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高中历史-1.2《第二节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学案110(人民版必修1).doc

2012高一历史学案：1.2《第二节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110（人民版必修1）漢武帝

漢武帝施行經濟政策背景，可分消極及積極兩面。消極方面，乃在打擊商人，以期紓緩當時社會貧富懸殊。漢初高祖、呂后雖有「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及「市井之子孫不得仕為宦吏」等政策，藉以打擊商人的社會地位，但因漢初國土已完成統一，關旅之禁亦已消除，交通變得方便；且文景之世，生產力已恢復，令農商有剩餘生產，故商人活動，在文景二帝「無為」政策下得以發展，商人漸變為巨富，兼併之風因而出現，貧富懸殊現象便日益嚴重。文帝時，賈誼在《治安策》中已指出富豪乃破壞社會經濟之主力，應對其加以裁抑。到景帝時，晁錯又力斥商賈囤積居奇，甚至藉其財力染指政治交通王侯。可見文景時商人地位雖低，但其影響，仍不容忽視，連法律條文亦無力予以約束限制。面對商人兼併土地及牟取厚利，形成貧富不均之經濟危機，武帝不得不施行新經濟政策，抑制商業資本之增張。

就積極面來看，漢武帝施行新經濟政策，乃因其要發展國力，故必須廣開財源。武帝即位後，一改漢初各帝之休養生息及無為而治政策，積極發展國力，連年對外用兵，開拓疆土，如伐匈奴、百越、朝鮮，西通西域及西南夷等，需財極殷。此外，武帝大建宮室、興水利，四出巡遊，登山封禪等，支出浩繁。結果將文景留下的府庫積蓄，亦虛耗淨盡。為籌措軍費支出，武帝自要設法增闢財源，以實國用。

(背景加此段)
此外，漢代政府將耕地許農民私有，全國山林池澤則撥歸皇室，民間私下燒炭伐木，捕魚獵獸，煮鹽冶鐵等，皆要徵收商稅。漢代以大司農收農田租稅，充實國庫，以少府收山海池澤之稅，以供皇帝私用。由於漢田賦甚輕，而鹽鐵之利則秦時已「二十倍於古」﹝《漢書‧食貨志》﹞。漢初仍沿用未改，結果造成大司農收入﹝國用﹞反不及少府收入﹝皇帝收入﹞。武帝時支出浩大，大司農收入不足抵消國家支出，三十稅一之田賦政策，又不便變更，武帝惟有以少府收入撥作國用，並希望鹽鐵商人響應，捐獻於政府。由於商人對武帝之號召反應冷淡，武帝便施行新經濟政策，一面懲罰鹽鐵商人不合作，削其所獲的暴利，還之於政府，同時將利錢豐厚的鹽鐵事業收歸國營，以補國家支出。

內容
武帝經濟政策，可分為抑制商人，增加國庫收入及統一經濟三方面。首先，武帝統一幣制，嚴禁私人及地方鑄錢，由中央統一鑄造新五銖錢，作全國流通貨幣。漢初以來所鑄的錢幣質量甚劣，郡國又可私鑄，造成貨幣大小不一，輕重不同，嚴重影響社會生產和交易，亦不利國家統一。武帝於是頒行五銖錢，規定不可盜鑄，後又取消郡國鑄錢權利，將以前各地方舊錢收回鎔銷，令盜鑄集團無利可圖。

此外，武帝訂立鹽鐵酒專賣制度，由國家經營，於各地設置鹽官、鐵官及榷酤官，統辦一切鹽、鐵、酒生產與銷售事務。鹽官備「牢盆」等煮鹽器具，給鹽商煮鹽，其產品由官家收購發售。鐵官則主鐵礦採冶，鐵器鑄造及售賣。榷酤官則設廠釀酒出售。此外，武帝亦嚴禁民間私營鹽鐵酒事業及製造煮鹽器具，違者沒其器物，並處以左足著六斤鐵鈦之罪。武帝既壟斷鹽的銷售，對鐵則同時壟斷其生產及流通，對酒則緊握生產之權，自能有效打擊商人，國庫收入亦激增。

漢武帝又行均輸法，令各地獻給中央的貢品，不必直接運往京師，可就近以高價出售，再採購中央所需貨物運往長安，或將錢轉歸國庫，並以均輸官主其事。均輸法的推行，消除郡國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見桓寬《鹽鐵論‧本漢篇》)等不合理現象，令國家盡收天下的貨物，因而也充實府庫收益。均輸以外，武帝又設立平準制度，於京師設平準官，網羅天下各地貨物，按首都市場價格的漲落，貴則賣，賤則買，藉此調劑供求，平抑物價，以防商人囤積居奇，及節制市場。

