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型介入”：拜登行政当局干涉中国台湾问题的策略及其运作.pdf

年第期(总第 期)闽 台 关 系 研 究S t u d i e so nF u j i a n T a i w a nR e l a t i o n sN o ,(G e n e r a l N o )专题研究 美国介入台海事务的强度与限度“复合型介入”:拜登行政当局干涉台湾问题的策略及其运作叶晓迪,陶嘉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广东 广州 )摘要: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程度的提升,拜登行政当局干涉我国台湾问题的手段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化,形成以“复合型介入”为核心的新型涉台政策.不同于美国自冷战以来介入台海问题的传统路径和新兴路径,“复合型介入”以“灰色地带”“混合战争”和“一体化威慑”为概念基础,衍生出政治、法案、同盟、经济、外事和议题等策略类型,具有多主体性、融合性、模糊性和多维性等特征.通过揭示“复合型介入”的内涵、特征和形成机理,以解构这一新型涉台政策的逻辑.以政治策略和外事策略为例,二者之间的相互叠加和相互强化展示了“复合型介入”的具体运作逻辑及其效果.大陆需以“混合战争”为基础,形成军事战为主,政治战、外交战、舆论战和认知战为辅的威慑机制,丰富反介入的工具箱,与美国日渐复杂、多元和细致的涉台政策构成对等的政策匹配.关键词:“复合型介入”;涉台政策;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中图分类号:D ;D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C G J )作者简介:叶晓迪(),男,福建厦门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云山青年学者、硕士生导师,博士;陶嘉懿(),女,山东济南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硕士研究生.年以来,中美之间不断凸显的结构性矛盾导致两国快速转入高烈度的战略竞争态势中.为了有效分散中国的战略注意力,不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行政当局都将台湾问题设定为遏制中国的核心战略牌.同时,受到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两大国际因素的交织影响,加上拜登及其执政团队浓重的自由主义外交风格的作用,美国在拜登时期干涉我国台湾问题的手段出现较为明显且重要的变化,呈现多维性、模糊性和隐蔽性等特点.美国干涉我国台湾问题的新型手段可称为“复合型介入”(c o m p l e xi n t e r v e n t i o n),由此产生几个重要的问题:“复合型介入”存在哪些具体的手段?其运作机理是什么?将产生何种影响?本文认为,“复合型 闽台关系研究 年第期介入”是美国提取“混合战争”“灰色地带”和“一体化威慑”等安全战略的核心逻辑与策略要素,充分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事、同盟、信息等路径,形成多维度、多层次和多主体的新型介入方式,目的在于拓宽台湾当局的“国际活动空间”,提高台湾问题“国际化”的程度,最大化“以台制华”的战略效果.由于“复合型介入”的策略边界较为模糊,不同策略之间相互交织,故而将在国际社会、中美关系和台湾岛内等多个层面产生叠加风险.因此,厘清“复合型介入”的具体策略和内在机理有助于在学理和现实两大层面提升对拜登行政当局涉台政策的认知深度,增强我方应对之策的匹配准度,丰富反介入战略的工具箱.一、既有研究及其评述作为影响我国台湾问题的最大外部因素,美国自冷战时期以来便采取了多种介入台海局势的路径,具体可划分为两大类:传统介入视角,即战略介入和军事介入;新兴介入视角,即法案介入和台湾当局追随.对既有研究进行梳理有助于新旧观点的链接与理论的构建.(一)传统介入视角首先,战略介入路径的观点认为,台湾地区不仅是“第一岛链”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能根据美国在亚太/印太地区的战略需求调整为不同的地缘角色.罗伯特卡普兰(R o b e r tK a p l a n)从地缘要素的角度指出,美国必须持续介入台海局势,防止两岸统一,避免“第一岛链”遭到突破而丧失地区主导优势.唐耐心(N a n c yT u c k e r)与葛来仪(B o n n i eG l a s e r)也强调,美国对台湾地区的防卫承诺在亚太联盟体系中具有象征意义,放弃防卫台湾地区将在亚太盟友中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损害美国的战略信誉.王晓虎则认为,台湾问题是美国打入两岸关系中的“战略楔子”,目的在于“统一预阻”,防止亚太联盟体系被弱化.在战略角色上,有研究指出,台湾地区的角色明暗与美国对华战略是接触还是遏制之间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包道格(D o u g l a sP a a l)指出,在特朗普全面转向对华遏制的背景下,台湾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牵制中国最重要的战略牌之一.严安林从中美关系和台湾岛内的双重视角出发,认为美国通过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方式来构建“反华包围圈”.