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视域下大规模侵权的成因、困境与法律应对——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反思西方风险社会理论.pdf

2023年第4期（总第142期）天水行政学院学报风险社会视域下大规模侵权的成因、困境与法律应对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反思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梁晨颖（上海公安学院，上海200137）摘要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揭露出科学的负效应，将现代社会风险滥觞的缘由归于现代化的自反性和由企业、研究机构、官僚系统形成的共谋型利益共同体的运作，却未指明风险社会的真正出路，其症结在于对资本决定性作用的忽略。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风险社会的根源是由资本所驱动的利益共同体的运作。大规模侵权是风险社会的一种极端表现。现行侵权法由于损害赔偿的救济力与震慑性阙如、因果关系的多维与错位等缘由无法对大规模侵权进行有效规制。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方法论，从资本的维度重审大规模侵权的成因与治理困境，适度扩张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缓和因果关系证明标准。关键词风险社会；大规模侵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惩罚性赔偿 中图分类号 D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566（2023）04-0077-06一、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启示与反思（一）风险社会理论之启示：科学负效应与共谋型利益共同体之运作以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家在对现代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建构出一个体系庞大的风险社会理论。在风险社会一书中，贝克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细致详尽的阐述，在贝克看来，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遭遇各式各样的风险，过去的风险来自于人类的“无知”导致的卫生技术供应不足和科学落后，而现代社会的风险恰恰来自于过多的“已知”1。现代化进程中呈指数式增长的、过度发展的生产力使潜在风险的释放达到了人类难以想象的高度，如今的我们，已然身处风险社会之中2。吉登斯同样认为科学的迅速发展是风险社会的重要成因，他将科学比作一个“马力巨大而失控的引擎”3在他看来，科学的过度“进步”必然导致人类对科学的失控，其后果是人类难以估量也无法驾驭的。在现代社会中，包括“全球性的环境危机、核裂变、全球经济崩溃及食物、药品等会对人们个体产生威胁的风险”4在内的人造风险已然取代外部风险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威胁，“危险更多的来自于我们自己而不是来源于外界”5。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并不止于将科学的负效应和内生风险揭露于众。在对现代性进行深刻反思的同时，以贝克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家进一步追问风险社会产生的深层原因。有毒食品蔓延、大规模工业污染、核泄漏这些大规模侵权事件的发生从表面上看是由于科学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副作用”所导致的，但科学又为何会朝着容易导致风险的方向发展？在贝克看来，“财富源泉被收稿日期2023-02-18作者简介梁晨颖（1995），女，上海人，上海公安学院法律教研部教师，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77日益增多的有害副作用 污染。这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人们长期以来致力于克服贫困，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现象。生产力的过度发展让这一阴暗面变得日益显眼。”2在大规模侵权的背后，是借此赚得盆满钵满的大企业、大公司。这些大企业、大公司，在背后支撑着实验室的运作，掌握着科学发展的方向。“科学好奇心的优先事项是为生产力服务，由此带来的危险则是次要的，甚至是无关紧要的。”6同时，官僚系统更是幕后的重要推手。在当代社会，企业、研究机构和官僚系统已然形成了一个共谋型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共同体的运作注定使风险成为科学的固有属性和现代社会的内生产物，不可避免地将人类拉入风险社会当中 7。西方经典风险社会理论揭示出现代化的自反性和科学的负效应，并将科学“失控”的根源归于由企业、研究机构和官僚系统形成的共谋型利益共同体之运作。诚如贝克所言，我们身处风险社会之中，频发的大规模侵权使我们陷入巨大的惶恐与不安。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真的是科学本身吗？科学真的已经从一种人人可欲的价值追求变成潜藏灾祸的潘多拉魔盒了吗？倘若是由企业、研究机构和官僚系统形成的共谋型利益共同体之运作导致科学朝着容易导致风险的方向发展，那么，此种运作可以避免吗？倘若不能，我们将不得不陷入两难：放弃科学并停止人类发展的脚步，亦或是拥抱科学并永远停留在风险社会之中。（二）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反思：风险社会的根本成因在马克思看来，任何观念的问题背后都离不开社会土壤的支持，对科学本质的探讨实质是对一定时期社会生活的思想反映。