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历史的经典化:作为一种学术话语的“革命历史小说”.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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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4 4 卷第4 期2023年7 月文章编号:1 6 7 4-8 1 0 7(2 0 2 3)0 4-0 1 2 8-0 9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Jinggangsh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Vol.44 No.4Jul.2023革命历史的经典化:作为一种学术话语的“革命历史小说”陈伊扬,陈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1 0 0 8 7 2)摘要:“革命历史小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创作题材和类型,也是“红色经典”文化的核心构成部分。对“革命历史小说”的阐释与研究,构成了一种贯穿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学术话语。通过梳理“革命历史小说
2、”的话语构成和独特内涵,评述了相关的研究历程、研究路径和重要问题意识,以期在明晰话语概念的基础上,重新发掘该话语的研究价值和发展空间,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关键词:革命历史小说;学术话语;红色经典中图分类号:1 2 4 7文献标志码:AD01:10.3969/j.issn.1674-8107.2023.04.015“革命历史小说”又称“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革命历史斗争题材”小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种重要的创作类型。“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者往往是历史的亲历者,他们用文学的方式讲述历史,以文字书写革命对人们的思想、情感、语言乃至人生命运的影响。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革命历史小说”无疑是我国珍贵
3、的文学遗产,也是我国“红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典型精神文明成果。对于“革命历史小说”,历代学者们进行了丰富的阐释和研究,也令“革命历史小说”成为一种文学史的研究性学术话语。基于此,本文对作为一种文学学术话语的“革命历史小说”进行综述,并将其同“革命”“启蒙”尤其是“红色经典”等文学学术话语进行比较,尝试勾勒“革命历史小说”独特内涵和研究路径,为发现新的研究空间提供可能性。作为一种学术话语,“革命历史小说”具有怎样的内涵,又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何种历史意识、现实经验和知识影响导致了话语主体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又具有怎样的价值?尤其,作为一种2 0 世纪中国化的学术话语
4、,“革命历史小说”的本土视野、本土经验、本土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又如何规定和影响了今天的文学思考和言说?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和评述学界相关研究成果来思考和探究这些问题,以丰富我国“红色经典”文化遗产和理论阐释,为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话语体系添砖加瓦。一、作为文学学术话语的“革命历史小说”文学学术话语,是指贯穿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教育等诸多领域的规范性言说,旨在使某种文学实践理论化与知识化,包括观念及其内部的概念、命题和判断。文学史概念是文学学术话语的一种形式,其中也包含特定文体收稿日期:2 0 2 3-0 2-1 6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 0 世纪中国文学学术话语体
5、系的形成、建构与反思研究”(项目编号:2 0&ZD280)。作者简介:陈伊扬(2 0 0 0-),女,湖北武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电影研究;陈涛(1 9 8 1-),男,山东莱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电影和新媒体艺术研究。陈伊扬,陈涛:革命历史的经典化:作为一种学术话语的“革命历史小说”或文类概念;而“革命历史小说”主要被视为一种创作“类型”或“题材”。比起“怎么写”,题材更加关注的是“写什么”,即创作的内容。一方面,在大部分“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环境中,题材被严格分类,并且等级化,指示着文学的创作方向;因此“革命历史题材”的话语是在批评界和创作界的紧密互动中生成的,这
