捞仔音乐剧《大红灯笼》中女性形象的塑造.pdf

新锐争鸣26音乐剧缘起于西方 20 世纪之初，通过综合性的歌舞表演形式打破古典戏剧程式化的理念，彰显现代文化思潮及艺术表现形式。自改革开放之初，音乐剧便来到中国，并通过原版引进、改编和原创等多样化的形式在内地上演。近年来，我国的音乐剧创作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除了在现代都市题材类型作品的创作中大展拳脚，还回溯历史，通过音乐剧特有的艺术形态表现丰富的人文轶事，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著名作家苏童说撰写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以独特的视角和故事内容表现封建时代女性的悲剧命运。作品曾经以影视剧的形式创作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著名作曲家捞仔以原著为蓝本，将其改编创作成为一出民族音乐剧大戏大红灯笼，力求以西方戏剧艺术的表现形式与传统审美观念相结合，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叙事结构，彰显深刻的文化主题。在这部音乐剧的创作中，几位女性形象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立场和情绪情感，更是整部作品中重要的核心人物。对他们的观察和思考，有助于深刻了解创作者的文化目的，以便读懂这部优秀的音乐剧作品。一、文化主题：封建旧制阴影下女性的宿命大红灯笼这部戏剧作品虽然在时间节点上定位于民国初年，但是彼时彼刻封建制度并未完全瓦解，尤其在民俗文化生活中，许多封建旧制的残存仍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力，这也为全剧的缘起与结果埋下了深刻的伏笔。正因为“一夫多妻制”的存在，才使得女性身处于弱势群体的角色之中。男权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支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支配着女性的荣辱与生死。“陈府”作为那个时代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一个典型缩影，将男主人公与四房太太之间构成了不平衡的对比关系，而在男权至上的文化影响下，不对等的夫妻关系也成为整部作品中女性无法挣脱的宿命。自原始社会以来，中国所沿袭的农耕社会文化传统使得男性无论在体力和思想等方面均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因此，无论是在父系氏族社会或是此后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形态下，男权思想始终具有优势地位。而从属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由于在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境遇，也造成 张 方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捞仔音乐剧大红灯笼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摘 要音乐剧大红灯笼是著名作曲家捞仔创作的一部优秀作品。他以中篇小说妻妾成群为蓝本，通过中西合璧的创作理念，以音乐剧的形式呈现丰富且深刻的文化内涵。在戏剧作品的创作表演过程中，四位太太所构成的女性人物形象是整部作品的核心元素。该剧通过详尽描述四位女性人物，展现她们对家庭、情感以及生存权利的追求，深刻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命运。关键词民族音乐剧；大红灯笼；女性形象；塑造方式新锐争鸣27了他们对这一不平等观念的默认和遵从。在音乐剧大红灯笼中，捞仔始终循着原著的文化表现思想，力求通过戏剧艺术形态的表现方式更好地在舞台之上传递原著的文化气息，而大部分的重担就落在了几位女性人物形象之上。比如，剧中的大太太毓如就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女性代表，她完全适应和接受封建旧制的男尊女卑思想，恪守本分，甚至捍卫这种封建旧制，以免丈夫的绝对权利受到颠覆。与此同时，也正因为她具有正房太太的身份，并且具有“母凭子贵”的绝对优势，也使得她在遵守这种封建男权制度的条件下，在整个家族文化中具有绝对的权力和地位。在面对三位比自己更为弱势的太太时，她将自己在丈夫身边不受宠甚至地位卑微的心理阴影，全部发泄在他们身上。她主动扮演起了在陈府大院中的执法者形象，凭借着自己所掌握的一整套家法以及自身对其他女性的好恶，来决定对他们的惩罚，这无形中构成了整个戏剧走向中悲剧结果的导火索。而显然这样的身份、地位、意识形态，还有她内心芥蒂，是她自身所并没有感知到的，也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悲哀。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二太太卓云，虽然在四位太太中她身居二房的地位，但是由于年老色衰，即便来到陈家时间比较早，但是并没有为陈家增添男丁，这使他的地位不仅不如大太太，甚至和三太太相比也矮人一头。