一6 3）反思性研究尝试提出以下问题：我们自身的文化、性别、民族、国家、职业与社会阶层等身份认同，我们所娴熟掌握和应用的学科典范知识，是否真的有助于我们实现对历史和社会的认知？借助于学科典范知识所书写出的历史事实与民族志事实，是否能通达“本相的表征”（58）？该如何通过反思性研究来避免基于典范知识所带来的“认知错误”（6 7）？三、文学理论的反思性研究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反思性研究比较，文学理论的反思性研究反而比较薄弱，这与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根基薄弱有关。一方面，文学理论不像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那样，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有与对象特点和主体选择相适应的研究方法，有相对明晰的学科历史等，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始终是若隐若现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学科在美国新批评理论家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才得以集中阐释。韦勒克是在寻找文学一般性的基础上提出作为一门知识的文学理论学科的必要性的，但是这种建立在一般性基础上的文学理论很快被地方性的、复数的、基于特定的知识学模式的、小写的“理论”和各种各样的批评理论所替代，文学理论呈现复杂多样的形态和面貌。另一方面，学科知识的寄生性特点，决定了文学理论特别是现代文学理论对相关哲学和相关学科的依赖性。现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动力多来源于相关哲学、相关学科。如依托于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现象学所形成的文学理论；依托于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精神分析所形成的文学理论。还有从某种哲学或学科中抽取特定观念、视角和方法建立起的文学批评理论话语分析、修辞性阅读、解构批评、生态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酷儿理论、后人类批评等。较之于相关哲学、学科，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反而具有滞后性或后发性，这使得文学理论反思性研究很不独立，虽然不乏对文学理论的反思，但尚缺乏作为普遍性症候的反思性研究的出场。其实，文学理论更应该体现出反思性研究的精神与气质。首先，文学研究更应该是反思性的，这是由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了的。文学的全部魅力就在于它的丰富性，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丰富性，而是精神即符号意义上的丰富性。按照伊格尔顿的观点，文学艺术和其他意识形态如神话、哲学、宗教等一样，属于人为建构的符号领域，它开启人类“具有猜想性质的反思力”（伊格尔顿202）。伊格尔顿引用罗兰巴特的话写道，“世上没有哪个文学能够回答它自己提出的问题，正是这种悬而未决将它构筑为文学：它是被置于问题之暴力与答案之沉默之间的脆弱的语言”，（1 9 6）文学作为符号的意义生产，抵制那种过早给出意义的冲动和约定俗成的“标准化假设”（1 9 6）。“悬而未决”才是文学的特点，文学的存在方式。的确，文学旨在生成一个被经验、常识、64文艺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权力话语和概念逻辑分割之外的世界，是全息性和幽暗性的。我们不能从这种全息性、幽暗性的文学世界里抽绎出概念和思想，而必须将心比心，做了解之同情，在阐释中无限逼近文学文本的意义本源。这个特点，内在地要求文学研究遵循一种返回内在经验的反思性研究的理数。其次，文学理论具有鲜明的人文性，是一门典型的人文学科。作为人文学科，文学理论应该在学科旨趣上有清醒的自觉：一是自觉抵制以立法者身份出现的权力话语，抵制未经批判的经验和观念进人知识生产。在思维方式上，对那种学步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持一种疏离的，非顺应、非同质化的态度。