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義軍時期陰陽術數典籍的傳抄與占卜實踐.pdf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二十一卷2022 年，79100 頁歸義軍時期陰陽術數典籍的傳抄與占卜實踐趙貞近 20 年來，敦煌術數文獻作爲敦煌遺書的“最後一塊寶藏”受到了學界的高度重視。特别是黄正建 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1、馬克主編中世紀中國的占卜與社會 法國國家圖書館與大英圖書館所藏敦煌寫本研究2 兩書的出版，掀起了敦煌占卜文書研究的熱潮。最具代表性的是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推出的一系列分類整理與校録成果，涉及夢書、相書、宅經、葬書、五兆卜法、禄命書、發病書、烏鳴占等方面3，是開掘唐宋時期敦煌民衆知識、思想和信仰狀况的重要材料4。在此基礎上，關長龍先生結合此前研究堪輿文書的經驗5，對敦煌占卜文書作了全面、系統的整理，并兼及曆日、符籙和星神畫像資料，最終凝結爲 敦煌本數術文獻輯校6 一書，堪稱敦煌占卜文書整理與校注的集大成之作，爲學界充分瞭解這批陰陽術數文獻的原貌與性質提供了很大方便。然而，與文本整理的諸多成果相比，學界對於占卜文書的研究總體來看并不充分。比如這批占卜文書藴涵的有關“知識和技術”，是否僅限於學理層971 2 3 4 5 6 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 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年增訂版。Marc Kalinowski，Divination et socit dans la Chine mdivale tude d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de laBibliothd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t de la British Library，Bibliothque nationale de France，2003鄭炳林、羊萍 敦煌本夢書，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 年;鄭炳林 敦煌寫本解夢書校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年;鄭炳林、王晶波 敦煌寫本相書校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年;陳于柱 敦煌寫本宅經校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年;金身佳 敦煌寫本宅經葬書校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年;王晶波敦煌寫本相書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年;王祥偉 敦煌五兆卜法文獻校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陳于柱 區域社會史視野下的敦煌禄命書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年;王晶波 敦煌占卜文獻與社會生活，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 年;鄭炳林、陳于柱 敦煌占卜文獻叙録，蘭州大學出版社，2014 年;房繼榮 敦煌本烏鳴占文獻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6 年;陳于柱 敦煌吐魯番出土發病書整理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 年。余欣先生利用占卜文書進行民生宗教社會史的建構，已有成功的範例。參見氏著 神道人心:唐宋之際敦煌民生宗教社會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關長龍 敦煌本堪輿文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面的文本傳抄，還是確有一定的實踐指導意義。换言之，這批數量頗豐的陰陽術數典籍對於敦煌民衆的社會生活究竟有何實際層面的影響。對於這個問題的追索與檢討，此前學界并没有很好的呼應與關照。本文在梳理歸義軍時期陰陽術數典籍傳抄的基礎上，結合敦煌民衆的社會生活，嘗試對陰陽術數典籍的社會文化價值略作討論。一、歸義軍時期陰陽術數典籍的傳抄與整理據黄正建先生統計，現存敦煌占卜文書有 280 件左右，其數量超過了“儒典”文獻1。儘管大部分占卜文書没有題記，時代不詳，但從有確切紀年及依據正背關係而推定年代的寫本來看，這批陰陽術數文獻大多抄寫於歸義軍時期，也説明“檢吉定凶”的占卜行爲在歸義軍時期頗爲流行。按照關長龍先生的理解，曆日文獻似亦可納入“術數”之列，由此使得陰陽術數文獻的數量更爲可觀。