除統一貨幣、鹽鐵專賣、實行平準均輸制度外，漢武帝再採取直接剝奪商賈利潤措施。於公元前119年，規定商人及手工業主，均須向政府呈報資產狀況，依報徵收稅項，稱為「算緡錢」。商品價值每二千錢稅一算，即一百二十錢。手工業品則每四千錢納稅一算。此外，百姓擁有船、車者亦須課稅；車一輛一算，商人加倍，船則五丈以上收一算。此外，為防商人虛報貨值，或隱藏不報，武帝又獎勵告緡，命楊可主其事，另以杜周處理案件。凡犯令財產皆充公，並罰戍邊一年，告發者則可得違令商人資財的一半。為壓抑商人兼併土地，武帝又下令「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犯令者沒收其土地。

同時，為開闢財源以增國家財政收入，武帝實行賣官鬻爵，由政府設「武功爵」十一級，每級十七萬錢，人民買爵至第七級，則可任命為吏，有罪可減兩等。此外，納財者可為郎，納粟者也可補吏或贖罪。

最後，漢武帝為鼓勵農業生產，大力推廣鐵農具及牛耕，在長安、洛陽等地設置冶鐵工場，召集技工製作農具，分發給地方上善於種田的農民。又興修水利，如修漕渠，自長安引渭水東通黃河；在涇水與洛水之間，修建白渠等。此外，為了抑制土地兼併及防止農業人口流失，曾下令禁止商人擁有田地及限制奴婢數目。漢武帝末年，停止征伐匈奴，與民休息，用「代田」之法，開墾荒地，增加生產。

影響
漢武帝所施行的經濟政策，不論在經濟、政治、軍事和社會上，均帶來重大影響。經濟方面，由於統一貨幣禁令能嚴格執行，新鑄幣質量又高，便令盜鑄無利可圖，幣制得以長期穩定。此外，貨幣統一以後，亦對漢室中央集權穩定起積極作用。此外，鹽鐵酒專賣和實行均輸平準，使國家盡控鹽鐵酒等利豐厚事業，亦令各式貨物價格得到調節。如是富商大賈，便難謀暴利，物價也不會暴漲暴落。同時，部分商業歸國家經營，令少府收入大增，足供武帝巡狩、賞賜及軍事支出，田賦卻可維持原本三十稅一的低稅率，可做到「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再者，武帝行鹽鐵酒專賣、平準均輸、算緡錢及禁商人名田等，亦起控制諸侯王及豪強大賈的政治作用。如桑弘羊論證筦鹽鐵和行均輸平準必要性時說：「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桓寬亦說：「今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兼併之路也。」(《鹽鐵論》)可見漢武經濟政策，實有利加強地方控制。至此商賈及諸侯王便無法挾其雄厚財力，操縱市場，兼併土地，更遑論發動叛亂了。

算緡、告緡的推行亦對當時政治社會構成重大影響。自算緡實施後，上林苑財物貯積充溢，府庫得到充實，商人亦因而受到沉重打擊，政府則能藉此措施強化皇權，鞏固統治。此外，自實施新經濟政策後，人民生活穩定，國家經濟發展愈發良好，國力亦遠勝漢初。西漢因而有足夠能力，外行征伐，擴展疆土。

然而，漢武帝一方面對大商賈採取限制、打擊以至剝奪措施，一方面又允許部分商人充當鹽鐵官，並准商人藉納財粟以得官爵，為封建統治服務，令西漢統一政府與商賈矛盾得以緩和。但賣官鬻爵卻造成吏治敗壞，由於納財求為官吏，須用大量金錢，故循此途入官者，大多好貨自肥。況且賣官鬻爵自不能如孝廉可控制官吏操守，奸商豪強既得任官，其對政治的破壞也大。此外，漢武的經濟政策如鹽鐵專賣和經營商業等，皆直接給人民帶來困苦，如官鹽價昂味苦，農具質劣而不適用，皆對民生影響甚大。

成效

新經濟政策，以鹽鐵專賣、均輸平準兩項為主，對解決漢廷的財政危機，起了一定作用。然而，時人及後人對漢武帝的抑商措施，卻譭譽參半。昭帝時代，御史大夫桑弘羊與郡國所舉賢良文學八十多人舉行「鹽鐵會議」，賢良文學力主罷鹽、鐵、酒榷和均輸官，並且對新經濟政策加以討論(見東漢桓寬《鹽鐵論》)。