其次,军事介入路径的观点认为,美国通过不断松绑对台军售的审批形式和武器等级来培植台湾对大陆的“不对称战力”,提高对大陆“武统”的“抗拒力”.基于特朗普时期美台安全合作的案例,信强认为,美国对台军售呈现常态化、决策程序便捷化和武器性质进攻化等新特点,美国继续扶持台湾当局发展“不对称战力”,使美台安全与军事合作不断巩固和强化.汪曙申指出,美国对台军售常态化的目的是对接民进党当局“整体防卫”的军事政策,以此提升美台军事关系,深度介入台湾问题.台湾学者吴崇涵从战略层面指出,对台军售是美国在台海问题上采取“战略模糊”的核心手段,目的是同时对大陆和台湾地区形成双重威慑,防止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避免美国被卷入两岸冲突.同样地,另一些研究也指出,叶晓迪,陶嘉懿:“复合型介入”:拜登行政当局干涉台湾问题的策略及其运作美国对台军售有助于破解美台关系中“被卷入被抛弃”的安全困境.因为这种方式既能给台湾地区提供安全承诺,减少台湾当局被抛弃的忧虑,同时台湾当局有限的战力又能避免将美国拖入不必要的战争.因此,以对台军售为核心的军事介入途径是美国在两岸关系中动态谋求战略利益的理想手段,同时也是牵制中国崛起的有效工具之一.(二)新兴介入视角首先,法案介入路径的观点认为,随着中美关系恶化与两岸关系转冷,美国国会在“亲台”势力的推动下,不断提出和通过涉台法案来提高美国介入台海局势的合法性和法律依据.有研究指出,近年来美国国会“亲台”势力出现明显回潮现象,这股势力通过涉台方案,不断破除对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限制,从而推动美国与台湾地区政治和军事关系快速升级.在这些势力的助推下,美国国会涉台法案急剧增长.林冈与周文星指出,自特朗普以来,美国国会涉台法案年均提案数达 项以上,明显高于奥巴马政府时期,显示美国国会“挺台”的意愿和力度大幅加强.美国国会涉台提案和决议案的增多弱化了行政部分的掣肘力量,以此进一步消除了美国涉台关系实质性发展的行政阻碍,为美国介入台海局势提供法律依据.另一些研究聚焦具有代表性的涉台法案,并认为这些法案改变了传统的合作模式,使其迈向“准同盟化”和“准国家化”,提升美国介入我国台湾问题的力度.其次,台湾当局追随路径的观点认为,台湾当局对美国的追随和游说政策不仅获取了美国国内“挺台”势力的同情与支持,还拓宽了美国介入台海局势的空间.何达薷与宴清认为,台湾当局从经济、政治、军事和社会动员个层面积极发展对美关系,以实现“联美抗陆”的政策目标,这种全方位配合的对美政策使台湾当局对美国的需求言听计从,甘愿扮演遏制中国大陆的“急先锋”.童立群从对美游说的角度指出,台湾当局通过民间组织、智库和公关公司方面游说主体对美国国会、“挺台”官员和反华政客进行游说,促使美国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形成涉台观念的“府会一致”,增大美国介入台海局势的意愿,不断蚕食“一个中国政策”的内涵.同样地,储斌以“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为案例,指出台湾当局通过智库与美国议员、官员和学者的接触,从深层次培植亲台反华势力,强化美国涉台政策.(三)文献小结传统介入和新兴介入两类现有的研究共同构成了美国干涉我国台湾问题的总体路径,为我们理解美国涉台政策的延续与变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然而,如果仔细梳理和斟酌,并结合拜登行政当局最新涉台政策的发展来看,现有研究可能还存在以下两点可以继续推进的空间:第一,视角单一性.不论是传统的介入路径还是新兴的介入路径,现有研究大都采取单一视角,即围绕某个路径结合政治事实对美国的涉台政策展开分析.然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考虑到拜登时期美国干涉我国台湾问题的手法和策略具有多维性和融合性等特点,单一分析视角可能无法较为完整地解释该阶段美国涉台政策的新变化和新逻辑.一种混合多元的解释路径应该被提上研究议程.第二,系统性不足.受到第一个问题的影响,现有对拜登时期美国更为多元复杂的介入手段的研究并不系统,仍然局限在单个案例和事件的讨论.目前,为全面提升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优势,拜登行政当局已经采取全领域介入的方式操作“台湾牌”,这就导致大陆方面对其研究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闽台关系研究 年第期二、“复合型介入”的内涵、策略、特征与机理“复合型介入”概念的出现及其发展,意味着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美国试图采取“去硝烟化”的方式,将正面战争转向界限模糊化、策略手段多样化和战略威慑一体化的混合形态.传统意义上,关于美国干涉我国台湾问题最终结果的讨论一般落脚在“是否会防卫台湾”上,但这是一种结果导向(r e s u l t o r i e n t e d)的讨论,而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博弈仍在进行,这种讨论并不利于对现实动态的分析.相反,理解美国介入我国台湾问题应该采取“过程导向”(p r o c e s s o r i e n t e d)的视角,这样才能掌握其动态变化与发展趋势.这意味着,“复合型介入”将会是一个过程导向的概念.为此,本文尝试通过内涵、策略、特征及机理个方面来建构“复合型介入”的概念.(一)“复合型介入”的内涵从大国关系的历史角度来看,战争不仅是大国政治博弈的具体表现,更是国家打败或消灭敌人或对手,并通过赢得最终胜利来实现国家利益与战略目标的首要手段.