研究对象的确定性、研究主体的“无我性”、研究方法的实证性以及结论的客观性、形式化等，不是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学理论所效仿的。文学理论作为人文学科，天然以关注个别、偶然、特殊性为旨趣，以追问价值为天职，以描述可能性为动力。在知识生产上，既高度重视“可以名言的”、逻辑的、有根据的知识，也特别强调涵咏的、默会的、未可名言的知识。文学理论这些特点客观上为反思性研究提供了条件和机缘。反思性研究对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历史上，德国哲学家康德用反思性判断揭作为文学理论之核心的“审美”的知识生产特点。审美不是概念，因此不能通过知性来获得。审美也不是道德判断，因此不能用理性来说明，审美只能是反思性判断那一刻。审美判断是人类知性、理性无法通达的领域，知性是基于经验的人类认知能力，遵循“对象激动吾人之感官”（康德，纯粹理性批判31）的思维路径。而理性（纯粹理性）则是经验之外非假借经验而具备的“绝对先天的能知任何事物之原理”（4 7）。理性承担着对纯粹的思想、自由和存在的说明。知性与理性在人类的认知系统里各有各的功能，但彼此却无法涵容。弥合知性与理性的分裂，康德提出了作为中间环节的判断力问题，知性的立法和理性的立法通过判断力而联结。康德提出两种判断力即“规定性”判断力和“反思性”判断力。一般判断力是把特殊的东西当做包含在普遍的东西之下、来对它进行思维的能力。如果普遍的东西（规则、原则、法则）被给予了，那么，把特殊的东西归摄在普遍的东西之下的判断力（即使它作为先验的判断力先天地指明了诸条件，惟有依据这些条件才能被归摄在那种普遍的东西之下）就是规定性的。但如果只有特殊的东西被给予了，判断力为此必须找到普遍的东西，那么，这种判断力就纯然是反思性的。（康德，判断力批判1 2)如果说，规定性判断力是从被给予普遍的规则、原则、法则出发去归摄特殊的东西，反思性判断则旨在为规定性判断力不能规定的特殊的东西寻找特殊的法则。对于对象的“形式”及其“合目的性”的把握，既不能用知性的自然法则去规定，也不能用理性的道德法则来说明，而只能通过想象力（自由的情感）进行沉思性的思考。反思判断力把握的正是对象的“形式”及其“合目的性”，美即存在于这一反思性判断之中。康德反思性判断既是对审美特殊性的说明，也是对美的独特知识的说明。讨论美的问题，要以个别的、具体的，不可被规定、不可被重复的事物的鉴赏判断为前提。美作为一种“知识”，是反思性的。这是康德对美学学科知识建构的启发性意义所在。四、知识学模式受世界范围内人文学科反思性研究思潮的影响，中国文学理论的反思性研究在2 0 世纪9 0 年代以后成为一种症候。以往，我们习惯于经验性地、观念性地表达观点，而不太习惯于在特定的知识学模式下说明问题。更缺乏求真意志，“是什么”“应是什么”常常处于混淆状态。对外来资源的接受也常常是“借挪式”的，这种情况带来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无根性和解释力的低下。概念、范畴、命题常常作为“浮动的能指”飘荡在思想的上空，真正的问题却被忽视了。知识学模式，旨在为文学理论反思性研究提供知识学的根据和视野。文学理论是理论，更是一种以知识形态呈现出来的理论。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文学理论遵循知识生产的一般规律，但是又有自己的特点。文学理论作为知识形态，意味着文学理论的知识不是宗教的知识，可以通过信仰或内省来获得。文65基于知识学模理论反思性研究学理论知识也不同于经验知识，经验知识具有与实践直接关联的当下性，它之被接受并成为知识是因为这种经验揭示了生活的某些道理，但经验知识是脆弱的，它只能解释正常，不能解释不正常，更无力解释感官经验之外的世界。文学理论的知识不能满足于对经验的描述，不是经验知识的简单相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排斥经验。文学理论抵制实用理性意义上的经验，但对于由文学体验而来的文学经验秉持高度的认同。文学性作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底色和在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文学的经验所决定的。文学经验之于理论，还承担着检验这种理论是否适度，是否符合文学精神的任务。历史上，文学对抗哲学的现象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理论对文学的剥夺或者居高临下以立法者的姿态对文学行使审判功能，或者大概念泛滥而没有能力发现文学思想深处的褶皱或纹理，或者过早地给出意义而把文学限定在一个明晓了答案的域内。