(a) 幣制改革的成效
漢武帝多次幣制改革，以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的一次最徹底。這次改革，中央收回了鑄幣權，壟斷了貨幣鑄造，並將銅材置於中央統一管理，偽幣因為失去原料逐漸淘汰，根本地制止了偽錢的流行。加以，是次改革規定非五銖錢不得行，於是貨幣得以「重如其文」，幣值與實際重量一致，對偽幣構成重大打擊。此後，五銖錢通行，盜鑄及偽幣基本絕跡，穩定了國家財政。

(b) 專賣制度的成效
隨著鹽鐵官營，鹽鐵的生產規模得到空前拓展，例如河南的冶鐵遺址面積達21，000平方米，有十八座冶鐵爐，一座熔爐，一座鍛爐，可見當時的冶鐵規模。更重要的是，鹽鐵官營，使政府取得大宗收入，剝奪了鹽鐵商人的財源，既增強了中央對經濟的控制，更直接解決了國家的財政危機，《鹽鐵論﹒輕重篇》說：「當此之時，四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獲之賞，以億萬計，皆贍大司農，比皆......鹽鐵之福也。」

(c) 平準及均輸法的成效
平準法及均輸法的動機和成效，與鹽鐵專賣一樣，既打擊了豪強的投機，也解決了政府的財政困難，桑弘羊就對武帝的政策有這樣評價：「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越大饑，賴均輸之蓄，倉稟之積，戰士以奉，饑民以賑。」(《鹽鐵論﹒力辯篇》)。

然而，均輸、平準及鹽鐵，也給人民帶來許多不便。專賣方面，因為官員管理不善，政府製造的產品往往質量低劣。至於均輸平準，也不一定可以制止物價「騰躍」，「輕賈奸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鹽鐵論﹒本議篇》)，這正是官營商業出現的弊病。

(d) 捐官的漏洞
武帝公然打擊商人，例如明令商賈不得買賣田產，甚至不可做官。可是，他又允許富商捐貲納爵，甚至鹽鐵、平準、均輸等機構的官員，也例由商賈充任。這樣，固然與抑制商賈的措施相矛盾，更有助商人打破不能入仕的規定。更重要的是，這些商人得以用「官吏」的名義，超越限民名田的限制，加速土地兼併。

總括武帝一朝的抑商政策，以限制工商業的資本為主，同時偏重「富國」、「開源」。可是，卻未能抑制商賈對土地的兼併情況。至於鹽鐵政策，更被評為「與民爭利」，不讓藏富於民。故此，田租雖輕，還是未能改善貧農的苦況，貧富懸殊依然存在，終於引發昭宣以後的社會危機。

總觀漢武帝經濟措施，確令漢初以來因商人活躍而造成的土地兼併及貧富不均，得以抑制，而廣泛開闢財源，亦令國家收入大增，足以彌補浩繁支出。此外，武帝實施的各種經濟改變，亦有助加強中央集權制，使大一統中國政治體系得進一步發展，從而導西漢邁向隆盛。但漢武盛世，卻在加強皇帝專制，推行崇本抑末的前提下，以削弱地方權力，限制工商發展為代價，才得實現，故在一段時間內，雖能創出輝煌燦爛的表象，但從長遠來看，其對漢以後的發展實不無消極影響。

試述漢武帝經濟政策之內容及其施行結果。(94，96)

漢武帝時代，是西漢國力最鼎盛的年代，除了由於政治制度的改革收效外，他提倡「獨尊儒術」的政治文化及經濟上推行新經濟政策，就是最基本的致治原因。武帝的經濟政策，完全體現了中央集權及鞏固皇榷的精神。打擊商人豪強，增加國家收入，成為經濟政策的主要成效。

武帝經濟政策，可分為抑制商人，增加國庫收入及統一經濟三方面。首先，武帝統一幣制，嚴禁私人及地方鑄錢，由中央統一鑄造新五銖錢，作全國流通貨幣。漢初以來所鑄的錢幣質量甚劣，郡國又可私鑄，造成貨幣大小不一，輕重不同，嚴重影響社會生產和交易，亦不利國家統一。武帝於是頒行五銖錢，規定可盜鑄，後又取消郡國鑄錢權利，將以前各地方舊錢收回鎔銷，令盜鑄集團無利可圖。

此外，武帝訂立鹽鐵酒專賣制度，由國家經營，於各地設置鹽官、鐵官及榷酤官，統辦一切鹽、鐵、酒生產與銷售事務。鹽官備「牢盆」等煮鹽器具，給鹽商煮鹽，其產品由官家收購發售。鐵官則主鐵礦採冶，鐵器鑄造及售賣。榷酤官則設廠釀酒出售。此外，武帝亦嚴禁民間私營鹽鐵酒事業及製造煮鹽器具，違者沒其器物，並處以左足著六斤鐵鈦之罪。武帝既壟斷鹽的銷售，對鐵則同時壟斷其生產及流通，對酒則緊握生產之權，自能有效打擊商人，國庫收入亦激增。

