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 民族团结”的实践现状和路径优化——兼谈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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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43 卷 第 8 期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Vol.43 No.82023 年 8 月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Aug.2023收稿日期:2022-09-29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评价指标体系研究”(21BMZ01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跨民族交往对民族地区社会资本影响机制研究”(CSY21014)。作者简介:张劲松,中南民族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社会经济系统风险预警
2、、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陆豪,中南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互联网+民族团结”的实践现状和路径优化兼谈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张劲松1 陆 豪2(1.中南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民族地区数字化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2.中南民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4)摘 要:置身于网络空间场域,“互联网+民族团结”实践突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漫灌输出、强规则、低互动等功能桎梏,成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以“基地”教育型、“创建”教育型和“技术”教育型等“互联网+民族团结”的实践类型为逻辑起点
3、,梳理分析“互联网+民族团结”实践面临的互联网区域发展非均衡性、网络民族团结宣传内容同质性、网络场域高地竞争力较弱、涉民族因素网络舆情突发性等局限,从技术治理层面的智能化、个性化、可控化等维度破局,为有效解决“互联网+民族团结”实践的技术理性问题提供思路。针对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离散性问题,一是要明确智能搭建民族团结教育的区域大数据平台的推行主体,二是要明确算法推荐技术应用的个性化导向作用,三是要合理引导社会网络传播中心化的发展进路,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性。关键词:“互联网+”;民族团结;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图分类号:C957 Doi:10.19898/k
4、i.42-1704/C.20230816.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33X(2023)08-0018-10 立足历史进程和社会运作系统审视技术,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1。因此,加强网络空间民族团结、坚持民族工作的主线和“纲”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应用推广和创新发展。着力创新应用新兴信息技术,深入开展“互联网+民族团结”实践,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与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尤为必要2。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力一直作用于社会关系的改变”3。随着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标志的新兴信息技术不断涌现,面对具有高复杂性和高不确定性等信息化时代
5、特点的社会风险和公共问题时,传统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反应速度、回应效81率、宣传覆盖面等方面显得“慢、低、窄”,凸显出各级民族团结相关部门对网络舆情等事件和信息数据的快速应对能力相对滞后的情况。怎样有效推进网络场域载体和技术的应用创新,成为民族团结教育实践不容回避的问题。本文试图围绕“互联网+民族团结”实践中存在的互联网区域发展非均衡性、涉民族因素网络舆情突发性、网络民族团结宣传内容同质性、虚拟网络场域强竞争性等局限,从技术治理层面提出破解思路,构建以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凝聚为核心构件的数据系统机制,从而赋予民族团结相关信息资源个性定制感更强、宣传内容趋同化更少、传播影响速度更快
6、等特性,提高“互联网+民族团结”的决策水平和风险研判水平,实现民族团结教育宣传从“经验宣传-事后应对”到“精准宣传-事前预防”的转变,提升“互联网+民族团结”实践效能,为实现“互联网+民族团结”的整体效能优化提供技术思维保障,为有效处理具备高复杂性和高不确定性等信息化特点的社会风险和公共问题提供新的思考路径。一、“互联网+民族团结”的实践类型深入推进“互联网+民族团结”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新时代民族工作创新发展的必然选择。以数字信息工具为支撑的网络民族团结场域实现实体的延伸,是在兼顾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传统价值理性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其工具理性的重要实践。本文从国家民委官网及内蒙古、藏、新、青、
