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渝行”与长江流域商贸的发展.pdf

近代“渝行”与长江流域商贸的发展李 超内容提要“渝行”是近代长江航道沿线的一种特殊报关行，由经营轮船公司的洋行和华商委托代理人而开设，以代客商办理报关手续及装运货物为主要业务。与普通报关行相比，其经营规模较大，与轮船公司关系密切，且多在长江沿线口岸设有支店。作为西方特种商业向中国移植与本土化的实践，“渝行”的经营与发展推动了长江上游地区的货物流通，带动了近代长江沿线港口城市的商业繁荣，促进了近代长江航运业的发展，丰富了近代商业的经营模式。关键词 渝行 报关行 长江流域 商贸报关行是适应海关和客商共同需求而产生的中介经济组织，是“专门从事办理和经营接受委托代理进出口货物所有人向海关报关的中介服务性机构”。晚清时期，各通商口岸开埠设立海关后，报关行应运而生，其设立和经营是西方特种商业向中国的移植。笔者在检索近代报关行相关文献时发现，两湖总督署藏版 中国经济全书（日本神田印刷所，1908）和陈稼轩主编 实用商业辞典（商务印书馆，1935）等史料中均记载了近代长江航道沿线的一种特殊报关行 “渝行”，其由经营轮船公司的洋行和华商委托买办而开设，“乃为长江上流及长江下流各地方往来之货物，执报关及其他事务之劳”。但当下，学界对于近代报关行的研究非常薄弱，“这是942本文系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三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项目“宜昌关史”（项目号：SXKF202101）阶段性成果。中国海关百科全书 编纂委员会编 中国海关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第 16 页。中国经济全书 第 2 辑，两湖总督署藏版，日本神田印刷所，1908，第 96 页。一个几乎被学术界遗忘的角落”（戴一峰语），而“渝行”提及者更少，更有甚者，民国以来，“渝行”多被理解为银行系统在渝之机构。因此，本文主要论述近代报关行中“渝行”的产生与发展、经营与消亡及其对长江流域商贸的影响，以期重新发现这一被遗忘的商业历史。一 晚清“渝行”的产生与发展“渝行”产生于晚清时期，“渝”为重庆之别称，“渝行”名称即缘于此时的重庆不仅是四川地区最大的商埠，而且是长江上游地区的商贸中心，“当交通之冲，实西南货物集散之枢纽”。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西方报关行的移植。自中国设立海关以后，一方面，海关多为英国人代为管理，所有例行文书多以英文书写为主，中国商人甚少能阅读；另一方面，关税属于新兴税则，“我国关税制度不独对外国输出入货物有税，内地各口岸间货物移动亦有出口税及复进口半税之制，故国内货物转移，须报关者甚多”，一般客商不熟悉报关业务，且报关事务一般较为烦琐而办事又需高效，商人若不熟悉相关规程，发生谬误必定妨碍业务办理，商人本身更会蒙受损失。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鉴于“欧美各国均有一种以自己名义或货主名义代人报关之营业”，援引成例，于 1873 年（同治十二年）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申请，“由货主亲身赴关报货，或请人持有货主凭据代为赴关报货，其代报之人须呈明货主之行号、姓名，并将货主所交之凭据查验，若无货主行号、姓名，即以此报货之人作为货主，一切为报货人是问”。由此出现了专门代办关税的特种商业 报关行（CustomBroker）。因报关行在海关部门注册时有甘结存案，相较于商人货物自行报关，一定程度上能避免商人逃避或舞弊应缴税收的行为，海关部门对报关052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相关研究有潘济华 近代广西报关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07；戴一峰：中国近代报关行管理制度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8 年第 3 期；戴一峰：制度变迁与企业发展：近代报关行初探，近代中国社会环境与企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夏攀：近代报关业起源及报关纳税初探，上海海关学院学报 2011年第1 期；夏攀：民国时期上海地区报关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1。徐廉明：万县第一报关行“太古渝”，万县地区方志通讯 1991 年第 1 期。华汝洁：渝行成立之经过，兴业邮乘 1939 年第 83 期。中国之报关行，中外经济周刊 1923 年第 8 期。陈稼轩编 实用商业辞典，第 747 页。