可以说,在二战之前,战争是大国之间,特别是主导国与崛起国决出胜负、实现权力转移的最主要的方式.拿破仑帝国、威廉德国、希特勒德国等历史上的重要案例充分证明了战争的频发性与重要性.二战结束后,受到核恐怖平衡、国家间相互依赖加深,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合法性不断提升等因素的影响,战争选项似乎逐步退居二线,甚至成为大国博弈的底线.唐世平从国际社会演化论的角度指出,二战后国际社会进入了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战争选项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使 年后国家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伴随着民族的解放与独立而增多.此外,技术变革也使传统的战争形态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大国之间的博弈和竞争不再单纯追求领土变更、在物理维度支配战场这类高成本的方式.冷战以来的战争案例显示,传统“消灭敌人”“武装征服”为取向的军事行动通常都需要付出极高的战略代价.因此,现代大国的战略博弈与竞争的目标更加强调争夺认知维度的高地.上述国际背景和技术条件构成美国对台海采取“复合型介入”的前提,意味着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根本目标并非征服或抢占中国的领土,而是希望通过维持台湾问题的“现状”来达到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目的.这就要求美国一方面要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战争,另一方面利用“模糊地带”绕过或擦边中国的战略红线,采取全领域的混合手段产生综合性威慑,并争取台湾岛内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与认可.“复合型介入”的第一个概念基础是“灰色地带”(g r a yz o n e).年月,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发布了“灰色地带”白皮书,将“灰色地带”系统界定为:“介于国际冲突与体系和平二元状态之间的竞争互动.”美国提出“灰色地带”概念的初衷在于防范俄罗斯等“非线性对手”经由代理人、准军事和欺骗等难以察觉的“灰色地带”对美国发起进攻.然而,随着大国战略竞争需求的不断上升,美国已经从“被动防御者”转向“主动进攻者”,“灰色地带”成为其采取叶晓迪,陶嘉懿:“复合型介入”:拜登行政当局干涉台湾问题的策略及其运作“去硝烟化”竞争的主要途径.“灰色地带”所强调的“介于冲突与和平”之间的互动态势与美国在台海局势上谋求的“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相一致,成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推行“复合型介入”的逻辑基础.此外,“灰色地带”所具有的特点也适用于美国的涉台政策.一是主体多元性.“灰色地带”行动的参与主体不局限于国家行为体,还包括非国家行为体,这使台湾当局能够成为美国“灰色地带”行动的执行者之一.二是手段模糊性.“灰色地带”行动通常介于合法与违法之间,很难根据国际法和国际规范作出明确的判断,这使现行的国际规则、法律和规范无法对美国介入台海局势形成有效的约束.三是运作渐进性.有学者指出这种渐进性类似于“分段切香肠”手法,也就是国家使用权力手段,基于可接受的成本来支持渐进的行动,通过渐进的步骤来实现利益目标.这种渐进性符合美国在“一个中国政策”(O n e C h i n aP o l i c y)上的“切香肠”逻辑.“复合型介入”的第二个概念基础是“混合战争”(h y b r i dw a r).年,弗兰克霍夫曼(F r a n kH o f f m a n)从国家战略竞争的视角提出“混合战争”理论,并认为在战争选项受限的前提下,常规战争与非常规战争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国家间的竞争往往需要融合常规与非常规两种手段.拉塞尔格伦(R u s s e l lG l e n n)则更强调“混合战争”中的非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并认为混合战争是以下两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信息;常规、非常规、恐怖袭击及犯罪等方式.有研究进一步认为,“混合战争”并非通过增加死伤人数及其他代价来迫使目标国家让步,而是通过说服内外听众来支持己方的目标,因此“混合战争”往往更注重掌控信息优势来抢占认知与心理的高地.另一些研究则系统总结了“混合战争”的主要手段,包括:政治战、经济战、军事战、信息战、外交战等.联系至台湾问题,“混合战争”对于非军事手段的强调符合大国无战争背景下,美国以多元途径提升“以台制华”战略效果,但又避免与中国发生直面冲突的战略需求,这也与“复合型介入”的逻辑相一致.更为重要的是,“混合战争”的手段为归类“复合型介入”的具体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复合型介入”的第三个概念基础是“一体化威慑”(i n t e g r a t e dd e t e r r e n c e).“一体化威慑”是拜登执政后,美国针对中国提出的战略概念,主要内容包括:综合运用经济、外交手段对中国进行多领域、多部门联合威慑;巩固和编织地区联盟和伙伴关系网,构建“反华包围圈”;推动常规和核威慑相互整合;强化新领域的科学技术开发和应用.