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东传和观音的图形造像看敦煌.pdf

2023 年第 2 期无论是从历史文化看还是从地理位置看，敦煌自古以来便备受人们的重视，这一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的场域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东西交流之喉颈，同时又是佛教传入中土的一个重要站点，从佛教美术角度看，著名的莫高窟所拥有的非凡而伟大，让敦煌更加声名远扬。敦煌受到重视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则以地理位置论。敦煌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交汇处，为多民族集聚地，更是多类型文化汇集之地。公元前 111 年，汉朝正式设敦煌郡。西汉时期张骞凿空，自此开辟西域道路。二则以佛教传播史论。除 20 世纪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一的敦煌藏经洞重现人前外，作为佛教传入汉地的前哨关口，敦煌与月氏的关系也值得注意。敦煌为月氏故居地，史记 大宛列传 中有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资治通鉴第十八卷(汉纪)亦有载云：“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连间，为强国，匈奴冒顿攻破之。”月氏为游牧民族，经历多次迁徙，与匈奴进行战争后分为“大月氏”与“小月氏”两支，公元前 5 到前 2 世纪初，月氏人游牧于河西走廊西部张掖至敦煌一带。自来有大月氏国王使者伊存口授佛经 浮屠经，将佛教传于中土一说，就史料分别可见于鱼豢的 魏略 西戎传、三国志 魏志、裴松之注 魏书、世说新语、唐朝 开元释教录、杜佑的 通典等。大月氏于公元前 130 年左右迁入大夏地区，其时佛教已大量流传。至公元前 1 世纪末，大月氏受大夏佛教文化影响，接受了佛教信仰，从而辗转传进中国内地，是完全可能的。汉哀帝于元寿元年（前 2）遣使得口授经典，此为佛教东传的其中一说。三则以佛教美术论。敦煌莫高窟的发现为佛教美术史的研究注入了无与伦比的生机。例如观音造像在敦煌石窟中所体现出的多样性，以及随朝代更迭而出现的不同形象，这些都对帮助后人解读不同时期的思想文化有着莫大帮助。由上不难看出敦煌对于中土佛教的重要作用与影响，对汉地佛教的各方面研究绕不过对敦煌的研究。敦煌之名，唐人李吉甫曾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一、丝绸之路佛教东传佛教源于印度，公元前 6 到前 5 世纪是世尊在世间弘法的年代，这段时间也是中国迈入诸子百家的春秋战国时期。从印度佛教沿革看，可知世尊在时的佛教被称为原始佛教，佛灭后经历两次经集后，三藏（经藏、律藏、论藏）由此诞生，但教团也因“大天五事”而分裂出上座部和大众部。之后二部再行分裂后进入部派佛教（小乘佛教）时期，直至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佛教在印度衰弱后，其便开始向外传播，大致可分为南传和北传两条路线：南传上座部传入斯里兰卡、老挝、缅甸等国；北传经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等国。佛教东传流入中国的具体年限历来无从考证，但是学术圈大体上认为佛教的流入是因通往西域之路的开通，即是丝绸之路成就了佛教入境，丝路的开通令东西两大文化圈得以交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传播佛教并非信仰佛教这一异宗教的外来者的最初目的，外来者进入中国的本质主要还是为达从佛教东传和观音的图形造像看敦煌 潘小宁上海建桥学院学报2023 年 6 月No.2?Jun.2023第 2 期832023 年第 2 期成政治目的及商业贸易间的往来，佛教只是文化接触后自然流入的附属物，起初亦未引起朝廷重视。故佛教流入中国的具体年限不可考究的一个原因也正是如此，史料上所记并不全面且又多为孤证，同时又很难评估民间是何时开始知道佛教的。