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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现代传播2 0 2 3年第6 期（总第32 3期）新媒体研公众参与数字交往的底层逻辑分析人们长期关注人的理性及其价值，乃至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一般性的交往行为，但这类哲学和伦理学的思考却缺少对传播技术的追问。因为哲学家更愿意把注意力放在词（words）和观念(ideas）上，而不是物质性事物。安德鲁芬伯格（AndrewFeenberg）就明确认为哈贝马斯的研究纲领“漏掉了技术”。传播技术在沟通中并非可有可无，相反，传播技术促进了货物、人或思想的流动，重构了甚至是重新定义了人类的交往方式。信息时代支配性的功能与过程越来越多地是以网络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曼纽尔卡斯特（M a n u e l Ca s t e l l s）将这种新社会形态称为“网络社会”。在网络社会中，网络化逻辑已经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他的洞见在于发现虽然“社会组织的网络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时空中，新信息技术范式却为其渗透扩张遍及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作为物理形式，“它们塑造了网络的本质、运动的速度和方向、时间性和易崩溃性”。因此，对数字时代的传播现象的研究，需要围绕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新的可供性（affor-【内容摘要】当“我们”进入数字虚拟交往领域中，每一个“我”都会遭遇到无数的已经在世界之中的他者。试探、接触、融入，或远观、逃避、抵抗，每个人的行为耦合成为网络社会的总体现实。对网络行为的分析，尤其是更为精细的行为分析就显得很重要。探析数字领域中行动者网络的四组主要的行为，并对这些行为的特征进行分析，认为只有观察清楚网络社会中人的交往行为与传统的大众媒介社会时代的差异，才可能真正洞察智能数字技术对人的真正影响，并真正理解智能数字技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关键词】数字技术；虚拟交往；独异性存在；“涌现”效应dance)来考虑。但这样的分析又不能止于技术可供性本身，而应是基于技术可供性对于人的社会交往行为与实践的分析。因为只有观察清楚网络社会中人的交往行为与传统的大众媒介社会时代的差异，才可能洞察智能数字技术对人的真正影响，也才能真正理解智能数字技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那么，在网络社会中，人的交往行为有哪些独特的形式呢？哪些行为虽然在传播媒介社会中也存在，但在网络交往领域中却被赋予了新质，以及这些新质又是什么呢？后文将就此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一、泛在连接与独异性存在人必须与别人“共在”于这个世界之中，这是人的宿命。“他人不再是我的先验场中的一个行为，在他人看来，我也不再是他人的先验场中的一个行为，在一种完全的相互关系中，我们互为合作者，我们通过我们的看法，我们通过一个世界共存。”不过，在传统媒体时代，个体的人直接与他人连接在一起的可能性是相当小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环境下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 1&ZD318）的研究成果。现代传播2 0 2 3年第6 期（总第32 3期）124吴新媒体研究飞：公众参与数字交往的底层逻辑分析的，除了地域空间的隔离外，经济能力、社会阶层、实现的路径都是阻隔性的因素。在1 8 世纪的欧洲，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之间拉开了极大的距离，相互间极为疏远。彼得伯克（PeterBurke)在其著作近代早期欧洲的民众文化中指出，这种距离是欧洲的普遍现象。在中国，宫廷里的生活和文化也是一个谜，因为平民没有接近贵权的机会。但数字传播提供了泛在连接的可能性,物与人，人与人,所有的存在者,都处于那张无所不在的网之中。对于每一个存在者而言,这是一种可能性,即通往他者的可能性。这种连通（connectedness）的可能性，让人的参与本能得到施展，人们期望利用互联网培养人脉、建立社区和推进民主，从而使得数字公共领域得到更为充分的扩展。