简言之,美国试图搭建“一体化”平台,统合军事、外交、情报、科技等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强调盟友合作,编织力量网络,形成“全政府”“全社会”“全方位”的威慑态势,谋求达到“力量倍增”的效果.为实现上述战略效果,美国将台湾问题设置为“一体化威慑”中的核心议题,对台采取“复合型介入”,诱使盟国效仿美国的行为模式,调动盟国参与的积极性,提升它们在印太地区对美的政策配合度和协调性.综上所述,“复合型介入”是指在战争选项受到限制的背景下,美国基于“灰色地带”的战略逻辑,借鉴“混合战争”的多元手段,在台湾问题上渐进式迫近中国的战略底线,但又避免直面冲突,最终达到一体化战略威慑效果.提出这个概念将有助于全面解构美国涉台政策的新形态与新逻辑.闽台关系研究 年第期(二)“复合型介入”的策略在整合“灰色地带”“混合战争”及“一体化威慑”等相关策略的基础上,结合自特朗普时期以来美国涉台政策的具体作为,“复合型介入”的策略类型可以被归纳为以下几个策略,即政治策略、法案策略、同盟策略、经济策略、外事策略和议题策略.第一,政治策略是指美国不断在其“一个中国政策”中掺杂“私货”,模糊该政策的边界、扩大该政策的适用范围,增大美台政治关系的操作空间.政治策略作为“基础战”,既是“复合型介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他几类策略的前提条件.政治策略通过不断模糊“一个中国政策”、解除美台政治交往限制、刻意制造“准官方”关系等方式进行,目的在于逐渐打破美台政治关系的既有框架、制造不良的示范效应来赢得岛内政治势力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与认可,并诱导其盟国和伙伴国效仿改变各自的“一个中国政策”.第二,法案策略是指美国国会通过涉台提案/法案来凝聚国内“亲台派”的共识和力量,增强行政部门“保台”“挺台”“护台”相关政策的合法性与法理性.法案策略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一是国会“亲台”议员通过提出涉台提案/法案来强化政治精英层面的“挺台”氛围;二是抽取部分涉台提案的内容加入 国防授权法 或年度拨款法案,增加美国“保台”法律依据;三是出台特定议题的涉台法案,如“台湾旅行法”“台北法案”等.法案策略的目的是展现美国涉台政策的主要依据是基于国内法,并将其凌驾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之上.同时,法案策略也是美国在其“一个中国政策”中添加“私货”的主要方式.第三,同盟策略是指美国尝试将传统的涉台互动模式由“单边输出”转向“多边介入”,将台湾问题更多地暴露在其盟国体系中,拓宽盟友及伙伴介入台海局势的空间.同盟策略作为“安全战”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从安全角度渲染台海局势是印太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关键,将台湾问题与美国盟国和伙伴国的安全挂钩;二是从价值观的角度凸显台湾地区所谓“民主伙伴”的身份,引发同盟国家的情感共鸣.同盟策略的目的在于使美国以外的更多外部势力介入台海局势中,通过与盟国之间产生的同盟联动现象进一步分散中国大陆的战略注意力,增加大陆的战略资源损耗.第四,经济策略是指美国将台湾地区纳入其主导的排他性“小多边”机制中,增强台湾地区与美国及其同盟国家之间经贸、科技和供应链的联系.经济策略主要表现为两种模式:一是双边模式,即深化或提升诸如美台经贸联系、日台经贸联系和欧台经贸联系;二是多边模式,即将台湾地区纳入区域性的经济或供应链体系中.经济策略一方面服务于美国推行“友岸外包”供应链政策,强化对华经贸科技围堵圈;另一方面用于“两岸经贸脱钩”,削弱中国大陆在两岸经贸中的影响力,降低大陆对台湾问题的掌控力.第五,外事策略是指美国重点关注台湾当局追求的所谓“国际空间”和“国际能见度”,试图推动台湾问题“超越两岸”,进一步将其暴露在国际社会中.外事策略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一是外事声援,美国政府通过其高层官员在重要外交场合表达对台湾问题的关切,以及支持台湾当局参与相关国际组织活动;二是峰会/论坛支持,美国通过举办诸如“民主峰会”“世界叶晓迪,陶嘉懿:“复合型介入”:拜登行政当局干涉台湾问题的策略及其运作民主运动大会”等方式凸显台湾地区的角色;三是法案突破,美国通过出台专项涉台法案来帮助台湾当局保住所谓“邦交国”,并协助台湾当局拓宽所谓“国际空间”.第六,议题策略是指美国将台湾问题与国际社会中的热点问题,如地缘政治议题、人权议题和公共卫生议题等相挂钩,以此达到“议题共振”的效果.议题策略通常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常规挂钩,美国通常将台湾地区与“民主价值”相联系,因此台湾问题时常出现在涉华“民主议题”中;二是非常规挂钩,美国利用突发事件将台湾问题与之相联系,如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科技议题等.议题策略的主要目的在于弱化甚至掩盖台湾问题的本质属性,使其成为一个非政治问题.(三)“复合型介入”的特征作为“灰色地带”“混合战争”及“一体化威慑”在台海局势中的具体表现,“复合型介入”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上述概念特点的同时,也形成了自身的特征,主要包括多主体性、融合性、模糊性和多维性.