漢武帝又行均輸法，令各地獻給中央的貢品，不必直接運往京師，可就近以高價出售，再採購中央所需貨物運往長安，或將錢轉歸國庫，並以均輸官主其事。均輸法的推行，消除郡國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見桓寬《鹽鐵論‧本漢篇》)等不合理現象，令國家盡收天下的貨物，因而也充實府庫收益。均輸以外，武帝又設立平準制度，於京師設平準官，網羅天下各地貨物，按首都市場價格的漲落，貴則賣，賤則買，藉此調劑供求，平抑物價，以防商人囤積居奇，及節制市場。

除統一貨幣、鹽鐵專賣、實行平準均輸制度外，漢武帝再採取直接剝奪商賈利潤措施。於公元前119年，規定商人及手工業主，均須向政府呈報資產狀況，依報徵收稅項，稱為「算緡錢」。商品價值每二千錢稅一算，即一百二十錢。手工業品則每四千錢納稅一算。此外，百姓擁有船、車者亦須課稅；車一輛一算，商人加倍，船則五丈以上收一算。此外，為防商人虛報貨值，或隱藏不報，武帝又獎勵告緡，命楊可主其事，另以杜周處理案件。凡犯令財產皆充公，並罰戍邊一年，告發者則可得違令商人資財的一半。為壓抑商人兼併土地，武帝又下令「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犯令者沒收其土地。

同時，為開闢財源以增國家財政收入，武帝實行賣官鬻爵，由政府設「武功爵」十一級，每級十七萬錢，人民買爵至第七級，則可任命為吏，有罪可減兩等。此外，納財者可為郎，納粟者也可補吏或贖罪。

最後，漢武帝為鼓勵農業生產，大力推廣鐵農具及牛耕，在長安、洛陽等地設置冶鐵工場，召集技工製作農具，分發給地方上善於種田的農民。又興修水利，如修漕渠，自長安引渭水東通黃河；在涇水與洛水之間，修建白渠等。此外，為了抑制土地兼併及防止農業人口流失，曾下令禁止商人擁有田地及限制奴婢數目。漢武帝末年，停止征伐匈奴，與民休息，用「代田」之法，開墾荒地，增加生產。

漢武帝所施行的經濟政策，不論在經濟、政治、軍事和社會上，均帶來重大成果。經濟方面，由於統一貨幣禁令能嚴格執行，新鑄幣質量又高，便令盜鑄無利可圖，幣制得以長期穩定。此外，貨幣統一以後，亦對漢室中央集權穩定起積極作用。此外，鹽鐵酒專賣和實行均輸平準，使國家盡控鹽鐵酒等利豐厚事業，亦令各式貨物價格得到調節。如是富商大賈，便難謀暴利，物價也不會暴漲暴落。同時，部分商業歸國家經營，令少府收入大增，足供武帝巡狩、賞賜及軍事支出，田賦卻可維持原本三十稅一的低稅率，可做到「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再者，武帝行鹽鐵酒專賣、平準均輸、算緡錢及禁商人名田等，亦起控制諸侯王及豪強大賈的政治作用。如桑弘羊論證筦鹽鐵和行均輸平準必要性時說：「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桓寬亦說：「今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兼併之路也。」(《鹽鐵論》)可見漢武經濟政策，實有利加強地方控制。至此商賈及諸侯王便無法挾其雄厚財力，操縱市場，兼併土地，更遑論發動叛亂了。

算緡、告緡的推行亦對當時政治社會構成重大影響。自算緡實施後，上林苑財物貯積充溢，府庫得到充實，商人亦因而受到沉重打擊，政府則能藉此措施強化皇權，鞏固統治。此外，自實施新經濟政策後，人民生活穩定，國家經濟發展愈發良好，國力亦遠勝漢初。西漢因而有足夠能力，外行征伐，擴展疆土。

然而，漢武帝一方面對大商賈採取限制、打擊以至剝奪措施，一方面又允許部分商人充當鹽鐵官，並准商人藉納財粟以得官爵，為封建統治服務，令西漢統一政府與商賈矛盾得以緩和。但賣官鬻爵卻造成吏治敗壞，由於納財求為官吏，須用大量金錢，故循此途入官者，大多好貨自肥。況且賣官鬻爵自不能如孝廉可控制官吏操守，奸商豪強既得任官，其對政治的破壞也大。此外，漢武的經濟政策如鹽鐵專賣和經營商業等，皆直接給人民帶來困苦，如官鹽價昂味苦，農具質劣而不適用，皆對民生影響甚大。

