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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尖上的天使》读后感
《针尖上的天使》读后
郑运新
一本不可错过的苏联小说《针尖上的天使》
题记：我历来喜爱俄罗斯文学。一次在深圳书城偶尔看到了这部小说--决定购买这本50多万字的大作，就是因为封底上该书英文版编辑的这句话：“这部作品属于苏联文学与俄罗斯文学之间缺失的那一环。”以及该书成书的艰难历程--“《针尖上的天使》在三十多年前由一位勇敢的美国人从莫斯科带到美国--即冒着死亡的危险把手稿拍成微缩胶卷，包在万宝路香烟盒里带出了苏联国境。
长篇小说《针尖上的天使》扉页引语。针尖上能够容纳的天使，数量等于2的平方根。”---经院哲学课本”
《针尖上的天使》创作于1969至1976年。小说以赫鲁晓夫下台、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等1960年代苏联的重大事件为时代背景，讲述了一个撼人心魄的真实故事：在莫斯科，某机关报的总编在中央委员会大楼门外心脏病发作，调查推测是因为他收到一份地下刊物的原稿。没人知道是谁把这份严重违禁的手稿放到他桌上的，可是里面的内容令官方极度敏感，如果泄露出去……后果将不言而喻--那意味着：这位总编即将得到的更高权位、可能的政治上的升迁和巨大的利益，都会顷刻化为泡影。
小说中对人物的心理描写特别深刻和精彩。当那个《劳动真理报》的总编马卡尔采夫突发心脏病，在医院抢救过来输液的时候，他考虑的仍然是个人的政治前途--甚至在半昏迷中还对即将召开的、他有幸参加的中央全会做着各种推测和意识流般的想象--他甚至为自己在这样关键的时刻病倒而深感不忿和不服--他心想，在政治的棋盘上，一个人算什么呀，没有了你，人家一样开会，讨论，决策，提拔一批，打压一片。哎。他叹道：要是中央全会能和我突发的心脏病一样，因什么突发事件而暂停、与我的治疗与康复同步，那该多好啊。
这就是在政治与权力的欲求上人性最充分的暴露---即便明天就要死了，今天也一样惦记着权力、升迁……
这部小说，一开始读便无法再放下了。小说通过总编的司机、报社同事，总编的妻子、儿子等许多普通苏联人的经历和生活，生动反映了特定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况，揭示了那个时代报界内幕、领导层的种种真实状况，还有知识阶层与政府的关系，爱情与背叛的问题，以及有些至今都被统治阶层回避的历史真相。
小说对苏联那段我们知之甚少的社会状况，政治风向，重大事件，人物心理，人物形象等诸多方面精细入微的描写和独特的双关语、三关语的使用，会让我们在阅读的同时，产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奇特感觉：即读到许多地方都会忍不住笑起来，而心底的感觉却是悲哀的，甚至想哭。我想，这，便是这部小说以真实人物事件为基础，以及巧妙的艺术构架所带给读者的特别效应。
其中描写了一段当时苏联官场政治迫害的严重乱象让我几乎笑岔了气：
一位克格勃高官一脚踢开苏联军事情报处的会议室大门，冲着主持会议的高级军官厉声问道：彼得罗夫将军在吗。我是奉命前来逮捕他的。那军官抬头瞟了他一眼，不屑地回答：他不在，出去了。哦，对了，他说是奉命前去逮捕您呢。（哈哈哈哈哈哈，互相逮捕，混乱到了何种地步。）
读着书中真实生动描写的当时社会里乌七八糟的情形和杂乱无章的道德理念，以及人们的不同境遇，仿佛把我们带进回了苏联那个噩梦般的年代（主要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围绕那个特定时期，前苏联的社会实况究竟诗歌什么样子。--毫无疑问，那是一个用谎言与暴力维持稳定的年代，克格勃分子干的是“扼杀最美好的激情”，“强迫人停止思考”的恶行。书中的女主人公不惜以死抗争，来捍卫她对伊夫列夫纯真的爱。虽然他们两人最后的结局是：一个被捕入狱，一个服毒自杀，但他们却是作者和读者心中的天使，是极端恶劣的社会环境中为数极少的天使--也就是小说的名字“针尖上的天使”的真实含义。
《针尖上的天使》还无情地揭露了那个时代里，聪明正直的人横遭打击、备受苦难；而娜嘉之父和副主编雅古博夫等不学无术、头脑僵化、德行不正的人却在飞黄腾达，扶摇直上。娜嘉之父经过几次专家培训都未能通过外语考试，身居高位，还想以《论意识形态斗争中控制思维过程的可能性》这种狗屁文章获取副博士学位。更可笑的是，雅古博夫--“如果不算中学听写的话，他一辈子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东西”，但却接替马卡尔采夫当了报纸主编。这不能不让人想到，苏联体制是擢劣汰优的体制。
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人民生活的贫困化是相对贫困化，应该说，他们的生活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好，但是“人活着并不单是靠面包”。苏联当局无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尤其无视人民对民主、自由、法制、公正、人道等精神价值的追求，一味瞒骗、践踏和打压。
可以说。《针尖上的天使》是一部严肃的现实主义小说。
故事中，组成最高领导层的三个人是。“长着浓眉的人”、“瘦削的同志”和克格勃主席（他们的人物原型分别是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
“长着浓眉的人”平日里深居简出，偶尔外出就是打猎和飙车。他的文章与讲演全都是由写作班子炮制的。他关心的只是日渐衰老的身体和自己的子女（他的儿子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外贸部副部长）。“瘦削的同志”“是一个斯大林派”，“掌握着对内和对外意识形态的所有脉络”，并且因此感到“特殊的满足”。
克格勃的主席1956年曾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他主张扩大克格勃机构的编制，增加其经费，动用刑侦和医疗手段，不经审判地处置“与意识形态有牵连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面对尖锐的社会问题和强烈的民众怨愤，苏联领导人没有丝毫的现代政治文明的意识，他们采用的是封建君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陈旧理念。他们认为，用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国家镇压机器，也即谎言与暴力就可以维持苏联的稳定。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几十年后的苏联分裂大结局为一个独裁政权画上了句号。
郑运新201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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