这造成了她自身既是愤怒的，也是悲哀的，她有怨天尤人的一面，也有遭受各种冷遇之后的心理扭曲，尤其在四太太到来之后，她在家中更是地位一落千丈，成为任人打压的目标。当然从另一角度来说，为了在这样的境遇下能够得到生存甚至出人头地，也在多年来养成了她扭曲的性格。在表面上看起来她十分善良柔弱、与世无争、热心友善，但在暗地里却凶险毒辣。她不择手段地迫害三太太和四太太，不仅害死了三太太，更是将四太太颂莲逼疯。显然在封建余孽没有彻底散尽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人才有了自己的舞台和发挥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她是极为可恨的，是维护男权主义的重要帮凶。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她也是可悲的。她没有了自我，没有了情感，甚至没有了尊严。相比之下，四太太颂莲是与封建旧制格格不入的一种人物形象，她受过学堂教育，在思想上具有觉醒的意识。虽然并没有逃脱内心对于情感的诉求，没有摆脱对男性的依赖，但是她曾经以极端的方式试图嫁进陈府大院，由此摆脱对于生存权利的压迫，而在最终受到老爷冷遇之后选择转而投向大少爷的怀抱。与其有着一定接近程度的三太太具有男女平等的意识，她相对更为理性，也勇于在男权社会中以死抗争，以明心志。从这一点上来看，三太太和四太太均采用了极端的方式来挣脱宿命枷锁，以死亡的惨痛形式来换取内心的安宁。二、戏剧矛盾：物化女性所造成的惨痛悲剧在封建思想的怂恿之下，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不仅仅体现在爱情和婚姻方面，更是体现在生活琐事的方方面面。在男权思想中，尤其是富甲一方的深宅大院男主人心中，女性的形象角色并不会与他们自身的地位等同，甚至在一定极端的情况下，女性被物化成为一种生活工具、欲望工具，甚至是生殖工具。这也造成了即便在四房太太内部有着激烈的斗争，相互之间充斥着诸多的嫌隙、嫉妒，甚至是诋毁、厮杀，但是在男性角色的心中，她们无非是可有可无的，并没有那么的重要。这也显示出在封建时代，男性有着对女性文化群体的支配地位，甚至掌管着她们的生杀予夺。在音乐剧大红灯笼中，老爷居高临下，对四房太太有着独立的认知和见解。在他的眼里，女性存在的主要功能是发泄欲望的需要以及传宗接代的工具。他与四房太太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精神交流，也没有真正的情感和关爱可言。这并非完全是由于老爷个人的脾气秉性和性格，而是作为一种缩影，展现出在特定的封建时代男性所具有的显性优势社会地位。这导致他们不愿和身边的妻子太太构建平等的情感交流关系，甚至强迫自己不将感情付诸家族内部的生活之中。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使老爷虽然妻妾成群，但从未与妻子们有思想上的深入交流，造成了三太太无法忍受单调沉闷的生活，同时也使大太太和二太太的情感受到了压抑，无法在新锐争鸣28家庭生活中得到尊重，也无法将内心的悲哀向他人诉说。在捞仔的音乐剧创作中，他力求将这种对女性的物化充分展现于戏剧情节之中，进而将戏剧矛盾强化达到最大程度的释放。在第二幕第八场当中，三太太梅珊的偷情遭到曝光，老爷并没有雷霆大作，反而不以为然，轻描淡写地唱道：“我的女人是我的衣，弄脏了她就要换洗。”看似云淡风轻，但实则显现出了姥爷对三太太并没有放在心上，反而将其等同于一件衣物。也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观念，使得他并不会投入情感关心三太太的内心世界，这不仅造成了三太太偷情的事实，也注定了三太太悲剧化的死亡命运。在老爷的视角下，对于“他性别”的女性群体是歧视的，他不认为女性具备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也无须平等的对待和关爱，可以通过最简单的金钱交换和其他物品一样购买到家中。而当婚姻爱情关系破裂时，也可以任由他随意处置，这就对悲剧化的结局奠定了不可撼动的基础。在创作中，捞仔就通过这样的点点滴滴营造出戏剧化的氛围，也将四位太太耐人寻味的所作所为和扭曲的精神世界极端表现出来。作为一部生活题材的音乐剧作品，戏剧矛盾的表现过程中并没有典型的正反派人物的对立。在老爷和四位太太所构成的主要角色阵营中，似乎没有清晰的是非对错和善恶曲直，戏剧矛盾的激化均源自于封建礼教迫害下人性的麻木与缺失，也正因为“一夫四妻”所构成的不平等、不和谐的家庭环境，才导致了最终悲剧化结果的出现。这种戏剧矛盾的彰显虽然没有真刀真枪的剑拔弩张，但却更为深刻。它直指人心，直指当代观众思想和精神层面的习惯性认知，对其进行解构和破坏，使他们看到在百余年前真实的社会境况，看到如今有着明确观念和道理的共性认知，在曾经却被拆解得七零八落。正因如此，也就导致了即便妻妾成群，即便家财万贯，却无法享受美好的生活，甚至每一个人物都在煎熬中被迫害致死。捞仔在音乐剧的创作中特别强调对原作社会境况以及家庭矛盾的表达。力求在艺术舞台上通过歌唱、舞蹈的方式来体现人物关系之间的错综复杂，更为重要的是，它保留了时代因素这一若隐若现的重大背景对人物命运的直接影响，更由此塑造了各位太太们在不对等的爱情、婚姻和家庭中所出现的一系列性格反差、身份扭曲和最终的悲剧结果。