7、甘、宁、鲁、琼、皖、鄂、沪、豫、浙、粤、桂、川、滇、苏、吉、闽、黔、渝、湘、黑、赣等地的省级日报、民委官网收集了有关民族团结的经验交流专题、工作研究专题、基地建设专题和创建活动专题等 2543 条信息,共筛选出与“互联网+民族团结”有关的238 条信息。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相关内容为参照条件,将整合的信息分别概括为“基地”教育型、“创建”教育型、“技术”教育型。通过对三大类型分析发现,网络场域空间成为上述民族团结教育类型的重要手段和平台,特别对后疫情时代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提供了更为多样的选择和发展思路。(一)“基地”教育型“基地”教育型是
8、指各地依托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特别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内涵建设、队伍建设等,通过数字化、平台化等互联网技术的引进和应用,将基地原有的民族团结宣传展品、模型、纪念场馆和最新收集的资料等内容虚拟呈现给各族群众,让基地教育实现“线上线下”双翼发展新模式。基地教育进入网络空间场域的宣传教育实践更加准确定位了基地未来建设的方向,为整合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实践基础,从而丰富充实了基地宣传教育的内容要素。这是扩大民族团结宣传覆盖面的必然选择,也是进一步铸牢各民族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要求。“基地”教育型相关主体认识到传统实地教育在
9、宣传对象、便捷性、宣传覆盖面等方面已经难以满足大数据时代各族群众文化服务需求,合理规划“线上线下”双翼发展目标,加快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的发展转型,与新媒体合作建立数字博91第 43 卷 张劲松 陆 豪:“互联网+民族团结”的实践现状和路径优化 在国家民委官网上,国家民委将内蒙古等 5 个自治区和青海等20 个省在民族团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建设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作为相关领域的典型案例进行公布和展示。通过系统地收集和分析这些地方民委及省级日报关于“互联网+民族团结”相关案例的推送和报道材料,能较好地反映我国“互联网+民族团结”实践的总体面貌和各地“互联网+民族团结”实践的地方特色。这是本
10、文选择这些地方的工作实践案例作为“互联网+民族团结”案例材料来源的原因。物馆,完善微信平台建设的发展思路,推出符合基地发展的线上展厅、网站,通过公众号、新媒体服务队伍、新闻专刊与客户端、数字博物馆、网上比赛活动,定期发送推介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信息、民族政策知识、民族团结标语口号等民族团结教育内容,促使更多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在教育内涵、影响范围、形式建设重心等方面逐渐从实体建设向虚实共建转变。例如,渝、湘、苏、黑、吉、粤等省市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内涵建设、加强网站建设等方式,加快建立新媒体合作型的数字博物馆,成立新媒体服务中心队伍,创办新闻客户端,承办网络比赛活动,为基地线上宣传教育提供
11、支撑载体。这些实践既能够解决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建设在资金投入和宣传推广服务形态等方面的困局,减轻基地的资金技术与宣传服务压力,也能够实现基地“线下线上”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模式。(二)“创建”教育型“创建”教育型是指各地民族团结工作相关部门依托相关法规建设、“十百千万工程”、涉及民族团结的节日活动等,在创新宣传教育举措中应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为有效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法律法规建设和“十百千万工程”等活动的开展和宣传提供更为便捷、灵活和虚拟的技术手段。在“创建”教育型中,应用信息技术开展宣传教育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示范区建设制度安排,相比其他教育模式,该类型更加强调示范区创建、巩固创建成
12、果等过程中信息网络资源的应用、共享。“创建”教育型中的多元主体协同构建适合创建活动的局部互动网络平台,增进了由不同维度、不同类型和不同信息获取对象构成的虚拟主体“竞合”现象,改变了传统进步示范区建设中不同主体系统间的“碎片-条块”分隔状态,逐渐形成由大数据驱动的不同主体间信息交换的整合或互联,实现示范创建资源的协同共享、共建联办、集成指挥的新型发展格局。例如,新、闽、川、黔等省区借助示范创建教育APP 与公众号、报刊、网站的形式,发布微信小程序,在线上开通各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的相关业务,联合报社开设专栏进行专题报道,让“信息多走路,群众少跑腿”;同时,甘、皖、鲁、琼等省运用现代交互手段和新
