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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乡贤文化

【背景链接】
　　当前，中国城镇化迅速发展，外出务工潮波澜壮阔，许多乡村精英流失、人去地荒，中国农村正呈现空壳化。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城市人口已超过农村人口，农村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发展与治理，千余年的文脉接续、传统乡村文化的重构成为重中之重。
　　2014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收到一份《关于在全国推广乡贤文化研究的建议》的提案，提案人是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利万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志良，案由是：希望向全国推广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原上虞市)弘扬乡贤文化的做法。
　　【深度解析】
　　[乡贤文化做法介绍]
　　上虞乡贤研究会成立于2001年，本着“挖掘家乡历史，抢救文化遗产，弘扬乡贤精神，服务上虞发展”的宗旨，14年来，研究会编撰《虞籍名士通讯录》，开展“走近虞籍乡贤”采访活动，开辟“上虞乡贤名人展厅”，乡贤会的工作使“乡贤文化”成为上虞对外的一个窗口、青少年德育教育基地、对外文化名片。
　　14年来，乡贤们深度介入上虞经济社会发展。如大龙山开发、祝府兴建、英台故里的文化环境营建，甚至舜耕大米、谢安家茗、白马湖水产等品牌的文化包装都蕴含着乡贤的智慧和力量，是乡贤使上虞的传统文化与主流文化对接，草根文化与大雅文化互动，乡贤文化与传统乡村文化共振。
　　[乡贤文化内涵]
　　乡贤，多是饱学之士、贤达之人。重构传统乡村文化，需要一批有奉献精神的乡贤。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或致仕，或求学，或经商，而回乡的乡贤，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财富以及文化修养参与新农村建设和治理。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文化道德力量可教化乡民、反哺桑梓、泽被乡里、温暖故土，对凝聚人心、促进和谐、重构乡村传统文化大有裨益。
　　[乡村精英流失的原因]
　　第一，乡村精英流失与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不平衡发展的大背景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以城乡二元结构为基础，我国形成了以城市为发动机、农村为稳定器的发展模式。在此结构下，受城市所提供的更多就业机会与更好的生活条件的吸引，农村中的精英人群离开农村进入城市。
　　第二，传统农民离开村庄经商或进入仕途获得成功，成为精英群体之后，以回报家乡为己任，再次回到村庄，成为村庄治理的积极力量。改革开放后，这种传统文化在渐渐淡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将离开村庄当作目标，打破了乡村精英返乡机制。
　　第三，部分政策也造成了乡村精英流失。改革开放以来，部分能力较强的农民留在农村发展，他们当中有的通过内部土地流转发展成为专业种养户，有的从事基层收购销售代理业务。但近年来，一些政策鼓励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生产环节，挤压了这部分人的生产空间，致使他们不得不进入城市打工，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乡村精英流失。
　　[乡村精英流失的危害]
　　乡村精英的流失瓦解了内生乡村治理机制。乡村治理中的民主协商机制包括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公众参与，主要是引导鼓励所有农民表达不同意见;二是形成决议并执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千家万户分散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决议并执行。这个过程必须有乡村精英参与才能够完成。乡村精英流失之后，农民分散意见不能达成统一，造成治理失效。
　　[乡贤返乡对乡村治理的作用]
　　乡贤返乡对乡村治理有最显着的影响体现在公共品供给上。由于乡贤的人际关系广，可以向上级政府为本村庄争取资源。在村庄内部，他们也发挥着组织者的作用，引导农民积极进行公共建设。
　　贤是传递中西文化的“转换器”。总体来看，乡贤对于中西文化都有较为客观准确的了解，一方面，他们扎根本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乡村的情况有同样的了解;另一方面，他们是具有新知识、新眼界的读书人，对于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有一定的把握。所以，现代的乡贤成了传播中西文化的桥梁，让中西文化有了“可译性”，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感染周边的人，同时通过村民们可以接受的方式来传递现代知识。
　　乡贤是缓和社会冲突的“安全阀”，在城镇化为代表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社会受到冲击，在改革进程中有很多难以预料的矛盾。乡贤在村里面地位较高，村民比较能够听进去他们的意见，可以起到弥合社会分歧的作用，使社会改革进程在乡村这一层面变得更加平缓，让农民、农村顺利加入现代化进程，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从这个意义上，他们就像高压锅的“安全阀”，可以把社会矛盾化解于无形之中。
　　[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有效措施]
　　首先是文化土壤。要通过文化建设保持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让农村生活具有价值意义。要警惕一些刺激消费政策的不良影响，警惕城市消费主义对农村文化的侵蚀。村庄具有生产能力价值后，农民自然会面向村庄，而不是选择逃离。这样就可以吸引一部分精英农民返乡作贡献。
　　其次，要保护培育乡贤的经济土壤。在政策上要采取扶持而不是抑制农村精英群体，比如，要警惕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生产环节对农村自发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种养专业户的挤压。这些群体作为留在农村的精英，在村庄的日常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如果政策不保护，他们很容易被挤垮、挤走。
2015年国家公务员申论热点:央企高管该拿多少薪水
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会议认为，要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形成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与企业职工之间的合理工资收入分配关系，合理调节不同行业企业负责人之间的薪酬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专家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国企改革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而央企负责人薪酬和职务消费的改革则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意味着国企改革进入到触及利益的实质性推进阶段。
　　企业亏损也能拿高薪?