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几乎所有围绕技术组织起来的群体都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而现在，技术领域的行动者完全可以利用互联网来表达了，“新的在线政治不会取代选举政治，但是，它的存在却能扩展公共领域的范围”。而在传统意义上，只有围绕政治组织起来的团体（如工会、平权运动组织等)才能做到这一点。泛在的连接技术扩大了交往圈，提升了交往能力，数字公共领域得以充满活力。但这种普遍连接和永远在线的网络社会，对天然具有参与动机的人形成了一个新的挑战，即我可以连接你、发现你，但如何让你知道我、了解我，让我在你的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不管这种动机是基于“力必多”的刺激，还是DNA遗传密码使然，人虽然未必都想卓然于群，但很少有人乐意选择那种然众人矣的存在方式。如苏轼谢苏自之惠酒诗有言：“且言不饮固亦高，举世皆同吾独异。”而鲁迅先生在热风随感录三十八中则将独异提升到了对庸众宣战的高度。独异性的展演式生存就成为普遍的人生态度。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人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小池塘的话，那么置身于今天的网络社会，人们面对着的则犹如大海。在一个小型的社区中的独异，也许只要声高即可，但在网络社会中，你必须有真正的与众不同之处才可能被见者远。网络社会意味着人们进入了一个“独异性社会”一一人们追求的不再是普通、常规，而是要与众不同，独异于人。“在独异性的社会逻辑中，独异的 不能再以普适性范式来理解，而是要显得与众不同，也要被认定为与众不同。”在信息如海的网络社会中，没有独异，人似乎就不存在,或者至少是没有存在感。不过，网络社会中的独异性生存，既是个体化社会中自主主体追求的结果，也是社会的产物，其从头到脚都是被社会制造出来的。莱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使用“策展式生活”来描述新中产生活方式，他还提出了“脸书范式”一一在Facebook、Y o u T u b e 和抖音、小红书这样的社交平台上，匿名的网友不断在“文化机器”上打造有益于大众的外表、个性和趣味自我形象。流动的社会是鲍曼（Bauman）、贝克（Beck）等人一直关心的话题。在流动的社会中，为了“不坠人默默无闻的黑洞和被人淡忘的漩涡，人们不惜一切代价，拼命展示自已。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甚至可以把自己包装成傻子，穿着内裤在小饭店的餐桌上跳舞”。这不正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现象吗？各种各样的“大胃王”，以及大量“凤姐”和“咪蒙”们，都努力在网络公共空间中展演自己的与众不同，以获得眼球和点击量。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感叹说,在遥远的古代，赫赫有名与遭人非议之间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但是在网络社会中,美誉与恶名的界限正在消失：人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求得自身成为他人关注和议论的对象。二、分布式行动与“涌现”效应“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行动。”在数字连接时代，公众更体现出了这种急迫而积极的行动性。近几年出现了几个新词，一个叫“网络点击行动主义”（clicktivism），指的是通过网站发消125现代传播2 0 2 3年第6 期（总第32 3期）吴飞：公众参与数字交往的底层逻辑分析新媒体研究息、网络请愿，或者在线群发邮件的方式，来影响公众对政治、宗教或其他社会问题看法的行为或者习惯。另一个与此相关的词是“懈怠行动主义”（slacktivism），这个新词表达的是人们“一种自我吹嘘、政治上无效的在线行动主义形式”，即人们热衷于在网上关注、转发并分享热点议题和倡议，虽然使参与者自我感觉良好，但并不能带来真正社会变革。对网络参与者的批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他们脱离了正式的政治,因此不以影响政治结果为目的；第二，他们是懒惰的公民，选择容易获得的数字参与形式而不是更有效的传统活动；第三，他们没有能力理解政治系统的运作。