6、是中国本土文学经验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维度。另一方面,广义上的“题材”不局限于小说,许多研究者将连环画、戏剧、舞台剧、歌剧、电影等文艺形式也纳人研究范畴,另有“革命历史叙事”的说法。因此,“革命历史小说”的话语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与延伸性。而从内容所指来说,“革命历史”通常可以分解成为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一次抗日战争。革命活动的舞台不局限于正面战场上的革命战争,还包括共产党在敌人占领区领导的群众运动和地下斗争。在风格层面,“革命历史小说”可以被概括为三种类型:全景性再现革命辉煌的战争史诗、讲述普通人走向革命道路的成长小说、表现革命正义和艰苦卓绝的通俗传奇 1 9 1-2文学话语体系的完善,需要进一步整理
7、话语言说与时代语境的勾连,并明确不同话语之间的关系。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对“革命历史题材”的讨论在2 0 世纪5 0 年代便已出现,茅盾在1 9 6 0 年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作报告时,用它指1 9 5 6 年至1 9 6 0 年创作的小说、戏剧、诗歌、电影剧本等不同体裁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革命历史包括了鸦片战争和辛亥革命 2 1 0。2 0 世纪5 0至7 0 年代,“革命历史”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而在8 0 年代后则专门用于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的起源,和这一革命经历曲折过程之后最终走向胜利的故事 2 1 0。具体而言,“这个概念中的历史特指19
8、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 9 4 9 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这个历史区间”,“革命特指在这个历史区间中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从事的各种各样改变社会、改变人乃至改变历史的活动 1 4。1996年,黄子平以“革命”“历史”“小说”三个129关键词组成书名,对“革命历史小说”这一整体的“文学史概念”作出明确命名和研究,用它专指中国大陆2 0 世纪5 0 至7 0 年代生产的,以中国革命历史为创作题材的小说。1 9 9 9 年,洪子诚在中国文学史教程中总结了2 0 世纪5 0 至6 0 年代创作的“革命历史小说”的篇目,长篇小说主要包括:保卫延安(杜鹏程)、红日(吴强)、红旗谱(梁斌)、青春之歌(杨沫)、
9、林海雪原(曲波)、红岩(罗广斌、杨益言)。还有一些长篇小说一般也划分在内,如:三家巷(欧阳山)、苦菜花(冯德英)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战斗的青春(雪克)、铁道游击队(知侠)、烈火金钢(刘流)、敌后武工队(冯志)、小城春秋(高云览)等。除了长篇小说,洪子诚将孙犁、茹志鹃、刘真、峻青、王愿坚、萧平、菌子等人的短篇小说也纳人“革命历史小说 2 1 0%。此后,一些学者沿用了“革命历史小说 的概念和内容所指,或者间接提及与之相关的文学现象。此外,“革命历史小说”主要作品的生产与接受,可以视为一项特定时期的“文学活动”,在创作环境和作品范畴上与“红色经典”话语有所重合。“革命历史小说”和“红色经典”同
10、样被主流意识形态认可,具有正典地位。但一般而言,“红色经典”比“革命历史小说”的外延更宽泛3 :一是“红色经典”作品的“创作时间”不局限于共和国成立后,二是作品讲述的“革命历史”也可以是建国后的历史事件一一例如周立波创作于2 0 世纪4 0 年代的暴风骤雨、柳青讲述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创业史是“红色经典”代表作,但很少被称为“革命历史小说”。如果将2 0 世纪中国文学或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作一个整体来看,“革命历史小说”又和占据批评主体位置的“启蒙”“革命”话语具有或深或浅的联系。对此,我们将“革命历史小说 这一话语概念进行拆解,并针对“革命”“历史”“小说”三个关键词分别进行解释,这将有助于理解这
11、一话语的独特内涵。首先,“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革命”一般专指130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并且以胜利作为必然结果。“革命历史小说”是时代呼唤下产生的文学。这些作品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视为革命起源和胜利的依据,将规范和强化意识形态的诉求融汇于文学叙事,并以革命英雄的伟大人格、崇高追求和民族气魄,感召着民众的民族意识与家国情怀。由此,“革命历史小说”成为“十七年文学”当之无愧的主流。正如黄子平所说:“这些正典化了的作品群,本身已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 4 4。这也成为中国“红色经典”文学的突出代表与核心构成。其次,“历史”的叙事模式结合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方法。“历史”首先意味着一种
12、写实的追求。大多数“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者亲身经历过革命历史,作品中的人物、地点、事件都有一定的真实原型。在创作阶段,有些小说还参考了更具纪实性的“回忆录”和历史材料。但是同时,这些“历史”毕竟以“小说”叙述而成,经过艺术加工,小说中的历史记忆具有虚构性。在时间上,“历史”意味着过去而非当下,时间的错位使得这些作品往往弥漫着一种怀旧的情绪。人物塑造和传奇经历的夸张成分,革命和爱情的碰撞或共生,革命中坚不可摧的信念和不可磨灭的激情,为小说增添了一抹浪漫主义色彩。最后,晚清以降,“小说”被卷人中国复杂的革命之中,担负起梁启超所谓“新一国之民”或鲁迅所说“改造国民性”的重任。另一方面,小说的“形式”