在探究何谓科学之本质这一深层命题时，马克思既不曾将科学看作单纯的对自然理性的探讨或是一种毫无功利的、至善至美的力量，也没有将科学视为充满负面力量和风险的潘多拉魔盒，亦未简单折中式地将之定义为具备价值中立性的双刃剑。马克思与其他社会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从未跳出资本的框架去理解科学，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伟大之处。在马克思眼中，科学在出生证明上就加上了资本的烙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及，“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有自然科学？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8在实验室生活一书中，拉图尔通过对其在实验室工作经历的生动描绘印证了马克思的观点：科学共同体的运作和商业团队具有同构性，二者都是以资本积累为导向的9。因此，在对科学的本质进行探讨时，如果跳出资本的维度而单纯对科学本身进行评价无疑是片面的。正如费尔巴哈所言，“纯粹的”科学是不存在的，科学从产生到发展都离不开资本的推动力。在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一文中，苏联著名物理学家赫森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将牛顿三大定律的产生与发展理解为时代发展需要的必然产物。可见，科学作为活跃的、推动社会转向的超前力量，其发展的速度和方向实际是由资本所驱动和决定的，或者说，科学从一开始就是从属于资本的。在对现代社会风险来源的探究中，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将现代社会的风险与资本联系在了一起，他认为与其将风险社会归因于科学和现代性的阴暗面，毋宁将其看作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和必然结局10。马克思将资本看作现代社会风险滥觞的根本症结，对此吉登斯也予以认同，“尽管也许不再时髦，但我仍然看重马克思，因为在更广阔的视野下，现代性是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11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敏锐地发现正是由于企业、研究机构和官僚系统形成的共谋型利益共同体的运作导致风险社会的产生，向世人揭露了隐藏在现代性光芒背后的阴暗面和“潜在副作用”。但是贝克将现代社会风险滥觞的原因归结于科学和现代性本身，忽略了资本在现代风险中的关键作用，没有触及到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和风险社会的理论实质：由资本所驱动的利益共同体的运作。而在马克思看来，科学在出生证明上就加上了资本的烙印，在科学日益发达的当今社会，附着于科学骨血之中的资本烙印不但没有变淡，而且愈加明显。科学的发展实质上是定向的，或者说科学在一开始就是从属于资本的。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有一部批判的技术史，就会证明十八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一个人的。”李约瑟也发现：“没有哪一个人，也没有哪一个民族能独揽蒸汽机发明的大功。”工业时代的到来迎来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的大规模破坏和对工人的大肆剥削。工业时代的到来既不-78是因为某个天才的灵光一现，也不是科学自我发展的结果，而是由资本发展的需要所引发的必然的历史进程。因此，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从资本的维度去理解现代风险的产生和扩张以及科学的发展方向，我们不难发现，由企业、研究机构和官僚系统形成的共谋型利益共同体实际是由资本所驱动的，正是这个由资本所驱动的共谋型利益共同体的运作将人类拉入了风险社会当中。大规模侵权是风险社会的典型产物。“在发达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化生产与风险的社会化生产系统相伴。”12在生产力呈指数性增长的现代社会，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提升，但随之而来的、频频发生的大规模侵权事件又使我们不得不生活在不安和惶恐之中。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康菲石油渤海湾漏油事件、湖南衡东儿童血铅超标事件、三鹿奶粉事件大规模侵权事件的不断发生迫使我们不得不去反思现代化道路的未来走向，不得不去直面科学的阴暗面。在审究风险社会视阈下大规模侵权的成因与应对策略时，我们的目光不能局限于科学和现代性本身的副作用和危害，更要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在资本的维度中观察现代风险的本质。二、风险社会之治理困境：大规模侵权（一）损害赔偿的救济力不足与震慑性阙如我国侵权法主要采用补偿性赔偿对大规模侵权的受害者进行救济，通过“对受害者遭受的损失做出弥补，使其权益恢复到未被侵害时的圆满状态。”13然而，在大规模侵权事件中，受害者遭受的损失往往无法藉由补偿性赔偿的救济得以圆满补足。如在湖南衡东儿童血铅超标事件中，涉事的美仑颜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排放污水处的淤泥检测结果显示，铅含量达到33400毫克/千克，超标60多倍；锌的含量为11200毫克/千克，超标20多倍；镉含量则为10100毫克/千克，超标20多倍。然而在一审判决中，只有血铅含量超过250毫克/升（中度铅中毒）的两位受害者分别获得1万余元的赔偿，且原告诉求中的后续医疗费、健康危害费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法院均不予支持。在历时4年上诉、再审程序后，最终以调解结案，7名原告获得了4-9万元不等的赔偿14。