　　一直以来，央企高管拿高薪都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企业亏损也能拿高薪”等问题更是令公众反感。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指出，要逐步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实现薪酬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监督有效，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
　　此番通过的《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首度对央企负责人公务用车、办公用房、培训、业务招待、国内差旅、因公临时出国(境)、通信7项具体内容设置上限标准，并明确对“企业用公款为负责人办理的理疗保健、运动健身和会所、俱乐部会员、高尔夫等各种消费卡”“企业按照职务为企业负责人个人设置定额的消费”等内容设置禁令。
　　国资委研究中心竞争力研究部部长许保利指出，现在央企薪酬存在的问题是有些央企效率不高，亏损比较严重，但是经营费用特别高，有的高管薪酬与其经营业绩不相符，一些国企高管的待遇甚至在企业出现巨亏时不降反升。此外，还存在“职务消费”“股权分配”“身兼数职”等隐性福利。
　　据了解，现阶段国资委对央企负责人实施绩效薪酬，分为基本年薪和绩效奖金，基本年薪与上年度央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联系。此外，企业安全生产、经济增加值、节能减排、自主创新等都会作为考核项目影响考核结果。
　　最终央企负责人的绩效薪金将与考核结果等级挂钩，但不一定与经营业绩成正比。有的企业亏损严重，其高管年薪仍然高达百万。
　　除了巨额的年薪，央企高管其实还享有“职务消费”等隐性福利，这也是一个巨大的资金“黑洞”。有业内人士透露，央企高管职务待遇跟企业的经营费用之间有时候并不做区分，所以很多时候职务消费是隐形的，处于“灰色地带”，并都体现在企业的经营费用里。
　　许保利说，职务消费的弹性很大，问题很多，存在说不清楚的“灰色地带”。比如老总之间美其名曰“礼尚往来”，我给对方送很高档的礼品，对方再回送，但用的是公家的钱，实际上就收入自己囊中。
　　高管薪酬应该怎么定
　　专家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全面深化改革拉开序幕，国企改革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此次的央企高管薪酬改革意味着国企改革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要切实解决央企高管薪酬过高等问题，但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各类国有企业的特殊性、示范性和影响性，合理地制订改革方案。那么，央企高管的薪酬标准应该如何制定?
