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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最后一课读后感
人们都知道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著名爱国作家、学者郑振铎先生的《最后一课》。
那是1941年，大半个中国仍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下，唯有上海的租界仍在英美的势力范围，犹如“孤岛”。12月8日这一天，“孤岛”也沉沦了。大清早，暨南大学校长办公室里，空气仿佛凝固了。老校长老泪纵横，正主持着简短的校务会议。最后，他颤声宣布：“课照常进行。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是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就立即停课。”默默无声的人群中，有一个紧锁浓眉面孔清癯的中年男子。他，就是暨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郑振铎。
郑振铎夹着讲义急匆匆进了教室。坐得满满的教室鸦雀无声。郑振铎先生热泪盈眶：“大家知道，今天我给你们上的中国文学史是最后一课。要永远记住，我们是中国人。”讲课开始了，一分一秒都显得格外沉静。不幸的时刻终于来临。当时指针指向10点30分时，太阳旗插进了校园。“现在下课。”郑先生挺直了身体，摆出立正的姿势。全体同学刷地一下站起来，很久很久，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几个女生低低的哭泣声。郑先生在“最后一课”上所表现出的崇高的爱国之情，感染了千百个后来者。
当然，这种令人热血沸腾的爱国情也深深的触动了我。这种在无数前辈身上出现过，而在当今社会又无比匮乏的情感，使我不由得陷入了沉思。长久的沉思过后，我在成长记忆的深处，搜寻出了关于爱国的点点滴滴，而这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便是我的爷爷奶奶。
小时候，我总是喜欢去问爷爷奶奶关于革命年代的事儿。那时的我是不懂这其中的种种艰辛或是喜悦的，我只是喜欢看爷爷奶奶提起过往年代时的一种陶醉与感激的神情，那种诚挚的眼神是我一直以来都想了解的秘密。记得那个时候家里只有一台彩色电视机，爷爷奶奶总是为着电视节目而争执。爷爷每天都会坚持看各个频道的新闻，从不落下每天的报纸，而我只是会守着小卧室里的黑白电视机上的动画片傻乐，对于爷爷这种行为只觉得古怪且不能理解。后来上小学，每日的行程中必备的便是系红领巾，不过更多的是一种例行规定下的任务。那个时候的我对于爱祖国并没有太深切的感受，只是牢牢地记住了脖子上的红领巾是有着不可言说的意义。后来上初中成为共青团团员，上高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好像一切都朝着正常而顺利的轨迹发展，但是自己却知道愧对于身上背负的种种称号。总觉得“爱国”这个词是一个不能轻易谈起又不能避而远之的话题。
年岁渐长，对事物的认识和思考似乎不再那么偏颇与片面，学会理性，学会认真思考。对于爱国或许并没有特别深刻的理解，但也有了自己的感受，有自己的想法。它不应当是人们口中那种难以启齿的信仰，也并非是高高在上的空无的理论，不应该在当今的时代里成为一种大家都不愿承认的情感。相反，这应该是一种能让人觉得自豪的感情，能够一直守护着感受着并为它而始终牵绊着难道不应该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吗。当褪去所有的轻愁浅恨之后还能有这样一种执念值得自己去爱护，去承认，去表现难道不应是一种生命的幸运吗。
记得小时候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在村里的土房里，那个时候大家都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过着简单淳朴的生活。老人们总喜欢在日落忙完农活后聚到院子里聊聊自己经历过的革命事迹。我听不懂，可我总是蹭在一旁看着他们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感动沉默。透过夏日晚上薄薄的雾气和田野里此起彼伏的蛙鸣，在他们的举手投足之间我好像看到了当年属于他们的骄傲与真诚，属于他们的光辉与感动。虽然对我而言只是一种朦胧的触动，到底是我这么多年来久久不能忘怀的温暖。
或许对于他们来说，爱国关心国家并不是一个需要过多斟酌考虑也不需藏着掖着的选择，而是从小到大流淌在生命中的情感，是时时刻刻都不会忘，时时刻刻都那么强烈。尽管他们并非各界政要，也不是什么达官贵人、高深学子，就是简简单单的农民、工作者，但也依然不放弃自己的信仰与执着。
记忆更深刻的是小时候爷爷由于年龄较大，耳朵和眼睛都不好使。每次看新闻时总是把声音放得很大，然后专注地投入到时政新闻中；看报纸时戴着老花镜缓缓而仔细地关注着每一条新闻。那种神情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才领会到的深情和热爱。
恍惚间又想起了暑假时参加舅公的生日宴会，其间有一件礼物让我感触颇深。那是属于舅公的回忆相册，包括曾经何时参与哪次抗洪，又于何时参与哪只军队，黑白的照片看似并无太多感情，却让当时的我感慨不已。那个时候他们拼死拼活地就为了自己陪伴着的祖国能够平安富足，关乎个人的利益追求却并不多。