血铅超标可能会对儿童智力发育、学习能力和生活能力产生巨大影响，这对一个家庭而言可能是灭顶之灾，无论是一审的判决还是最终的调解结果，赔偿数额都是远远不够的。并且，补偿性赔偿无法对侵权人进行有效震慑，不足以预防潜在侵权行为的发生。对于在我国影响巨大的食品侵权事件三鹿奶粉案件，王利明教授表示：“我觉得这个案件确实也是引发了我们对侵权法功能的思考。侵权法的功能主要是救济，但是除了救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预防，特别是大规模侵权这种涉及这么众多的消费者，损害的后果非常严重，甚至国家的形象都被这样的一个不法企业的行为损害了，在国际上都产生了恶劣影响。”15根据科斯定理，如果侵权人为了防止可能的大规模侵权的发生而投入的必要成本高于大规模侵权实际发生后其面临的赔偿，那么一个“经济理性”的侵权人则会选择将可能的赔偿作为其实施不法行为的“代价”，从而牟取更大的利益。以湖南衡东儿童血铅超标事件为例，数万元的赔偿相比化工企业多年的盈利微不足道，天生具有趋利性的资本不会出于所谓的“良心”推动防治污染技术的研发，无视可能发生的大规模铅污染显然能使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利。在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大规模侵权事件在表面上看似乎是由科学所孕育的，实质上是由资本所驱动的利益共同体的运作带来的必然结果。大规模侵权从表面上看是由于科学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副作用”所导致的，但科学又为何会朝着容易导致风险的方向发展？因为在大规模侵权的背后，是掌握着资本优势、与资本存在强大利益输送关系的企业、研究机构，甚至官僚系统。企业、研究机构和官僚系统已然形成了一个共谋型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共同体的运作由资本所驱动，资本天生的趋利性使这个利益共同体的运作必然会导致大规模侵权的频频发生。风险社会下大规模侵权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由资本所驱动的利益共同体的运作，而天生具有趋利性的资本在我国侵权法的现行体系下理所当然地会选择不对可能发生的大规模侵权进行预防。此外，补偿性赔偿无法覆盖大规模侵权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和破坏。补偿性赔偿注重对个体受损权益的救济，但大规模侵权的破坏力不仅仅作用于实质受损的个体受害人。大规模侵权事件的影响力已然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们不信任从超市购买的奶粉，不信任正规机构提供的疫苗，巨大的不信任感和不安感已然将人们笼罩其中。吉登斯曾在风险、恐惧、恶梦中构想出一个由于无处不在的大规模侵权而陷入恐慌的社会：“我们要高度重-79视饮用水质量，无论是自来水还是瓶装水都是不安全的除了水污染问题，空气污染问题也刻不容缓尽量避免参加户外运动，户外空气污染严重，会伤害人们的身体健康。”16这样的描绘看似荒诞，却生动的展示出了大规模侵权对于社会整体的巨大危害，而对于大规模侵权对社会整体带来的危害，补偿性赔偿是无能为力的。（二）因果关系的多维与错位大规模侵权的滥觞对传统因果关系认定规则带来挑战。大规模侵权的因果关系突破传统单线联结模式，呈现一因对多果的特征。基于受众个体差异，同一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在不同个体间样态迥异。并且，大规模侵权的损害行为和损害结果在时间上呈现错位性。“现代化风险既可能出现在特定的地理区域，也可能是普遍而不确定的。现代化风险施加有害作用的路径，是多么飘忽不定和不可捉摸。”17在毒奶粉、毒疫苗等类似大规模侵权中，有毒产品的致害性可能在数十年后方才显现。因果时空点错位、因果链条过长、潜在受害者众多等原因导致大规模侵权的因果关系证成易受外部因素的干扰和阻断18。诸多外部因素可能进入因果关系链条，与初始侵权行为交互作用产生最终的损害后果。此外，大规模侵权的发生机制有时无法通过现有科学技术证成。大规模侵权的因果关系的认定大多涉及技术性问题，由于科学技术固有的不圆满性、现代化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受害人自身条件的限制，很难在技术上精确证成因果关系的存在。在现有的因果关系认定规则下，无辜的受害者可能被法律的“精湛规定”阻碍获得救济途径。正如贝克所言：“纯粹的科学是无辜的，风险研究者捍卫了因果证明的精湛技艺，从而阻挠了市民的抗议。它以缺少因果关系为由，把这些运动扼杀在摇篮里。风险研究者看似在降低工业成本，让政客无后顾之忧，事实上，他们为普遍的生命威胁打开了一道闸门。”19三、风险社会视阈下大规模侵权的法律应对（一）适度扩张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惩罚性赔偿发轫于英美法，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九百零八条对其内涵作出厘定：“惩罚性赔偿为损害赔偿及名义上之赔偿以外之赔偿，系为惩罚极端无理行为之人而作之赔偿，且亦为阻遏该人及其他人与未来从事类似之行为而作之赔偿。”20概言之，惩罚性赔偿系“为惩罚和遏制被告的不法行为而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21我国民法典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主要限定于故意侵害知识产权、产品责任及故意污染环境造成严重后果。民法典已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作出扩张，但整体步伐仍较为审慎。学界对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过窄的批评以及扩张适用范围以应对大规模侵权治理需求的倡议并不鲜见22。侵权责任法的三大基本功能为救济功能、惩罚功能和预防功能。对于在风险社会下频发的大规模侵权，目前以补偿性赔偿为主的侵权责任法的惩罚和预防功能是远远不够的，这就使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扩张至大规模侵权具有必要性。