显然，在跳出故事之外后，观众可以看到的无非是一个旧时代的环境缩影。它以小见大地展现新老社会交替背景下男权至上的观念依旧无法撼动和逾越，即便有些太太们有着思想启蒙精神，有着先锋意识，但是在时代强烈的压力之下，最终会深陷其中而无法挣脱悲剧化的命运，这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封建时代女性与生俱来的宿命。而对于戏剧矛盾的刻画与塑造，则通过相互之间关系的此消彼长，营造出个体形象可恨与可悲的一面。但从更为宽阔的时域来看，他们所有的小伎俩和小心思似乎都逃脱不了时代的摆布，也无法使其获得圆满的人生结果。三、表现形式：对女性形象的艺术化塑造音乐剧在舞台表现手法的规划方面主要是通过音乐、舞蹈和对白等形式生动呈现每一位人物独特的形象面貌。在具体的创作设计方面，主创者会为每一位演员量身定做特有的造型唱段以及表演内容，进而使其独特的人物形象能够良好诠释。在捞仔音乐剧大红灯笼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十分重要和艰巨的。四位太太的形象各有不同，无论在气质性格或穿着打扮等方面均展现出与其内心世界相关联的一面。这对于创作者而言是一种挑战，而在准确呈现的过程中也能够为整部戏剧作品增色许多。从音乐形象的刻画方面来看，几位太太所应用的音乐旋律线条和主题动机各有不同，比如：在第一幕第一场中，四位太太一同在舞台亮相。在音乐主题的刻画方面，既有对整个时代背景的宏观表现，同时也在四位太太各自的唱段内容中准确地雕琢音乐动机，再以各自的演唱对其进行点化，进而使戏剧的形象更为鲜活明朗。在叙述性主题音乐动机的创作方面，由于此时正新锐争鸣29处于整部作品的第一幕初篇阶段，因此旋律线条尽可能地表现得更加平稳流畅，但在一片祥和的音乐调式结构中也潜藏着个别音符和节奏型所构成的危机感，强化了整部作品的音乐戏剧性。比如：在独唱部分四个乐句之间构成了典型的起承转合逻辑关系，不同太太说唱出的声线将各自的人物特征和典型气质生动表现出来。大太太一心向佛，但内心凶险；二太太助人为乐，但却时刻伺机而动；三太太自由放歌，与命运抗争；四太太得过且过，有妥协和屈服。在不同的唱段中，四位太太既有对个人身份与秉性的表达，同时也通过音乐之间错综复杂的乐思结合产生强烈的复调思维，使观众感受到四个人悲剧化命运的如出一辙。在舞台表演方面，不同的女性人物所体现出的气质形象各有不同。这既有其身份所属而带来的自然表达，也有对于戏剧情节纵深发展的一种预示。比如：大太太的形象始终保持着严肃刻板，她似乎对一切事物很冷漠，但实则却审视着家庭中一切的变故，努力在保持着自身权力地位的优势存在。二太太卓云在表演中通过眼神和肢体动作，令人感受到其深厚的城府。在深宅大院之中，她并没有选择偏安一隅，而是在努力为自己寻求获得生存的权利。她表面上看似性格开朗，为人友善，但实则却处处阴险狡诈，并在表演过程中展现出狠辣的一面。三太太因为无法受到老爷的怜爱而身处深宅大院之中，没有自由可言。她的生活是寂寞的，也使得她在表演过程中展现出一种对世俗的冷眼旁观。虽然同样是人物角色的以静制动，但是她与大太太的严肃冷漠有很大的差异。四太太由于年纪最小，最晚进入府中，所以会在表演气质方面体现出一种青涩懵懂的状态，同时也具有新思想风潮所携带的自然质朴、不拘一格。这些气质形象深刻体现在演员的神态举止和相互之间的舞台表演行为之中，为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戏剧作品的舞台设置方面，创作者采用了浓烈的东方元素，通过色彩对比的方式构成剧烈的视觉反差。纯粹的黑、红、白、灰来营造一种压抑和悲剧化的舞台文化氛围，这显然受到了影视作品的启发，并通过现代化的舞美技术将这一风格理念极致展现在戏剧舞台之上。在舞台设置方面，由屏风隔开四位太太所身处的院落。屏风精致华美，具有大家族的高贵典雅。四位太太在各自的院落中虽为主人，但却如同囚牢一般无法挣脱高墙大院的束缚，这同样具有与戏剧气质相同的舞台形态表现意义。除此之外，对于四位太太着装的设计方面也体现出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大太太蓝紫色的衣着稳重得体；二太太服饰上绣的荷叶边精致非凡；三太太用玫红色的旗袍展现妩媚华丽的姿态；四太太衣襟处所绣的莲花以及不对称的裙摆和袖口样式，则展现出她年轻活力的一面。音乐剧大红灯笼通过丰富的舞台语言，充分展现出四位女性人物身处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如何自我保全、自我慰藉、自我抗争。每一位女性人物身上所携带的气质均具有封建时代女性的典型代表意义，而相互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将戏剧矛盾逐步推向高潮。对于这部音乐剧作品的理解，可以在女性人物身上得到良好的诠释表达，进而展现出深层的文化含义，启发观众深刻的思考。(责任编辑：刘小红)参考文献：1赵秀敏.张爱玲电影剧本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论文，2001.2周映辰.灯笼再次升起音乐剧大红灯笼导演创作谈.作家，2013(19).3阿甲.论中国戏曲导演.文艺研究，1983(02).本文为“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社科类）”（课题编号：JAS18008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