行的专业性认可度亦较高，所以在得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核准后，报关行在各海关口岸纷纷设立，“报关手续繁多，非专门人才不能为功，故凡做出进货之各商店，以借用报关行为便”。其以代货主向海关办理报税手续而收取费用为主要业务，“重要口岸税关环近之区，舟车停泊之所，以此为业者连轩接户，比比皆是，通全国无虑数百家，凡内地货物转运经由海关者，莫不由其经理”，并且，随着“通商口岸日增，国内贸易日盛，报关行之业亦愈推广”。而报关行业的兴盛使“各贩运商号遂感无穷之便利”。其二，外国势力涌入长江上游攫取航运权。不同于一般报关行的兴起，“渝行”的产生与长江上游地区轮船航运业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晚清以来，随着帝国主义攫取中国资源、扩张市场的需求不断增加，外国势力逐渐深入中国内陆腹地，19 世纪 70 年代，外国洋行和轮船公司沿上海、汉口、宜昌等埠溯江而上，并雇用民船载货进入重庆、四川地区，进一步攫夺中国内河航运权，自此长江上游流域逐渐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重庆是长江上游地区最早建立洋行的城市，1874 年，美商公泰洋行即在重庆设立分行，购销四川货物。马关条约 中更是明确规定日本轮船可以“从湖北省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省重庆府”，“附搭行客，装运货购”。列强为扩大自己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或加强原有轮船公司势力，或开设新轮船公司，极力攫取长江上游的航运权，皆因“在长江上游轮船通航以后，将给外国贸易带来巨大的利益”。受河道条件限制，长江上游航道尚未通行轮船，四川、重庆等地货物的进出均靠木船运输。据统计，1839 年经过宜昌平善坝的木船共 10620 只，十年后增至 15597 只；1890 年进出重庆港在海关纳税登记的木船只有 600 只，15000 吨，1895 年木船数增至 2000 以上，总吨数超过 50000 吨，1899 年为极盛时期，船数近 3000 只，吨数达 100000吨。外国轮船公司的进入，促进了长江上游航道运输业的快速发展，通航于此的轮船公司为招揽四川地区的货物，方便客商进行货物交易，设立了152近代“渝行”与长江流域商贸的发展既明：江汉关与报关行，银行杂志 第 2 卷第 78 期，1925 年。中国之报关行，中外经济周刊 1923 年第 8 期。汉口市商会商业月刊社调查部：武汉之工商业报关行业，汉口商业月刊 新 1 卷第3期，1936 年。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四川省志商业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第14 页。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编 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汇要，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第 164 页。聂宝璋编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 第 1 辑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 399 页。施雅风：川东鄂西区域发展史，地理 第 6 卷第 24 合期，1949 年。一种新型的报关行，“盖当招商局及其他英、德轮船公司驶行长江航路以来，使沿江营业者，向依民船所运输之货物，今则不得不以轮船运输之”，于是太古、怡和、招商局等经营轮船公司的洋行和华商，出资于代理人“别开设一种之报关行”。其三，厘金税的制约。厘金是晚清时期地方督抚为筹集饷需而征收的一种商业税，因其征课范围广，名目繁多，税率标准不一，形成了各省厘金制度“各自为政”的局面。国内货物的运输饱受各省厘金局卡的重复征课，严重限制了商品的流通，并且由于厘金税只针对华商，不涉及外商，该税制更是抑制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鸦片战争后，洋货逐渐进入四川市场，但总量并不大。而自外国洋行和轮船公司进入该地区后，因厘金税方面的特权，长江上游流域成为资本主义倾销商品的市场，“西国进口之货皆至上海，然后用江轮转运。在上海一经纳税，则用汽船、帆船分运内地，所有厘金及落地捐等皆可豁免，且到重庆后，或为自己发销，或代华商经手，更可辗转广销。直至重庆以下之地，只须再完一值百抽二之税，则沿路厘卡皆不能再征”。同时，资本主义掠夺原料的需求，刺激了四川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其本土货物外运亦由国内市场逐渐扩大到国际市场，“四川从 1891 年重庆开埠到 1911 年，出口土货货值由 1389683 关平两，增加到10069575 关平两，21 年增加 6 倍多”。