因此，除去历史文献中出现的一些证明中土早前便知佛教存在的零散记录，佛教的正式东传之说被基本定在著名的“金人入梦”与“白马驮经”上。根据 四十二章经序 牟子理惑论 后汉书等典籍的记录，永平年间(公元 58-75 年)汉明帝刘庄夜梦金人，第二天问臣下们其金人为何，臣下回答说是西方异国之神，称为佛。以此为机缘，明帝后遣使臣去往天竺寻求佛道经典，最后抄得四十二章经并带回了佛图像，此后造寺立像。然而，虽诸多本文献对“金人入梦”与“白马驮经”有所记载，但就其情况存疑也不少，仍需要考量。首先是关于经典和史料本身的信凭性。例如被视作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的 四十二章经，据说是东汉印度传道者迦叶摩腾、竺法兰共同汉译而成。但是，将 历代三宝记与梁时僧佑 出三藏集记进行对比却显示，与符坚同时期的道安未有见过 四十二章经，故就经典时期推论经典可能出自东晋之中。其次，据 后汉书 襄楷传（卷 30），襄楷延熹九年（166）上书桓帝曰：“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而现存最早的高丽藏版本 四十二章经为：“天神献玉女于佛，佛云革囊众秽，尔来何为”。二者间行文相似，桓帝为明帝之后帝王，襄楷似引此经。只是，襄楷所用为“浮屠”，而现版本 四十二章经在遣词上非用“浮屠”或“浮图”，却数次用“佛”，这是较不寻常的。所以，现存的文献版本多被认为出自东晋直至南朝时期。又例如白马寺一说，通常来说有两种观点。第一为白马寺最初之名非“白马寺”，实为“鸿胪寺”，且其本身不是寺庙而是招待外宾的招待所，更非明帝特意建造。其根据是 后汉书中没有明确表示白马寺兴建始末，最早关于白马寺的记录见于 魏书最后一篇志。东汉末年牟融所撰 牟子理惑论也没有提及白马寺，甚至没有两位僧人的名字。另，罗壁志余称：“汉设鸿胪寺待四方宾客。永平中佛法入中国，馆摩腾法兰于鸿胪寺。次年敕洛阳城西雍门外立白马寺，以鸿胪非久居之馆，故别建处之。其仍以寺名者，以僧为西方之客，若待以宾礼也，此中国有僧寺之始。”鸿胪为何？实际就是异族人自远方来后特为招待他们这些外宾所设的居所，也以 寺为名。第二则为白马寺缘起与第一说相对，明确指出白马寺为明帝所建，且特为纪念白马驮经事件。根据有南北朝 汉法本内传与北魏 杨炫之 洛阳伽蓝记卷四所记：“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国之始。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帝梦金神，长丈六，项背日月光明。金神号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经像焉。时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由上可看出文献史料仍需得考外，对于一些戏说成分也应进行辨识。不过，虽有关于永平感应和白马驮经的事件存在异议，可佛教东传始于汉的说法仍较为固定。因为楚王英信奉佛教的证据较确凿。楚王英为后汉时代的奉佛者，光武帝之子，孝明帝之弟。后汉书 列传（卷 32）有：“英少时好游侠,与宾客交通,晚节更喜黄老之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卷七十八 天竺国条有：“楚王英始信其术（佛道），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永平 8 年，“入缣赎罪”的诏令一出，楚王英即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以赎愆罪。明帝下诏回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中传。”根据史料中所记楚王英事迹，可知至少汉永平年间佛教已东传入中国本土，并且有了一定的斋戒祭祀观念。再由佛教经典上看佛教东传，中国最早传入的经典被认为是颇有争议的 四十二章经，抑或者是大月氏国王使者伊存口授佛经 浮屠经，此不概述。其后，进入译经时代，即将原文为梵文或巴利文等的佛教经典翻译成中文的时代。时代划分为三，古译、旧译、新译。古译起始于公元 1 世纪，后汉桓帝（146-167）之后多有经文被译出至三国佛教流通，被认为是早期阶段。