现在大家的生活条件变好了，在“爱国”这种情感面前却退步、犹豫，甚而嘲讽。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一些有标志性的事件来提醒自己或者说是触动自己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在阅兵式前，在天津爆炸案前，在所有举国同庆或共度难关时我们都能为那份爱国情怀而牵动。但爱国不应当仅仅是在大事件前的强烈情感，而应是时时刻刻的存在，或许并不一定要拥有过人的觉悟与体验才敢提起“爱国”一词，我们需要的是仅仅是去懂得去发现去承认去感受自己心底的爱国情，为它感动，为它骄傲。
第二篇：读郑振铎《最后一课》有感郑振铎《最后一课》读后感
炮火连天，烽烟四起——即便侵略者的毒手已快撕碎祖国的山河，却仍无法阻挡一颗颗炽热坚定的心在血肉横飞中熠熠生辉。
抗日战争打响时期，尽管在“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如此严峻的情形下，学院里，依然有教师在振振有声地讲课，依然有学生无比认真地学习——那是国立暨南大学的教授与学生怀揣着无比沉重，无比坚定的心上的最后一课。
也许度过了今日，往后便再没了机会坐在那整洁明亮的教室里听教授们的谆谆教诲，再没了机会沐浴在阳光下与诗书为伴，再没了机会""那一日，教师们希望讲得越多越好，学生们亦渴望学得愈多愈好，讲下去，讲下去。——但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着地在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大家心目中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个个都已经决定了该怎么办，该向哪一个方向走去——迁校。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祖国的人民，便是如此怀着炽热的爱国之情，不可动摇的决心，在本质里，在精神上与外侵者坚定地做着斗争。即便上海即将沦陷，即便天空即将灰暗，他们却坚定着，誓要与外敌抗争到底，誓要永远怀揣着爱国之心。
而如今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们，没了战争的纷扰，没了外敌的侵略，却时常忘了怀揣着一颗坚定的，炽热的，热爱祖国的心。当问到“抗日战争在何时爆发。”时，竟有人一问三不知；当长辈们同后辈叙述起抗战年代的苦日子，换来的竟是对此嗤之以鼻的不屑之情——几十年前，若没有先辈的毅然付出，何来如今的美好生活。生活在如斯美好社会中的我们，正享受着时代的平安的我们，当更加去铭记，去回味，去感恩，去报效祖国。当怀揣着坚定的心，在适当的年纪里做应当做的事——在如今的年华里，我们履行自己应当好好学习的义务，有朝一日有所成就，为祖国撑起一片蓝天，方能被称之为报效祖国。
在没有硝烟的岁月里，在祖国山河如画的时代中，正在享受着和平年代的人们——请别忘记，请别遗失了，那颗热忱的，坚定的，热爱祖国的心。
第三篇：拓展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郑振铎的“最后一课”
人们都知道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著名爱国作家、学者郑振铎先生的“最后一课”。
那是1941年，大半个中国仍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下，唯有上海的租界仍在英美的势力范围，犹如“孤岛”。12月8日这一天，“孤岛”也沉沦了。
大清早，暨南大学校长办公室里，空气仿佛凝固了。老校长老泪纵横，正主持着简短的校务会议。最后，他颤声宣布：“""课照常进行。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是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就立即停课。”
默默无声的人群中，有一个紧锁浓眉面孔清癯的中年男子。他，就是暨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郑振铎。
还是在东北三省刚刚沦陷时，他就写了历史小说《取火者的逮捕》和《桂公塘》，愤怒斥责国民党卖国政策。写作时，他时时横眉拍案，连声大喝：“奸贼，奸贼误国。”1936年10月，他和鲁迅等人联合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37年底，国民党军队撤退，上海成了“孤岛”，郑先生仍在上海坚持救亡活动。当时，日特活动猖獗，有许多人因与抗日有关而失踪、死亡。少数人动摇了，甚至做了汉奸。郑先生却凛然正气，无所畏惧。1938年3月，他参加了中国文艺界抗日战争协会，被推举为理事。他还专门到被称为上海“抗大”、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社会科学专科学校”去兼课，为党、为新四军培养了不少干部。