从介入的主体来看,“复合型介入”具有多主体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变化:第一,介入的国家行为体多元化.传统意义上,台湾问题作为美国在两岸之间打下的战略楔子,其主要的介入国家是美国.但进入拜登时期以来,在美国的诱导和渲染下,国际社会关注台海局势的国家明显增多,诸如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开始加大其介入台湾问题的意愿.第二,介入的非国家行为体多元化.长久以来,台湾问题更多地被视为美国地缘战略或区域战略的一部分,但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影响下,台湾地区在供应链重构中的角色愈发凸显,使得跨国公司、大型智库、非军事机构等非国家行为体加强了与台湾地区的联系.由此形成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多面协作.从介入的手段来看,“复合型介入”具有融合性.尽管前文对“复合型介入”的具体策略作了归类,但从实际操作的角度不难发现,这些策略和策略之间存在明显的交互作用.例如,政策策略对“一个中国政策”的空洞化需要法案策略的配合,而最终产生的效果将在外事策略上获得体现.可见,策略归类更多是提供可视化的策略光谱,在本质上,“复合型介入”的策略存在融合性,这种融合性也是“复合型介入”具有高度战略弹性的原因.从介入的态势来看,“复合型介入”具有模糊性.主体的多元化与策略的融合性决定了“复合型介入”将制造模糊态势.“复合型介入”跨越常规干涉门槛,制造了“合法与违法”“透明与不透明”“强制与非强制”“稳定与动荡”的模糊地带.这种模糊态势正在打破甚至颠覆现有的规则、制度与规范,使人们难以用现有的法律作为防御武器来判定是否发生了介入、是否干涉他国内政、是否违反了国际法.从介入的空间来看,“复合型介入”具有多维性.传统意义上,美国涉台政策主要集中在地缘和军事等物理维度,但“复合型介入”具有全域属性,会在多个维度空间和多个领域同时展开,快速拓展到网络空间、技术空间、认知空间和心理空间等观念维度.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复合型介入”在观念维度中更能发挥战略效果,促使传统的军事介入转型到认知介入、信息介入等新形态.闽台关系研究 年第期(四)“复合型介入”的机理在厘清“复合型介入”的内涵、策略和特征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解释其生成的机理(图).近年来,随着中美之间相对实力缩小速度的提升,两个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竞争与对抗成为了主基调,合作的外溢效果被大幅削弱.为此,美国主动调整了长久以来的对华政策,判定近 年的接触政策失败,进而快速转向对华遏制.从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变动的规律中不难发现,当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提升时,台湾问题往往会被“台面化”,成为美国牵制和遏制中国的“战略倍增器”.特朗普时期,受到“美国优先”政策的影响,美国更加相信自身的实力优势,在涉台政策上主要采取“单边极限施压”策略,仍以地缘战略、军售等传统路径为主,并未实现涉台手段的叠加和多元化.然而,在避免中美陷入直接冲突的前提下,这种单一的手段已经触及“台湾牌”的极限,无法继续为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提供增幅效果.因此,多元化涉台策略成为拜登行政当局的主攻方向,直接推动“复合型介入”的生成,衍生出政治、法案、同盟、经济、外事和议题等种策略类型,试图以此开拓“模糊地带”,释放介入台海局势的战略空间.在此过程中,台湾当局的积极配合进一步强化了“复合型介入”的效果,最终成为“以台制华”的效果倍增器.图“复合型介入”的生成机理三、“复合型介入”:拜登行政当局涉台政策中的政治与外事策略前文从学理层面构建了“复合型介入”的战略概念,并归纳了其特征与内涵,但这仅是理论层面的工作.为了展示“复合型介入”在美国涉台政策中的具体运用,证明其有效性,本文将以“复合型介入”中的政治策略与外事策略作为举证,以达到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目的.(一)拜登涉台政策中的政治策略拜登行政当局涉台政策中的政治策略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即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模糊化和空心化及对美台“准官方”关系的提升.美国采取“切香肠”战术,不断试探中国底线并推进其实质性举措,解构当前美台政治关系框架,提升美台“准官方”关系,在国际社会和盟国体系叶晓迪,陶嘉懿:“复合型介入”:拜登行政当局干涉台湾问题的策略及其运作中引发了不良示范效应.首先,美国采取“纳米级切香肠”的方式对“一个中国政策”进行诠释,不断蚕食“一个中国政策”的内涵.根据拜登行政当局 年发布的 国家安全战略,美国政府“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不支持台湾独立,将继续坚持以 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 和 六项保证 为指导的 一个中国政策,将恪守 与台湾关系法 的承诺,支持台湾的自我防卫,并保持其抵制对台湾诉诸武力或胁迫的能力”.从表面上看,美国官方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未发生调整,但总统本人及美国高级官员的言行与官方陈述在多个方面表现出了不一致.