首先，在大规模侵权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可以有效惩戒造成严重后果的不法行为。美国最高联邦法院在Exxon，Shipping，Co，vs.Baker一案中明确表示：“今天我们对于惩罚性损害赔偿追求的目标达成共识，其并不是为了补偿，而主要是为了惩罚以及震慑有害的行为。”23与补偿性赔偿不同，惩罚性赔偿制度设计之鹄的，并非对已发生损害的填补，而是对造成严重后果的不法行为的惩戒，同时对该不法行为人和其他潜在不法行为人进行震慑。大规模侵权行为不但对个体权益造成严重影响，更对社会整体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三鹿奶粉事件后，无数国人花费数倍价格购买进口奶粉，国内奶企行业都遭遇重创。湖南衡东儿童血铅超标事件更是逼得数万百姓举家“逃离”，基于大规模侵权巨大而广泛的社会危害性，仅仅让不法行为人就其对个体受害人实际造成的损害进行补偿，既忽略了社会层面之受损，亦不足以对不法行为人产生有效震慑。因此，对于大规模侵权，不能止足于补偿性赔偿之救济，而是要采用惩罚性赔偿对其施以严厉惩戒。其次，惩罚性赔偿的扩张适用能够对潜在不法行为人起到震慑作用，发挥预防大规模侵权发生的功能。预防可能发生的损害是侵权法的重要旨归，更是风险社会对侵权法变革提出的要求。风险社会的实质是由资本所驱动的利益共同体的运作，在现行的以补偿性赔偿为主的法律体系下，有意“忽略”可能发生的大规模侵权可以带来资本的迅速积累，而即便大规模侵权真实发生，不法行为人面临的补偿性赔偿也可视作其实施不法行为的经济“代价”。波斯纳认为这样的假设是普遍成立的：“行为人的行为是他们在特定法律条件下进行成本收益-80分析的结果，当事人对一定权利的不同估价是其交易得以进行的原动力。”因此，通过提高实施不法行为的“代价”，让潜在的不法行为人意识到一旦大规模侵权真实发生，其带来的高昂“代价”远超“忽略”可能发生的大规模侵权所带来的利益，那么经济理性的潜在不法行为人自然会谨慎选择自己的行为。对大规模侵权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不但可以促使企业采取提高污染防控力度、增加产品抽查频次等减少大规模侵权发生几率的措施，还可以推动科学向防治大规模侵权的方向发展，从根本上为风险社会视域下大规模侵权的治理提供出路。此外，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的扩张应当适度，谨防过多适用惩罚性赔偿对不法行为人产生过重负担，乃至阻滞经济发展。大规模侵权的典型情形乃法人为追求不当利益，故意作出侵权行为，或有意忽略侵权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在此种典型情形，不法行为人对侵权行为的发生具有经济动因，主观状态多有间接故意可能性，且法人相对具有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负担力。对此，扩张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具有可行性。而在自然人侵权中，侵权主体负担力不足，且对侵权行为通常无法获得经济上的受益，应审慎适用惩罚性赔偿，严格限定在直接故意的情况，避免适用范围的过度扩张。（二）缓和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由于大规模侵权的加害行为和损害事实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在因果关系证成上，只要确定了一个加害行为与一种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就可以根据两个同质性的特点直接推定有因果关系，其他同质性的加害行为与同质性的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就不必再作证明24。在单一因果关系证成中，要着重考虑加害行为的“同质性”、科学论证层面上的盖然性等因素，缓和举证责任25。正如贝克所言：“在日本，鉴于现代化风险在世界范围内的犬牙交错，那里的法官决定不再就严格因果证据的不可能做出解释，以免伤害受害人乃至殃及所有人。只要污染水平和特定疾病间存在着统计上的相关，他们就会认定因果关联的存在。于是，排放这类污染物的企业需要负起法律责任，并被处以相应的罚款。”在认定大规模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证成上，基于大规模侵权的因果关系呈多维性、时空错位性等特点，且多个因果关系链条间高度同质，可以适度缓和举证责任，降低证明的盖然性标准，并允许对具有同质性的因果关系进行推定。四、结论人类在享受科学发展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日趋多样化的人造风险和以新冠疫情为典型的自然界未知风险。现代化的自反性和风险的溢出使我们身处巨大的惶恐和不安之中，迫使我们不得不反思科学的本质和现代化的进程。以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家在对现代化反思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体系庞大的风险社会理论。贝克对现代性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他提出，现代社会的风险不再来自于科学的落后，而来自于科学的过度发展。现代风险正是由科技本身所孕育的。在当代社会，企业、研究机构和官僚系统已然形成了一个共谋型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共同体的运作注定使风险成为科学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和现代社会内生性的产物，不可避免地使人类进入风险社会当中。风险社会理论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但其将现代社会风险滥觞的根本原因归咎于科学本身，忽略了资本对科学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决定性作用。