這批數量頗豐的術數文獻不僅是建構敦煌民衆日常社會生活的重要素材，而且與陰陽術數元素相關的“知識和技術”無疑也是歸義軍時期敦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結合學界的研究成果，筆者初步匯總了陰陽術數典籍中可以考定年代的 38 個卷號2，内容涉及卜法、占候、式占、易占、夢書、相書、禄命、宅經、葬書、烏鳴占、雜占(占疾病、占婚嫁、占失物、占怪)、符咒等類别，基本上涵蓋了敦煌占卜文書的主要内容。除了 S2729V 和 P2797 屬於吐蕃時期外，其他 36 個卷號均抄於歸義軍時期(參見附録敦煌占卜文書抄寫年代推定表)。不難看出，這一時期陰陽術數典籍在沙州的廣泛傳抄與普遍流行，它們對於敦煌民衆社會生活的影響也就不難理解了。歸義軍時期，陰陽術數典籍的傳抄以咸通年間(860874)最爲集中，諸多術數文獻如 易三備 六壬式 發病書 解夢書 五姓宅經 甲子曆 天文符 烏鳴占占卜手决 等，在咸通中俱有傳抄。頗具典型性的是 P2675V陰陽書3，該件抄於08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 2 3 黄正建先生指出，現存占卜文書大約有 318 件，包括重複統計的約 40 件，“因此嚴格地説，現存敦煌占卜文書應該只有 280 件左右”。又據王晶波先生統計，敦煌占卜文獻的卷號爲 366 號，經過拼接綴合與内容區分，可形成 264 件，“如將一個寫卷或寫本抄寫幾種不同的占卜文獻都算作一件，那麽抄寫有占卜文獻的寫卷或寫本的數量是 193 件”。參見黄正建 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訂版)，23 頁;王晶波 敦煌占卜文獻與社會生活，5 頁。有時寫卷的正背兩面可能抄録不同的占卜文書，但統計時仍計爲一個卷號。P2765 背面文書，馬繼興定名爲 新集備急灸經(乙本)，指出其文字與甲本殘文基本相同，但個别文字略多於前者(敦煌醫藥文獻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524 頁)。法藏敦煌西域文獻 第 17 册定名爲 陰陽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196 頁)，此從之。敦煌研究院編 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 將 P2765V 分爲三種，擬題爲 陰陽書殘卷 七星人命屬法 和 曹議金狀(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249 頁)。但細(轉下頁)咸通二年(861)十二月，係由歸義軍衙前通引并通事舍人范子盈、陰陽氾景詢二人所抄，大體涉及年人神、日人神、十二日人神、十二時人神等内容。該件正面題“新集備急灸經一卷，京中李家于東市印”，可知應是范子盈、氾景詢二人依據長安城東市李家鋪子印行的灸經 而抄寫的。又 灸經 序云:“今略諸家灸法，用濟不愈，兼及年、月、日等人神，并諸家雜忌，用之請審詳，神驗無比。”1 説明這部灸經 彙集了當時簡易可行的灸法醫方和“諸家雜忌”，使用起來效果良好，“神驗無比”。另一方面，P2675V陰陽書 所抄的年人神、日人神、十二日人神等内容，恰爲 灸經 序言提到的“年月日等人神”及諸家灸法、雜忌，這表明 P2675V 陰陽書 或爲正面 新集備急灸經 的有益補充，或爲灸經的有機組成部分2。如果考慮到“新集”二字又見於張氏歸義軍前期編撰的新集文詞九經鈔 新集吉凶書儀 等作品中，那麽 P2675新集備急灸經 的成書同樣反映了張氏歸義軍彙集、新編諸多文化典籍的背景。正如鄭炳林先生所説，歸義軍收復敦煌後，在文化事業上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典籍匱乏，中原傳來的既不能滿足當地需要，又與當地風俗習慣存在著一定差異。同時爲了教授生徒，當時敦煌文士中出現了一股編書熱。一種冠以“新集”，一種加以“略出”3。當時署名“新集”的典籍還有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 新集文詞教林 新集雜别紙 新集書儀 新集嚴父教 新集周公解夢書 等，凸顯了沙州歸義軍在圖書編纂和恢弘文教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從這個意義來説，新集備急灸經(P2675)即爲咸通二年張氏歸義軍彙編、傳抄醫藥典籍的産物。鑒於 P2675 新集備急灸經 兼有醫藥和術數的雙重屬性，因而可以認爲張氏歸義軍在咸通年間整編文化典籍的同時，也帶動了陰陽術數典籍的傳抄與整理，這或許可以解釋咸通時代陰陽術數書籍較前何以廣爲流佈與傳抄。P4667c(Pt2207V)數術書目登記簿 云:1 咸通六年七月五日分付慶慶:塚圖經 一卷。破葬决 一卷。明堂 一卷。2式决 一卷。借 神符本 一卷，含禄命，付了。宅經 一卷，在高師。3 文書目録在 式决 背。4 這裏“分付”慶慶的不論是歸義軍官方，抑或寺院還是其他民衆，本件文書無疑都是咸通年間沙州地區陰陽術數典籍管理若干實况的反映，“慶慶”即爲具體的書籍管理者。18歸義軍時期陰陽術數典籍的傳抄與占卜實踐1 2 3 4(接上頁)審圖版，曹議金狀 實爲 P2765bis 背面内容。