帕特南（RobertD.Putnam）发现美国的年轻一代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愿创下新低，那种喜好聚会、关注公共话题的美国人不见了。他分析说：“社会资本 会和共同体一样听起来令人觉得温馨。不过，社会学家布里格斯（Br i g g s）却提醒人们不要只看到社会资本的华美外表。社会网络和互惠规则通常仅对处于该人际关系网络内部的人来说是有益的，社会资本的外部效应并不总是积极的。”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一项研究表明，没有什么理由担心互联网对公民参与的任何负面影响，因为虚拟参与者都是积极和有能力的公民。“在这个意义上,对参与者的懈怠主义的指责似乎是错误的。”?“在复杂的自适应系统中，涌现 现象俯拾皆是：蚂蚁社群、神经网络、免疫系统、互联网乃至世界经济等。但凡一个过程的整体的行为远比构成它的部分复杂，皆可称为涌现。”如蚂蚁的神经系统很简单，只能进行简单的思考和交流。蚁后的主要工作是生产下一代，并不直接给蚂蚁们下达分工劳作的命令，但王国中的每只蚂蚁天然地组织觅食、建巢、保卫等等活动，蚂蚁王国就是在整个蚁群之上的一种“涌现”现象。数字公共领域也存在典型的涌现现象：人们忽然基于某一信号的刺激，迅速汇集在一起，他们发布或者转发信息和其他资讯、参与讨论，甚至组织线上或线下的行动，但整个网络行动并没有得到某权威的指令，一切就是那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如2 0 2 1 年秋，浙大研究生和涌泉蜜橘商家的相关议题迅速登上热搜，使得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央视都齐刷刷转发，这种传播现象在前互联网时代是难以想象的。数字公共领域中的交往互动活动更像是一个离散分布系统（discretedistribution system），不是一个清晰可见的连续过程，而是呈现散布的燎原之势，但其到底从哪一点爆发，却无法做出准确的预测。社会上有无限多的事件能够吸引人的眼球，甚至可能引发舆情，但谁能预料到一场引发中东社会剧变的所谓的“茉莉花革命”的导火线只是一位年轻的水果摊摊主的抗议？人们很容易因为相同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走在一起，形成同质性网络。但我们也会发现，一些人虽然在社交网络上发表自由倾向的言论，但也会关注保守派观点，甚至与保守派成为朋友，这种联结方式，就是所谓的异质性网络（社群）。异质性网络的出现，让数字公共领域出现更多的变数。20世纪8 0 年代产生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 c t o r-n e t w o r k t h e o r y，A NT）旨在分析行动者之间受到影响的异质性网络。他们将社会看作是一种特殊的重新联结和组合的运动，其中“网络”“行动者”“转译”和“强制通行点”成为理解ANT中的核心的概念。这种行动者网络一旦由网络节点链接起来，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中，关键行动者在整个网络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于我们分析数字公共领域至少有两点意义：一是看到了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理论家发现了无生命物体的运动元和人类具有同样的作用力；二是改变了传统因果理论模型中的线性思维（A导致B导致C）,强调用关系和网络的视角来分析事件因果的复杂性。因为数字公共领域的行动往往是一种分布式的行动（distributed action），126现代传播2 0 2 3年第6 期（总第32 3期）吴新媒体研究飞：公众参与数字交往的底层逻辑分析行动的源动力并不一定存在于某些特定的人或物，而可能是分布于无数利益相关者甚至是不相关的人与物所建构的关系网络之中，信息、情绪在网络中的任意节点之间流动，甚至可能在“深网”（deepweb）和“暗网”（darkweb)之中传递。三、抱团救赎与群体撕裂人类自有自主意识以来，就认识到了人与人之间共存的必要性。从早期以血缘关系建立起小的家庭，慢慢发展到大的家族、部落社会和种族，进而演化出了今天的民族国家这样的实体性社会结构。无论人群有多大，沟通都是紧要而基础的前提。因为，没有沟通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群体行动，更不可能有社会的存在。洛克（JohnLocke）认为，人需要相互沟通并达成理解，否则社会便不能带给人安慰和利益。