　　许保利认为，薪酬高低涉及三个问题。第一，公平问题。国企高管薪酬如果和全社会的平均收入作比较，差距是一定会存在的。但差距应该是有边界和限度的，如果超过了限度就是不合适的，公众就会不满意，进而成为社会问题，直接加剧了社会分配的不公。
　　第二，领导人身份问题。央企高管身份难归类，到底是党的干部还是企业家?现实情况中，央企高管得益于这样的“双重身份”，将两头的好处都占了。
　　第三，效率问题。企业的工作是要有激励措施的，只有业绩和薪酬挂钩才能使其更加努力地工作，薪酬激励不完善会使积极性不够。“国外一些企业亏损，高管就是‘零薪酬’，薪酬应该有高有低有涨有落，真正实现绩效薪酬。”许保利说。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张春晓认为，国有企业不同于一般企业，国有资产是属于全民的，因此央企负责人的薪酬必须与国情、全民收入特点相对应，在增长幅度上，一是不能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二是不能高于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三是不能高于企业效益增长的速度。
　　此外，央企负责人的职务消费是其因履行公共职务而产生的各种消费开支，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职务消费在很多时候成为一些不规范行为的温床，演变出了公车私用、公费旅游、公款送礼等一系列假公济私的现象。
　　“职务消费规定应该对于办理各种消费卡、外出就餐的签单权等都有明确规定，明确消费定额，将原来的隐形消费全部摆在明处，以利监督。”张春晓说。
　　改革的关键是公开透明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央企负责人薪酬和职务消费改革是央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和形成合理有序收入分配格局。
　　对此，张春晓认为，会议明确了央企负责人薪酬和职务消费改革首先要坚持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目的是健全薪酬分配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同时，不是“一刀切”而是明确坚持分类分级管理，建立与央企负责人选任方式相匹配、与企业功能性质相适应的差异化薪酬分配办法。可以说，这次薪酬制度改革方向明确，又强调差别化，操作性强。
　　专家认为，《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的“七项内容”“四个禁止”也非常到位，从企业实际需求层面出发按照标准将具体事项写入意见，将企业正常的经营性业务支出合法化、规范化，体现了法制化和制度化的特征，有利于社会监督，也有助于更好地开展工作。
　　“薪酬、职务消费改革的关键是公开透明，公开之后就能向公平迈进。”张春晓说，通过改革把职务消费的“灰色地带”彻底敞开在阳光下，使商务招待变成可以公开的企业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
　　许保利说，改革务必突出透明公开。央企负责人薪酬水平应该由其经营业绩和贡献大小合理确定，让有能力、能够给企业发展带来巨大效益的人才拿到相应的薪酬，该高的适度高，该低的就要低。同时企业领导应尽快实现“去行政化”，回归企业家本质。
　　对于改革后续推进，有关专家提醒，改革从期待变成现实，还需要具体执行层面尽快出台相关操作细则，切实落到实处，下一步的实操环节，应该注意将中央决策和基层操作紧密结合统一，同时具体落实中还应接受群众监督。

2015年国家公务员申论热点：女大学生连遇险情

【背景链接】
　　2014年8月29日，20岁的重庆女大学生高渝在返家途中错上一辆黑车而被害身亡。8月21日，女大学生火车站搭黑车，遭司机囚禁性虐4天。8月12日，江苏19岁的女大学生高秋曦在返校路上失踪，随后被证明身亡。刚刚过去的8月，由于各地接连发生女大学生遇害事件而被蒙上阴影，有媒体甚至用“8月劫”为标题对此致哀。
　　【标准表述】
　　[存在问题]
　　从客观环境上分析，中小学教育大多在自己家乡就读，直到考上大学，很多女生才第一次踏出了熟人社会的保护，进入了未知的陌生人社会。将“黑色八月”放在这一环境转换、人生转折的大背景下来梳理，便可发现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检讨。
　　首先，女大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不足。以上述案例为例，两名女大学生独自出行，都搭乘了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黑车，还在中途与司机因车资等问题发生过争吵导致矛盾激化。假如她们果断拒绝黑车，或者避免与司机发生冲突，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当下不能忽视的是在未知的陌生人社会里，女性的抵抗能力较弱，更容易成为被侵害对象，而这一点始终不会改变。因此，“防人之心不可无”应当是女生必须谨记的第一安全法则。
　　其次，除了自身防范意识的缺失外，同样应该检讨的还有学校安全教育的缺位。从小学到大学，学校将绝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文化课上，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却关注甚少。即便有的女生想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也很难找到科学合理的教材及示范。而在美国，已有350所大学引进了女生自卫课程。我国的学校不妨也开设“防狼课”等自卫课程，让学生掌握紧急情况下的应对方法，如此将受益无穷。