结果，文学成了理论跑马的试验场，文学性被遮蔽。基于此，文学理论理应对文学的经验秉持应有的尊重，溢出了对文学之为文学的不懈体悟和觉解，文学理论的知识就会僵硬、固化、漠然，甚至因疏离文学而导致对文学的背叛。但文学理论在根本上是抵制实用理性意义上的经验的，如卡勒所言，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文学理论知识提供的是一种有根据的说，它的命题、概念和思想等都是需要论证的。空发议论和意见，甚至情绪化地表达意见，不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常态，也很难被人信服。文学理论的这个特点有点儿类似于哲学，即像哲学那样不断地为自身的合法性提供辩护。文学理论对命题、概念和思想的论证体现了体验性与逻辑性的统一。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知识形态要回应文学的挑战，回答时代对文学的询问,并且为某种基源性的文学观念展开持续性辩护。知识学模式，也可以称为知识学视角、知识型，包含着观念、视点、方法、旨趣以及思维构型等，是话语的体系、解释的体系、又是理论的体系。具体说来，知识学模式包含以下三个层次：概念的知识一一概念是文学理论用以建构自身的工具，不同特色文学理论知识体系之间的差异首先是概念之间的差异，概念的知识集中体现了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特点；解释的知识一一运用概念对文学问题进行解释，解释的知识最能体现文学理论的“意图伦理”和介人能力，是文学理论知识体系中最活跃的部分；知识形态一一知识形态是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结构性存在方式，是显在的又是隐性的。知识形态包含了文学理论知识的特点、功能、存在方式、价值旨归，源流、传统、思维构型、话语特点、知识型、范式等。后者是文学理论研究呕须展开的。有一种观点认为，知识与思想是相对立的，知识学属性无法涵盖文学理论思想意涵和价值取向。强调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会削弱文学理论思想的力量。这种观点其实是对知识的误解造成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知识”。在我们看来，存在着一种有别于自然科学也有别于一般社会科学的特殊的“知识”。这种“知识”不以回答对象“是什么”为归趣，而以“应然的尺度”发现与选择它所置身的世界。它提供的与其说是符合论意义上的知识，不如说是基于特定理想和价值观念的“别一般智慧”。在这种知识的视野里，思想意涵和价值取向具有天然的合法性。非实证性、解释性、可以明言性和寄生性等（邢建昌1 39 1 4 6），正是我们理解的文学理论知识学属性。从这一关于文学理论知识性质的体认出发，文学理论知识学模式可以建立在对文学、人生的价值论关怀基础之上。知识学模式的生成机制是跨学科，基于问题的。首先,知识学模式是一种研究的视角。知识学模式主张在特定的知识学背景下提出问题，一种知识学模式就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无知”提不出问题，单纯的“有知”也提不出问题。问题是“有知”与“无知”的统一。所以，无论是对世界的理论关系还是实践关系，都需要一种知识学模式的介人。苹果为什么落地，常识的解释是瓜熟蒂落。但这个解释不能说明问题，甚至可能掩盖问题。因为常识凭借感官、经验而形成，是习以为常、约定俗成的。常识本身并不能说明自己的合法性，相反，它必须接受理论的质询，接受实验的验证以及仪器的检测。而引人引力概念，苹果落地就得到了恰当的解释。引力，正是解释苹果落地的知识学模式（或知识学视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是被我们的知识所构建、所理解的。一种视角的引人就是一种知识学模式的确立。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由于旨趣、观念和方法论的不同而各有差异，是这种各有差异的知识体系构置了丰富多彩的世界。其次，知识学模式带有鲜明的.66.文艺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方法论色彩，是为我们理解世界提供概念通道的。没有概念，世界就不能理解。虽然概念对世界的把握有时会走向相反，但没有概念的思维根本是不存在的。所以，知识学模式的合法性根据即在于为解释世界提供概念的通道。例如，无意识（或潜意识）是弗洛伊德及其门徒精神分析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揭示了人的存在的复杂性特征。