有一天，一个刚当汉奸的老友来了。此人掏出一张开有巨额金款的支票，说：“郑先生，你近来生活很困难，清水先生已知道了。清水先生一直很敬佩你的文章学问，想让你主持一方面的文化工作""这是清水先生的小意思。”郑先生一听“清水”，便知道是主管文化侵略的日本大特务，他一怒之下扯了支票，朝老友脸上掷去，大骂：“瞎了狗眼。”此人只好夹着尾巴逃跑了。不久，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大美晚报》记者张似旭二位名流被刺杀，于是有人警告：“你要当心。”郑先生也差点遭到暗算，幸好有学生通知，但他事后仍继续为祖国命运奔波操劳""
郑先生从回忆中惊醒，快上课了，他拿起讲义夹，急匆匆进了教室。教室里坐得满满的，鸦雀无声，多像小说《最后一课》的描写啊。郑先生热泪盈眶：“我想""大家都知道了，今天是我给你们上的中国文学史的最后一课。要永远记住，我们是中国人。”讲课开始了，一分一秒都显得格外沉静。平素调皮的学生，今天也是屏着呼吸，满噙了眼泪。不幸的时候终于来临。近处忽地传来了沉重的车轮碾地声，几辆卡车已进了校门。阴森森的风中，一面太阳旗抖动着。时针指着10∶30。
“现在下课。”郑先生挺直了身体，作了立正的姿势。全体同学唰地一下站起来，很久很久，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几个女生低低的啜泣声""师生们的胸中都燃烧着爱国的烈焰，一个一个捏紧了拳头。
这就是郑振铎先生在暨大上的最后一课，也是他教书生涯的“最后一课”。抗战胜利后，因为他继续反对国民党的亲美卖国政策，便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蒋介石不许任何大学聘请他。但郑先生的“最后一课”所表现的崇高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却教育了千百个后来者。
同样是表现爱国情感的，都德的《最后一课》与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在内容上的表现有什么不同。
都德《最后一课》以热爱祖国语言来表现爱国情感，郑振铎的《最后一课》通过随时准备反抗敌人的侵略来表现爱国情感的。
最后一课
郑振铎
选自《蛰居散记》（《郑振铎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郑振铎（1898—1958），作家、文学史家。
口头上慷慨激昂的人，未见得便是杀身成仁的志士。无数的勇士，前仆后继地倒下去，默默无言。
好几个汉奸，都曾经做过抗日会的主席；首先变节的一个国文教师，却是好使酒骂座，惯出什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类题目的东西；说是要在枪林弹雨里上课，绝对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一个校长，却是第一个屈膝于敌伪的教育界之蟊贼〔蟊（máo）：贼指对社会有害的人〕。
然而默默无言的人们，却坚定的作着最后的打算，抛下了一切，千山万水的，千辛万苦的开始长征，绝不作什么为国家保存财产、文献一类的借口的话。
上海国军撤退后，头一批出来做汉奸的都是些无赖之徒，或悯不畏死的东西。其后，却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维持地方的人物出来了。再其后，却有以“救民”为幌子，而喊着同文同种的合作者出来。到了珍珠港的袭击以后，自有一批最傻的傻子们相信着日本政策的改变，在作着“东亚人的东亚”的白日梦，吃尽了“独苦”，反以为“同甘”，被人家拖着“共死”，却糊涂到要挣扎着“同生”。其实，这一类的东西也不太多。自命为聪明的人物，是一贯的利用时机，作着升官发财的计划。其或早或迟的蜕变，乃是作恶的勇气够不够，或替自己打算得周到不周到的问题。
默默无言的坚定的人们，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抗敌救国的问题，压根儿不曾梦想到“环境”的如何变更，或敌人对华政策的如何变动、改革。
所以他们也有一贯的计划，在最艰苦的情形之下奋斗着，绝对的不作“苟全”之梦；该牺牲的时机一到，便毫不踌躇地踏上应走的大道，义无反顾。
12月8号是一块试金石。
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
“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c在电话里说。
“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接连的又来了几个电话，有的从报馆里的朋友打来的。事实渐渐的明白。
英国军舰被轰沉，官兵们凫水上岸，却遇到了岸上的机关枪的扫射，纷纷的死在水里。
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或郊外开进租界。
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
我匆匆地跑到了康脑脱路的暨大。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的，立刻议决了：
“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太阳光很红亮地晒着，街上依然的熙来攘往，没有一点异样。
我们依旧地摇铃上课。
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