13、本身也在2 0 世纪以来承担了不容忽视的“革命”任务。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革命历史小说”被赋予了教育和感化的功能,承担了书写历史的重要使命,并构成了民众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和集体性记忆。然而,和鲁迅等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唤醒”民众、以追求“人的解放”为终极目标的“启蒙”立场不同,“革命历史小说”需要创作者主动向大众靠拢,以“大众化”的普及提高来完成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任务。而从文学自身的发展看,中国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和资料汇编书目,详见孔令元,王又平.新时期以来的“革命历史小说 研究述评(1 9 7 8 一2 0 0 8)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0 9,2 2,(1)井冈山大学学报
14、(社会科学版)古典文学传统中的“言情小说”与“英雄传奇”,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样式,也与“革命历史小说”形式或风格的形成具有密切的关联,这都构成了我们重新认识“革命历史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维度。二、“革命历史小说 的研究历程“革命历史小说”并非一套静止的概念公式,它有着自身的变化轨迹。自其产生后的近七十年的时间中,受到时代语境、身份、理论资源等因素的影响,“革命历史小说”话语规模和研究方法呈现出多重样貌。围绕这一话语产生的不同的理解与研究,激活了相关作品的不同向度。在“十七年文学”即“革命历史小说”作品的创作时期,围绕“革命历史题材”及其具体作品的讨论已然展开。评论的形式和主体呈现出多样化
15、的特征,批评家在文艺报文学评论中国青年等刊物发表单篇文章,普通读者和工人也会在报刊专栏参与讨论。在这些评论实践中,作品的政治立场和现实效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是主要的考虑因素。总体来看,作为文学生产的一个环节,这一时期的评论话语直接介入了作品的创作、出版和修订,因而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到了上世纪8 0 年代,“革命历史小说”开始成为一种可以重新介人与评价的“过去”或“历史”。但在“新启蒙”思潮下,“革命历史小说”遭到冷落,甚至和整个“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一起,成为“现代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学”的对立面。相对而言,这一时期对这些作品的总体研究和个案
16、研究都不够充分,论题比较分散,个别学者主要从人物、主题、版本、比较文学等方面对“革命历史小说”进行简要分析。在史料开拓方面,1 9 7 9 年全国20所高校联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系列出版了王愿坚、茹志鹃、欧阳山、孙犁等作家以及红日红岩等作品的研究专题,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陈伊扬,陈涛:革命历史的经典化:作为一种学术话语的“革命历史小说”进入2 0 世纪9 0 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唐小兵、黄子平为代表的海外学者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方法,以力求重组文学研究话语,更新研究方法。在他们的批评实践的引导下,一批大陆学者也积极响应。他们的
17、解读方式被认为是对8 0 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延续,并试图揭示“革命历史小说”话语的符号构成体系和政治运作机制。比如,唐小兵希望学者们“不再是单纯地解释现象或满足于发生学似的叙述,也不再是归纳意义或总结特征,而是要揭示出历史文本背后的运作机制和意义结构 5 J15,提议用“再解读 的方式对文本重新编码。而针对本质化、固定化的文学史表述,黄子平希望“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 4 3。在延续这种解读方式的同时,一些学者也质疑“再解读”的偏颇和疏忽,比如对西方“现代性”和“大众文艺”论述的依赖和照搬,以及对文学和文化“如何建构
18、起这样的历史叙述,在建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冲突和调整,最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叙述的无效 6 等一系列问题的忽视等等。在此基础上,1999年出版的两本文学史教程也调整了对“革命历史小说”的论述方式。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依然将“革命历史小说”放在文学与政治“一体化”的框架中,但通过对红岩青春之歌相关文学事件和史料的整理,预留出一定的思考空间;而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则从民间文化形态等新的角度来分析文本。总体而言,这一时期“革命历史小说”的研究逐渐走向了丰富多元的动态研究。21世纪以来,“再解读”的研究范式依然有很强的影响力,比如李杨5 0-7 0 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主要采取个案细读的方式,