休谟（DavidHume）则明确指出“人们离开了社会便不可能存在”所以，传播与沟通是许多学科的学者关注过的主题，苏格拉底思考过心连心式的交流问题，马克思分析过精神交往现象，而米德的符号互动论让我们对传播沟通现象有了不同的认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存在与时间中也讨论了交往问题。他用“操心”指涉此在存在论层次的交往本真状态，而用“操劳”和“操持”分别指涉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本真态交往。8现代性的发展，将世界推进了陌生人的世界，我们每一个人身边拥挤着来自全球各地的陌生人。陌生人的社会，会让人觉得不安，因为人们往往认为陌生人的言行是不可预测的。人们担心陌生人“可能摧毁我们所珍爱的事物，特别是弄瘫痪甚至是毁灭我们舒适与熟悉的生活方式”。人们不得不退守寓宅中，通过虚拟网络来生存，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线上生存的便利，但另一方面何尝不是在回避给自己带来不安全感的陌生人？现实社会中，团体往往是基于血缘、地缘、学缘、业缘等方式聚结在一起的，但在互联网空间中，网络社群则更多地是基于个性化的兴趣爱好、价值理念、目标利益等连接起来的。人们以兴趣为基点，在互联网空间中穿梭来往，恣意编织起一个个或松散或紧密、或小型或大众的“圈子”，趣缘文化也因此呈现出“圈子化”的传播机制。如毛丹等人的研究发现“饭圈”是主要依赖文化纽带、感情规训并且接受商业资本介人的类组织群体。21数字空间的圈子化是一种抱团取暖的救赎现象，各种圈子会基于各种不同的社会事件、现象和利益诉求进行交流讨论，人们或者发表与众不同的观点，以证明自己的独异性，或者从众附和，以彰显自己的立场。不过，在人们持有的立场背后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社会阶层等因素，这些立场不仅针对事件本身，更延续和强化自身长期以来的既有倾向。作为相似观点的聚集地和交互式的“回音室”，互联网环境中的个体倾向于寻找与自身观点、价值取向相同的团体，并在群体互动中将对立情绪升级到仇恨的程度。一项研究发现，在人机互动场景中，机器人的生产国家甚至会影响人们对机器人亲密感和拟人化程度的感知。虽然观点的对立作为一种基本事实，并不必然带有极化的属性，但当对立双方存在明显情感抵触或相互厌恶，则会成为极化的温床。人们担心社交媒体恶化了在线辩论的质量，加剧两极分化，其方式是“放大和升级在线下发生的社会进程，或者是通过其设计能力促成的特定方式，这也使得这些平台容易被操纵”。有人寄望于在虚拟共同体中，人们有机会构建一些乌托邦式的集体，例如基于利益、教育、品味、信仰和技术的共同体，从而在这块动荡不定的网络空间重塑世界。不过，现在看来，通过数字媒体来重塑“美好新世界”之梦要醒一下了，因为有不少国家政府开始独立制定网络监管措施，如美国政府以“保护公民隐私和公司最敏感信息”为名，启动“干净网络”（cleannetwork）计127现代传播2 0 2 3年第6 期（总第32 3期）吴飞：公众参与数字交往的底层逻辑分析新媒体研究划，试图禁止TikTok和微信在美国的运作，还有一些国家建立严密的防火墙，“网络巴尔干化”（cyber-balkanization）已成为现实。人类离不开交流，但交流不能解决理解和共识问题。在一项研究中，我们发现不同框架下的话语对立统合意义空间，观点的自我否定与修正让位于不同观点的分化。想要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共识的目标，只能采取在不断撕裂的话语鸿沟中进行“两边讨好”的话语策略，实现一种姿态性的“共识的幻象”。“凡是官员说是的，我们理解为非；凡是官员说非的，我们理解为是。”有人用“鸡蛋情绪”来表征这样的情绪性的站队行为。这种心态虽有为弱者壮声的勇气，但未必合乎正义。有学者观察发现，意见表达的倾向性和情感性越强，尽管可能使自己陷人不同观点的攻击，但客观上越会提升关注度。整体而言，公共话语实践尚未呈现较高的交往理性特征，缺乏理性的言论又进一步导致观点的对立与极化,使得“理性话语共同体”的建构更加困难。毕竟，“在实践推理中，我们随时可能因为理智上的错误而误人歧途：比如没有充分了解自己所处情境的具体情况，或者超出了论据因而受到误导或者过分依赖那些未经证实的普遍结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支持那些旨在控制网络空间中的表达自由的建议，而是希望在监管和公众参与数字公共领域的讨论中加强法律建设和道德设计，培养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数字参与素养，以减少社交媒体导致群体功能失调情况的发生，促成更高质量的在线讨论。四、整全的控制与有限的抵抗没有权力关系的社会不可能存在。福柯（M i c h e l Fo u c a u l t）分析说，权力关系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施展权力的关系，而交往关系是通过语言记号系统或者其他的符号媒介来传达信息。