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吧。”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的将学校关闭结束。”
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
“但是我这一门功课还要照常的讲下去，一分一秒钟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的讲下去。学生们照常的笔记着，默默无声的。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刺刀，“引满待发”。
然而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地不停地在抄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室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恋恋。黑板显得格外的光亮，粉笔是分外的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的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摸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鲜，小贩们不时地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地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嘀嘀嗒嗒地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毅异常地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碾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地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10时30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直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沉毅地合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
“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地立了起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似在低低地啜泣着。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没有顾虑。个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往哪一个方向走去。赤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
从来没有那么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的，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地在忙着迁校的工作。
暨大内迁福建建阳的历史背景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位于上海西郊真如的暨南大学校园，在日军的飞机轰炸与炮火射击中被夷为瓦砾场，化学馆、大礼堂和学生宿舍等悉被炸毁，被迫于同年8月至1941年底转移至XX省的外国租界艰难办学，史称暨南校史上的“孤岛”时期。本节拟主要探讨学校内迁福建建阳的历史背景。
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与学校在“孤岛”办学的艰难处境
“萧墙突变惊华夏，哭罢英雄愤未平。学子莘莘齐奋起，毅然投笔请长缨。”
这是暨南校友、国防科工委原副政委周一萍（1915-1990），半个多世纪前在上海“孤岛”暨南大学求学时写的一首名为《惊变》的诗，描写了那段艰苦办学的岁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地处“孤岛”的暨大办学处境日趋艰难，学校处在日伪势力的包围之中，“校舍设备十分简陋，大家生活更是非常清苦。”学生们在上课时不时有炸弹落在附近，日伪还推行思想战和奴化教育，特别是汪伪政权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后，加大了对上海“租界”的控制与对抗日爱国运动的镇压，暨大校友平祖仁就因参加抗击日伪的地下工作，于1941年4月被日伪残酷杀害。
二、太平洋战争爆发与“孤岛”的不复存在
