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影响因素分析.pdf

第 35 卷第 2 期 极地研究 Vol.35,No.2 2023 年 6 月 CHINESE JOURNAL OF POLAR RESEARCH June 2023 收稿日期 2022 年 1 月收到来稿,2022 年 7 月收到修改稿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20VHQ012)资助 作者简介 李振福,男,1969 年生。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北极航线问题研究。E-mail: 通信作者 刘坤,E-mail: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中国参与北极环境 协作治理影响因素分析 李振福1 刘坤2 朱丽龙1(1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2大连海事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艺术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摘要 为加强中国对北极环境协作治理的参与程度,基于结构方程理论,选取了地理位置、政策主张、法律公约、国际地位 4 个指标,构建了影响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的结构方程模型,并定量分析了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的作用大小。结果表明:地理位置和法律公约对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具有反向影响,政策主张以及国际地位对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具有正向影响,其中,政策主张的影响程度最大(10.4)。关键词 北极 北极环境治理 结构方程模型 doi:10.13679/j.jdyj.20220006 0 引言 全球气候变暖使得北极海冰加速融化,北极极有可能出现夏季无冰状态,这将影响到北极及全球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类生存环境。首先,北极生态环境脆弱,物种单一,若冰层大量消融,长年冰封的细菌病毒会大肆蔓延,严重威胁北极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其次,北极海冰融化使北极航线的开通成为可能,商业航行随之增多,船源污染不可避免。此外,北极蕴藏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对世界各国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北极的资源开发与利用势必对环境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北极国家优先享受着地理位置带来的北极资源优势与经济效益,理应承担较多的环境保护义务,但北极环境的治理,单纯依靠北极国家的力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实际的环境治理中,北极国家与北极域外国家仍处于不平等地位,一 方面,北极域外国家的地理位置对中国参与北极环境治理形成了天然限制,北极国家为了保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北极域外国家涉足北极区域内的相关事务敏感而警觉,中国等北极域外国家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受到限制。另一方面,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加剧了对世界能源的消耗,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严重影响到周边国家乃至全球,削弱了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如何提高中国北极环境协作治理的参与能力与参与程度,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和必须解决的难题。国外学者对北极环境治理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定量方法分析北极环境污染的原因,关注北极船舶油污污染、船舶噪音污染、空气污染以及资源开发污染对北极环境造成的影响1-3。Kirchner等4分析了目前存在的监管是否足以保护北极地区免受船舶石油排放的污染,并尝试通过多种法律工具,最大限度地减少未来船舶航行对北极环 316 极地研究 第 35 卷 境的威胁;Gloria5针对船舶噪音导致北极鳕鱼放弃捕食而逃离的现象,认为需要通过更多研究以了解船舶噪音污染对北极的影响;Lifshits等6则着重于研究石油污染对北极地区(雅库特)的土壤和底部沉积物生态状况的影响;Revich7研究北极域内采矿和冶金企业的设立,对北极原住民生活环境的污染以及造成的人口健康风险;在北极空气污染方面,Law等8量化了当前和未来北极航运以及石油、天然气开采活动对整个北极地区气候和空气质量的影响。除此之外,国外学者也将北极国家间的北极环境合作治理作为研究重点,分析北极理事会对环境合作治理发挥的作用、总结北极八国间环境合作治理的发展历程、深入研究北极环境合作治理机制和具体实施路径等9-13。Huebert14认为北极环境的恶化是发展环极合作的主要催化剂,因此重点研究基于北极环境保护战略(AEPS)和北极理事会的北极合作问题;15认为北极圈国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建立起了合作保护环境和海洋生态的系统,北极国家最后要做的就是进一步巩固他们在新的区域海洋协议和北极可持续发展未来计划中的地位。总体而言,北极国家不断制定和更新自身的北极环境保护政策,在重视北极环境合作治理的同时,也将合作主体大多局限于北极国家之内。王传兴16认为国家行为体已成为北极环境治理成功与否的关键,北极治理机制正日益从依靠全球普遍适用的机制向北极特别适用的机制方向发展。白佳玉和王晨星17认为,各国要顺应“善治”的应然要求,北极地区的海洋权益将逐渐从对立走向统一,北极域内外国家的合作将更加普遍。肖洋18-19分析了德国和日本的北极政策,认为德国北极政策指导方针的出台仅仅是德国试图进一步参与北极治理的最新信号,日本政府也将借助联合国环境保护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等多边平台,通过提升议题的倡导权和采纳率来增强对北极环境保护问题的话语权。