關長龍 敦煌本數術文獻輯校 最新擬題爲 新集備急灸經宜忌(198 頁)，并將“七星人命屬法”歸入灸經宜忌中，有欠準確，此處不取。法藏敦煌西域文獻 第 17 册，195 頁。馬繼興等 敦煌醫藥文獻輯校，524 頁。鄭炳林、羊萍 敦煌本夢書，247 頁。圖版參見 IDP，録文參見關長龍 敦煌本數術文獻輯校，1421 頁。第 3 行“文書目録在 式决 背”，説明陰陽術數典籍的管理也有統一的登記和編目流程。在這些書目中，塚圖經 和破葬决 屬於葬書。明堂 爲醫學針灸典籍1。式决 爲 式法手决，性質或與 P2632 手决一卷 類似。神符本 “含禄命”，推測當是雜有符圖和禄命内容的書籍。顯而易見，這些陰陽術數典籍統一交由“慶慶”保管。另外，還有一卷 宅經 “在高師”，説明這卷宅經 尚在一位高姓的陰陽師(或風水先生)手中，透露出高姓陰陽先生借閲、研讀宅經 的細節。聯繫同卷中抄有益算經陰陽五姓宅經 符籙 天文符 等陰陽知識的情况，同時比照抄於咸通八年(867)左右的 P3281 陰陽五姓宅經、P3281周公解夢書 和 P3685+P3281六十甲子曆，不難看出，這一時期張氏歸義軍在陰陽術數典籍的傳抄方面成效顯著，篇目明晰，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敦煌社會陰陽術數知識的傳遞與流播。與此相應，P4667 較爲客觀地反映了沙州地區在陰陽書籍傳抄方面的些許成果，某種程度上也揭示了敦煌社會在陰陽術數典籍管理中有關登記、編目與保管的實際情况。張氏歸義軍對陰陽術數典籍的整理，最爲明確的記載見於乾寧三年(896)。S2263葬録卷上并序 云:忽遇我歸義軍節度使，藍(覽)觀前事，意有慨焉。厶今集諸家諸善，册(删)除淫穢，亦有往年層學，昔歲不問，所録者多取漢丞相方朔之要言，所闕者與事理如唱之七十二條，勒成一部，上中下與(以)爲三卷。事無不盡，理無不窮，後諸達解者，但依行用，得真無假。于時大唐乾寧三年五月 日 下記。2 此次主持陰陽術數典籍(葬書)整理的是張忠賢，官署“歸義軍節度押衙兼參謀守州學博仕(士)將仕郎”。張忠賢是張承奉時期久負盛名的曆日學者，P4996+P3476景福二年癸丑歲(893)具注曆日 尾題“吕定德寫，忠賢校了”，即爲張忠賢編校曆日的記録。P4640V 歸義軍布紙破用曆 記載，己未年(899)十一月廿七日，“支與押衙張忠賢造曆日細紙三帖”，表明庚申年(900)曆日也是由押衙張忠賢主持編造的。然不幸的28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 2 明堂 爲醫學經脉、針灸類典籍。隋書 卷三四 經籍志三 “醫方”類收録的“明堂”著作有:明堂孔穴 五卷，明堂孔穴圖 三卷，明堂孔穴圖 三卷(梁有 偃側圖 八卷，又 偃側圖 二卷)，黄帝明堂偃人圖 十二卷，明堂蝦蟆圖 一卷，黄帝十二經脉明堂五藏人圖 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1040、1047 頁)。舊唐書卷四七 經籍志下 收録“明堂經脉二十六家，凡一百七十三卷”，其中冠有“明堂”的書籍有:黄帝明堂經 三卷，明堂圖 三卷，秦承祖撰。黄帝内經明堂 十三卷，黄帝十二經脉明堂五藏圖 一卷，黄帝十二經明堂偃側人圖 十二卷，黄帝明堂 三卷，黄帝内經明堂類成 十三卷，楊上善撰。黄帝明堂經 三卷，楊玄孫撰注(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20462047 頁)。郝春文等編著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 第 11 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398399頁;關長龍 敦煌本數術文獻輯校，859860 頁。是，張忠賢在 900 年去世，歸義軍的曆日編撰工作始交由押衙鄧音三負責。大概由於張忠賢多年來一直主持歸義軍的曆日編纂事務，在陰陽術數方面無疑有較爲深厚的造詣，加之深受節度使張承奉的信任，故而受命主持陰陽術數典籍的整理工作。張忠賢整理陰陽術數典籍的目的，葬録序 提到“貨路(賂)求名，破滅真宗，商(傷)害能德。能德既無，恣行非法。非法既盛，邪道日興”;“或有學者不任師軌，不睹政文，壇(擅)作異謀，目求名利，或亂人心”1。説明當時歸義軍境内有學者憑藉非法邪門的陰陽知識擅作權謀，打擊賢德，追逐名利，惑亂民衆，這些行爲實與蠱惑人心的旁門左道并無二致，因而對於那些“往年層學”的陰陽知識確有删定整合的必要。有鑒於此，張忠賢彙集諸家陰陽術數典籍中的精華，“删除淫穢”，收録了相傳漢代東方朔的許多經典論述，最終纂成上中下三卷本葬書 一部，“事無不盡，理無不窮”，正本清源，“得真無假”，以便後來者放心使用。張忠賢整理 葬書 的依據，正如序中所説，“多取漢丞相方朔之要言”。我們知道，東方朔爲西漢名臣，著述頗豐，其人性格詼諧，言辭敏捷，滑稽多智，後世多有美談。漢唐時代，託名東方朔撰述的術數學著作也層出不窮。隋書經籍志 “五行”類收有“東方朔歲占一卷”，“東方朔占二卷，東方朔書二卷，東方朔書鈔二卷，東方朔曆一卷，東方朔占候水旱下人善惡一卷”。又“雜占夢書一卷”下注“東方朔占七卷”2。這些冠名“東方朔”的著作，大概晚唐時期已流傳到敦煌，因而可能成爲張忠賢選編、摘録“方朔之要言”的重要依據。