但华商受厘金税的制约，顾虑已报关的货物在缴纳关税之后，仍须在沿途被课厘金税，唯有委托与外国轮船公司关系密切的报关行代为报关和转运。因此，在西方报关行向中国移植的背景下，随着外国势力向长江上游航运业的延伸，以及重庆开埠后为方便商人运输进出四川地区的货物，“渝行”应时而生。清末重庆地区“渝行”设立状况，见表 1：表 1 清末重庆地区的“渝行”名称成立年份创办商出资商资本（两）地址招商渝1884轮船招商局240000白象街立德渝1891英商立德洋行太平门252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中国经济全书 第 2 辑，第 98 页。隗瀛涛、周勇：重庆开埠史，重庆出版社，1983，第 30 页。王绍荃主编 四川内河航运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 118 页。续表名称成立年份创办商出资商资本（两）地址太古渝1891浙人陈云樵英商太古洋行50000太平门怡和渝1892浙人袁某英商怡和洋行40000白象街公泰渝1892华商2000一牌坊大阪渝1900黄献樵日商日清公司20000美最时渝1901吴某德商美最时洋行50000白象街 资料来源：龙生主编 重庆港史，武汉出版社，1990，第 84 页；邓少琴：近代川江航运简史，重庆地方史资料组，1982，第 25 页。由表 1 可知，1884 年，轮船招商局在重庆设立的“招商渝”是最早的“渝行”，至 1891 年，重庆开埠后，“招商渝”改组，成为重庆地区最早的报关行。同年，英商立德洋行、太古洋行出资委托代理人成立“立德渝”“太古渝”。其后，日商日清公司、德商美最时洋行亦效仿设立“渝行”。其中，“招商渝”因成立最早，业务最繁盛，“招商局系常年代客运货，所雇船支自必可靠，且随到随运，可免停运待船之虞”，因而其盈利亦最多，“其自本公司所贷之资本金，现已偿还，且以本店之资本团营业而有余裕也”。但“渝行”并非重庆独有，长江沿线其他埠亦有之。据日本人调查，清末汉口地区的“渝行”情形如下（见表 2）：表 2 清末汉口地区的“渝行”行名创设年数出资商出资商国籍太古渝行（庄）二十余年太古洋行英国公泰渝行（庄）二十年公泰洋行德国招商渝行（庄）十年轮船招商局中国怡和渝行（庄）八年怡和洋行英国大阪渝行（庄）三年大阪洋行日本瑞记渝行（庄）新设瑞记洋行德国美最渝行（庄）新设美最时洋行德国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全书 第 2 辑，第 9899 页。352近代“渝行”与长江流域商贸的发展督宪批驻宜转运局姚道与招商渝局订立合同禀，四川官报 1905 年第 29 期。中国经济全书 第 2 辑，第 99 页。由表 2 可见，汉口和重庆两地差不多同时出现“渝行”，且同一所“渝行”出资商相同。因此，“渝行”应不限于重庆地区，是一种特殊的商业组织形式，其经营模式是由经营轮船公司的洋行和华商出资委托代理人而开设，主要经营出入四川的货物，“各轮船公司复贷与数万之资本于各买办，令之设法招揽四川来往一切货物，与普通报关事业并行”。每所“渝行”多冠以轮船公司之名称，但均为独立经营，不受轮船公司支配，“其关系只有将托运之货交由直属公司之船舶转运，而各公司之渝行初行设立之时，以低利借与款项以为资本”。但不可否认，“渝行”与其出资的轮船公司之间关系密切。自 19 世纪 80 年代始，“渝行”不仅在长江航道沿线各埠纷纷设立，还是长江中上游各埠第一批设立的报关行。宜昌海关简志 载，1900 年“太古渝”在宜昌设立，资本 1500 关平两，年收取手续费也相当此数，店员 4 人，是宜昌最早的一家报关行。并且，“渝行”经营者为方便货物沿长江上下流通连成一气，多在其中一处设总行而在其他埠设支行。据民生轮船公司协理郑璧成调查，民国时期万县“渝行”情况如下（见表 3）：表 3 民国时期万县地区的“渝行”名称地址创办人成立时间现在经理人资本（元）营业概况各埠关系太古渝盐店巷潘锡祺 1917 年 4 月祁子范5000因太古船不能装货，营业萧条汉 设 总 行，渝、宜、沙、申各埠设分行，名称同大川通（日清渝）二马路亚细亚内童子钧1919 年廖仲晖5000平常渝 设 总 行，申、宜、汉 均 有 分行，名称同峡江渝（代招商渝）磨子巷邓润章1922 年邓翼如3000平常总 行 设 宜 昌，渝、万、汉、申设 分 行，惟 申、汉托人代办中益渝（代怡和渝）南津街、灵土地刘凤池 1928 年 3 月刘福田40000万 行 较 好，渝、宜、申皆折本总行设万，分行设 汉，渝、宜、申三分行已结束 资料来源：万县各报关行表，四川月报 第 2 卷第 4 期，1933 年。452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中国经济全书 第 2 辑，第 98 页。陈稼轩编 实用商业辞典，第 771 页。宜昌市税务局税志办公室 宜昌海关简志 编纂组编印 宜昌海关简志，1988，第36 页。