19、试图发现在体制规约外“文学作品所特有的情感、梦想、迷狂、乌托邦乃至集体无意识的力量”,关注文学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8 1 3 6 7;但学界对“再解读”的反思也在持续进行,尤其程光炜等学者通过回顾整131个“十七年”的研究过程,试图厘清不同研究范式背后的知识谱系以及潜在的问题9。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则尝试打通不同学科的界限,比如蔡翔在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一文化想象(1 9 4 9-1 9 6 6)一书中引人了政治学、历史学的视角,试图从更综合的角度思考“十七年文学”的价值意义与后续影响;另一些学者则在不同程度上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将研究重点转移到“革命历史小说”的生产与传播上来
20、。这些研究成果都为“革命历史小说”话语体系的建构打开了新的面向。三、“革命历史小说”的研究路径与问题意识在对“革命历史小说的研究中,有一些问题意识贯穿始终,也有一些问题和方法在近年愈发得到重视。尤其是2 0 世纪9 0 年代以来的“革命历史小说”研究,不但打通了多样化的文学研究路径,也重新构建起了不同的问题意识,这都令我们对“革命历史小说”有了更丰富和深入的认知和理解。对此,我们可以将这些研究所涉及的主题归纳为五个方面进行综述;虽然其中难免有挂一漏万和断章取义之处,但至少能令我们对“革命历史小说”学术话语体系具有更为清晰的认知。(一)英雄形象“革命历史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革命英雄,歌颂
21、他们的光辉事迹和革命精神。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铁道游击队中的李正、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和少剑波、红岩中的江姐和许云峰等,都是其中的代表。十七年间“革命英雄”被赋予的期待和使命,远远不同于“五四”一代笔下的“普通人”一一从历史语境来说,1 9 5 3 年的第二次文代会已经将“创造正面的英雄人物”视为“文艺创作最崇高的任务 1 1 2 5。从民族国家话语的角度看,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人格化身,英雄集中体现了民族国家的理想 2。相关研究对这些英雄形象的态度不一,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站在阶级属性和理想人格的角度肯定这些人物的价值,认为“扁平人物”往往更加深人人心,有助于将革132命精神发扬光大;另一类
22、则从文学审美的标准出发,批评人物塑造的模式化和脸谱化,认为“革命历史小说”中的英雄是违背人性的。从史料学等层面来说,一些学者提出了版本研究对于英雄形象塑造的重要性。这些研究通过对比英雄人物在小说的不同版本、小说改编成的戏剧和影视作品的差异,发现革命英雄在“定型”前不一定是完美无瑕、无欲无求的;此外,在小说版本更迭或跨媒介改编中,身份信息和关键情节的改动,往往会强化或者删除人物的某一特质一一例如,“爱情”内容的删改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少剑波和白茹的爱情曾经在林海雪原中占据大量篇幅,在修改后的版本中,两人的关系才“提炼”为纯洁的“革命情谊 1 3 。此外,“革命英雄”还有一些值得探讨的属性。从文化
23、角度分析,革命英雄扶弱济贫、勇于复仇和揭竿起义的精神,是中国小说传统中“侠义”文化的延续 1 4 他们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的特质,可以理解为小说创作时给他们附加的“神性 1 5 。“革命英雄”也可以从年龄上分为不同人生阶段,“青年”是“革命”的先锋,“革命青年”成为“革命英雄”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对此,李杨曾借助巴赫金“成长小说”的理论探讨红旗谱朱老忠和青春之歌林道静的形象变化。他将青年的成长和历史相联系,认为“人在历史中成长”不仅意味着人的成长,也必然是历史的成长 1 8 4 7;蔡翔则将“中国革命”视为一种“青年政治”:青年象征着未来、希望、理想,青年的个体诉求往往和民族诉求相联系,并且可以引
24、申至代际、阶级、地理等多重向度 1 0 J129。这些研究成果不但对传统的形象解读方法进行了反思,并基于此引人了多元视角,以扩充“革命英雄”的潜在研究空间。这提示着我们,从年龄阶段、特殊身份、英雄人物和其他人物的对比等角度人手,“革命英雄”依然有值得挖掘之处。(二)情爱与政治从勇敢的求爱、真挚的相爱、忠贞的爱情,到婚外情等,许多“革命历史小说”都出现了大量与情爱相关的情节。比较特殊的是,“革命历史小说”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情爱的发生不仅出于人物内心的需要,而且往往和角色身份、人物成长、革命工作的开展相联系。同时,这种书写又往往会在版本更替中遭到不同程度的删改,因而具有更复杂的向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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