13、媒体平台,积极探索利用“三微一端”“阳光米易”“民族团结”微信矩阵等互联网宣传新手段和新途径,开展“线上+线下”宣传学习活动,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上述实践通过民族团结宣传内容传递到每一台信息终端,使得多元虚拟主体掌握较多的关联数据,实现示范创建资源有效共享、调度精准对接和指挥有序衔接,扩大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影响力,打造具有信息技术特色的创建宣传教育样本,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技术”教育型“技术”教育型是指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过程中,各级政府及涉民族团结宣传等部门较少依托“基地”和“创建”等教育实践载体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活动,更多注重新兴信息技术系统性地推进“基地”和“创建”
14、的实践应用。这也是“技术”教育型比前两者的资金投入和运行维护费用更多的原因,由于其绝大多数经费来源于财政专项拨款,这就形成了以政府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大数据企业为辅助的网络空间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新形态。在该模式中,“技术”教育型主体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矩阵平台和系统协同等优势,通过探索发展节点关系的网络空间布局,主动占领民族团结教育的网络空间新阵地,加强虚拟网络空间场域中民族团结教育的社会关系互动,实现民族团结的正向宣传教育。例如,云南建立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民族团结进步融媒体中心,创建了“哇家玉溪七彩云”“云岭先锋”“微博-专题网-抖音号”等矩阵网宣平台;青海完善了“互联网+”三级组织
15、架构4;湖北充分运用少数民族特色美食为媒介的新媒体02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8 期平台,宣传民族政策法规,推介在武汉市江夏区务工经商的少数民族群众抗疫的典型事迹5;内蒙古、沪、豫、浙等省把握民族工作的“纲”,探索打造民族事务服务平台,积极建设“浙统云”基层数据库,探索建立“散居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共同富裕服务系统”,利用“学习强国”“北疆先锋”“党建协同管理系统”等多媒体平台,探索即时高效、点面结合的“线上线下”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新模式。这些互联网新型技术探索应用展现了新媒体平台在扩大宣传覆盖面和提升宣传效率等方面的显著优势。但是,在新媒体平台的高曝光和现场“面对面”
16、对话的同时,“互联网”新兴技术的探索应用仍需在拓宽动员宣传覆盖面、调适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抑制技术异化等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数字化改革。综上所述,三种民族团结教育类型存在一些共同之处。一是都体现了互联网的应用协作机制。如“基地”教育型和“创建”教育型均把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作为增强“基地”或“创建”影响力、推进民族团结发展的重要举措,“技术”教育型是着力围绕探索应用新兴信息技术,尝试构建民族团结教育的“虚拟空间-现实空间”精细化发展蓝图。二是三种类型均要求新兴技术的互嵌式发展,认为充分利用新兴信息技术是实现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依赖路径。三是对互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应用,也进一步凸显了“互联网
17、+民族团结”教育实践的技术理性风险。总之,如何有效地规避信息传递不对称、信息资源掌握不全面和技术需要不断更新完善等因素影响,实现新兴技术的平台搭建、运营、维护、使用和推广,与时俱进不断优化发展,对新媒体平台技术的应用提出更高的要求,成为当前“互联网+民族团结”亟待解决的技术理性问题。二、“互联网+民族团结”的技术局限相关部门积极推进“互联网+民族团结”实践,有效地跨越时间、置换空间、突破层级和整合领域,推动“线上+线下”信息相对均衡发展格局的初步形成。当然,广泛应用于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实践的“数字化”技术,是一个既存在技术性问题又能够适时调整和优化的矛盾体。在前述三种民族团结教育类型实践中,均存
18、在互联网区域发展非均衡性、涉民族因素网络舆情突发性、网络民族团结宣传内容同质性、虚拟网络场域强竞争性等局限。这些局限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互联网+民族团结”网络空间宣传教育的效能发挥,造成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离散性问题(如图 1 所示)。(一)互联网区域性发展不平衡和竞争力较弱并存1.互联网区域性发展不平衡。随着信息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大数据技术的普及应用,各地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实践也相继开辟出以新兴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互联网+民族团结”宣传实践发展道路,开创了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线上线下”双翼发展的新局面。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程度都存在差异化,中西部地区网络基础设施