“无疑交往也总是明确地作用某个人或者某群人的方式，但是意义要素的流通和生产，无论是作为目的和后效，可能会在权力的领域中出现。后者不单是前者的一个方面。权力关系无论是否穿越交往关系，它们总是有其特殊性。”在传统社会中，权力控制往往由政府和社会精英主导，对于公众日常行为的管理，往往基于硬权力（如立法、公安、监察等机构）的支持而运作，人们对于权力的想象是政府大楼、警察、监狱等控制镇压打击力量。这些权力的运作，也形成了严密的网络，对社会控制也极为有效。但数字公共领域是由权力关系交织而成的复杂网络，权力的实施手段更严密且更为智能。因为网络中的场所并不只有单一的性质，而是有很多的性质，这是由组成这些不同空间的架构（archiecture）所决定的。而这些架构本身又是由网络空间的建筑师们所设定的，这些建筑师就是代码作者”。网络空间包括三层空间，即物理层、协议层和应用层。物理层包括光缆、大型计算机等基础设施；协议层（亦称逻辑层)是指互联网的编码体系，编码体系如果各自为政，那网就不能互通了；应用层则包括各个领域中的应用。在这三层空间中，应用层因为与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最为关切，所以对其管理也最为严苛；物理层正变得越来越密，基础设施成为社会管理和管制的重要方式，而在中国建立的遍布城乡的监控系统（天网）、互联网系统、智能分析系统等设施都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在数字空间，代码就是一种法律，这意味着由法律保护的公共善和道德价值，正部分地转移到那些开发或使用代码的人与平台手中，如健康码和通行码在疫情期间广泛地被要求使用，就是政府与数字平台协同采取的精细化治理手段。几乎所有的智能性的数据平台型公司，都能够控制和跟踪所有网络交易，具有了“监视或者监督所有网络互动行为的能力，网络架构在私人或者公共部门的掌控之中具有超常的规范力”。更值得关注的是，全球8 0 亿人口中，已经有50 亿左右的人口可以上网，而128现代传播2 0 2 3年第6 期（总第32 3期）吴新媒体研究飞：公众参与数字交往的底层逻辑分析且大多拥有智能移动设备，这使得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监督也成为可能。所以，在网络社会中，社会权力的实施也成为一种交互网络，这个网络由智能基础设施、正式的权力机关、平台型公司以及普通的联网公众共同组成，让几乎所有人的行为都处于可被实时看见的状态，所以，社会控制变得越来越有效率，但这也对公众个体的隐私权构成极大的威胁和挑战。虽然权力永远是不对等的，政府和国家永远是权力强势方，但公众可以通过大众自传播为自己的利益诉求发出声音，弱势者的联结能够相互加持，进而强化了个人和社会行为主体挑战国家权力的能力。卡斯特甚至认为这可以挑战或者解构权力主体的权威性，如社会动员运动和维基解密对权力主体的挑战就是这样的现实案例。杨国斌借用德塞图和斯科特的分析思路，指出中国网民对权力的抵抗主要采用了三种方式：依法抗争、艺术性抗争，以及信息化时代的电子隐藏文本。公众对平台的反抗常常会成为热议，甚至会促成立法改革，如对平台“二选一”的指责、对平台间切断转发分享链接的批评，等等，都成功地引起了国家立法机构的关注。这些事件反映出公众对数字平台的担忧和对其控制力过大的不满。如Facebook作为全球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其隐私政策一直备受公众批评。多次发生的用户隐私泄露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其中最为著名的案例之一是2 0 1 8 年的剑桥分析丑闻。剑桥分析公司通过收集Fa-cebook用户的个人数据，进行个性化广告投放和政治操纵。这一事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Facebook隐私政策的质疑，公众对其数据保护措施的不足表示担忧。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对Facebook进行了调查，并于2 0 1 9 年对其开出了创纪录的50 0 亿美元罚款。这一案例还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数字平台隐私政策的审查和反思，推动了一系列针对数字平台隐私保护的法规和立法改革。例如，欧洲联盟于2 0 1 9年颁布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以加强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和用户隐私权的维护。