马皓20则立足于合作治理理论,认为北极环境治理能够打破现存“中心-边缘”结构的局限与困境,回应国际社会多元化主体平等参与,确保北极生态环境安全的利益诉求,有效化解治理过程中的矛盾。国内学者面对中国参与北极环境治理的话语权不足21、北极环境协作治理面临挑战的严峻形势,不断寻求突破点,从北极治理的全球化背景出发22-24,提倡北极治理主体的多元化25,并在研究北极环境治理的现存法律及机制基础上26-29,充分研究其他国家关于北极环境治理的政策措施30,为提升中国的北极环境治理能力提供借鉴,并借此进一步增强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的程度。1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考虑到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的影响因素较多,且这些因素之间的作用机理无法直接测量,因此,选择结构方程模型作为分析方法,能够更好地解释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不同学者对于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影响因素的研究角度不同,对于影响因素的概念没有具体界定。因此,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影响因素的概念进行统一界定并分类,将影响因素体系划分为地理位置、政策主张、法律公约和国际地位,这 4 个因素作为外生潜变量,影响着唯一的内生潜变量,即中国北极环境治理。各潜变量对应的观测变量如表 1 所示。根据对于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对各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提出以下假设。H1:“地理位置”对“中国北极环境治理”具有显著反向作用。即中国在地理位置上距离北极较远、不属于北极国家,这制约着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的程度。H2:“地理位置”对“政策主张”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即地理位置越靠近北极的国家,出台北极政策越积极。相对于其他北极域外国家来说,中国距离北极较近,出台政策也较为积极。H3:“法律公约”对“中国北极环境治理”具有显著反向作用。即法律公约的多样性、碎片化,以及公约中有关环保条例的相斥性,对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H4:“法律公约”对“政策主张”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即法律公约中对北极环境的要求越具体,越会促进中国出台与之相对应的北极政策主张。H5:“政策主张”对“中国北极环境治理”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即中国在北极政策中对北极环境问题越重视,中国在北极环境治理中的贡献 第 2 期 李振福等: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影响因素分析 317 表 1 模型变量描述 Table 1.Model variable descriptions 潜变量 观测变量 含义 绝对地理位置A1 距离北极圈的远近对中国北极环境治理的影响程度 相对地理位置A2 北极环境变化对中国等北极圈外国家的影响程度 地理位置A 人文地理环境A3 北极的船舶航行、科学考察、原住民生活等人文地理环境对中国北极环境治理的影响程度 北极国家环境政策B1 北极国家环境政策对中国北极环境治理的影响程度 北极域外国家环境政策B2 北极域外国家环境政策对中国北极环境治理的影响程度 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B3 中国的北极政策对中国北极环境治理的影响程度 政策主张B 北极政策中的身份定位B4 中国北极政策中的北极身份定位对中国北极环境治理的影响程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C1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北极环境治理的作用效果 极地规则C2 极地规则对中国北极环境治理的作用效果 北极国家国内法C3 北极国家国内法对中国北极环境治理的作用效果 法律公约C 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C4 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 对中国北极环境治理的作用效果 北极影响力D1 中国在北极环境治理中的影响程度 北极话语权D2 中国掌握北极环境治理话语权的程度 北极环境保护责任D3 中国政府与船舶企业对北极环境保护的重视与担当程度 外生潜变量 国际地位D 北极环境治理技术D4 中国能建造达到北极环境要求船舶的技术程度,以及中国对北极海域污染防治的技术程度 中国北极环境治理机遇G1 中国在北极环境协作治理中面临的有利国内外环境条件 中国北极环境治理优势G2 中国在北极环境协作治理中的优势与长处 中国北极环境治理挑战G3 中国在北极环境协作治理中面临的不利国内外环境条件 内生潜变量 中国北极环境治理G 中国北极环境治理劣势G4 中国在北极环境协作治理中的劣势与不足 与担当就越大,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的程度就越高。H6:“国际地位”对“中国北极环境治理”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即中国的国际地位越高,在北极环境治理中的话语权越高,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的程度就越高。2 实证分析 2.1 数据获取 本文通过电子问卷进行数据收集,调查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个人基本信息,第二部分为问卷主体,采用李克特 5 点量表形式,涉及地理位置、政策主张、法律公约以及国际地位四方面的问题。调查问卷初步设计后,首先在北极治理相关专业领域内进行了小范围的问卷前测,邀请校内具有资深北极研究能力的高校科研学者5 人、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船长 2 名,对问卷的每个题目进行斟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问卷发放。