總觀漢武帝經濟措施，確令漢初以來因商人活躍而造成的土地兼併及貧富不均，得以抑制，而廣泛開闢財源，亦令國家收入大增，足以彌補浩繁支出。此外，武帝實施的各種經濟改變，亦有助加強中央集權制，使大一統中國政治體系得進一步發展，從而導西漢邁向隆盛。但漢武盛世，卻在加強皇帝專制，推行崇本抑末的前提下，以削弱地方權力，限制工商發展為代價，才得實現，故在一段時間內，雖能創出輝煌燦爛的表象，但從長遠來看，其對漢以後的發展實不無消極影響。

試述漢武帝所推行經濟政策之背景及其內容。(98)

漢武帝時代，是西漢國力最鼎盛的年代，除了由於政治制度的改革收效外，他提倡「獨尊儒術」的政治文化及經濟上推行新經濟政策，就是最基本的致治原因。武帝的經濟政策，完全體現了中央集權及鞏固皇榷的精神。打擊商人豪強，增加國家收入，成為經濟政策的主要成效。

漢武帝施行經濟政策背景，可分消極及積極兩面。消極方面，乃在打擊商人，以期紓緩當時社會貧富懸殊。漢初高祖、呂后雖有「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及「市井之子孫不得仕為宦吏」等政策，藉以打擊商人的社會地位，但因漢初國土已完成統一，關旅之禁亦已消除，交通變得方便；且文景之世，生產力已恢復，令農商有剩餘生產，故商人活動，在文景二帝「無為」政策下，得以發展商人漸變為巨富，兼併之風因而出現，貧富懸殊現象便日益嚴重。文帝時，賈誼在《治安策》中已指出富豪乃破壞社會經濟之主力，應對其加以裁抑。到景帝時，晁錯又力斥商賈囤積居奇，甚至藉其財力染指政治交通王侯。可見文景時商人地位雖低，但其影響，仍不容忽視，連法律條文亦無力予以約束限制。面對商人兼併土地及牟取厚利，形成貧富不均之經濟危機，武帝不得不施行新經濟政策，抑制商業資本之增張。

就積極面來看，漢武帝施行新經濟政策，乃因其要發展國力，故必須廣開財源。武帝即位後，一改漢初各帝之休養生息及無為而治政策，積極發展國力，連年對外用兵，開拓疆土，如伐匈奴、百越、朝鮮，西通西域及西南夷等，需財極殷。此外，武帝大建宮室、興水利，四出巡遊，登山封禪等，支出浩繁。結果將文景留下的府庫積蓄，亦虛耗淨盡。為籌措軍費支出，武帝自要設法增闢財源，以實國用。

此外，漢代政府將耕地許農民私有，全國山林池澤則撥歸皇室，民間私下燒炭伐木，捕魚獵獸，煮鹽冶鐵等，皆要徵收商稅。漢代以大司農收農田租稅，充實國庫，以少府收山海池澤之稅，以供皇帝私用。由於漢田賦甚輕，而鹽鐵之利則秦時已「二十倍於古」﹝《漢書‧食貨志》﹞。漢初仍沿用未改，結果造成大司農收入﹝國用﹞反不及少府收入﹝皇帝收入﹞。武帝時支出浩大，大司農收入不足抵消國家支出，三十稅一之田賦政策，又不便變更，武帝惟有以少府收入撥作國用，並希望鹽鐵商人響應，捐獻於政府。由於商人對武帝之號召反應冷淡，武帝便施行新經濟政策，一面懲罰鹽鐵商人不合作，削其所獲的暴利，還之於政府，同時將利錢豐厚的鹽鐵事業收歸國營，以補國家支出。

武帝經濟政策，可分為抑制商人，增加國庫收入及統一經濟三方面。首先，武帝統一幣制，嚴禁私人及地方鑄錢，由中央統一鑄造新五銖錢，作全國流通貨幣。漢初以來所鑄的錢幣質量甚劣，郡國又可私鑄，造成貨幣大小不一，輕重不同，嚴重影響社會生產和交易，亦不利國家統一。武帝於是頒行五銖錢，規定可盜鑄，後又取消郡國鑄錢權利，將以前各地方舊錢收回鎔銷，令盜鑄集團無利可圖。