拜登在公共场合发表过次涉及台湾问题的言论.年月,在美国广播公司对拜登的采访中,拜登表示如果有人“入侵”或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将作出回应.月,拜登再次表示将会保护台湾.年月,拜登称美国愿意军事介入以保卫台湾,美国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并不意味着中国有权力进入并使用武力占领台湾,且美国会坚定地与日本和其他国家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月,拜登声明,美国并没有鼓励台湾“独立”,但台湾可以对其“独立”作出自己的判断.尽管每次白宫都会对拜登发表的言论作出解释,强调美国“一个中国政策”从未改变,但拜登作为一位经验丰富且行事谨慎的政治家,其涉台言论背后的美国战略考量值得引起注意与思考.拜登涉及“一个中国政策”的论述层层递进,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反复试探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试图模糊“一个中国政策”边界,以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为由不断介入台海事务.拜登行政当局有时还避免坚定地阐明“一个中国政策”.例如,美国国务院于 年月修订了关于美国与台湾关系的概况介绍,删除了美国承认北京“一个中国”的立场以及不支持台湾“独立”的声明.虽然第二项声明最终得到了恢复,但白宫未恢复第一项声明,这表明其不愿充分解释美国对台政策,试图保持其“一个中国政策”的模糊性.美国官员的言行也值得关注,美国官员屡次玩弄文字游戏,空心化、模糊化“一个中国政策”.安东尼 布林肯(A n t o n yB l i n k e n)曾两次以国务卿 的身份公开 将台湾称为 一个“国家”.美国国会众议长南希佩洛西(N a n c yP e l o s i)窜访台湾可视为美国对“一个中国政策”的重大挑战.年月,蔡英文在加利福尼亚州会见了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K e v i nM c C a r t h y),这是自 年美国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来,在美国本土举行的与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最高级别会面.两人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将此次会面称作“两党会议”.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J o h nK i r b y)表示,美国对“台湾主权”没有采取任何立场,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N e dP r i c e)也发表过类似的声明.然而,自 年杜鲁门总统指出美国对台湾的立场为“未确定”后,美国官方对台湾的立场便从未改变.因此,美国对所谓“台湾主权”“没有立场”的表达是不正确的.尽管拜登行政当局表示,美国不打算改变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但其实际行动却是在支持与不支持“台独”之间反复横跳,不断制造模糊空间.其次,拜登行政当局不断提升美台“准官方”关系.美台交往的边界已不仅仅局限在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而是逐渐扩展到政治、外事与安全领域.拜登从其就职典礼开始便为美国和 闽台关系研究 年第期台湾之间的密切联系奠定了基础,邀请了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参加典礼,这是自 年以来美国首次邀请台湾官员参加此类活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出的“年台湾政策法案”(T a i w a nP o l i c yA c t o f )确立了台湾安全援助倡议,包含了加强美台防卫关系的措施.该法案旨在明确支持台湾的“独立政治实体”地位和“事实上”的“外交”待遇,以提升美台交往与合作水平.其还包含一些具有挑衅性的条款,如将台湾当局视为台湾人民的“合法代表”、禁止限制美台官员互访、允许展示“台湾主权象征”等.此外,参议院还试图将“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从各个层面促进与台湾的接触.拜登行政当局的行为在国际社会引发了负面影响,美国盟国和伙伴国纷纷效仿美国的做法,企图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特别是一些小国认为追随美国政策将大大增加其在国际上被认可的机会.这些国家表面上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放纵高级官员发表不当言论或是采取不当举措,用政策实施的不一致,以“一个中国政策”之名行支持“台独”之实.自 年夏天以来,一系列欧洲国家高级别代表团访问了台湾地区,包括捷克共和国参议院议长率领的代表团(年月)、欧洲议会代表团(年 月)、波罗的海国家代表团(年 月)、瑞典议会和欧洲议会联合访问代表团(年月)、斯洛伐克国民议会副议长率领的访问代表团(年月)、法国参议员代表团(年月)、欧洲议会副主席率领的访问代表团(年月)等.