太平洋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1941年12月8日黎明，日军突袭珍珠港的美国军舰和机场，并兵分数路进攻香港、马来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地。同日，美、英、中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以“中立”和“治外法权”为由得以暂时保存的上海租界，被日军迅速占领。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惟以租界关系，一般人咸认为安乐窝，各地流亡纷纷迁沪即向设内地之各级学校亦移向租界，人口激增。”租界不复存在后，日伪XX省政府于1942年1月10日，提出将暨南大学收归汪伪中央政府直辖。同年4月7日，日伪XX省政府市长陈公博致函上海日本宪兵队，“定于本月9日上午9时，至小沙渡路（今西康路—编者）康脑脱路（今康定路—编者）口接收国立暨南大学，即烦转知有关方面。”4月9日，日伪XX省政府市长陈公博颁发训令：“查国立暨南大学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即加入重庆在浙东由何炳松主办之东南联合大学。沪校方面初则变象维持，继以经济问题及告停办。""其在沪之校产等拟由本部会同XX省教育委员会接收后备作将来新国立大学之用。”
1927年，在上海成立的国立暨南大学，校址在真如。1937年“八一三”事变，侵华日军飞机大炮把暨大美丽的校园炸成一片废墟。为了坚持办学，暨大迁人了租界康脑脱路（今康定路）528号一幢三层楼花园洋房作临时校舍。
郑振铎（1898-1958），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1935年初，郑振铎应邀担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语文学系主任。
在康定路528号暨大临时校舍的工作期间，郑振铎主讲《中国文学史》时，激昂地讲述中国文学史上那些坚持民族气节而流芳百世的、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的诗篇。例如陆游的《示儿》，特别是讲到文天祥的《过零丁洋》里那句千古不朽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时，他一边高声朗诵，一边热泪盈眶，使同学们非常感动。他创作的（（致死者））、《回击》等诗里，以锐利的诗笔，如匕首，如投枪，愤怒地掷向敌人的心脏。他热情支持暨大创办《文艺》半月刊。《文艺》在孤岛抗战文艺阵地上，可以说是一束红彤彤的鲜艳的花朵。他还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以出版进步书籍为主的秘密组织—复社。他和胡愈之、许广平、周建人等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先后翻译、整理出版了《鲁迅全集》、《西行漫记》、《列宁选集》、《联共党史》等，为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提供了坚持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人租界。12月8日这天清晨，校长召开了全校教师会议，会议简短而悲壮，决定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学校门口，就立即停课，关闭学校。会后，郑振铎走进教室，向学生宣布了学校的决定后照常上课。大家明白，这是“最后一课”。这天学生们在课堂里默然无声，听得格外的认真，郑振铎讲得也是格外的清朗，声音中透出沉着和坚毅。终于，远处传来沉重的车。枯辘声，郑振铎透过临街的教室窗户，看到几辆日本兵的军车来了，当头飘着血红大圆点的日本旗，他阖上了书本，沉着地向学生宣布说：“记住，现在是10点30分，下课。”学生们全体起立，默不作声，只有几个女生发出了低声的抽泣。这是发生在中国上海康脑脱路暨南大学临时校舍，发生在郑振铎上课的教室里的悲壮一幕，反映着中国人的骨气和正义，与法国著名作家都德所写的小说《最后一课》同样感人。
郑振铎自从暨大迁来康脑脱路528号后，为从教方便，先后租赁了距学校不远的地丰路（今乌鲁木齐北路）地丰里6号和愚园路庙弄44号作为下榻的寓所。暨南大学停课后，为了躲避反动分子的暗杀，郑振铎先后在汶林路（今宛平路）、居尔典路（今湖南路）朋友家中隐居。直到日本投降，他才搬回庙弄继续居住。解放后到北京，先后担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郑振铎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藏书家，新中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奠基人。1958年10月18日，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
暨南大学临时校舍后为上海第九制药厂址。暨南大学1958年在广州重建。
第四篇：郑振铎燕子的读后感郑振铎燕子
（一）
今天我读了郑振铎《海燕》这篇散文。它写作与1932年，并被选入人一生要读的60篇散文。它写了天空、大海、海燕三个部分。其中我最喜欢描写天空的那个比喻句，它使我陶醉在这篇文章之中。它是这么写的：天上也是皎洁无比的蔚蓝色，只有几片薄纱似的轻云，平贴于空中，就如一个少女，穿了绝美的蓝色夏衣，而颈间围绕了一段绝细绝轻的白纱巾。听了是否跟我身临其境的感受，对吗。描写的小燕子绘声绘色，让人仿佛来到了这里亲眼看到一切。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而我不这么觉得。读了一篇这么好的文章，今天我真是“大饱眼福”了。
