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健身：超越虚拟身体的主体性回归.pdf

身体认同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若身体认同得不到实现，就会产生身体认同焦虑。为应对身体认同焦虑，现代意义下的“身体技术”应运而生。健身运动便是实践策略之一。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引发了身体认同的多样性，也导致了更多的挑战。针对身体认同焦虑问题，学界开始思考健身与身体认同的互动关系。作为同时注重对身体空间本身的研究和身体所处空间的变迁与特征研究的理论流派，空间社会学是非常重要的视角。综合运用问卷法与访谈法后发现，健身是大学生应对数字时代中的主体性缺失新危机、找回身体认同的有效手段。通过这一手段，大学生不仅试图展现对身体健康的美学认知，而且试图超越虚拟身体的拟真展演，进而在经济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等方面回归主体性，适应主体间性挑战。关 键 词 健身；空间社会学；身体认同；身体焦虑作者简介 尹忠海，博士，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生态文明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常务理事。赵一蕊，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祝骋锦，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马明，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党委副书记，讲师。一、问题的提出自我认同与身体具有内在的强关联性：身体是个体自我的表征，自我通过身体呈现。1作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身体认同意指个人在社会的影响下形成的反思性认知，对自己的相貌、体格、体态、体能等方面的看法与评价2，它对于个体认知己身、选择以何种态度对待己身，进而选择何种行动塑造己身具有重要影响。若身体认同得不到实现，就会产生身体认同焦虑。研究表明，身体认同焦虑主要指个体对形体、健康状态的担忧，集中表现为个体主观上对身体感到紧张、不愉快甚至痛苦。3为应对身体认同焦虑，现代意义下的“身体技术”按照身体的审美标准来塑造与改造身体的技术应运而生。无论是追溯“身体技术”的原点，即马歇尔莫斯提出的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根据传统习得使用他们自己身体的方法4，还是依照前述对现代意义下的“身体技术”的定义，健身运动无疑都是身体技术之一。近年来，随着身体认同焦虑问题的凸显，学界开始思考健身与身体认同的互动关系。概而言之，当前的相关研究主要采用以下两种理论视角。一是以福柯的“规训的身体”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思路；二是立足于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对身体主体性的强调。必须注意的是，身体既作为空间存在，又拥有它自身存在的空间。然而相关研究很少综合性地采用空间视角予以探讨。尽管社会建构思路的身体研究者指明了作为空间的身体是权力规训的核心场所，却往往并未注意到身体对空间的生产功能。作为同时注重对身体空间本身的研究和身体所处空间的变迁论党的二十大精神视野下共青团历史经验的再认知大学生健身:超越虚拟身体的主体性回归尹忠海赵一蕊祝骋锦马明第 33 卷第 4 期2023 年 7 月Vol.33，No.4Jul.2023YOUTH DEVELOPMENT FORUM-46与特征研究的理论流派，空间社会学理论可以用作讨论健身与身体认同的互动关系的基础理论依据。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引发了身体认同的更多危机，例如图像视频处理技术、人工智能、拟态生命体等带来的主体性缺失与身体价值怀疑，线上社交带来的网络、现实空间的双重身心矛盾等，这些危机并未被上述研究所述及。在此背景下，本文拟探讨以下问题。第一，在数字时代的大学生群体中，健身是否还能够作为个体找寻身体认同的有效手段？第二，健身与数字时代背景下更加尖锐的身体认同焦虑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否可以用空间社会学理论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分析？