年,立陶宛批准台湾当局开设“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公开制造世界上“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错误印象,违反了“一个中国政策”.立陶宛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该举措是基于经济利益,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同时有权扩大与台湾的合作,并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接受和建立“非外交使团”,以确保这种关系的实际发展.日本副防卫大臣中山泰秀(Y a s u h i d eN a k a y a m a)在华盛顿智库的一次演讲中公然挑战“一个中国政策”,宣称中国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有必要保护作为“民主国家”的台湾.随后日本政府也效仿美国的做法,由政府发言人澄清中山泰秀的言论仅代表个人观点,日本仍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即不把台湾作为一个国家对待.即使在其“一个中国政策”的前提下,日本也认为有进一步加强与台湾关系的余地,执政的自民党成立了台湾项目团队,研议内容包括推进日台关系等.年月,加拿大国会发布了题为“加拿大与台湾:动荡时局中的坚定关系”(C a n a d aa n dT a i w a n:AS t r o n gR e l a t i o n s h i pi nT u r b u l e n tT i m e s)的报告.加拿大表明承认“一个中国政策”,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既不赞同也不质疑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报告甚至明确宣称,加拿大的这种做法与美国和法国采取的做法类似,符合联合国大会第 号决议.蔡英文当局积极配合拜登行政当局,公开挑战“一个中国政策”,表示台湾不能接受在“一国两制”的提议下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强烈拒绝中国的主权主张,造成两岸关系的不断恶化.年 月,在习近平主席呼吁两岸统一的第二天,蔡英文表示台湾不会向中国“屈服”,台湾将继续发展和投资其防御能力,“以确保没有人可以强迫台湾走中国为我们开辟的道路”.蔡英文还不断推动美台“准官方”关系的提升,称华盛顿和台北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密切”,并吹嘘经济和安全合作的“重大进展”.叶晓迪,陶嘉懿:“复合型介入”:拜登行政当局干涉台湾问题的策略及其运作(二)拜登涉台政策中的外事策略拜登行政当局在涉外领域致力于阻止台湾“邦交国”数量进一步减少,并声援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其中一些组织要求成员为主权国家.美国试图营造台湾是所谓“独立国家”的“既定事实”,拒绝承认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与多边机构是一个政治问题,以“民主、透明度、尊重人权和法治”及“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等为由混淆视听,鼓励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特朗普政府削减了美国数亿美元的外国援助,而拜登行政当局信奉多边主义,利用其势力帮助台湾开拓“国际空间”.年 月,奥尔特加(D a n i e lO r t e g a)再次连任尼加拉瓜总统,继而尼加拉瓜政府转向了中国.美国国务院表示,尼加拉瓜总统因“虚假选举”无法代表其人民,奥尔特加政府无权切断与台湾的关系.年月,洪都拉斯宣布与台湾“断交”后,与台湾保持所谓“外交”关系的国家仅剩 个.在洪都拉斯与台湾“断交”前,美国就已作出评估,称洪都拉斯的左倾政府已经决定转向中国,并发出警告,诽谤中国的投资承诺往往没有兑现,并为发展中国家制造了“债务陷阱”.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勃梅嫩德斯(B o bM e n e n d e z)发表言论,敦促洪都拉斯人努力保护他们的主权和人权.有美国官员表示,目前对台湾而言,扩大其在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中的作用可能比专注于维护与“邦交国”的关系更重要.台湾的举措也更加倾向于加强与伙伴国的非官方关系,而不是维持寥寥无几的“外交”承认.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避免与国际社会隔绝.自蔡英文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以来,台湾的“外交”重点转向扩大与西方国家的非官方关系,稳步建立其国际影响力.蔡英文反复强调台湾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以及其与官方盟友共同的价值观,公开呼吁民主国家提供支持,以促进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蔡英文当局还依托美国印太战略,重申美台之间的重要关系,加强与印太战略所涵盖的国家和地区的联系,争取这些国家和地区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从而打破中国大陆对台湾“国际空间”的“封锁”.