19、建设相对滞后,使得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网络宣传教育实践覆盖率总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发展现状,这种不平衡既体现在城乡之间的不平衡上,也体现在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上。截至2022 年 7 月,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互联网业务收入分别为 6.544百亿 元、0.3506 百 亿 元、0.2459 百 亿 元 和0.0296 百亿元6。这种发展不平衡导致东部地区的公众成为信息绝对强势群体,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特别是欠发达民族地区的公众成为信息相对弱势群体。相对弱势群体与绝对强势群体间所接受的外部信息量差距较大,形成了不同区域的宣传受众在接触媒介程度上的差异化格局,进而造成了宣传效果的差异。
20、12第 43 卷 张劲松 陆 豪:“互联网+民族团结”的实践现状和路径优化图 1“互联网+民族团结”的技术局限 2.网络场域高地竞争力较弱。官方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活动或者其他网络民族团结宣传主阵地,上下良性互动的官方媒体融合创新形成了民族团结宣传活动网络化发展模式,但各类新媒体和 APP 的发展与普及,削弱了官方媒体在网络民族团结宣传空间场域中的影响力。面对短视频的冲击和影响,网络民族团结宣传需适应受众对多样化场域和个性化内容的需求,创作出一批专业化和精品化的优质民族团结宣传作品,强化对宣传网络场域空间阵地的风险掌控能力。官方媒体多以新闻报道、热评文章
21、和长纪录片等方式宣传民族团结。这些宣传内容体现了官方的权威性和真实性,但大篇幅内容与当代人快生活节奏和碎片化信息获取的需求不匹配,降低了用户对其选择的意愿,压缩了民族团结教育的宣传空间,给民族团结工作带来挑战。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 10-39岁年龄段网民在音乐、视频、直播、新闻、教育类等网络应用方面呈现出较高使用率的显著特点7-8,这使得民族团结宣传在互联网领域面临着多方竞争的严峻形势。(二)涉民族网络舆情突发性和民族团结教育内容同质性并存1.涉民族网络舆情突发性。互联网虚拟传播突破了传统媒体的时空场域限制,通过网络空间场域的诸多媒介传播民族理论政策、建构立体与全面的中华民族发展
22、景观9。随着信息生产与传播普及化,舆情形态呈现出多媒体视听全渗透的特征,信息量激增的网络空间迅速成为涉民族因素网络舆情传播范围广、互动性强、更新频率高的虚拟场域,新媒体赋权引发了舆论话语扩张化10,加之民族关系议题传播过程中舆情监测和甄别应用程度不高,数据深度挖掘不够,导致舆情响应系统迟缓,舆情数字治理滞后。不同网络传播平台间具有差异化的信息类型,以及差异化的权威程度,各平台间信息交互的便携性同样存在较大区别,短时间内传递大量信息的网络舆情在信息不断传播过程中增加了舆情空间范围,如个别网络“大 V”发布虚假信息,挤兑民众的理性思考意愿,给22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8
23、 期正常工作带来极大干扰。由此,网络涉民族舆情的难以预见性和矛盾纠纷问题的弥散式分布,对我国网络民族团结宣传及舆情监测机制体系创新优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民族团结教育内容同质性。“互联网+民族团结”发展不均衡和民族议题的敏感性,使得各地在如何运用大数据技术来辅助民族团结实践的问题上,存在同质性和“伪创新”等现象。同质性是指一些地区更倾向于借鉴其他地区官方发布的信息,简单处理后进行发布,网络文案及视频类似或雷同的问题时有存在。“伪创新”是指一些地区总是在表述用字方面下功夫,与实际的宣传教育实践目标、效果和影响有明显出入,出现“新瓶装旧酒”或“新瓶装假酒”等问题。在民族团结宣传实践过程中,由于信
24、息具有可复制性且成本低的特点,一些宣传主体把“复制”与“伪创新”惯习转移到了“互联网+民族团结”实践中,使得网宣内容同质化程度较高、原创性内容较少、内容吸引力较弱。同时,忽视了民族团结教育受众的差异性,导致同质性宣传内容出现于不同网络空间场域且作用于不同受众的现象。例如,除了各地开展“互联网+民族团结”必须依赖的 APP、公众号、视频号、网站、微信平台、数字报刊等网络载体的基本功能应用外,宣传主体缺乏对教育内容的持续创新性创作推送,对目标受众的真实喜好缺乏深入了解,使得目标受众常处于囫囵吞枣式接受信息的窘境,逐渐形成一些质疑数据治理宣传有效性的负面声音与情绪,甚至给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制造负面言
25、论和诋毁各级政府治理能力的机会,背离了工具理性作用于价值理性的初衷,制约了数字治理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三)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离散性从上文可知,当前民族团结教育网络空间面临着诸多技术治理局限。这既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内容的均衡发布、个性化制定、可控性等方面带来负向影响,又在客观上限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结构洞功能发挥,进而强化了其内容的离散性,使得网络空间民族团结场域中民族工作的主线和“纲”不够突出,内容存在散点宣传、系统性不强、针对性不够、协同性较弱、创新性较低等问题,不利于不断拓展原有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结构性节点,导致在网络场域深入推进民族工作的主线和“纲”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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