该法规对所有数字平台都有严格的数据收集和处理要求,并规定了用户对自己的个人数据拥有更多的控制权。这一举措被视为保护用户隐私权的重要里程碑，也为其他国家制定类似的法规提供了借鉴。除了对隐私问题的关注，公众还表达了对数字传播网络过度连接的抵制和反对。有一部分用户认为过度依赖社交媒体和智能移动终端会导致沉迷、注意力分散和个人隐私暴露等问题，这可能影响到我们的注意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睡眠模式和整体健康。“反连接”（anti-connection）、“媒介抵制”（media resistance）以及“数字排毒”（digital detox）之类的行动，就在倡导人们在一段时间内暂停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关闭朋友圈功能，标示自己“不在线”，甚至停止使用智能移动终端。这些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对数字疲劳的回应,是公众对数字化生活的反思和抗议。因为人们担心当数字技术深度介入我们的生活世界时，我们独处的时间越来越少，无法自我反思，并开始依赖外界不断的反馈来支持我们的身份，同时我们的社会关系也很脆弱，面对面的交流被短暂的、脆弱的、中介的互动所取代，这会导致“情感支持感的下降”。因此，我们需要定期断开与数字平台的联系，以减少对数字设备的依赖，增强与现实世界的互动和体验。数字排毒反映了人们对被困在一个肤浅的、自恋的和虚拟的数字空间中体验的“烦”，并因此希望回归到“真实生活”的社会倾向，这是对异化的“时空疏离”的反动，旨在促进离线和在线生活之间的平衡。虽然这种行动不可能持久，但可以暂时让人们在信息过载的加速社会中，适当减轻因为过度交往带来的“烦”，给自己更多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自由，尽管这“会让个体在某些时候失去抱团取暖的社会支持”。可见，公众对平台的反抗和对数字连接的抵制是对生活在一个媒体饱和的世界的社会反129现代传播2 0 2 3年第6 期（总第32 3期）【责任编辑：潘可武】吴飞：公众参与数字交往的底层逻辑分析新媒体研究应，他们的反对迫使人们考虑何为规范的媒体做法，以及重新思考数字平台的良性发展。随着用户对隐私和数字依赖的关注不断增加，相关的研究和立法改革也在不断进行，保护公众的权益和提升数字平台的责任等问题将会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五、总结在传统观念中，我们会认同这样一些说法，诸如我们会认同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具有一定的义务，我们也可能认同一个国家的公民有义务去服从自己生活在其中的国家的一些法律，我们还会认同每一个人有追求幸福和尊严的自由。但在网络社会中,这些观念可能都会受到挑战，因为在数字虚拟空间中，虽然国家的观念仍然在起作用，但数字交往已经打破了国家的边界，数字领域的交往很容易走出国门，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交往实践，所以，“网民”虽可能还是一国之民，但又不等于“国民”。这便对网络社会中的交往伦理和道德关怀提出了挑战，因为传统的地域性的、亲身在场的交往的伦理规则已经无法解释和规范数字虚拟世界的交往行动。比如如何判断那些具有各种不同动机的外国人对中国的批评是合乎正义的？如何判断那些网络爱国主义者是基于真诚在行动而不是借爱国主义的旗帜经营一门生意？当越来越多的智能社交机器人成为传播主体参与交往实践时，如何让机器学习具有伦理的意义而不被训练成为反智、反人类或者只是色情的主体？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到存在和主体性不可分割地交织于“在世界中存在”（b e i n g-i n-t h e-w o r l d）中，“我们”（在海德格尔那时的语境中，“我们”还只是人，但显然现在还应该包括智能机器人）“被抛人”这个世界之中，被迫去与已经在世界之中的和将在世界之中的那些对象互动，以建立我们自己的意义和对象关系网络。所以，“我们”似乎总是被动的。但海德格尔同样提醒说，行为不是一种对事物的客观性质的简单反应，相反，“我们”在一种思辨模式中所认识的事物实际上来自实践行为的介人性“干扰”。也就是说，我们的认识并不是无为地、静态地看，而是戴着有色的眼镜和具有意向性地看。当“我们”进人数字虚拟交往领域中，每一个“我”都会遭遇到无数的已经在世界之中的他者。试探、接触、融人，或远观、逃避、抵抗，每个人的行为耦合成为网络社会的总体现实。所以对网络行为的分析，尤其是更为精细的行为分析就显得很重要。