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首先将身体认同的影响因素划分为数字媒体因素、社交群体因素和性别因素三个维度，并进行了线上问卷预调查。对315份线上问卷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笔者发现，第一，在大学生群体中，数字媒体因素、社会群体因素和健身习惯都与身体认同程度显著相关；第二，在社会群体、性别和数字媒体这三个影响因素之间，数字媒体是影响大学生身体认同的主要因素；第三，在大学生群体中，社交媒体因素影响健身习惯，身体认同因素在其中产生中介效应，即数字媒体因素通过身体认同程度影响健身习惯。基于此，笔者调整了调查问卷的内容，试图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度挖掘，并基于235份线下问卷进行了数据分析。同时，选择20位问卷调查中有意愿接受深度访谈、问卷填答具有代表性的受访者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度访谈。问卷分析结果和访谈资料显示，健身是身体空间与健身空间的互动过程，具有审美矫正、自我价值确证和身心契合功能，上述功能共同对个体的身体认同产生了积极影响。通过健身，大学生超越了数字技术塑造的虚拟身体带来的身体焦虑，并实现了个人主体性的回归。二、迈向数字化时代的身体认同：关于解释视角（一）健身与身体认同互动关系的解释：社会建构性与主体性之争如前所述，从主客体关系来看，主要包括身体规训论和身体知觉论。身体规训论常常采用社会建构思路，研究者往往把福柯的“知识理论”和“权力”概念与身体美的观念相结合，认为当下社会的身体“美”实质上是权力控制下的语言表达5。也就是说，身体语言中的主体性被规约了，而权力构建了身体评价的话语体系6，拉康的镜像理论则认为“自我监视”生产了身体焦虑7，并借此实现对身体的控制。消费社会进一步通过打造偶像、塑造“理想身体”向大众灌输形体美的标准8，从而在加剧了对身体的控制的同时，促成了身体的消费。也有研究者聚焦于女性健身者，认为社会性别建构也是权力规训身体的工具之一9。网络技术的出现逐渐消融了身体规训的时空界限，扩大了身体标准传播的范围、更新的速度与影响的深度10，权力的微观分布正在转变为一种日常分布11。这样，权力的规训并不能一直具有强制性。有时候，它以积极的自我规训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出于对规训身体秩序的顺从，人们以健身为手段，追求身体认同、消解身体认同焦虑。与福柯强调身体被决定不同，梅洛-庞蒂倾向于强调身体的决定性。他认为人们有能力自我审视、反思、规划和改造身体12。这为理解身体的意涵及个体如何通过身体实现与世界的关联提供了思考路径。循此思路展开研究的学者往往强调行动者的主体性13，认为健身是一种通过身体知觉来确认自我的过程14，是一种积极地掌握身体的主体性而非被动接受权力控制的过程。通过健身行为，个体从关注“客体的身体”转向关注“主体的身体”，并助推个体的反思、重新定义健身活动对自我的意义15。还有研究者将身体焦虑纳入考量范围，认为陷入焦虑中的人开始通过主体性的身体自我审视、反思、规划以实现身体的改造16。这实际上与第一种观点大学生健身:超越虚拟身体的主体性回归-47青年发展论坛2023.4中的“积极的自我规训”不谋而合。可见，虽然上述两种研究思路在早期研究中存在仅注重身体的社会性或主体性二者择其一的局限17，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两种观点逐步走向交融。无疑，上述两种观点对于健身与身体认同的互动关系的讨论均具参考价值。一方面，它们指明了身体的社会建构性和主体性，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基础理论与时俱进的修正。然而，必须注意的是，身体既作为空间存在着，又拥有它自身的独特空间。同时，必须看到，数字技术的发展引发了身体认同的更多危机，例如图像视频处理技术、人工智能、拟态生命体等带来的主体性缺失与身体价值怀疑，线上社交带来的网络、现实空间的双重身心矛盾等，这些危机对上述研究提出了挑战。因此，采用空间社会学理论等拓展更为宽广的视角是必要的。（二）与空间交互的身体：迈向虚拟时代的空间社会学列斐伏尔认为，身体与空间始终是交互的关系：它在空间里生产自己，同时不断地生产空间。18在现代性出现以前，人们用身体丈量空间，通过身体与空间的相互介入获得对世界的感知。19此时，身体是人们与外部世界取得联系、感知自身存在与空间存在、社会存在的媒介。健身恰恰是一定空间中的身体技术。同时，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时间的发展迈向计量化和同质化，出现了视觉化逻辑和隐喻化逻辑。