由表 3 可知，早在万县开埠前，“太古渝”“日清渝”“峡江渝”等“渝行”因进出四川货物转运的需要，纷纷在此设立支店，至 1925 年万县开埠后，“中益渝”在此设立总行，相较于其他“渝行”支店资本规模更为雄厚，经营状况也较好。其中，“招商渝”“怡和渝”为节省成本，在万县并未开设支店，而是委托“峡江渝”“中益渝”代办。综上，“渝行”是长江流域的一种特殊报关行，其出现与晚清时期报关行兴起、长江上游轮船业发展和厘金税制等有密切关系，不仅是长江沿线港口城市出现较早的报关行之一，而且除总店外多设有支店，并与长江航道轮船公司有特殊的联系。二“渝行”的经营与消亡近代以来，报关行业同业公会被称为“转运报关同业公会”，这表明转运与报关是报关行的两个重要业务。长江一带的“渝行”，“其制与报关行同，而规模较大”，不仅具有一般报关行的这两项业务，更重要的是其与轮船公司的特殊关系，“报关行虽系仅以代客料理报关手续为主要业务，然亦须有相当资本为贩运商号代垫税款，始能招徕营业”。“渝行”即是报关行中资本雄厚、规模较大者。但随着抗战前后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变，“渝行”逐渐消亡了。（一）“渝行”的主要业务为方便客商货物贸易，同时为轮船公司揽载运输之货物，轮船公司的货物到岸后，一般即由该轮船公司出资经营的“渝行”代为办理一切关税之事，在“渝行”代办报关手续结束之后，客商货物亦由该轮船公司代为运输。因此，“渝行”的主要业务为“代客办理报关手续及装运货物”。1.代理报关客商在进行进口、出口和转口货物贸易时，为免除各种报关手续的麻烦，多委托报关行代为办理，而报关行的主要业务即“为客经理货物出入552近代“渝行”与长江流域商贸的发展宁欣主编 中华大典经济典商业城市贸易分典 第2 册，巴蜀书社，2017，第1130 页。汉口市商会商业月刊社调查部：武汉之工商业报关行业，汉口商业月刊 新 1 卷第3期，1936 年。庚：上海之报关行，关声 第 2 卷第 8 期，1933 年。完纳关税”。报关行从中抽取客商运货佣金（约 5%）和轮船公司水路运输费用回佣（15%20%）等手续费作为酬劳。报关行除代理报关外，还为客商垫缴关税，“贩运商号为求更进一步之便利，其应缴纳之关税亦由报关行业先期垫付，报关行业为求便利顾客、发展营业起见，亦乐于为贩运商号先期垫付”。“渝行”作为一种特殊的报关行，主要是代理出入四川货物的报关业务，“凡四川集中之货物，多由重庆以民船下三峡，至宜昌、汉口更以分配于各处。由上流及长江下流各商埠，运经四川之货物，亦先集中于汉囗、宜昌，更以民船上三峡而抵于重庆。凡此等货物之报关，及其他事务，皆归渝行经理”。不仅代理其出资的轮船公司货物一切报关手续，还对外兼营内地客商的报关业务。因而，许多不熟悉海关报告手续的内地客商至四川、重庆地区经商，即委托“渝行”代为办理。“渝行”所征收之手续费，与报关行所征收之手续费大略相同，其征收之法“因于货物之多少，运费之低昂，客商之关系，其手续费多自运费之三分至于五六分，对于代垫金之利息，亦常于此中取之”。2.转运货物报关行多兼营转运货物的业务，客商货物到埠后，除报关手续外，还有运输事宜需办理，但客商不熟悉沿线各埠运输情形，寻找运费低廉、运输安全、速度快捷、载重适合的运输公司较为困难，所以，客商为方便快捷，一般会委托报关行办理转运货物，“报关行之名称，例冠转运二字”，并由其代为垫付相关运输费用，“报关与转运所需费用，如海关税、轮船水脚、装卸工资、车船驳费、验关杠力以及栈租等均由报关行代垫”。转运货物是“渝行”最主要的业务。清末，轮船招商局在重庆出资创设“招商渝”，其主要目的即在于“经理揽傤事宜”。1935 年 10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实用商业辞典 中“渝行”词条曰：“渝行为重庆、宜昌方652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中国经济全书 第 2 辑，第 96 页。汉口市商会商业月刊社调查部：武汉之工商业报关行业，汉口商业月刊 新 1 卷第3期，1936 年。中国经济全书 第 2 辑，第 97 页。中国经济全书 第 2 辑，第 100 页。江西米谷运销调查报告转运栈与报关行，江西省农业院专刊 1937 年第 4 期。庚：上海之报关行，关声 第 2 卷第 8 期，1933 年。清查招商渝沪号，新闻报 1928 年 7 月 1 日，第 16 版。面转运公司之称。”长江航道自宜昌以下通航主要依靠轮船，“渝行”主要负责与轮船公司联络、经营运送货物纳税等诸多事宜，且因“渝行”经营者多为长江航道轮船公司的买办，“渝行与轮船之间，固不待别用方法，已有自然之联络”，因而“渝行不可不与轮航（公司）相联络”，两者关系密切，连为一体。仅有极少“渝行”不属于轮船公司出资的，但其亦须与轮船公司签订合同始能经营，并且如果客商有指定的航船，“渝行”也须临时与该轮船公司交涉业务。因而，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各“渝行”之间竞争激烈，招商局重庆分局负责人叶秉良在向盛宣怀汇报经营情形时痛斥因“太古渝行竟与招商有不两立之势”，渝局在存款甚微的情况下，“只得垫税，两不相下，利息背煞”。