　　再次，多起事件中“黑车”都成为罪魁祸首，这也反映出了交通接驳仍有大量死角。在很多情况下，选择黑车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公交线路未覆盖或错过了末班车，的士打不到或者司机不愿载，导致很多人往往只能打黑车。如果交通接驳能再完善一些，如果公共交通能再方便一些，黑车失去了生存土壤，因黑车而起的恶性事件必然大大减少。
　　最后，警情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人们对社会治安状况的了解不够充分。客观上，犯罪涉及到很多复杂的社会因素，几乎不可避免。长时间以来，人们获悉治安情况的渠道，要么是对个别突出案件的新闻报道，要么是法制宣传节目中的案例，若想凭此把握准确的即时治安动态未免捉襟见肘。然而，想要获知一定区域内确切的治安警情数据，通常并不容易。出于保护受害人隐私和稳定社会情绪等考虑，警务信息的公开往往有所“保留”。对违法犯罪的过多公开，被认为有可能造成人心惶惶的不稳定局面，久之，警务警情某种程度上带有了“敏感”性质，有时甚至成了“机密”。于是，一时间连续的案件公开，反而让公众感到了“意外”。
　　[反思]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早在《风险社会》一书中，阐述了一个越发成为共识的道理——现代文明的全球化，使得人化的、制度化的风险，也成为全球难题。简单说，现代社会的安全保障越来越频密，风险隐患也越来越多元。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就像我们既要鼓励孩子与陌生人沟通与交流，同时又要正视“陌生人风险”，是一个道理。遗憾的是，社会往往以极端化的姿态，要么宣扬“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要么奉行“真爱不设防”。
　　[措施]
　　对此，专家建议：
　　一是有关部门应通过多种宣传、教育方式，不断提高女生自我防范和保护意识;
　　二是交通部门可成立专门管理机构，或组建“公交保安”队伍，专职从事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工作;更重要的是，公安部门应将出租车等公交工具纳入“重点保护部位”，选派“公交警察”，专门负责盯防各类公交工具，进行日常巡逻，实时监控，一旦发现侵害女生事件，予以重点打击。
　　三是完善警情制度，加强与公众的信息沟通。维护社会治安是警方的责任，但也少不了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透明的警情信息公开，不仅能及时震慑犯罪，也有助于公共治理水平的提高。那些真实的治安案件，无需限于坊间流传的恐怖“怪谈”，大可成为堂堂正正的提示信息，助力全社会提高警惕，共同维护安全的环境。
2015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苍蝇式”腐 败

【背景链接】
　　2014年7月9日，中央巡视组向北京、天津、科技部反馈巡视情况，指出天津等地“苍蝇式”腐 败，即农村基层腐 败不容轻视等问题。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指出，反腐倡廉工作要更加重视治标，坚持“老虎和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笼子，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的规范机制和监督机制。将“老虎”和“苍蝇”相提并论，充分说明了“苍蝇”的危害不可小觑，显示了党中央反腐的坚强决心，实现了反腐理论的突破，透露出反腐的深入和彻底。
　　【权威论述】
　　腐 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 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反腐 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
　　--习 近平
　　【危害及重要性分析】
　　“苍蝇式”腐 败的危害不在于个体的猖獗，而在于群体性的累积效应。
　　我国仍处于“大政府、小社会”阶段，政府职权渗透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就诞生出无数职权部门，部门领导干部手握审批权，个别官员妄图权力变现，造成了“科长经济”、“处长经济”此类蛀虫式腐 败的出现。他们将手中职权放入市场中进行交易，随着参与的“苍蝇式”官员越多，市场就愈发被其搅乱，最终造 成“苍蝇”横飞、权力肆行的乱象。
　　无数“苍蝇”的存在是培育出“大老虎”的腐 败温床。
　　很多基层领导干部妄图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获取长久性利益主导地位，本着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原则，便会寻觅“老虎”作为自身保护伞，最终打造出自下而上的利益输送链条。不仅造成地方上的乌烟瘴气，也将身居高位者拉下水，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畸形利益共同体。
　　“苍蝇”不打，只能让腐 败这种传染病愈发蔓延而变得不可收拾。
　　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而在治标中，拍“苍蝇”就是铲除“老虎”的生存土壤，不仅不给“苍蝇”蜕变成“老虎”时间，同时将其保护伞一同连根拔起。将腐 败扼杀在摇篮之中。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拍“苍蝇”更像反腐中的釜底抽薪。没有天生的“大老虎”，“老虎”也都是从不起眼的“小苍蝇”逐步蜕变而来的。忽视“苍蝇”的腐 败潜力，必然导致腐 败底线的下沉，为今后“打虎”行动制造出更多阻力。“苍蝇”虽小，危害极大，莫要轻视今日拍死的“小苍蝇”，他们很可能就是明天的“大老虎”。
　　“苍蝇式”腐 败已转变为我党的附骨之疽，只有用铁腕和法律将其剔除，才能铸就我党固若金汤的执政之基!