在对科学的本质进行探究时，马克思既没有将科学看作单纯的对自然理性的探讨或是一种毫无功利的、至善至美的力量，也没有将科学当成充满负面力量和风险的潘多拉魔盒，亦未曾将科学视为本质上具有价值中立性的双刃剑。马克思从未离开过资本的框架去谈论科学，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的“纯粹的自然科学”是不存在的，科学在出生证明上就加上了资本的烙印。因此，由企业、研究机构和官僚系统所形成的共谋型利益共同体的运作实际是由资本所驱动的，资本天生的趋利性使这个利益共同体的运作不可避免地将人类拉入风险社会之中。面对风险社会视域下大规模侵权的治理困境，应当从大规模侵权频发的内在成因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方法论，探索我国侵权法的变革方向。我国侵权法主要通过补偿性赔偿对大规模侵权的受害者进行救济，但补偿性赔偿的数额相比企业的盈利而言往往不值一提，那么一个“经济理性”的侵权人可能会选择故意“忽略”可能发生的大规模侵权，将可能的赔偿作为其实施不法行为的“代价”，从而牟取更大的利益。此外，由于大规模侵权中因果关系的多维性与错位性，受害人往往陷入证成困境，以至被法律的“精湛规定”阻碍获得救济之路。因此，对于大规模侵权，应适度扩张惩罚-81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并缓和因果关系证明标准，提高实施不法行为的“代价”，震慑潜在不法行为人，以回应风险社会下大规模侵权的治理需求。参考文献：1（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 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7.2（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 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5.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 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22.4（英）安东尼 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 M.南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1.5（英）安东尼 吉登斯.，失控的世界：风险社会的肇始 C.薛晓源等.全球化与风险社会 A.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5.6（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 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63.7 张广利，许丽娜.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三个研究维度探析 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2）：3.8 卡尔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重要段落 EB/OL.https：/ 刘鹏.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之争视域下的拉图尔论拉图尔的建构主义实在论 J.学海，2012，（01）：143-148.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9-580.11（英）安东尼 吉登斯.第三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66.12（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 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3.13 黄勇升.风险社会下大规模侵权赔偿理念范式的转变 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01）：60.14“湖南衡东儿童血铅案”历时四年终调解，为健康索赔有些难 EB/OL.https：/ 赵刚.对大规模侵权维权与维稳并重 N.人民法院报，2008-10（11）.16（英）安东尼 吉登斯，克里斯多弗 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 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214-215.17（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 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15.18 董文.民法典编纂视域下的大规模侵权定位 J.法学论坛，2020，（03）：91.19（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 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67.20 美国法学会.美国法律整编 侵权行为法 M.台北：台湾司法周刊杂志社，1986：755.21 陈年冰.大规模侵权与惩罚性赔偿以风险社会为背景 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6）：156.22 朱岩.从大规模侵权看侵权责任法的体系变迁 J.人民大学学报，2009，（03）：12.23State，Farm，Mut.Auto.Ins.Co.v.Campbell，538，U.S.408，419（2003）.24 杨立新.侵权责任法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95.25 朱岩.从大规模侵权看侵权责任法的体系变迁 J.人民大学学报，2009，（03）：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