对于轮船公司而言，“渝行”是其开拓业务的重要基础保障，“欲增进其轮船业，不可不图网罗四川来往之货物，以一手连络长江上下游”。上海招商渝记报关行为多人合伙开办，其中即有轮船公司买办参与，“兼代招商局向川帮及长江帮揽载货物”。以万县的“渝行”和各轮船公司为例，其联系见表 4：表 4 万县轮船公司与“渝行”的关系公司名国籍代办或自办地址经理人船只名备注聚福法自办小关庙刘继光福源、福同太古英太古渝代盐店巷祁子范万县、万通、万流、秀山、康 定、嘉 定、绥定、金堂因九五惨案万县不能装卸货怡和英中益渝代灵土地向雨林新昌和嘉和、福和美滤因九五惨案万县不能装卸货捷江美慎裕渝代真原堂业友堃宜平、其平、其春招商中峡江渝代磨子巷邓翼如峨眉义华意峡江渝代磨子巷邓翼如永游原名渝江，挂 旗后改今名752近代“渝行”与长江流域商贸的发展陈稼轩编 实用商业辞典，第 771 页。中国经济全书 第 2 辑，第 99 页。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 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 第 8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 490 页。中国经济全书 第 2 辑，第 98 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关报关业情况调查，上海档案馆藏，Q275-1-1826。续表公司名国籍代办或自办地址经理人船只名备注义华意慎裕渝代真原堂业友堃永丰原属华籍永庆公司，挂旗后改隶成都民生中大川通代二马路亚细亚内廖仲晖蜀安三北中大川通代二马路亚细亚内廖仲晖吴兴、富阳民生实业中中益渝代灵土地刘凤池民福、民康、民安、民贵、民 治、民 享、民主、民强、民宪、永年 资料来源：万县轮船公司及代办处表，四川月报 第 2 卷第 4 期，1933 年。由表 4 可知，在万县，各轮船公司货物报关和运输多系托“渝行”代办，但“因万只出口货，黄纸、桐油为大宗，余则甚稀，上水货尤少，故各报关行如经手轮船多，则所入亦多，反之则不敷缴”。从表中所列船只数可知，民生实业拥有轮船数较多，规模较大，因而“中益渝”营业较好。因此，“渝行”是长江航道各轮船公司的特约报关行。此外，为便利客商货物贸易，“渝行”还兼有介绍船舶、仓栈，代购保险等业务，这些业务中特许民船（Chartered Junk）之雇用较为特殊，受航道条件限制外国轮船自下游行驶入长江航道只得驶至宜昌，自宜昌以上主要是民船运输，但中国民船若悬挂外国旗者，亦被视为外国船，故“渝行所依托之民船，以悬挂外国旗之故，航行长江上流，得免途中之厘金，而开设渝行者，皆借用外人之名，而遵从特许民船之规定”。卢作孚曾对长江内河航运挂外国国旗的现象感叹曰：“扬子江上游宜渝一段，触目可见英、美、日、法、意、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国旗。”（二）“渝行”的经营规模相较于一般行业，经营报关行业者，资本多较为雄厚，“其营业之发达与否恒决定其资本之大小，盖资本额大垫付关税运费力强，可多招致贩运商号，贩运商号信赖心亦强，其利润亦随之增大，因之资本小者之营业当852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万县各报关行表，四川月报 第 2 卷第 4 期，1933 年。中国经济全书 第 2 辑，第 100 页。卢作孚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第 16 页。较逊也”。报关行中资本小者，在其他通商口岸没有支店，“大都约定数行互为代理”。且报关行是依附于海关而设立，其区域特征非常明显，“各帮分立，有南洋帮，有北洋帮，有长江帮（指上海至汉口一段），有四川帮（亦名渝帮），有内地帮等”。其中，以四川帮的“渝行”资本雄厚，规模宏大，“间有自置轮船数艘专驶上海至重庆者，若大川通（即日清渝）、太古渝、怡和渝、招商渝等皆为上海最大之报关行，例如太古渝装太古公司轮船可得特别回佣，其他渝帮报关行装太古公司轮船只得普通回佣。在万县、重庆等处，此数家报关行往往代轮船公司办理一切手续，因各轮船公司在四川无分公司也”。上海报关行众多，其中最大的牌号为“招商渝”“怡和渝”“太古渝”三家，“其范围直由沪达重庆，承揽之货自较他家止有一部分者为多也”。“渝行”的客商为信用较高和关系深厚者，因在报关过程中，客商所需支付的关税、运费及其他中途费用皆由“渝行”代垫付，“其代垫金偿还之法，则于货物卸卖之后，从其价银中取出，而以其余返于货主”。不同于普通报关行代垫费用之处在于，“渝行之为各货主所代垫者，盖非通常小资本报关行之所能为也”，货物往来于重庆与上海两地，“渝行”为客商先行垫付进出口税费、运输费及其他中途厘金诸杂费，“其所垫用之经费，其额甚大，往往计其总额，尚较货物之原价为多，货物之收揽愈多，则代垫之金额愈巨，使非有大资本，安能经营不至拮据”。