针对所回收的 280 份问卷进行逐一检查,去掉内容缺失及答案一致的问卷,处理之后的有效问卷为 269 份,有效率达到 96%。有效问卷的数量为观测变量的 14.16 倍,达到结构方程模型的样本量要求,为此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实践基础。根据调查结果可知,科研机构或高校和船舶企业的总占比达到 88.47%,正是这两类人员最贴近北极环境研究,他们的回答更能够代表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的实际情况,能够保证所回收问卷的质量和可信度。受访者中从事相关工作时间处于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的总占比也达到 56.51%,说明大部分的问卷填写者对于北极环境治理较为了解,对中国参与北极环境治理的现状与困境较为熟悉。受访者中学历为本科及以上的占比高达95.17%,这也符合目前我国北极环境治理问题研究的形势,同时能够清晰问卷意图、准确理解问卷内容,做出符合北极现实状况的回答。318 极地研究 第 35 卷 2.2 信度和效度分析 2.2.1 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是可靠性分析,它是指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测量时所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检验信度的方法为 Cronbachs 系数法,其取值范围是区间(0,1),若测得 Cronbachs 0.7,说明问卷具有较高信度。通过 SPSS26.0 软件,计算得到各变量维度下的系数值如表 2 所示。其中5 个潜变量的 系数值均大于 0.8,说明各维度下的信度较高,且整体 系数值为 0.973,说明样本数据整体的信度较高。表 2 Cronbachs 系数计算结果 Table 2.Cronbachs coefficient calculation results 变量维度 题目项数 Cronbachs 系数 地理位置 3 0.851 法律公约 4 0.880 政策主张 4 0.904 国际地位 4 0.869 中国北极环境治理 4 0.889 总体系数 19 0.973 2.2.2 效度分析 效度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检验实际测得的数据所展示的变量间关系和自身所假设的变量间关系的一致性程度。采用 KMO 值和 Bartlett 球状检验值这两个经典的衡量指标进行效度检验。KMO的取值范围是(0,1),KMO 的值在 0.8 以上表示良好,在 0.70.8 之间表示一般,在 0.60.7 之间表示可以接受。Bartlett 球状检验中显著性(Sig)小于0.001 时,认为是良好的。同样通过 SPSS26.0 软件计算出两项指标值,结果如表 3 所示。其中各 表 3 效度检验结果 Table 3.Validity test results Bartlett球状检验 变量维度 KMO值 近似卡方 df Sig 地理位置 0.731 364.740 3 0.000 法律公约 0.838 549.307 6 0.000 政策主张 0.850 673.732 6 0.000 国际地位 0.825 508.474 6 0.000 中国北极环境治理 0.840 589.244 6 0.000 总体 0.984 4565.896 171 0.000 潜变量的 KMO 值都超过了 0.7,整体 KMO 值甚至超过了 0.9,Sig 值也都没有超过 0.001,表明变量之间具有相关性,整体量表的结构效度很好。2.3 结果分析 2.3.1 测量模型验证性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在AMOS26.0 软件内绘制斜交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如图 1 所示。导入经 SPSS 处理之后的问卷数据并运行,计算因子荷载、组合信度等指标,具体的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图 1 测量模型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 Fig.1.Measuring the model validation factor analysis model AMOS 通常用 C.R.值或 P 值的大小来表示潜变量之间、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路径是否显著。C.R.称为临界比率,代表参数的估计值与标准误差的比率,即表 4 中的 Estimate/S.E.,当C.R.超过 3.25 时,对应的 P 值小于 0.001,即代表对应的路径系数在 95%的置信区间内与 0 存在着 第 2 期 李振福等: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影响因素分析 319 显著性差异。由表 4 可知,观测变量的每条路径系数的 C.R.值均大于 3.25,代表每条路径的假设都是合理的,均可以较好地解释相对应的潜变量。各个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 5 所示。由表中可知,各个潜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的临界比率 C.R.值大于 3.25,P 值小于 0.001,表示各潜变量之间有着相关关系,通过了斜交验证性因子分析。表 4 测量模型观测变量因子荷载 Table 4.Measuring the factor loads of the observed variables of the model 路径关系 估计值(Estimate)标准误差(S.E.)临界比率(C.R.)显著性(P)标准估计值(Standardized Estimate)A1 地理位置A 0.964 0.062 15.526*0.814 A2 地理位置A 1.006 0.065 15.472*0.810 A3 地理位置A 1.000 *0.805 B1 政策主张B 1.167 0.075 15.499*0.826 B2 政策主张B 1.026 0.070 14.579*0.789 B3 政策主张B 1.101 0.072 15.376*0.821 B4 政策主张B 1.000 *0.784 C1 法律公约C 1.077 0.067 16.163*0.823 C2 法律公约C 1.173 0.067 17.621*0.869 C3 法律公约C 1.134 0.067 16.941*0.849 C4 法律公约C 1.000 *0.814 D1 国际地位D 1.018 0.065 15.742*0.793 D2 国际地位D 0.954 0.062 15.742*0.781 D3 国际地位D 0.868 0.058 14.881*0.763 D4 国际地位D 1.000 *0.824 H1 中国北极环境治理G 0.976 0.060 16.221*0.817 H2 中国北极环境治理G 1.017 0.062 16.307*0.819 H3 中国北极环境治理G 0.955 0.059 16.064*0.811 H4 中国北极环境治理G 1.000 *0.820 注:*代表 P0.001,表示在 95%的置信区间内是显著的。