今天我终于体会到了海伦。凯勒的。“别人说知识是力量，我认为知识是幸福。”
郑振铎燕子读后感
（二）
最喜欢读的就是《燕子》这篇小故事。故事里说有一只小燕子受伤了，无法回到妈妈身边，棠棣花、柳树、池塘里的水、小蜜峰都想帮助他尽快回到妈妈身边但都无能为力，最终在青子和玉儿两位小朋友的帮助下养好伤回到燕妈妈身边的故事。读着读着，想起了去年我摔断胳膊，老师和同学们给我祝福的情景，他们有的来陪我玩，有的来给我讲讲老师当天讲的课，想着想着，眼睛里流满了幸福的泪花。
通过读《燕子》这篇小故事，我明白了在生活中要学会关心帮助别人，助人为乐，只有这样，才能体会到团结的力量。在以后的生活中，我将好好团结身边的同学，积极帮助需要帮助的小朋友，为建设我们的班级和学校做出榜样。
第五篇。郑振铎猫的读后感读了《猫》一文后，分明感受到一份无言的苦涩，看看下面的郑振铎猫的读后感。
郑振铎猫的读后感
1如芙蓉鸟这样最喜爱的宝贝，被吃了失却了，哪个不伤悲谁人不愤怒。所以，很理解妻的断语，和我重复地叫着“一定是猫，一定是猫”的情态，因而对棍棒加之于猫的行径，也是顺理成章地理解和接受着。猫，又能如何。它虽是万物之灵，却无法言语。它只能，只能悲楚地叫，只能飞快地逃。可这一声“咪呜”，竟是包含何种魔力啊，为何听之入耳，震之于心。也许，你在无谓地辩白：不，不是我。也许，你在无望地哀求：不，别打我。
也许，你在坦诚地表示：无论如何，我都感谢你的收留。也许，你在真心地安慰：打吧，如果能让你的痛苦少点儿，让你的快乐多点儿。抑或，你这个精灵般的家伙，在示警张婶：婶啊婶，下一个，就是你了啊。甚至，你如先知般地宣告：你将会后悔，你的灵魂将背上一个沉重的十字架。无从猜测了，这一切，又何须臆断。
可怜的张婶啊，猫只能无言地悲鸣，可是，你为什么不作解释。甚至只是默默无言，连辩护也没有。聪明的倪海娜老师，设计了一个环节，让你学生替猫说出那一声悲鸣中所包含的内涵。可是稚嫩的孩子们，如何能明白若有若无聊胜于无的猫的内心。就算猫能言语，它又能对收留它的主人、失去了理性的主人们说些什么。只不过，还是那声悲鸣罢了。年轻的倪老师，非常有个性地处理教材，让学生帮张婶作勇敢地辩护。可在那个主仆的年代里，张婶能作民主地申诉吗。恐怕，最终只能也是默默罢了。人们于是便由对花猫和张婶的同情，转而痛恨那只肇事的黑猫。
其实，哪只猫儿不吃腥。偷吃小鸟，只是它的本性罢了，累及花猫和张婶，又哪是它的本意。我倒是要感谢那只黑猫，因为你的出现，让花猫沉冤得雪，让张婶无需默默，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真实和人性的本原。“我心里十分的难过，真的，我的良心受伤了，我没有判断明白，便妄下断语，冤苦了一只不能说话辩诉的动物。想到它的无抵抗的逃避，益使我感到我的暴怒，我的虐待，都是针，刺我的良心的针。”或许，大师真正所指，是希望我们能化罪为针，刺醒日渐麻木的灵魂，让我们多些包容和理解，少些委屈和愧疚。
可是，为什么会分明地听到还有那么多的无罪的花猫在悲鸣。为什么人们总是还要如张婶般地默默。为了自己，为了他人，为了我们的良心，好好地再读一读大师的谶语吧。请记住，没有谁是谁的上帝，我们只是自己的主人，唯一的主人，好自为之啊。但愿悲鸣能够沉默，但愿生活无须辩护，但愿人们不再无言。
郑振铎猫的读后感
2教学《猫》这一课，分析到“我”勇于自责的精神时，我忽然想到了自己五年级时的语文老师。他教得很好。对我也特别偏爱，我想这是因为我连续考了几次第一名的缘故。后来有一件事使他改变了对我的态度。某篇课文中有“撒尿”一词，老师却把它念成了“撤尿”。许多同学都明白老师是把“撒”和“撤”两个形近字弄混了，可谁也不敢吱声。遗憾的是老师一直浑然不觉，甚至下课后还吆喝我们：都撤尿去啊。对五年级的孩子虽然不必忌口，但这“撤尿”听着也太别扭了。一次，我终于忍不住了，大声说：“老师，您念错了。是'撒’尿，不是'撤’尿。”老师的脸“刷”地红了，——如果他这时坦率地承认自已的疏忽，该多好啊，不仅会迅速修补他受损的形象，甚至会留下一段佳话。可惜呀，他在为自己的读法做了简要的辩解之后，开始痛斥我的无知和无礼。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他训斥，从这以后，他再也不理我了。现在想起他来，只有那张因愤怒而扭曲了的脸还清晰可辨，令人不寒而栗。
后来，我自己也做了老师。吸取他的教训，每接一个新班级，我会首先发表声明：“欢迎同学们随时指出老师的错误……”正是靠学生们的慧眼，我纠正了写了十几年的错别字，改掉了从小就养成的不正确的书写习惯。平时处理问题失当、失度，批评学生错了、重了，都毫不犹豫地向学生说“对不起”。这样做，不仅无损于老师的尊严，反而更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
世界上没有全知全能的人，不必刻意掩饰自己的无知；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要敢于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同学们正处在长知识、长见识的黄金时期，尤其需要培养敢于认错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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