實際上，隋唐時期陰陽書籍流傳甚廣，歧義頻出，錯訛頗多，莫衷一是。仁壽二年(602)，隋文帝“詔尚書左僕射楊素與諸術者刊定陰陽舛謬”3。貞觀十五年(641)，唐太宗又“以 陰陽書 近代以來漸致訛僞，穿鑿既甚，拘忌亦多”，命太常博士吕才與學者十餘人“共加刊正”，“削其淺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舊書四十七卷4。在刊正陰陽書籍的過程中，吕才“以典故質正其理”，對當時流行的禄命拘忌多有駁斥，招致陰陽術士“皆惡其言”，但是識者“皆以爲確論”5。前事不忘，後38歸義軍時期陰陽術數典籍的傳抄與占卜實踐1 2 3 4 5 郝春文等編著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 第 11 卷，398399 頁;關長龍 敦煌本數術文獻輯校，859860 頁。隋書 卷三四 經籍志三，1030、1035、1038 頁。又 舊唐書 卷四七 經籍志下 “五行”收録“東方朔占書一卷”，2043 頁。隋書 卷二 高祖紀下，48 頁。舊唐書 卷七九 吕才傳，2720 頁。資治通鑑 卷一九六太宗貞觀十五年(641)四月條，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61656167 頁;舊唐書 卷七九 吕才傳，2720 頁。事之師。楊素、吕才的“刊定舛謬”無疑有厘定陰陽學説，統一思想文化的意義。相比之下，張忠賢將陰陽書籍的文化内涵與“王教風移”“傷害能德”“擅作異謀”“邪道日興”聯繫起來。由此，對於術數典籍的整理就被賦予了鞏固歸義軍政權以及構建沙州地域文化的重要意義。换個角度來看，張忠賢對葬書 的整理，其實也反映出歸義軍節度使張承奉對陰陽術數典籍及陰陽學的重視。這一時期傳抄的術數文獻，還有卜葬書 逆剌占 失物占 西秦五州占 易占書 等，其中尤以兩個寫卷 BD14636、P2859 逆剌占 最具代表性。前者爲天復二年(902)“州學上足子弟”翟再温(翟奉達)所抄，後者爲天復四年(904)“州學陰陽子弟”吕弁均書寫。儘管“上足子弟”和“陰陽子弟”的性質不明，但翟、吕二人無疑都是歸義軍官學教育中的學生。這兩名來自沙州的州學生抄録了同一底本的 逆剌占，似乎透露出歸義軍的官學教育中亦有陰陽知識和術數學的内容。按照黄正建先生的理解，逆剌占是一種預測來卜者所卜何事及其吉凶的占卜術1。隋書經籍志 曾收録逆剌占類書籍四部，即逆剌一卷(京房撰)、逆剌占一卷、逆剌總决一卷和周易逆剌占災異十二卷(京房撰)2。又舊唐書經籍志 收有“逆刺三卷，京房撰”一部3，新唐書藝文志 收録逆刺 三卷和費直撰費氏周易逆剌占災異 十二卷兩部4。考慮到逆剌占興起於南北朝的時代背景，這些署名漢代易學大師京房所撰的逆剌著作皆爲僞託5。2637逆剌占 云:“凡用十二逆剌預占來人吉凶之意，太一式雷公式，行兵之事;六壬式，世間布功之事。逆次(剌)者，京房之所作，一則殊于卜蓍，二乃異於龜書。察人來情，考有諸卜問，如視掌中。”6 表明敦煌地區傳抄的這種預占“來人吉凶”或“豫知前事”的占卜術，同樣託名爲京房所作，在學脉上體現出與傳世典籍的一致性。曹氏歸義軍時期，陰陽術數文獻的傳抄同樣盛行，經久不衰。一方面，張氏歸義軍卓有成效的陰陽術數典籍整理爲曹氏時期陰陽學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尤其是培養了諸如翟奉達這樣的陰陽、曆日學者，在曹氏時期仍然從事占卜文獻的傳抄和具注曆日的編纂等事務。另一方面，曹氏時期伎術院的良好運行培養了一批陰陽術數人才，比48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 2 3 4 5 6 黄正建 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訂版)，138 頁。隋書 卷三四 經籍志三，1030、1033 頁。舊唐書 卷四七 經籍志下，2042 頁。新唐書 卷五九 藝文志三，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1552 頁。劉永明 敦煌占卜與道教初探 以 P2859 文書爲中心 ，敦煌學輯刊 2004 年第 2 期。俄藏敦煌文獻 第 9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306 頁。如抄寫了 陰陽五姓宅經(P2615)的伎術子弟董文員就是其中之一。此外，曹氏時期僧道人員無論在陰陽術數典籍的文本傳抄方面，抑或有關占法、擇吉的具體實踐中，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總體來看，曹氏歸義軍在宅經、禄命、卜法、發病書、占候、相書、夢書、雜占、易占、占怪等術數文獻的傳抄中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二、歸義軍時期陰陽術數典籍的傳抄人員歸義軍時期，陰陽術數典籍的傳抄比較廣泛，大抵涵蓋了敦煌占卜文書的主要類别。而抄寫者的身份，現有材料表明有學生、伎術子弟、陰陽人、行軍參謀、州學博士、僧道人員等。P3322 推占書 首缺尾全，存有占賊來否、占遠行人知死生、占遺物知可得不、占遺人市買得不、占見鳥鳴、推厄年、占鬼祟、占病輕重、推男女一年中有何厄、占病、占一歲中厄等條，尾題“庚辰年正月十七日學生張大慶書記之也”1。