表 5 潜变量间相关系数 Table 5.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latent variables 路径关系 估计值(Estimate)标准误差(S.E.)临界比率(C.R)显著性(P)标准估计值(Standardized Estimate)地理位置A 政策主张B 0.790 0.087 9.090*0.992 地理位置A 法律公约C 0.824 0.089 9.249*0.989 地理位置A 国际地位D 0.859 0.092 9.341*0.998 政策主张B 法律公约C 0.781 0.085 9.182*0.998 政策主张B 国际地位D 0.819 0.088 9.295*1.012 法律公约C 国际地位D 0.840 0.089 9.398*0.993 地理位置A 中国北极环境治理G 0.842 0.092 9.152*0.959 政策主张B 中国北极环境治理G 0.831 0.090 9.246*1.007 法律公约C 中国北极环境治理G 0.852 0.091 9.384*0.988 国际地位D 中国北极环境治理G 0.905 0.095 9.521*1.015 注:*代表 P0.001,表示在 95%的置信区间内是显著的。320 极地研究 第 35 卷 2.3.2 结构模型拟合度检验 重新运行 AMOS26.0 软件,得到包含路径系数的结构方程模型图,如图 2 所示,并结合软件输出的结果进行模型的适配度检验。常用的适配性检验指标有三类,分别为绝对拟合指标、相对拟合指标和简化拟合指标,当 CMIN/DF 不超过3、RESEA 不超过 0.08、PNFI 和 PGFI 超过 0.5、其他指标大于 0.9 时,说明模型的适配度非常好31。但当 RMSEA 不超过 1 时,认为该模型也是比较合理的32。此外,绝对拟合指标 SRMR 是重要的检验指标之一,一般不超过 0.08,并且需要和其他指标进行综合考量,若绝对拟合指标值超过 0.08,则认为该模型是不可接受的33。为简化输出结果,同时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拟合效果,采取 SRMR 和其他三类指标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检验,共选取 8个指标,具体的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其中八个指标中 8 项完全符合,符合模型的拟合度要求,模型具有较好的适配效果,可用来进行结果分析。表 6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检验表 Table 6.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fit test table 评价指标 卡方自由比(CMIN/DF)绝对拟合指标(SRMR)近似误差的均方差(RESEA)规范拟合指数(NFI)增值拟合指数(IFI)比较拟合指数(CFI)简约基准拟合指数(PNFI)简约拟合指数(PGFI)判断标准 3 0.08 0.9 0.9 0.9 0.5 0.5 拟合结果 1.119 0.0193 0.021 0.966 0.966 0.966 0.802 0.704 是否拟合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图 2 结构方程模型图 Fig.2.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diagram 第 2 期 李振福等: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影响因素分析 321 3 结论与建议 3.1 研究结论 就地理位置因素而言,它对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具有反向影响。中国距离北极圈较远、与北极并不相邻成为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的制约因素。其中,绝对地理位置、相对地理位置和人文地理环境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82、0.81 和 0.81。中国的绝对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像北极八国一样有足够的立场,参与到北极事务的决策中。而北极环境治理作为一项独特的、具有全球影响的事务,牵动着全球生态系统,影响着全人类的生活环境,在这种相对地理位置因素下,中国必须要承担起环境保护的责任,加入到维护北极生态的队伍中。在人文地理环境方面,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在北极进行科学考察与船舶航行,这与北极的环境保护紧密相关,中国只要有北极活动存在,就会产生环境问题,这对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具有一定制约作用。就政策主张因素而言,它对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作用路径系数为 10.4。其中,北极国家环境政策、北极域外国家环境政策、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北极政策中的身份定位,这些具体因素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83、0.78、0.82 和 0.79。北极国家深刻认识到北极地区在全球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并在北极政策中将北极可持续发展与人类环境安全作为优先级主张,重视北极环境问题的多边合作,在强化北极国家间的环境合作伙伴关系之余,也通过签署极地研究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形式,展开与北极域外国家的环境合作,这对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具有积极影响。