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视域下邓小平先富思想的历史逻辑.pdf

社科研究100邓小平在1978年底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的讲话中提出了“允许先富”的思想，其宗旨是以“先富”带动“后富”，这标志着共同富裕思想的最初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被邓小平正式提出则是在1984年11月9日会见意大利外宾时。当时之所以会提出这一概念，主要目的是解决区域差异问题，实现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其他区域共同富裕的目标。首次通过党中央文件的方式来提出是在1984年的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人员通过辛勤劳动先富起来，这样才能够对其他人产生引导和推动的作用，让更多的人主动地进行奋斗，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以前人的理论分析为基础，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针对共同富裕开展了系统性的探索，最终制定了比较完善的理论，让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速度得到了大幅的提升。所以从历史逻辑角度入手，针对邓小平先富思想开展研究，可以对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进行更为深入的了解，这将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产生积极的影响。一、有差别的普遍富裕提升主观能动性邓小平明确提出，应当对生产力进行彻底的解放和发展，消除剥削和两极分化，尽早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允许先富”的思想，标志着邓小平先富思想的初步形成。邓小平认为，中国想要整体摆脱贫穷，就必须有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和人作为模范样板，去引领其他地区脱贫致富。同时，要避免一部分人钻政策的空子，投机倒把，反而会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强调，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和人必须通过辛勤劳动先富起来，通过政策允许的正当途径所收获的财富，会对周边的地区和人产生极强的示范引领作用，再通过政府号召，让全国都以先富地区作为榜样，提升他们勤劳致富的积极性，让国民经济实现快速的发展1。邓小平这段讲话的含义是十分明确的，实现共同富裕并非代表均等的富裕，由于每个社会成员自身的能力与对社会的贡献程度不尽相同，因此允许在普遍富裕的基础上存在富裕程度有差别的情况。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财富应属于每一位劳动者，但不同的劳动者对社会主义建设所作出的贡献是有差别的，因此在财富分配上，也需要存在一定的差别，这是实质上的公平而非形式上的公平。允许富裕程度存在差距并不意味着我们允许两极分化的存在，这是原则性问题。邓小平讲：“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2”1979年之后，国家从政策层面积极开展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允许一部分人因为自身的勤奋努力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财富分配，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实现了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更加印证了“先共同富裕视域下邓小平先富思想的历史逻辑姜凯博（南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南宁530299）摘要：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发展，既是有差别的普遍富裕，也是由部分到整体、共富程度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先富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点内容，是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的主要构成之一，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其理论源自邓小平所制定的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构想，随着收入差距的逐步扩大，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基本原则，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是具有社会主义特性的共同富裕。先富政策是共同富裕得以顺利实现的前提，把先富与共富等机制进行有机地结合，从政策与制度环节入手，树立共同富裕思想，建立科学化的思想系统。在此基础上，文章对邓小平先富思想进行了详细分析，有差别的普遍富裕提升主观能动性，针对平均主义和贫穷社会主义实施先富政策，“先富”绝不是搞“两极分化”，国情决定由部分到整体的逐步富裕，正确认识“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关键词：邓小平先富思想；共同富裕；先富共富论作者简介：姜凯博（1997），男，汉族，吉林长春人。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社科研究101富”政策的正确性。所以只有在普遍富裕的基础上存在差别，才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人民群众各尽其能，充分实现自身价值，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二、针对平均主义和贫穷社会主义实施先富政策在实施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已经在意识形态上建立了相应的评价公式，简单来讲，就是资本主义具有落后性和腐朽性等弊端，而社会主义是先进的，相比于资本主义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但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民不富、国不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只是停留于理论宣传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长期实行“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政策，在发展环节采用的是“平均发展观”，对于矛盾的特殊性等问题缺乏充分考虑。这种分配方式打击了群众努力奋斗的积极性，保护了懒汉，严重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此，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是吃大锅饭，鼓励懒汉，包括思想懒汉，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不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具有优越性，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我们以往的认识不够深入，犯了平均主义的错误。既然犯了错误，就必须要改正。想要解放生产力，就必须废除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打破平均主义的发展观，允许存在差别。诚然，改革可以变更政策，但观念这种在脑海中根深蒂固的存在则必须通过思想解放进行转变。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得不到快速的发展，不只是平均主义等因素的影响，“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错误宣传，“贫穷光荣、富裕可耻”的谬论已经成为当时的社会共识。为改变这种情况，邓小平详细阐述了社会主义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必然联系，让群众得以认识到现阶段“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革政策就是对这种虚假的社会主义进行破除，让人们解放了思想，重新对社会主义建立正确的认识。三、“先富”绝不是搞“两极分化”邓小平在提出共同富裕思想伊始便敏锐地察觉出避免两极分化的重要性，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始终要注意避免两极分化。3”邓小平在思考避免两极分化的问题时，延续了最初“警惕产生剥削阶级”这一思路，以是否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作为两极分化的界定。首先，实行改革开放必然会面临诸多风险与挑战，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避免两极分化是为了确保改革的方向不走偏。