此外，武帝訂立鹽鐵酒專賣制度，由國家經營，於各地設置鹽官、鐵官及榷酤官，統辦一切鹽、鐵、酒生產與銷售事務。鹽官備「牢盆」等煮鹽器具，給鹽商煮鹽，其產品由官家收購發售。鐵官則主鐵礦採冶，鐵器鑄造及售賣。榷酤官則設廠釀酒出售。此外，武帝亦嚴禁民間私營鹽鐵酒事業及製造煮鹽器具，違者沒其器物，並處以左足著六斤鐵鈦之罪。武帝既壟斷鹽的銷售，對鐵則同時壟斷其生產及流通，對酒則緊握生產之權，自能有效打擊商人，國庫收入亦激增。

漢武帝又行均輸法，令各地獻給中央的貢品，不必直接運往京師，可就近以高價出售，再採購中央所需貨物運往長安，或將錢轉歸國庫，並以均輸官主其事。均輸法的推行，消除郡國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見桓寬《鹽鐵論‧本漢篇》)等不合理現象，令國家盡收天下的貨物，因而也充實府庫收益。均輸以外，武帝又設立平準制度，於京師設平準官，網羅天下各地貨物，按首都市場價格的漲落，貴則賣，賤則買，藉此調劑供求，平抑物價，以防商人囤積居奇，及節制市場。

除統一貨幣、鹽鐵專賣、實行平準均輸制度外，漢武帝再採取直接剝奪商賈利潤措施。於公元前119年，規定商人及手工業主，均須向政府呈報資產狀況，依報徵收稅項，稱為「算緡錢」。商品價值每二千錢稅一算，即一百二十錢。手工業品則每四千錢納稅一算。此外，百姓擁有船、車者亦須課稅；車一輛一算，商人加倍，船則五丈以上收一算。此外，為防商人虛報貨值，或隱藏不報，武帝又獎勵告緡，命楊可主其事，另以杜周處理案件。凡犯令財產皆充公，並罰戍邊一年，告發者則可得違令商人資財的一半。為壓抑商人兼併土地，武帝又下令「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犯令者沒收其土地。

同時，為開闢財源以增國家財政收入，武帝實行賣官鬻爵，由政府設「武功爵」十一級，每級十七萬錢，人民買爵至第七級，則可任命為吏，有罪可減兩等。此外，納財者可為郎，納粟者也可補吏或贖罪。

最後，漢武帝為鼓勵農業生產，大力推廣鐵農具及牛耕，在長安、洛陽等地設置冶鐵工場，召集技工製作農具，分發給地方上善於種田的農民。又興修水利，如修漕渠，自長安引渭水東通黃河；在涇水與洛水之間，修建白渠等。此外，為了抑制土地兼併及防止農業人口流失，曾下令禁止商人擁有田地及限制奴婢數目。漢武帝末年，停止征伐匈奴，與民休息，用「代田」之法，開墾荒地，增加生產。

總觀漢武帝經濟措施，確令漢初以來因商人活躍而造成的土地兼併及貧富不均，得以抑制，而廣泛開闢財源，亦令國家收入大增，足以彌補浩繁支出。此外，武帝實施的各種經濟改變，亦有助加強中央集權制，使大一統中國政治體系得進一步發展，從而導西漢邁向隆盛。但漢武盛世，卻在加強皇帝專制，推行崇本抑末的前提下，以削弱地方權力，限制工商發展為代價，才得實現，故在一段時間內，雖能創出輝煌燦爛的表象，但從長遠來看，其對漢以後的發展實不無消極影響。

有言漢武帝推行之經濟政策，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其說當否？試評述之。(01)

漢武帝時代，是西漢國力最鼎盛的年代，除了由於政治制度的改革收效外，他提倡「獨尊儒術」的政治文化及經濟上推行新經濟政策，就是最基本的致治原因。武帝的經濟政策，完全體現了中央集權及鞏固皇榷的精神。打擊商人豪強，增加國家收入，成為經濟政策的主要成效。漢武帝推行之經濟政策確實令少府收入大增，足供武帝巡狩、賞賜及軍事支出，田賦卻可維持原本三十稅一的低稅率，可做到「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西漢初年，富商豪強佔山佔海，採礦冶鐵，或煮海製鹽，壟斷鹽鐵山澤之利。武帝有見及此，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由大司農顏異屬下的大農丞束郭咸陽及孔僅「領鹽鐵事」，並與桑弘羊合作，策劃將鹽鐵酒收為專賣。次年實行，將煮鹽、冶鐵收歸政府管理，所得收入補充賦稅。由官府招募鹽戶，主要費用由他們自己負擔，政府供應煮鹽工具。政府控制鹽、鐵的製造、收購、運輸和銷售，私人不得佔有或販賣，違者嚴懲。在各地設置鹽官和鐵官，統籌及管制有關鹽鐵專賣事宜。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武帝又實行酒榷酤，把酒的釀造、運輸和銷售權收歸國營，嚴禁民間私釀、私賣酒類。