一般的“渝行”“资本金大抵由银数万元至二三十万元之间”。据档案史料记载，上海招商渝记报关行设立后，“营业可达七十余万元，财政状况甚佳，信誉良好”。（三）“渝行”的消亡从1921 年8 月初开始，汉口报关行“因税关新订章程过严，相约辍业，952近代“渝行”与长江流域商贸的发展汉口市商会商业月刊社调查部：武汉之工商业报关行业，汉口商业月刊 新 1 卷第3期，1936 年。中国之报关行，中外经济周刊 1923 年第 8 期。庚：上海之报关行，关声 第 2 卷第 8 期，1933 年。庚：上海之报关行，关声 第 2 卷第 8 期，1933 年。陈荣广（伯熙）：老上海 中册，上海泰东图书局，1924，第 14 页。中国经济全书 第 2 辑，第 99 页。中国经济全书 第 2 辑，第 99 页。陈稼轩编 实用商业辞典，第 771 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关报关业情况调查，上海档案馆藏，Q275-1-1826。商业运输大受阻滞”。与此同时，报关行经营混乱，北京税务处鉴于“税务司自到任以来，迭次遇有报关行作弊案件”，直接对外发布取缔报关行的布告。各“渝行”之间转运业务转向联合经营的方式，共享运输资源以节约成本。1925 年，“招商渝”“怡和渝”“太古渝”三家“渝行”实行转运互通，“所有代运之货亦可以随时交三公司所属之任何船舶载运”。因这种方式转运货物较迅速便捷且互利共赢，所以此时“渝行”的经营较一般报关行依然优势明显。1926 年，卢作孚创办民生轮船公司，整合长江上游分散的小轮船企业，并与外国轮船公司争夺长江上游的航运权，改变了原本由外国轮船公司垄断的局面。随着民营航运的兴起以及时局的变化，外国轮船公司逐渐退出长江上游航道运输业，“渝行”挂旗免税的优势失去了。1931 年 1 月 1 日，国民政府正式废除厘金税制，大大方便了货物的流通，客商在运输货物时不必再委托“渝行”代办，其业务量亦逐渐减少。至 1932 年，受汉口商业地位的下降、商业经济的不景气和动荡时局等的影响，报关行客商减少，利润降低，营业逐渐衰落，汉口仅存“太古渝”“怡和渝”“招商渝”“峡江渝”等数家“渝行”（见表 5）。表 5 1932 年汉口报关行统计（部分）牌号经理资本地址太古渝兴记卢吉甫5000 元大蔡家巷怡和渝德记汪良轩6000 元特三区招商渝珍记俞炳贤5000 元黄陂街下段峡江渝品记郭盛宏500 元大蔡家巷大川通文有恒1000 元特三区鄱阳街震生裕新记薛培章2000 元民生路磨石桥元和长王德钦1000 元大蔡家巷立泰裕杨义学1500 元洪益巷汉和裕万玉山1000 元民生路河街062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汉口报关行辍业，新闻报 1921 年 8 月 4 日，第 1 张第 4 版。税务司呈复取缔报关行原因，申报 1923 年 4 月 23 日，第 4 张。陈稼轩编 实用商业辞典，第 771 页。王绍荃主编 四川内河航运史，第 165 页。续表牌号经理资本地址汉昌裕张濂清1000 元大蔡家巷河街广永诚胡建雄3000 元民生路河街 135 号广丰隆周堃卓3000 元大蔡家巷穂和兴甘惠廷3000 元大蔡家巷 资料来源：汉口市商会商业月刊社调查部 武汉之工商业报关行业，汉口商业月刊 新 1卷第 3 期，1936 年。从表 5 可知，与普通报关行相比，“渝行”在资本上明显高于其他报关行，即使在业务不景气的情况下，“渝行”经营“比从前逊色，惟比别帮略好”。皆因“渝行”在经营规模、联络范围等方面皆较宏大，“渝行于长江沿岸各处，皆设有联络店或支店，以便于上下经理，上下数千里，声气相通其势力之非通常报关所能及者”。但在“渝行”优势丧失、业务量衰退的现实困境与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下，其经营境遇十分艰难。全面抗战爆发后，“战线横亘三峡东线，阻塞了长江上下游的交通，闭锁了三峡大门，洋货不能输入，土产无法外销，几十年来半殖民地经济发展趋势为之顿挫”，“渝行”也在抗战事业中逐渐消亡，最终被历史渐渐遗忘。三“渝行”对长江流域商贸的影响“渝行”是连接海关、轮船公司和客商的“桥梁”，适应了三方的共同业务需求，其设立后，对长江流域的商贸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加快了货物的流通，带动了埠际贸易和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是通商口岸对外经济联系的重要渠道，见证了城市商业贸易的兴盛，促进了近代长江航运业的发展，尤其是长江上游轮船运输业的开拓。（一）加快了长江上游地区的货物流通“渝行”的主要业务是为轮船公司揽载货物，并代客商的货物报关和转运，因而其商业经营构成了近代长江上游货物流通的一条重要渠道，“影响162近代“渝行”与长江流域商贸的发展庚：上海之报关行，关声 第 2 卷第 8 期，1933 年。中国经济全书 第 2 辑，第 9798 页。施雅风：川东鄂西区域发展史，地理 第 6 卷第 24 合期，1949 年。