如果说笛卡尔时代是“我思故我在”，那么，弗洛伊德时代则是“我欲故我在”。非理性的、被压抑的无意识比意识具有更为强大的动力功能，是人的创造性驱动力的源泉，而艺术则是人的被压抑的无意识（及其心理）的替代性满足，艺术家就是白日梦者。这样，借助于无意识概念，文学艺术获得了一种不同于从前的理解。同样，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对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主要贡献，也在于提供了一种从特定知识学模式看待文学的路径，文学研究被提升到高度专业化、技术化的层次。文学研究的对象不再是笼统的文学，而是文学性。所谓文学性，也就是文学之为文学的特殊性。文学研究即是对于文学之为文学的特殊性的揭示，而经验性、情感性不再是文学研究的对象，经验、情感与其说不是文学研究的对象，不如说是理解文学的“谬误”。唯有借助于肌质、反讽、张力、谬误、含混等语用学概念细读文本，有可能擦开文学神秘的面纱。新批评的知识学模式是语言学的，新批评就诞生在“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的“语言论转向”之中。知识学模式提供的不是现成的知识，而是理论得以反思的概念工具。在这一层面，知识学模式类似于福柯的知识型。知识型并不是为知识的合法性辩护，毋宁说是表达对知识的怀疑一一通常我们那些司空见惯习焉不察的知识，其实是被历史上关于事物的各种各样的话语所塑造、所规训的。知识或关于事物的认识不是自然的概念，国家机器、历史建制和各种媒介等都参与了对知识的塑造，而且，人们还习惯于从因果、逻辑、秩序等解释这些知识的由来。福柯在谈到词与物这本书“从何而来”的时候引用了博尔赫斯关于“中国百科全书”对动物的分类的一段话。这段不合逻辑、任意主观的动物分类，让福柯看到了其所置身的历史文化貌似井然有序、实则荒诞不经的处境。我们无从考证博尔赫斯在何种语境下说出这段话，也难以考证中国哪部百科全书里有这样的动物分类，重要的是这个“分类”击碎了西方文化长期以来习惯于从秩序出发安排事物的思维取向。那种连续性、进步、根源和相似性的观念在历史的发展中常常构成历史的“因果”关系。福柯用知识型来表述这种随机的、不受决定论影响的事物的秩序。在福柯看来，“知识型”并不与任何关于起源、发展、连续性和进步性的清晰叙述相一致，它们的产生和消亡都很突然，也很任意。知识型是一种隐而不显难以察觉却又无处不在影响着我们如此这般表达的“事物的秩序”，“事物的秩序”决定了各不相同的诸如制度、经验、教义的某种“一致性”，也决定了一些事物可能出现,而另一些事物不可能出现。这就是知识型。有学者认为，福柯之“知识型”（原著译为“认识型”）：是某种组织原则的产物。这种组织原则通过把事物分类并赋予它们意义和价值将事物相互联系起来，从而决定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事物，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及我们要说些什么。与此同时，这些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被察觉的。我们不会想到它们，也不会提到它们。它们是我们确立一切的基础，所以我们或多或少把它们视做理所当然的。（丹纳赫斯奇拉托韦伯2 0）显然，“知识型”表达的是对既有知识的怀疑态度一一知识并不是自然的概念，知识是被规训出来的，知识是由“事物的秩序”决定的。“事物的秩序”作为知识型，使一类事物显现出来，而另一类事物则显现不出来，它在话语中没有位置。由此看来，知识型也是彰显和遮蔽的场域。从知识型我们看到的不是历史的连贯性运动，而是分歧、对立、差异、矛盾、边缘、断裂、非同一性等。既然如此，当我们讨论文学理论知识学模式的时候，就既不能把知识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也不能把这种知识描述为发生、发展的连续性运动，知识本身也是充满斗争的场域，其中包含着分歧、冲突和各种权力之争。基于知识学模式的文学理论反思性研究，应该致力于揭示某种文学理论研究的知识学立场，揭示文学理论话语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体现某种知识学的运思，怎样的知识型介人了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这种知识生产的内在机制是什67基于知识学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