美国作为台湾最大的盟友与支持者,不仅致力于维护台湾“邦交国”,还大力推动台湾与其他国家的“非官方关系”.美国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一直是领导其他国家表达对台湾支持的“风向标”.拜登行政当局利用多种途径,帮助台湾拓展其“国际空间”.第一,外事声援.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国的高级官员在各种活动中公开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采取发表演讲、声明、回应议会质询、接受媒体采访以及在社交媒体发帖等多种方式声援台湾,其中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本外交大臣林芳正(Y o s h i m a s aH a y a s h i)、法国外交部长卡特琳科隆纳(C a t h e r i n eC o l o n n a)、比利时外交部长哈贾拉比卜(H a d j aL a h b i b)等人.布林肯自担任美国国务卿以来,次发表声明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他还指出“美国支持台湾加入世卫组织符合华盛顿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指责中国应为台湾被排除在外“承担责任”.声援者们在社交媒体上使用“T a i w a nC a nH e l p”“L e tT a i w a nH e l p”“L e tT a i w a n I n”和“WHON e e d sT a i w a n”个标签发帖表达对台湾的支持.这项活动还得到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勃梅嫩德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马尔科鲁比奥(M a r c oR u b i o)、众议院印太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金映玉(Y o u n gK i m),以及其他国家政府官员和媒体人士的 闽台关系研究 年第期支持.在其他国家的支持下,台湾也通过宣传活动向全球表达了参与联合国的愿望,台湾地区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曾发表专栏文章,敦促联合国不要在中国的压力下继续引用对联合国大会第 号决议的解释.美国、加拿大、法国、西班牙、丹麦、立陶宛、乌克兰、韩国、洪都拉斯、斯威士兰、伯利兹等国的著名媒体对该文章进行了 余次报道,以表对台湾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支持.今年,七国集团外交部长月发表的联合公报及月卫生部长发布的联合声明,都呼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和世卫组织技术会议.美国国务卿和立陶宛外交部长之间的会议也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捷克共和国和立陶宛等个国家的驻台办公室在世界卫生大会前发布联合新闻稿,强烈支持台湾,给予台湾进一步的鼓励.这已经是外国驻台代表机构连续第年通过联合行动表示对台湾的支持.第二,峰会/论坛支持.除了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等联合国下属的国际组织及会议,美国及其盟国还鼓励台湾参与那些中国在其中影响力较小尤其是中国为非成员国的组织和论坛,如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民主峰会”和开放国会论坛等.年月,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宣布要将该年度约翰麦凯恩公共服务领导力奖授予蔡英文,理由是其对北京“侵略的抵制”.之后,加拿大下议院一致通过了一项动议,支持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为蔡英文颁奖.拜登行政当局邀请台湾参加了“民主峰会”,以促进“民主”之名帮助台湾拓展所谓“国际空间”.年 月,台湾外事部门与立法机构、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及“财团法人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在台北举办了“年开放国会论坛”,蔡英文在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据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和英国下议院议长林赛霍伊尔(L i n d s a yH o y l e)为此次活动致电祝贺.第三,法案突破.在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前夕,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了“台湾国际团结法案”.该法案指出,美国应利用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来抵制中国影响这些组织反对台湾地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