于货物之流通者甚大”，推动了长江上游地区货物贸易的发展，“扬子江是最多数货物输入川东的孔道”。1884 年，四川商人于重庆开办川江运输公司“福号”，雇木船承运由水路出入川省之货物。自宜昌开埠后，英国商人便积极通过依托“渝行”和增加轮船沿长江航道上行至重庆、四川等地，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四川是一个极富饶的省份，幅员广大，物产丰富，运输工具的增加，会使那里对于英国货物的消费和当地剩余产品的输出给予直接和明显的刺激。”重庆开埠后，外国洋行大量涌入的同时，他们还出资利用买办为其攒货，“买办又依靠字号，字号又依靠行栈，行栈依靠中路，中路依靠产区贩商和各地山客”，形成一个土产收购运销网。因而，四川省本地土货贸易兴盛，而“渝行”的输出和输入货物贸易都有明显的进步。据重庆海关资料统计，土货输出总值从 1892 年的 2604500 海关两增加至 1901 年的 4837178 海关两，十年间增长了约 0.9 倍；洋货输入总值从1892 年的5825474 海关两增加至1901 年的12598741 海关两，十年间增长了约 1.2 倍。因此，“渝行”的设立与经营，加快了进出长江上游地区的货物流通。（二）带动了近代长江沿线通商城市的商业繁荣重庆开埠后，英国的立德乐洋行（1890 年）、太古洋行（1891 年）、怡和洋行（1891 年），德国的义昌洋行（1897 年）、瑞记洋行（1905 年）等先后在此开办，从 1890 年至 1911 年，洋商先后在重庆办有这类机构 50 余家。这些洋行在开办的同时，大多出资委托买办设立“渝行”以保障自身营业发达，因而，重庆逐渐成为长江上游流域商业贸易中心，“人烟辐辏，下游通湖北、湖南、江西诸路，上通成都大道，南通云贵，北通陕西，为262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庚：上海之报关行，关声 第 2 卷第 8 期，1933 年。重庆海关18921901 年十年调查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印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 9 辑，1963，第 181 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印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1962，第 169 页。姚贤镐编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 第 3 册，中华书局，1962，第 1416 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重庆文史资料选辑 第 3 辑，1979，第 82 页。重庆海关 18921901 年十年调查报告，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 9 辑，第 182、190 页。周勇主编 重庆通史 第 1 册，重庆出版社，2014，第 291 页。水陆之通衢，实行商之都会”。汉口是长江航道货物运输的重要中转站和集散地，据统计，清末四川商人在汉口设店营业者甚多，每年贸易额达“千万至千五百万两之间”。并且有报关行 130 余家之多，“汉市商业地位素为重要，凡向内地运销之商品均赖本市为分散市场，内地出口商品均赖本市为集合市场”。因而，汉口的“渝行”业务颇为繁盛，带动了长江上游地区货物的外运和洋货向腹地的拓展，汉口也成为长江上下游贸易的重要转运港口，“上海与四川因长江上流交通不便，故直接往来者甚少，反之在于四川之输入商往往设支店于汉口，由汉口输入外货，而在汉口之四川商人又复设支店或出庄于上海，再由上海输入外货，兼以视察内外市情，通其消息于四川内地也”。因此，“渝行”是长江上游与中下游商业贸易互动的重要中介组织，带动了长江航道沿线港口城市作为货物往来的中转地和集散地的繁荣。（三）促进了近代长江航运业的发展“渝行”作为轮船公司的特约报关行，主要航行于长江航道，其设立后“使与轮船公司素通联络，而于上流之民船下流之轮船及各处税关，能互相交涉，毋所间隔”。“渝行”为轮船公司招揽货物，轮船公司将货物报关、转运等事宜委托“渝行”，由此，“渝行”与轮船公司在业务上互利共赢，推动了长江航运业的发展，尤其对长江上游航运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渝行”虽然多与外国轮船公司有密切关系，大大加剧了外国资本主义对长江腹地的商品倾销和资源掠夺，但客观上促进了长江上游轮船航运的开辟。以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经营长江航运为例，其拥有沪、汉、渝沿线运输轮船多艘，并逐渐将航线向长江中上游及周边延伸，“因鉴于日清、天华、大来、美顺、安利等行均有渝宜航轮，故亦添造航轮、添辟渝宜航路，并在宜岳线内加造二千五百吨之长沙号一艘”，新添轮船被命名为“万县”号（Wan Hsien），填补了太古轮船公司航线“四川重庆一路尚付缺如”的空362近代“渝行”与长江流域商贸的发展郑观应：长江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 135136 页。