鹽鐵酒三項專賣，使政府取得大宗收入，剝奪了商人的財源，既增強了中央對經濟的控制，更直接解決了國家的財政危機，《鹽鐵論﹒輕重篇》說：「當此之時，四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獲之賞，以億萬計，皆贍大司農，比皆......鹽鐵之福也。」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出任大農丞，針對「諸官各自市(購買)，相與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的情況(《漢書﹒食貨志》)，在全國推行平準均輸法，下令各郡設均輸鹽鐵官，將上貢物品運往該類貨物供應量少、價格高昂的地區販賣，然後在適當地區購入京師所需的物資。這項政策既可節省運費，又可調節物價。

同時，漢廷又在京師設置平準官，網羅各地貨物，貴賣賤買，富商大賈無從囤積居奇，更無法操縱市場，牟取暴利，物價亦得以合理。這項政策，目的是平抑物價，增加政府收入，穩定民生。

平準法及均輸法的動機和成效，與鹽鐵專賣一樣，既打擊了豪強的投機，也解決了政府的財政困難，桑弘羊就對武帝的政策有這樣評價：「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越大饑，賴均輸之蓄，倉稟之積，戰士以奉，饑民以賑。」(《鹽鐵論﹒力辯篇》)。

為了進一步增加政府收入，打擊富商及高利貸者，武帝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頒佈了算緡及告緡令。算緡，是工商業者向政府繳納的財產稅，稱「算緡錢」。據《漢書﹒食貨志》記載，這項政策的主要內容有：
(1) 對商人及高利貸者徵收營業稅，先由他們估計財產上報，然後每二千錢收一算(一算即一百二十錢)，約百分之五。如不據實上報，除充公財產外，並須戍邊一年。
(2) 手工業者的營業稅，一如商人，但稅率減半，即每四千錢徵收一算，約百分之三。
(3) 擁有車船者，亦須納稅。百姓擁有車一輛，每年納稅一算，船五丈以上者，亦收一算。商人則照例加倍。
(4) 儲錢不置物者，每一貫錢(一千錢)出錢二十。
(5) 人民檢舉商人虛報或匿報資產(稱「告緡」)，如判定屬實，可分取被告一半財產。

算緡、告緡的推行對當時財政社會構成重大影響。自算緡實施後，上林苑財物貯積充溢，府庫得到充實。此外，自實施新經濟政策後，人民生活穩定，國家經濟發展愈發良好，國力亦遠勝漢初。西漢因而有足夠能力，外行征伐，擴展疆土。

總觀漢武帝經濟措施，確令漢初以來因商人活躍而造成的土地兼併及貧富不均，得以抑制，而廣泛開闢財源，亦令國家收入大增，足以彌補浩繁支出。此外，武帝實施的各種經濟改變，亦有助加強中央集權制，使大一統中國政治體系得進一步發展，從而導西漢邁向隆盛。

試述明初黃冊及魚鱗圖冊之內容，並言其後來敗壞之原因。 (95、97、99、01)

明太祖鑒於元末大亂，戶籍散失，為了穩定國家財源，積極重整戶籍。洪武元年(1368年)開始，太祖命令地方長官及總兵收集元政府的戶口版籍，其後更編修黃冊及魚鱗圖冊，將戶籍與土地分配情況結合，作為徵收賦稅(兩稅)的基礎。

「黃冊」詳細記載人丁與田產，並隨時登記變動情形，作為制定賦役的標準，每十年重編一次。而「魚鱗圖冊」則記載田地的好壞、位置、面積以及產權所有者的資料，作為官府判決田賦、產權爭執的依據，其有土地買賣，則一年一注。

要了解黃冊制度的內容，必須先清楚明代的里甲制。明代以地域相鄰接的110戶人家，編為一「里」。一里中有里長10戶，其餘100戶，分為10甲，每甲10戶，每10戶置一甲首。每年由里長、甲首各一人率領一甲應役。如是者，每十年中，每里長與每甲首皆輪流應役一次，當年應役者稱「現役」，輪役者稱「排年」。十年後，查算各戶丁糧及資產的消長，再重訂里甲。