代表人物有安息国安世高，翻译出如 般舟三昧经等诸多大乘经典的月氏国支娄迦谶和世居敦煌的月支侨民竺法护。旧译时代以鸠摩罗什为始，5 世纪起，划在南北朝至隋朝代。这一时期除大名鼎鼎的龟兹国鸠摩罗什外，还有编纂了经典目录 道安录的道安，梁朝僧祐的 出三藏记集对 道安录内容有许多参考。余下另有被从佛教东传和观音的图形造像看敦煌842023 年第 2 期罗什誉为“中华解空第一人”的僧肇等。新译时代为中国佛教的确立，以玄奘三藏为代表，密教经典翻译由“开元三大士”善无畏一行始。由上述分析，似有几点值得注意：（1）首先，古译时代（汉-三国）就译经家的出身可看出中土与西域的紧密联系，也即佛教经典的东传归功于与西域的往来交流是确凿的。月氏国与安息国均存在佛教信仰，敦煌则是其中的连接点。月氏本居于敦煌与祁连之间的河西走廊，月氏本为祁连山古代游牧民族，后与匈奴为仇,败于匈奴,经历几次侵占和迁徙，西击大夏，占领妫水（阿姆河）两岸,后又占大夏，最后南下恒河流域建立贵霜王朝。而安息国依据 史记 大宛列传 记载：“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疆，可以赂遗设利朝也。”安息国位于罗马帝国与汉朝中国之间的丝绸之路上，另外因是多神教，故其佛教美术风格混合复杂。在僧祐的 出三藏记集（卷13）中有一篇 安玄传，中述优婆塞安玄于汉灵帝末年（在位 168-169）为行商而至洛阳，就此功绩获封骑都尉，玄与沙门严佛调共出 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可见当时佛经的译经活动是非正式，出于己愿的。（2）从东传佛经的翻译内容来看，大小乘经典混同之，初期并不区分大小乘，也并无此说法。教相判别的概念萌芽于鸠摩罗什，起于僧肇。（3）关于佛教东传及流通的早期情况，汉时多为使节商贸间的往来，安息、月氏等西域国家将佛教通过丝路东传入中国。但是汉朝佛教的传播面并不广泛，且受众群多为朝廷贵族，译经活动也非官方进行推行属个人意愿，形式较单一。三国时的佛教交流传播地域开始扩展，北魏和南吴之地皆受容了佛教。隋唐佛教花开落地，迎来中土地带的兴盛期。综上，可以看出敦煌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就了佛教东传，另外，汉时中土得以与西方境地进行交流互通，丰富了中土文化。二、简述佛教美术的东传与敦煌学了解佛教美术需注意的是，它的重点并非在于“美术”，即艺术层面，而在于其宗教性，一切为宗教性服务。也就是说，在肯定其宗教目的的同时再来看它的艺术价值，相比美感上的崇尚更能探求其建造绘图的历史、经典等来源，目之所及美感，实为一种引起人们共鸣的传播手段而已。佛教美术的起源有两说：一说是世尊在世时应允可造佛形象，另一说是世尊在世时从未应允造像崇拜，故在其身灭后才开始逐步兴起造佛形象和以宗教信仰为目的的佛教美术。关于佛教美术，一是图形造像，二是寺庙建筑，其后如所供佛物等皆为衍生。图形造像毋需多言，主要为各种形象崇拜；寺庙本身存在的目的，是寺庙建筑的源起缘由。敦煌在佛教美术中占据重要位置不止是因为藏经洞的发现或因敦煌莫高窟中壁画等的存在，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了佛教美术的多元化，同时也令后人得以窥探出各地域佛教的异同与相互联系。佛教在阿育王时期还传入北西印度的犍陀罗地带，看其后入侵其亚历山大大帝时期亚历山大大帝的图样和硬币有其头顶狮帽等形象，而狮子的信仰与佛教相关。犍陀罗的佛教美术史对佛教美术而言极为重要。犍陀罗为古代西域诸国之一，其佛教美术受容了各种文化体系，如伊兰体系、希腊体系等，并在其后向东发展，依次传入亚洲的中国、朝鲜、日本等国，为远东佛教艺术最初参考的范本。东汉的丝绸之路西域北道是西域中道、南道的重要补充，中国佛教由此展开。佛祖统记有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而先秦时月氏便与中原有所往来，典籍中“禺氏边山之玉,一策也”中的“禺氏”为月氏的同名异译，也就说先秦时候起月氏便已有往中原输送玉石的记录，月氏经由敦煌为中原带来佛教为情理之中。敦煌为西域文化输入中土的重要站点，敦煌所藏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后人对佛教美术的东传进行研究。