对此，邓小平提出：“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我国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处于非常复杂且多变的社会环境中，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既要克服旧体制旧思维的干扰，又要排除西方资本主义思潮的影响，才能使中国的改革沿着正确的路线继续走下去。其次，从宏观角度入手，对收入差距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两级分化属于个别现象，但是对于阶级关系同样会产生影响作用。“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因此，对于公有制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邓小平表示，不管是吸收外资，还是发展个体经济，本质上都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不会影响公有制经济这一主体。只要确保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占主体地位，就不会产生两极分化。再次，辩证看待富裕程度的差别，正确理解“两极分化”。1986年，邓小平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讲：“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设想，大部分民众的生活水平都能够获得提升，虽然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可是这并不代表“两极分化”。最后，必须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约束杜绝两极分化的产生。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有能力在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时候，由国家出面纠正错误。“我们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因此，邓小平在1984年提出“共同富裕”的谈话中就已经表示，当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后，当经济整体发展起来后，国家有能力采取调节分配的措施，使得国家和先进地区共同帮扶落后地区发展。四、国情决定由部分到整体的逐步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定会存在发展中的阶段性过程。邓小平提出先富政策，正是基于国情的考虑，没办法在普遍贫穷的状况下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先让有条件的一部分人富裕起来，起到带动作用，去引领越来越多的后富群体达到共同富裕。此社科研究102外，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充分结合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把握大我与小我、个体与集体的界定，以按劳分配充分调动积极性。改革开放之初，新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平均主义，受此影响，“贫穷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在相当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变相保护了懒汉，严重阻碍社会的进步。再加上“贫穷光荣，富裕可耻”的错误观念扎根于人们的思想深处，近乎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劳动积极性和主体创造性被打压至谷底。在这个时期实行先富政策，能够唤醒人们沉睡已久的积极性，使其能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创造财富，并以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作为榜样，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价值，实现后发展地区的致富。同时，先富地区所创造出的财富也将为后富地区的发展提供所需要的物质保障，在国家机器的统一调配下，为后富地区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与发展机会，进一步帮助后富者能够尽快地富裕起来4。五、正确认识“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共同富裕是不可能通过同步发展来实现的，邓小平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先富共富论”，简单来讲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带动其他人，形成逐步推动的发展状态，最终顺利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事物发展会受到主客观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地区和个人在步伐和时间等方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企图用平均主义消灭一切差别只能适得其反。邓小平先富思想具有特殊的内涵，先富政策是为共同富裕所服务的，其中的“先富”与“后富”属于辩证统一的关系。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才不会曲解邓小平的本意；真正地贯彻落实，才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一方面，“先富”与“共富”是统一的。“共富”是全局，是大我；而“先富”只是局部，是小我，它们属于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先富”作为“共富”的前提，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最初的原始积累。共同富裕是需要逐步实现的，“先富”只是“共富”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不能忽视“共富”的完整性而对“先富”过分解读。而且“先富”仅仅是实现“共富”的手段，是方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才是“先富”的目标。因此，从原则上讲，“先富”必须受到制约，脱离了目标野蛮生长必会导致两极分化，没有“边界”的“先富”是无法服务好“共富”这个总目标的。所以“先富”是“共富”的必由之路，只有最终能够实现共同富裕，才是实施先富政策的真正归宿。另一方面，“先富”与“共富”是对立的。“先富”所代表的是个体与局部地区，而“共富”代表的则是普遍群体与国家整体。“先富”表达的是早期的利益诉求，追求的是速度，而“共富”表达的则是具有普遍性与整体性的长远利益，在层次上具有本质差异。为了确保共同富裕的顺利实现，必须彻底消除剥削阶级，所以邓小平一直在反复强调：“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六、结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不够完善与深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走了很多弯路，长期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政策让生产力水平持续低迷，社会发展一度陷入停滞。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为了摆脱困境，开创性地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平均主义思潮被打破，实现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以先富带后富，促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收获巨大成功。历经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飞速发展，我国终于在2020年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国人民彻底摆脱贫困与落后的面貌，从而继续向着共同富裕的更高层次大步走去。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为社会的稳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石，但另一方面，邓小平明确提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要避免两极分化的产生，必须将先富与后富的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只有这样，“先富”才能产生积极的模范作用，激励并带动“后富”良性发展，杜绝因贫富差距变大而引起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出现。如果失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那么共同富裕的实现也将遥遥无期。参考文献：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4杨尚昆.邓小平人民共富思想研究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7(1):67-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