　　【“苍蝇式”腐 败滋生蔓延的原因】
　　一是整体社会风气不佳。目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较为盛行，熟人社会的“潜规则”暗涌，人们对收受礼品、拉关系、走后门，甚至“吃拿卡要”等问题习以为常，见惯不怪，认为吃吃喝喝、小敲小打、小贪小腐算不上多大的事，对“苍蝇式”腐 败存在普遍的社会妥协，对其危害性难以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是个人思想道德滑坡。少数国家公职人员不注意加强学习，不注重自身思想锤炼和道德修养，导致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滑坡，不节制个人贪欲，从小贪小腐开始，逐渐变得为所欲为，最终走向腐 败深渊。
　　三是监督缺失或乏力。在权力过于集中特别是“一把手”权力过大，但民主监督无法有效行使的情况下，容易造成领导干部权力私有化，从而产生腐 败。虽然现在对权力的监督方式较多，但客观上存在“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难、下级监督太软、自我监督太空、组织监督太短、纪检监督太晚”的现象，为权力的滥用、腐 败的滋生留下了空间。
　　四是制度保障不到位。有的领导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往往以协调关系、“特事特办”等理由千方百计规避制度，不认真执行制度，降低执行标准，削弱制度执行的刚性，利用制度打擦边球，谋取小团体利益和个人私利。
　　【应对措施】
　　第一，整治不良风气，铲除“苍蝇式”腐 败的文化土壤。
　　结合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狠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通过宣传引导、教育警示、文化培育，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以良好的党风带政风促民风，在全社会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铲除“苍蝇式”腐 败的文化和社会土壤，让作风“小问题”不再被小视、“潜规则”四处碰壁、小贪小腐人人喊打。
　　第二，完善体制机制，打造防治“苍蝇式”腐 败的制度笼子。
　　要紧紧围绕阳光用权、规范用权、权责统一编织权力运行的制度笼子，有效遏止“苍蝇式”腐 败。一是要精简放权，规范用权，防止权力滥用。坚持凡有权力的地方，都必须做到阳光用权，确保权力公开运行;凡有权力的地方，都必须做到规范用权，让权力在规范轨道上运行;凡有权力的地方，都必须做到权责统一，使权力和责任紧密结合在一起，不能只享有权力而不承担责任与义务。二是要将权力全部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做到所有审批、服务事项在网上办理。
　　第三，加强监督检查，压缩“苍蝇式”腐 败的生存空间。
　　要严格落实各项监督制度，加强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让权力在监督下运行。组织好人大、政协、审计、新闻媒体等监督机关，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监督工作，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加强干部下访、信访举报工作，多渠道收集和处理群众举报投诉和舆论反映，及时发现“苍蝇式”腐 败的苗头和线索。重视网上反映党员干部违纪违法舆情的监控、处理工作，及时掌握和搜集网络舆情信息，快速查处网上信访举报案件，切实发挥网络监督的作用，适时开展专项治理工作，集中纠正重点领域、重点行业中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第四，强化案件查处，遏制“苍蝇式”腐 败的蔓延势头。
　　突出查处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对发生在社保、住房、低保、扶贫、救灾救助等领域的截留、挤占、挪用资金以及套取骗取资金、贪污私分资金、优亲厚友等问题，坚持露头就打，以查促防。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在打“苍蝇”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打“老虎”，狠打“老虎”、震慑“苍蝇”，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要综合运用法律、纪律和组织手段，严肃处理小贪小腐，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苍蝇式”腐 败分子，要从根本上消除其滥用权力的条件，决不能让“苍蝇”坐大成势变成“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