关于敦煌莫高窟的勘探历史为人所熟知，而真正进行系统研究则刻追述到藏经洞的被发现以及各国探险队的依次到来。中国的敦煌学一词源于 1930 年 敦煌劫余录序，当中展望了敦煌作为日后重要学术的未来。不过此篇所言敦煌学有所局限，主指代藏经洞中文献研究，中国的敦煌研究也确实起于藏经洞的发现。从佛教东传和观音的图形造像看敦煌852023 年第 2 期而经过之后许多对“敦煌学”一词的诠释，敦煌学的概念才得到了极大的扩充，从历史到地域研究应有尽有，且也不只局限在藏经洞一处。对敦煌的研究早期伯希和以及20年代开始的研究成果较为人共知。根据为龙谷大学350周年纪念所特别策划的学术企划出版编集委员会所编仏教東漸祗园精舍飛鳥（1992年）中施萍婷的中国敦煌学现階段看，18世纪的中国方面的敦煌学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敦煌石窟、敦煌的历史和地理。在敦煌美术上中国壁画大全 敦煌壁画和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都极具参考价值。而就目前来看对敦煌的研究比之过去又有了更多进展，领域也更加开阔。三、东传经典中的观音形象与敦煌观音的联系观音菩萨起源于印度，其形象有多种，例如马头观音、圣观音、六臂观音、不空绢索观音和国人较为熟知的杨柳观音等。观音菩萨的梵文有 Avalokite vara、Avalokitasvar等，音译为阿缚枳低湿伐罗，汉译也有包括闚音、光世音、观世音、观音、观自在等多种译法，观音为其略称。Avalokita 为观（察）、往下看，svara 为音，意为观世间苦难之音予以解救。Avalokite vara 是玄奘将Avalokita 及 vara 合体译成了观自在。二者译法皆存异议且不同出土文献各有其名故不好分辨，唐代清凉澄观法师指出梵文本里有两种音，为不同名称。另外，“观音”者“世”之不见其为如何，观音是否是观世音之略语？私以为现今普知的避唐王李世民名讳之说存在问题，或不够全面。而近代学者就观音名称则认为“观自在”的梵文是观察自在的菩萨，另外 Avalokite vara 的 vara 是印度教湿婆神别名，所以来源与其相关。从经典上论，观音主要出现在三个系统的经典之中。有天台 法华经的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俗称 观音经）、净土的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略名）以及华严的 华严经（入法界品）。观音经最为人熟知也是最早出现观音的经典，篇幅不长，其中一段也与其名称相关。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珍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篇中指出，观世音名观世音是因闻众生呼其名号即显菩萨威神力，表现出了观音菩萨的性格特征为救苦救难的慈悲性。同时，此经后文还附帝释天、自在天等观音三十三化身，以三十三种相救济众生于苦难危机之中。六道救济的形象只出现在西藏和东亚区域，并非印度起始。净土的 无量寿经中提出了观音与西方净土世界的关系。无量寿经 本就是净土三部经中一部，故而坐镇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与观音于此经中必然存在关系。观音和大势至菩萨分别辅佐阿弥陀佛，为阿弥陀佛的胁侍菩萨，现许多寺庙中也能看到这样的组合。总结而论，净土系统中的观音确立了之前所不具的形象，为之后图形造像上头顶肉髻，项有圆光，臂有璎珞，头顶天冠且天冠化佛，以及手掌上印纹，足下又有千幅轮相的形象做了基础。同时也定位了观音在西方净土中的位置，观音是一位为阿弥陀佛教化下界众生的菩萨。观音的居所不止 华严经，大唐西域记中也有提及，说是在秣剌耶山东，有布呾洛迦山，离现在的斯里兰卡不远。拉萨的布达拉宫，其中的“布达拉”（Potala）一名，也是来自“布呾洛迦”。其中经典都从不同程度上丰富了观音形象，主张观音的救苦救难慈悲性，使得东传的汉传观音形象更为多彩，且衍生出了印度本土所没有的观音形象。