明代編訂里甲，是為了將民戶登錄在黃冊之上，供應政府所需的徭役，同時又作為地方的基層單位，方便朝廷治理。編訂里甲戶以後，就立即作戶籍登記。戶籍分為官、民、軍、匠四類，民籍佔大多數。每戶登記的資料包括：所屬鄉籍、成年及未成年的男丁和女性人數、擁有的田地種類(官田或民田)和頃畝數目、資產價值(如房屋、車船、牲口等)，以及應繳的夏稅秋糧數額。

黃冊配合里甲制，每十戶一甲，甲滿十戶的，稱「全圖」；不滿十戶的，稱「半圖」。十甲合為一里，加上里長十戶，稱「總圖」。黃冊則載列該里丁口稅糧的總額。里甲十年一編，戶籍亦隨之重造，稱「大造」。丁口的稅糧紀錄，分為「舊管」、「開除」、「新收」及「實在」四項，稱「四柱式」。「舊管」是上屆徵收稅糧的總額；「開除」是今屆死亡的人數及變賣田產的數額；「新收」即今屆新增的人口及田產；「實在」則是今屆實收的數額。其計算公式為：
實在=舊管-開除+新收

楊廉《後湖志》解釋說：「今制黃冊所載，人丁、事產(財產)，其經也；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其緯也。」

魚鱗圖冊，其實就是田地之圖，它把田地分區分段，繪畫區內的田形，丈尺田界，記錄田地種類和肥瘠、買賣情況及田主姓名，再編列字號，訂成一冊。魚鱗圖冊的得名，是因為內裏繪製的田畝，狀似魚鱗。《明實錄》說：「以圖所繪，狀若魚鱗然，故號曰『魚鱗圖冊』。」此外，魚鱗圖冊又因為它的記錄方法，被稱為「流水冊」。

魚鱗圖冊的編訂，與黃冊同時。洪武初年，兩浙富民畏避徭役，把田產託於親鄰田僕，稱「貼腳詭寄」，出現了「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的現象。太祖有見及此，下令國子生武淳等人到各地，「隨其稅糧多寡，定為几(幾)區，每區圖其田之方圈，次書其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編匯成魚鱗圖冊。」(《太祖實錄》)這項工作，在洪武二十年完成。自此，魚鱗圖冊與黃冊並行，成為人民課稅的基本記錄及原則。

明代初年，兩稅法運作完善，與魚鱗圖冊及黃冊有密切關係。前者記錄田地狀況，可以了解土地的形狀、性質、等級及種類；後者記錄人丁及財產，可以了解地權分配。然而，戶口可以轉移，土地則可分割予他人，故此，單靠黃冊作為稅役記錄，不免存有漏洞。但配合記錄土地狀況的魚鱗圖冊，人民就難以欺瞞官府。

弘治以後，黃冊及魚鱗圖冊出現了嚴重的混亂和廢弛現象，喪失了其原來的作用。

首先是豪強逃避賦役。明代的王公貴族，有豁免賦役的特權，他們常合法或非法佔田買田，不加登記；許多奸民為求逃避賦役，將田產詭寄於貴族名下，稱「投獻」。至於一些地方士紳，也依仗權勢，勾結官吏，兼併土地，逃避賦役。黃冊和魚鱗圖冊由是遭受破壞。

其次是官吏勾結，舞弊嚴重。控制黃冊及魚鱗圖冊的官吏，往往勾結豪強，或受豪強賄賂，從中得利，竄改冊籍資料，以致人戶、田地登記失實，不少原應課稅的土地從國家田籍上「流失」，例如明代初年，全國墾田數約八百五十萬頃，但百多年後的孝宗弘治時期，僅有四百二十三萬頃，可見欺騙情況的嚴重。魚鱗圖冊方面，地方修冊官吏往往把官田改為民田，上田改為下田，熟地改為荒地，甚至重施太祖時期「貼腳詭寄」的方法，將自己的田產寄人名下，或是繫於逃戶之下，使政府無從追查。

黃冊方面，作弊亦是層出不窮。當時，豪強為免差役，往往賄賠官員，隱瞞丁口，甚至改變戶等，挪移人戶應役的次序，目的在逃避服役。成祖以後，黃冊逐漸成為一紙空文。地方官員徵稅，往往自編一冊，稱白冊，財政收入因而不入官府。

總的來說，明代初年實行的黃冊、里甲、魚鱗圖冊等制度，其主要職能是把人民牢固地束縛於土地，從而實現其賦稅及徭役徵收辦法。同時，對豪強隱瞞土地，逃避賦役，也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然而，黃冊及魚鱗圖冊更新不易，加上人為的破壞，終致崩潰。以兩冊為基礎，手續繁複瑣碎的明初賦役制度日趨失效，乃有一條鞭法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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