説明此件正是學生時代的張大慶所抄。池田温以爲“庚辰”指 860 年2，應是。張大慶又見於P3451 張淮深變文、S367沙州伊州地志、P3485目蓮變文 背題記和 Ch00296中。據 P3451 記載，張大慶爲“尚書”張淮深麾下行軍參謀，他曾以“季秋西行，兵家所忌”爲由勸阻張淮深討伐回鶻3。歸義軍時期，還有一類被稱爲“子弟”的特殊學生，見於文獻的有“上足子弟”“陰陽子弟”和“伎術子弟”。前已提到，BD14636、P2859逆剌占一卷 分别由州學上足子弟翟再温、州學陰陽子弟吕弁均所抄，翟、吕二人都是歸義軍官學教育中的學生。又P2661V占人手癢目潤耳鳴等法 首題“歲月日時州學上足子弟尹安仁書”，可知此件占卜文書亦爲州學學生(尹安仁)抄寫。P2615 諸雜推五姓陰陽等宅圖經一卷 首題“(伎)(術)子弟董文員寫記通覽。朝散大夫太常卿博士吕才推卅六宅并八宅陰陽等宅”4。據此，此件宅經 的抄寫者是董文員，他依據的底本是吕才推定的宅經。聯繫貞觀十五年唐太宗詔令太常博士吕才整理陰陽雜書的背景，董文員參照的底本或許正是吕才刊正後的宅經 定本。董文員的身份，英藏絹畫 ChxxxViii005二觀世音菩薩圖 題有“清 信弟58歸義軍時期陰陽術數典籍的傳抄與占卜實踐1 2 3 4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 第 2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184187 頁。池田温 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録，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 年，423 頁。黄征、張涌泉校注 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193 頁。法藏敦煌西域文獻 第 16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270 頁。子兼伎術子弟董文員一心供養”1，説明此時董文員正是伎術院中研習陰陽卜筮的學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觀世音菩薩毗沙門天王圖 題記:“清信佛弟子董文員先奉爲先亡父母神生净土，勿落三途，次爲長兄僧議淵染患，未蒙抽减，憑佛加威，乞祈救拔。敬畫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菩薩及北方大聖毗沙門天王供養。時庚寅年七月十五日題，董文員。”2 這裏“庚寅年”爲 930 年，董文員當時 27 歲3，他在該年的盂蘭盆節做佛事功德，即繪製、供養觀世音菩薩和毗沙門天王，顯然已是一位至爲虔誠的佛教信徒。又 BD8007V 付筆曆 :“平康王萬端(?)筆子五十五束，付與唐闍梨，都司書手董文員(押)。”4 這位在都司(都僧統司)供職的書手與伎術子弟董文員是否爲同一人，尚難判斷，存疑待考。歸義軍時期，陰陽術數典籍的傳抄者還有節度參謀和州學博士。馮培紅先生指出，唐末五代藩鎮幕府中參謀“必以陰陽技術者處之”，沙州歸義軍中的參謀即從事陰陽、占卜、喪葬、曆日等事務5。前舉張承奉時期的曆日學者張忠賢，官署“節度押衙兼參謀守州學博士”，主持陰陽術數典籍的整理，S2263葬録 即爲張忠賢所抄。另一位官署“節度押衙守隨軍參謀”“行軍參謀”“州學博士”“沙州經學博士”的官員翟奉達先後編纂 S2404甲申歲(924)具注曆日、P3247V後唐同光四年(926)具注曆日、BD14636 後唐天成三年(928)具注曆日、S560後晋天福十年(945)具注曆日、S95後周顯德三年(956)具注曆日 和 P2623 後周顯德六年(959)具注曆日 六部6，是歸義軍時期曆日編纂方面成就最大的學者。作爲精通陰陽術數之學的官員，翟奉達也參與了陰陽術數典籍的傳抄。P4778+P3868管公明卜法 尾題“翟員外尋過”。聯繫天津藝術博物館藏 193 號 顯德五年(958)抄佛説無常經“夫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翟奉達憶念”7 和 P2623 具注曆日 首題“朝議郎檢校尚書工部員外行沙州經學博士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翟奉達撰”，可知“翟員外”即爲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的翟奉達，“尋過”蓋指訪求過録而成。據此，P4778+P3868管公明卜法 當是翟奉達於後周顯68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 2 3 4 5 6 7 西域美術 英國博物館所藏斯坦因收集品 第 1 册，東京:講談社，1982 年，圖 242。史樹青主編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 第 12 卷，第 56 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年，102 頁。