中国经济全书 第 2 辑，第 72 页。汉口市商会商业月刊社调查部：武汉之工商业报关行业，汉口商业月刊 新 1 卷第3期，1936 年。中国经济全书 第 2 辑，第 52 页。中国经济全书 第 2 辑，第 99 页。白。同时，“渝行”的经营还刺激了长江上游民营轮船运输业的发展。1908 年，官商合办的川江轮船有限公司成立，并于次年开通第一艘商轮“蜀通”号。此后，华商投资长江上游轮船航运业者渐多，至民生轮船公司成立，改变了外国轮船公司独霸航运权的格局，开启了长江上游航运业的新时代。四 结语中国近代报关行的产生，为客户缩短了通关时间，便利了商品的流通，既是在传统商业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种特种商业，又是西方报关行移植与实践的结果。其作为“中间人”角色，不买卖商品，亦与牙行寄售商品和介绍交易的营业方式不同，主要是负责“代客商料理报关出入口及运输事宜”。1912 年 6 月 30 日，上海市议员江确生在报关行公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曰：“东西洋各国最注重商务、商战竞进，故有国富民强之效果。中国商业凋零已极，报关营业系维持税务、转运货物之要素。”报关行“独树一帜于各种营业之间”，是促进中国近代商业进步的重要组织，“成为我国商业上不可缺之机关矣！”晚清时期，“渝行”的产生可以说是西方报关行移植在长江上游地区的“异化”和“在地化”。洋商、洋行、轮船公司和买办纷纷深入长江上游腹地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促进了轮船运输业兴盛，为便于货物运输和处理报关事宜，他们出资委托代理人开始经营报关行业，“渝行”即是轮船公司与报关行相结合的产物，主要业务是运输进出四川、重庆地区的货物。在商业经营模式上，“渝行”作为一种特殊的报关行，是联络海关、轮船公司和客商三方的“中间人”，客商委托“渝行”代货物报关和转运等事宜，客商节省时间和成本，海关增加关税收入，轮船公司获得运输业务和保险费用，“渝行”收取客商佣金和轮船公司的回佣。这种特殊的商业形式适应了晚清时期长江上游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转变，“渝行”分布空间不断拓462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太古渝宜班新轮到沪，新闻报 1922 年 4 月 22 日，第 4 张第 2 版。汉口市商会商业月刊社调查部：武汉之工商业报关行业，汉口商业月刊 新 1 卷第3期，1936 年。报关行公会成立记，新闻报 1912 年 7 月 2 日，第 1 版。周念明：中国海关之组织及其事务，商务印书馆，1933，第 103 页。中国之报关行，中外经济周刊 1923 年第 8 期。展，数量亦逐渐增多。随着“渝行”业务的发展，轮船公司兼营报关行更是成为一种新趋势，“我国新设转运公司颇多，兼营报关业务，既有联络之便，其资力之厚亦远在各报关行之上，故将来报关行营业有由转运公司吸收之势”。而“渝行”不同于一般报关行的最大之处也在于其与长江上游轮船公司的密切关系。因此，“渝行”是一种具有买办性质的、依托长江上游轮船公司经营的特殊报关行，其丰富了近代商业的经营模式，是近代充分发挥长江航道货运功能的一次重要实践，带动了沿线众多城市商业的发展，促进了长江上游地区与中下游地区的互动交流。当下，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大战略过程中，“渝行”的研究能为我们今天的经济创新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者单位：三峡大学三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562近代“渝行”与长江流域商贸的发展中国之报关行，中外经济周刊 1923 年第 8 期。tic sentiment and the special ability to break through barriers.Keywords：Takashi Tsujii；Seiji Tsutsumi；Humanism；Communism；MUJIEconomic History StudiesThe Relocation of Japanese Merchants in Hangzhou，1910Ao Guangxu Huang YiminAbstract：The Qing government and the foreign countr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