北极域外国家则将北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作为参与北极事务的切入点,大力主张北极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为中国加强北极环境协作治理程度提供助力。中国在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中也强调,北极问题已超出北极国家间问题和区域问题的范畴,攸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命运,中国始终把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放在首要地位,强化环境管理并推动环境合作,中国的负责任大国担当正进一步推动着中国北极环境协作治理的进程。此外,中国主张自己在地缘上是“近北极国家”,但由“近北极国家”身份引发的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相关言论,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也为中国进一步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提供了恰当的身份路径。就法律公约因素而言,它对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的反向影响程度最大。北极环境相关法律公约的碎片化、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的矛盾、环境保护条例的严格化等,对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其中,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极地规则北极国家国内法以及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82、0.87、0.85 和 0.81。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234 条“冰封区域”条款是惟一专门适用于北极的海洋环境保护条款,它为北极船源污染治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但随着“冰封区域”通航条件的实现,该条款的适用性更加局限,作用效果也将不再明显,对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的保障强度较低。而极地规则将环境保护责任严格化、具体化,逐渐成为包含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强制性、综合性法律规范,为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依据,但环保条例中对船舶航行、污染处理的高技术要求,对中国来说也将是不小的挑战。此外,北极国家都出台了各自的北极国内法,规范他国船只的航行以保护北极环境。加拿大北极航行防污染条例中对船舶设计、构造和操作的严苛规定甚至高于国际法,虽在努力与极地规则相融合,但对技术条件稍落后的国家形成了极大限制,对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有一定影响。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是北极国家与北极域外国家共同签署的首个地区协定,也是冷战后中国参与缔结的首个北极区域性条约,对北极环境的治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34,但因其重点侧重于北极渔业治理,所以该协定对于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的影响程度,相较于上述综合性的法律公约略小一些。其他环境保护条例,诸如SOLAS 公约 STCW 公约 伦敦倾废公约和MARPOL 公约等公约中的相关保护条例较为琐碎,对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的制约程度较小,在此就不作单独分析。就国际地位因素而言,它对中国参与北极环 322 极地研究 第 35 卷 境协作治理的正向影响程度次之,作用路径系数为 0.53。北极影响力、北极话语权、北极环境保护责任以及北极环境治理技术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81、0.76、0.77 和 0.82。北极影响力通过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表现出来,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越强,中国的北极影响力就越强,对中国北极环境治理的影响越直接。作为北极域外国家,发挥中国的话语优势,对相关话语进行合理表达,并通过多种渠道对中国话语进行传播,积极承担北极环境保护责任,都对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具有积极影响。目前国际公约中对北极环境保护要求更加明确,对北极船舶航行条件更加严格,北极环境治理技术对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的影响程度正不断提升。总体而言,地理位置和法律公约对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具有反向影响,政策主张以及国际地位对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具有正向影响。其中,政策主张的影响程度最大,地理位置与法律公约通过政策主张间接影响中国北极环境协作治理。在具体影响因素中,绝对地理位置、北极国家环境政策、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极地规则、北极国家国内法以及北极环境治理技术都显示出较大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0.82、0.83、0.82、0.87、0.85 和 0.82,对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具有突出影响。3.2 提升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程度的路径分析 为加强中国对北极环境协作治理的参与程度,依据上述假设检验的结果,提出以下路径建议。1.立足“近北极国家”地理位置,加强中国北极环境治理协作参与。