王惠民 敦煌佛教與石窟營建，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7 年，135137 頁。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 第 100 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年，123 頁。馮培紅 唐五代參謀考略 ，復旦學報 2013 年第 6 期。翟奉達的生平事迹，陳菊霞有詳細考證，參見敦煌翟氏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年，261295 頁。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 第 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86 頁。德五至六年(958959)所抄。歸義軍時期的節度參謀，見於敦煌寫本的還有鄧傳嗣、翟文進和安彦存。鄧傳嗣官署“押衙知隨軍參謀”(S1563)，他是否參與陰陽術數活動，因材料所限并不清楚。翟文進的職銜爲“押衙知節度參謀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是繼翟奉達之後主持曆日編纂事務的官員，太平興國七年(982)具注曆日(S1473)即爲翟文進所撰。翟文進之後，接替歸義軍曆日工作的官員爲安彦存，他編纂了雍熙三年(986)具注曆日(P3403)，這是現知敦煌所出曆日文獻中最爲完整的一件，其官銜爲“押衙知節度參謀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作爲歸義軍節度參謀，安彦存與張忠賢、翟奉達一樣，精通陰陽術數之學。P2873 安彦存等呈歸妹坎卦卜辭:1卦，君子歸妹，婚禮聚會。庶人歸妹，2嫁娶之義。内婦平安，所爲皆吉。3蛇。二爻發動，主有口舌及竈君爲害。4夫人得純坎十月卦，君子得坎，5相染。坎是坑坎之名，運爲求財6煩悶之事，此卦先憂後吉。7月日，參謀安彦存等呈上。1 據第 7 行“呈上”，可知此件的性質爲參謀安彦存的上狀，狀文的内容是向上司如實呈報歸妹卦(第 13 行)、坎卦(第 46 行)的占卜内涵和吉凶意象。安彦存對於此二卦象的解説和占辭，顯然屬於易占的範疇，透露出安彦存對於陰陽術數的掌握，并不是理論層面的文本傳抄與研讀，而是已經深入到技術層面的占卜實踐中，凸顯出安彦存對易卦推占方面的精熟，這與唐末五代節度參謀“精通術數”的總體特徵正相契合。歸義軍時期，傳抄陰陽術數典籍的還有寺院僧人。P3476V+P4996V失物占 的正面爲 唐景福二年癸丑歲(893)具注曆日，其中九月十八、十九日題有“乾寧三年丙辰潤月廿三日比丘僧壽寫書記”，其書法、墨迹與失物占 相同，據此推測，該卷失物占 當抄於乾寧三年(896)，抄寫者爲比丘僧壽。P3175納音甲子占人性行法 尾題“天福十四年戊申歲十月十六日報恩寺僧願德寫訖耳”，可知此件爲報恩寺僧人願德抄寫。天福十四年爲乾祐二年，干支己酉，此處“戊申歲”當爲乾祐元年(948)。P3398 爲78歸義軍時期陰陽術數典籍的傳抄與占卜實踐1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 第 19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226 頁;關長龍 敦煌本數術文獻輯校，221222 頁。册子本，有界欄，分欄抄寫，依次抄有 周公卜法 推十二時人命相屬法 推人十二時耳鳴熱足癢手掌癢等法，尾題“辛亥年四月廿壹日三界寺法律”，説明該卷爲三界寺高僧所抄，抄寫時間爲 891 或 951 年。又 P2682 白澤精怪圖 尾題:“已前三紙無像。道昕記，道僧并攝，俗姓范。白澤精怪圖 一卷，卌一紙成。”可見這位范姓僧人也參與了精怪圖 的抄録工作。有迹象表明，沙州歸義軍還設有從事陰陽占卜的專職人員。前舉 P2675V陰陽書 七星人命屬法 的抄寫者爲“衙前通引并通事舍人范子盈、陰陽氾景詢”。這裏“陰陽”，或爲陰陽人，因與“衙前通引并通事舍人”相提并稱，可知氾景詢爲張氏歸義軍(張議潮)設置的陰陽占卜人員1。P2859逆剌占一卷 抄寫者爲吕弁均，其身份爲“州學陰陽子弟”，當爲沙州官學教育中研習陰陽占卜的學生。考慮到歸義軍置有培養禮儀、陰陽、曆法、占卜等方面專門人才的機構 伎術院，不難推知沙州歸義軍應有常設的術士占卜人員 卜師或陰陽師2。P4640V歸義軍布紙破用曆 載，己未年(899)五月二日，都押衙羅通達傳處分，“支與卜師悉兵略等二人各細布壹疋”。五月廿八日，“支與退渾卜師紙伍張”。這裏的“卜師”雖爲退渾(吐谷渾)人，但性質應與P4667c(Pt2207V)中保存宅經 的“高師”相同，或爲歸義軍常設的陰陽占卜人員。又 S2620V 陰陽人神智狀抄 云:1陰陽人神智。伏緣神智逐日參拜本分，今緣自從四月2廿日德(得)大患疾，至今行動不得。昨官家處分，3恐懼前條不合於時限，特望虞候仁恩4照 察 知聞。3 狀文中，陰陽人神智因身體患疾，行動不便，乃至接到官家命令也無法遵行，因而呈狀，請求虞候仁恩照察，代爲關照。比照 P4640V 中衙官、押衙“傳處分”的情况，第2 行“官家處分”當指歸義軍府衙的命令或吩咐。