但因为数字行动者网络是一种复杂性网络，这种网络行为又不能仅仅通过观察个体性的行动者甚至是一些小群体的活动来求解（尽管这样的观察和分析也很重要），而需要建立更科学的分析模型和利用更复杂的分析工具。前文只是初描了网络社会中四对交往行为的关系实践，数字智能技术的加持，让所有这些行为具有更为明显的表征。但本文的分析仅仅是大纲式的，是对现有实证分析的一个简要综合，但这样的综合肯定还需要更多人的努力。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行为本身无所谓好与坏、对与错，但对于社会管理而言，或者说对于每一位希望过具有反思生活的人而言，观察、理解和分析这些行为本身可能的影响是有价值的，因为这可能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社会未来的想象。注释：Verbeek,P.Introduction:to the Things Themselves.What Things Do: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echnology,Agency,and Design.Translated by Robert P.Crease.Pennsylvani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5.pp.1-12.6【加】安德鲁芬伯格：在理性与经验之间：论技术与现代性，高海青译，金城出版社2 0 1 5年版，第6 9、6 4页。23【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0 1 年版，第2 1 4页。130现代传播2 0 2 3年第6 期（总第32 3期）新媒体研究吴飞：公众参交往的底层逻辑分析Brian Larkin.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42,2013.pp.327-343.【法】莫里斯梅洛一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 0 0 1 年版，第1 35页。【德】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巩婕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1 9 年版，第36 页。【意大利】翁贝托埃科：帕佩撒旦阿莱佩：流动社会纪事，李婧敬、陈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 0 1 9 年版，第2 7 页。【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0 8 年版，第36 页。9Cabrera Nolan L.,Matias Cheryl E.,Montoya Roberto.Activism or Slacktivism?The Potential and Pitfalls of Social Media in Contemporary StudentActivism.Journal of Diversity in Higher Education,vol.10,no.4,2017.pp.400-415.【美】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刘波、祝乃娟、张孜异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1 1 年版，第1 1、1 8 2 页。Henrik Serup Christensen.Simply Slacktivism?Internet Participation in Finland.eJournal of eDemocracy and Open Government,vol.4.no.1,2012.Pp.1-23.【美】约翰霍兰德：涌现：从混沌到秩序，陈禹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 0 0 6 年版，第3页。2010年1 2 月1 7 日，西迪布济德的一名2 6 岁大学毕业生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找不到工作而上街卖水果。警察认为他是无照经营，没收了他的货物，他气愤难当，随即自焚抗议，1 月5日医治无效死亡。这一个人抗争行动，因为被人传播到网络上，在美国“颜色革命”的策动下，很快引起了席卷中东的大规模反抗运动。La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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