中国在地缘上是“近北极国家”,无法像北极国家一样展开北极问题的充分合作,但北极环境对中国经济、生态以及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中国作为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的身份具备坚实的国际法依据,中国参与北极环境治理是必然选择。在环境挑战面前,主体具有平等参与性、行动具有利益互惠性,这就要求持续深化北极国家与北极域外国家之间对于北极环境问题的合作共识,挖掘更深层的合作动力,打破地理位置影响下的强权治理和垂直层次结构20,增强北极域外国家的协助决策程度,形成良性的参与互动,建立相互信任、高效有序的北极环境治理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中国要提高北极环境协作治理能力,完善自身北极环境治理机构、北极环境对外合作机构建设,提供具有自身核心优势的高质量环境产品,成为北极环境治理中具备充分能力的贡献者,并强化在北极环境问题中的责任担当,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致力于北极环境协作的真诚态度,吸引更多国家合作参与,与北极国家携手保护北极环境。2.坚定贯彻北极政策目标和原则,切实承担中国北极环境协作治理责任。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已明确中国的北极政策目标,即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利用北极和参与治理北极,维护各国和国际社会在北极的共同利益,推动北极的可持续发展。各个目标均强调以保护北极气候、环境、生态以及原住民的生活为首要,可以说,若达不到北极环境保护要求,北极航行、科学考察以及资源开发活动都无法进行。中国要想进一步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就必须坚定最初的北极政策目标及原则,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作用。首先,明确中国在北极环境治理中的身份为协作治理方,北极国家依旧占主要治理地位,缓解北极国家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矛盾和偏见,为中国开展北极环境治理的深度合作提供有利条件。其次,加强与原住民的环境技术合作,为原住民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在提升当地经济水平与人民生活的同时,实现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技术共享。最后,通过政府政策,对船舶航行企业提供补贴,提高船只航行的环保技术,推进北极环境治理力量的“民间化”,以政策宣传大范围提高民众北极环保意识,吸引更多的投资、融资,加强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的程度。3.遵守国际法律公约规范,推进中国北极环境协作治理法律建设。中国作为具有较高国际地位的负责任大国,在北极环境治理中始终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极地规则 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等国际法律规范,尊重并配合北极国家国内法的实施,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本国的立法实践。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作为中国首部有关国家管辖范围外活动的立法,为中国在北极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活动提供了国内法治保障,中国要想提高北极 第 2 期 李振福等: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影响因素分析 323 环境协作治理程度,亦需要国内法进行支持。中国应继续以尊重国际社会在北极的整体利益为原则,将北极环境治理的多元主体与多元价值观相融合,发挥极地法律研究者的专业优势,对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的具体事项进行细致立法,推动建立北极环境相关的环保联动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机制,并将北极环境污染的惩戒措施法治化,将国内法的效用发挥到最大,并以此推进国际法律及机制的完善,在加强中国北极环境协作治理参与程度的同时,推动整个北极地区环境治理的全面与规范。4.提高北极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能力,强化中国北极环境协作治理的技术支撑。经济与科技实力是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协作治理的重要筹码,是北极环境治理制度建立和有效运作的根本保障。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加剧了对世界能源的消耗,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对全球环境造成了破坏,北极国家希望中国强化船舶节能减排技术,多途径保障污染防治效果。在国际压力的驱使下,中国只有具备较高的环境保护技术与污染防治能力,才能获得北极国家认可。目前中国在经济实力、环保技术方面不断突破,并凭借自身优势与各国展开北极环境治理合作,但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并不突出。未来中国应继续以北极科学考察、极地船舶航行、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经验为基础,持续进行环境监测与技术研究,向世界领先水平迈进,成为在北极环境治理中占有一定技术话语权的国家。同时,要凭实力增强北极动植物保护小组、北极污染防治工作小组的建议力度,让中国即使处于辅助协作位置,也要以高效的建议采纳率逐步加强在北极环境治理中的制度性参与,让中国的生态文明思想、科学考察经验、环境治理技术成为解决北极环境问题不可缺少的部分,深化中国在北极环境协作治理中的智力与技术支持。参考文献 1 IM U,CHRISTENSEN J H,NIELSEN O K,et al.Contributions of Nordic anthropogenic emissions on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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