結合晚唐五代藩鎮幕府普遍設置陰陽人的現象4，88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 2 3 4 S6704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卷第四百廿四題有“氾景詢寫記之”。此處“氾景詢”是否與“陰陽氾景詢”爲同一人，存疑待考。S4400 敦煌王曹延禄鎮宅文 “遣問陰陽師卜”，此陰陽師爲歸義軍節度使曹延禄主持鎮宅活動，應爲歸義軍常設的陰陽占卜人員。上博 48(41379)曹元深祭神文 “當時良師巽擇”及 押衙鄧存慶鎮宅文 “今請良師下石一百一十九斤”中，“良師”的性質應與陰陽師相同。郝春文等編著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 第 13 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年，134 頁。舊唐書 卷一四三 朱滔傳 載:“(朱)滔至瀛州，殺騎將蔡雄、楊布，以其前鋒先敗;又殺陰陽人尹少伯，以其言舉兵必勝故也。”(3898 頁)此處“尹少伯”即爲幽州鎮陰陽人，他曾預言“舉兵必勝”，孰料朱滔大敗而還，遂遷怒于尹少伯，隨即尹少伯爲朱滔所誅殺。筆者以爲，神智應是聽命且服務於歸義軍府衙的陰陽人1，他的職責是“逐日參拜本分”，大概要履行每日參拜官家并爲官家提供陰陽占卜服務的義務。S3330V神智與某使君書抄 :“又神智遇然果報，少年習學陰陽，見少多事，廿人宜皆先交説。十二月夫人交看，占其吉凶，至今不斷。今則神智數件修書恐怕不能微。至到三月，夫人交看書，占其吉凶，至今不斷。細從十二月先看晋昌，後看宅内，日祟不斷，音響不絶。正月看書。使君至到四月再得敦煌，至後看守，望再得。不禾，將軍馬死，禾地厄。又看三月廿六日從右回去，瓜州大厄。”2 神智既然指導使君、夫人“占其吉凶，至今不斷”，説明他在敦煌當地應是一位久負盛名、占驗豐富的陰陽術士。三、歸義軍時期陰陽術數典籍的占卜實踐從根本上説，陰陽術數典籍的傳抄、研習和運用都是爲了滿足人們固有的一種趨吉避凶的需要。尤其在古代社會中，擇吉的觀念對於官民百姓的日常社會生活有著廣泛的影響。比如官禄、教育、醫藥、出行、婚姻、喪葬、儀式、農事、納財、修造、土建、家務以及與身體相關的裁衣、剃頭、沐浴、除手足甲等，都有時日宜忌的規範和要求，這在敦煌具注曆日中有生動具體的反映。抄於晚唐五代的 燕子賦(甲本)寫道:“仲春二月，雙燕翱翔，欲造宅舍，夫妻平章。東西步度，南北占詳。但避將軍太歲，自然得福無殃。卜勝而處，遂托弘梁。”後文又寫道:“夫妻相對，氣咽聲哀:不曾觸犯豹尾，緣何横罹鳥災?”3 這裏“占詳”和“卜勝”説明燕子夫婦營造宅舍時進行了相關的占卜，大概依照 宅經 的法則來具體實施。“將軍”“太歲”和“豹尾”俱爲 曆日 所言“神煞”，凡起土修造皆需遠避之。P3403 宋雍熙三年丙戌歲(986)具注曆日 載:“凡人年内造作，舉動百事，先須看太歲及以下諸神將并魁、罡，犯之凶，避之吉。今年太歲在丙戌，大將軍在午，太陰在申，歲刑在未，黄幡在戌，豹尾在辰今年金神七煞在寅、卯、午、未、子、丑六位之地，切須回避即吉。”4 S4288佛説八陽神咒經 云:“若有善男子善女子興爲之法，先讀此經三遍，築牆動土，安立家舍，南堂北堂，東序西序，厨舍客屋，98歸義軍時期陰陽術數典籍的傳抄與占卜實踐1 2 3 4 黄正建先生懷疑陰陽人神智“似供職於寺院或是爲寺院服務的”。參見 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訂版)，96 頁。郝春文等編著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 第 15 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年，549 頁;英藏敦煌文獻 第 5 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年，48 頁。黄征、張涌泉校注 敦煌變文校注，376 頁。鄧文寬 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 年，588589 頁。門户井竈，碓磑庫藏，六畜闌囫，日游月煞，將軍太歲，黄幡豹尾，五土地神，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六甲禁諱，十二諸神，土尉伏龍，一切鬼魅，皆悉隱藏，遠屏四方，形消影滅，不敢爲害，甚大吉利，獲福無量。”1 可見，安立家舍只有避開將軍、太歲、黄幡、豹尾等神將，才能獲福無量。事實上，燕子夫婦正是按照這樣的“法則”來營造宅舍，它們的活動某種程度上即是敦煌民衆社會生活中動土修造，相宅起舍場景的寫照。楊秀清先生指出，在敦煌大衆的日常生活中，上樑立木、修房建屋要選擇時間、地點，嫁女娶婦要選擇良辰吉日，安葬死者要選擇風水寶辰，發生疾病要占卜病因和治療方法，出門遠行要選擇方向、時辰，出現問題要進行鎮壓、解除數術有如此深遠而又廣泛的影響。數術如同佛教一樣，作爲主流文化的一部分，支配著唐宋敦煌大衆的社會生活2。如楊氏所説，數術作爲一種把握現實生活和預測未來吉凶的知識與技術，其目的也在於建立一種日常生活的秩序。無疑，這種生活秩序的構建，是與官民百姓在社會生活中的占卜實踐息息相關的。