观音形象多参照经典中所描述的观音音容笑貌和人物关系，当然也有根据经典内容进行适当解读的，例如十一面观音的形象参照了梵文写本 十一面 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 陀罗尼集经及唐玄奘译 十一面神咒心经等，几本经典形象上稍有出入。其创思被认为是来受到 观音经中观音普度救济四面八方众生的启发。敦煌的观音同样依照经典绘制居多，如下：（1）唐代壁画以及藏经洞中绘画中有许多观音从佛教东传和观音的图形造像看敦煌862023 年第 2 期参考资料：1李利安.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10-25.2荣新江.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J.历史研究，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2005（4）：165-175.3王旭东,朱立芸.近代中国敦煌学研究述评J.甘肃社会科学,2011（6）：212-217.4季羡林.敦煌学大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96-99.5唐世贵.观世音M.成都：巴蜀书社，2002：2.6乔新玉.思想传播的载体迎合受众框架的重要性以观音形象变化为例J.东南传播：2009（1）：180-182.7中村元.岩波佛教辞典Z.2版.东京：岩波书店，2002：56-60.8岩本裕.仏教説話伝承信仰J.佛教说话研究（开明书院），1978（6）：3-9.9田辺勝美.東西文化交流，歴史文化J.毘沙門天像誕生（吉川弘文馆），1999（2）：81-829大塚伸夫.十一面観世音神呪経形成展開J.高野山大学密教文化研究所纪要,2012（25）：155-170.10弥永信美.观音変容谭，佛教神話学M.东京：法藏馆，2002（2）.11宮治昭.弥勒菩薩観音菩薩図像成立発展J.龍谷大学仏教文化研究,2013（3）：231-256.12宮治昭.佛像入門M.东京：春秋社，2013：21.13宮治昭.仏像読解?仏教美術M.东京：春秋社,2016（6）.14小岛岱山.東仏教学依中国浄土思想再構築中国浄土思想三大潮流J.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993（4）：41-2.15鎌田茂雄.観音経講話（講談社学術文庫）M.东京：講談社，1991：11-21.经变图.观音经变图，又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变”，根据 妙法莲华经第二十五品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内容描述制绘。观音经变不同于法华经变，除构图以观音为中心外，中心位置更出现了观音说法像，形成了表现观音为主题的经变。（2）阿弥陀净土里的观音。唐代敦煌观音经变与阿弥陀净土直接联系，依先前所述净土经典，根据西方极乐净土格局绘制图面。另外，如同净土经典中给予观音的定位，观音在敦煌的净土 观经图中多在阿弥陀佛身旁位置，背景为极乐净土，来迎众生，并与 观经中阿阇世王的故事相结合。（3）宫娃如菩萨。印度观音自犍陀罗美术起便为男相，传自中国因其“慈悲”特性由男转女，成功融入中土文化，此为东传佛教独有，印度未有。“宫娃如菩萨”出自北宋 释氏要览，其中指出唐代画菩萨笔触与前朝大为不同，塑形阴柔，无丈夫相。东传经典和观音原本的形象是汉传观音的演变基础，通过演变的形式和过程可以窥出不同时代的文化交融体系和思考模式，而这些均能从对敦煌的解读中找到答案。四、结语季羡林曾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而今，以古代陆海两条丝绸之路为主线再行规划的一带一路更是扩展了古代丝绸之路板块，也更体现了其重要的价值和功能，同时也能够为研究东传的佛教美术研究带来更多可能性。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几大文明的交融汇合之地值得不断地发现、研究。（作者系上海建桥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师）从佛教东传和观音的图形造像看敦煌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