1 出征。P2962 張議潮變文 稱:“僕射(張議潮)聞吐渾王反亂，即乃點兵，鑿凶門而出，取西南上把疾路進軍。”這裏“凶門”，項楚先生解釋説，古代將帥出征，鑿開一扇北向的門，由此出發，以表誓死不歸的决心3。舊唐書李聽傳 載，李聽擔任邠寧節度使時，邠州衙廳隳毁，屬吏拘泥於陰陽宜忌，皆言不利修葺，李聽駁斥説:“帥臣鑿凶門而出，豈有拘于巫祝而隳公署耶?”4 推究李聽的這一説辭，可知“鑿凶門而出”實乃兵法大忌，然而張議潮反其道而行，抱著必死的决心領軍出戰，置之死地而後生，最終將吐谷渾部衆一舉擊潰。P3451 張淮深變文 載:尚書(張淮深)聽聞回鶻王子“領兵西來，犯我疆場”，於是整齊精兵準備討伐，參謀張大慶越班啓奏説:“金，兵不可妄動。季秋西行，兵家所忌。”認爲此時不宜向西用兵。但尚書對諸將説:“(回)(鶻)失信，來此窺窬。軍志有言:兵有事不獲而行之，事不獲矣!但持金以厭王相，此時必須剪除。”5 張淮深依據五行王相理論，認爲秋季金王，正是金行旺盛之際，因而可以用兵。於是“當即引兵”，同樣“鑿凶門而出”，風馳電掣，分兵十道，齊突穹廬，白刃交麾，回鶻大敗。09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二十一卷1 2 3 4 5 敦煌寶藏 第 35 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 年，184 頁。楊秀清 數術在唐宋敦煌大衆生活中的意義 ，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2 期。項楚 敦煌變文選注(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235 頁。舊唐書 卷一三三 李聽傳，3684 頁。黄征、張涌泉校注 敦煌變文校注，193 頁。2 婚嫁。P2551V 年命相剋不和文 云:“開元十八年十八日，釗(劉)元謀男大子悉先取陰智周女無邊爲新婦。自娶以來爲年命相剋不和，可合(後缺)”1。這裏“年命相剋”爲占卜術語，SP6 唐乾符四年丁酉歲(877)具注曆日“同屬婚姻”條:“同屬相取，福禄。相生即吉，相剋不宜。”既然屬相相剋不宜婚姻，那麽年命相剋更是不吉了。儘管從合婚來看，劉元謀男和陰智周女的婚姻并不可取，但毋庸置疑的是，P2551V提供了盛唐時代婚嫁占卜的實例。不唯如此，敦煌寫卷中保存了婚姻推占的數件文書(P2905、S2729V、S4282、P3288 等)，黄正建先生曾有精細解讀2，此處不贅。或可補充的是，P2905 推擇日法第八 曰:“吕才云，有(右)件婚禮年命、擇月日等同一也。但取三從二逆，則可用之。若無妨礙若覓總吉，百年不遇一件，師亦不能爲之。主人便入疑惑，審而詳之，取吉多而用也。”3 前已提及，吕才是唐初久負盛名的陰陽學專家，貞觀十五年曾主持陰陽書籍的刊正工作。正由於此，陰陽術數典籍多有假託吕才修撰而流傳者，本件占婚嫁文書或爲其中一例。又 SP6唐乾符四年(877)具注曆日 著録“吕才嫁娶圖”，其下繪圖八幅，每圖皆有占辭。如“幹合爲婚，五男二女，夫妻長久，法居印綬”;“三五合婚，夫妻保愛，男孝女貞，永無離背”等4。這些託名吕才撰述的婚嫁推占書籍，説明沙州流傳的婚嫁占法應與中原内地的陰陽術數之學同出一源。此外，SP6 還有“周堂用日圖”，題曰“凡大月從婦順數，小月從逆行。值堂、厨、竈，餘者皆不吉”5。此處“周堂用日”又見於 P2905(周堂法)，後世的具注曆日如元授時曆 明大統曆 清時憲書 以及協紀辨方書 也有收録。如果考慮到具注曆日對於民衆社會生活的指導意義，那麽“周堂用日圖”在具注曆中長時段的延續與保留，從根本上説仍是基於民衆占婚嫁的實際需要。3 喪葬。筆者曾撰文指出，歸義軍時期敦煌民衆的葬地，通常選擇在臨近河渠水源且地勢稍高的“北原”或“南原”之上，這與 P2615推五姓陰陽等宅圖經 和 S5645司馬頭陀地脉訣 强調的地勢(地形)和流水要素亦相契合6。279卜葬書 云:19歸義軍時期陰陽術數典籍的傳抄與占卜實踐1 2 3 4 5 6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 第 15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311 頁。黄正建 敦煌占婚嫁文書與唐五代的占婚嫁，項楚、鄭阿財主編 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3 年，274293 頁;收入氏著 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訂版)，227246 頁。法藏敦煌西域文獻 第 19 册，383 頁。關長龍 敦煌本數術文獻輯校，64 頁。同上書，63 頁。趙貞 唐宋之際敦煌民衆葬地略説，收入 歸義軍史事考論，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307315 頁。“癸酉生男，七十五。右今月廿七日夜亥時死，合妨辛巳生人六十七、乙亥生人七十三。招魂用今日辰後巳前便，破布及木等吉。葬用今月七日卯後辰前，入棺殯殮、隨喪成服吉。歲道于城東南、西北二角之地往，於殯埋者無忌。舉柩出喪，去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