视觉化逻辑即为空间的重叠套用，体现为外层空间的视觉特征对空间内部生产关系的掩饰。隐喻性逻辑即指身体通过眼睛而从其躯壳中被调出、转换与抽空。进而，出现了取消身体的趋势：在可见的一面，身体感知、体验和生产空间的过程被忽视了；在不可见的一面，则体现了权力关系的流变20。福柯则从控制的角度丰富了身体、空间与权力的观点。他认为身体具有生理性社会性的双重属性，是被修饰、改变和塑造的。21健身是一种修饰、改变、塑造身体的运动，同样兼具生理性与社会性。近年来，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尤其是数字媒体技术的运用，原有的空间概念被改造。空间不再仅仅是自然意义和物理意义的空间，其边界的阈限被重构。曼纽尔卡斯特对网络社会和网络空间的论述揭示了空间的地域网络双重属性，拓展了空间概念的内涵22。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脱域”机制指明现代性的发展转移了部分地域空间的特定功能23，并使得对身体的建构和控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现代性反思的一部分，身体与自我认同有着密切的关系24。作为空间中的存在，身体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空间的双重属性的影响；作为一种空间，身体自身的生产也具有双重属性。消解传统意义上的身体的趋势也随之从物质空间中溢出，借由数字技术走向了再现、重塑甚至生产虚拟身体的阶段。刘畊宏现象、虚拟主播偶像等现象冲击着人们的视觉与观念。在这一阶段，符号化的身体与现实身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双线并行，并因此产生了身体认同危机。借由网络技术再现并重塑的虚拟身体，和由数字技术创造的拟态生命体一道，生成了一个悬浮于社会现实之上的抽象化的空间。可见，数字化技术赋予了身体新的属性。从空间社会学的视角看，它改变了身体空间和身体对空间的原始感知、体验和生产的同时，给予了人们通过健身等身体技术找回主体性、改变其所处空间的机会。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运用这种机会。与之相伴而行的是身体认同焦虑。（三）身体空间与健身空间：一种分析框架伴随数字技术的发展，身体的权力控制超越了通过塑造偶像的“理想身体”施加泛控制的阶段，进入了每个个体都可以生产出自己量身定制的理想身体形象的阶段。这一转变缩小了理想身体与个体的现实身体之间的距离，也给予了人们塑造和追求理想身体的更大机会和动力。25如对健身进行直播的行为。这一转变貌似增强了个体在权力规训下的主体性，但实际上是权力在更深程度上的渗透，是对主体性的进一步削弱。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身体认同焦虑愈发凸显。进而言之，人工智能乃至拟态生命体的出现进一步挑战了个体的主体性。列斐伏尔-48认为，个体将自身与空间联系在一起，在空间中安放自己，并把自己置于中心，通过指认、衡量自己和把自身作为衡量的尺度来得到主体性的自我确认。然而，人工智能的出现在很多情况下挤压了个人在空间中的主体地位，拟态生命体（完全无需身体的“生命体”）的出现则诱发了个体对自我身体价值的怀疑。除了对外在形象的关注，正如梅洛-庞蒂所强调的，身体是人之存在和自我建构的始基，自我是具身即身心合一的，身体本身也是身与心的统一26，因此，数字技术带来的身心分离造成的身体认同矛盾必须纳入讨论。社交网络上的交流是非具身性的交流，基于数字技术建构出的“虚拟身体”并不能实现身体原本的整体性感知，而是以对时间与空间的分割为前提，让人们以碎片化的方式知觉时间与空间。设备带来的沉浸体验与身体受设备的绑架，冲击了现有的社会关系。为了融入社会结构，人们必须时刻沉浸、接入线上和线下的社交网络之中。而这也进一步造成了现实中的社交矛盾：网络中的精神在场与身体缺场，现实中的身体在场和精神缺场。这样，在数字时代，无论在网络空间还是在现实空间，身体认同都遭遇挑战。这些挑战直接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着他们的健康观念、作息行为、健身取向等方面。因而，进一步描述这些影响就显得极为必要。身体既作为空间存在，又拥有它自身存在的空间。然而相关研究很少综合性地采用空间视角予以探讨。尽管社会建构思路的身体研究者指明了作为一种空间的身体是权力规训的核心场所，却往往并未注意到身体对空间的生产功能。作为同时注重对身体空间本身的研究和身体所处空间的变迁与特征研究的理论流派，空间社会学理论可以用作讨论健身与身体认同的互动关系的基础理论依据。基于上述分析，可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如下。表1身体空间与健身空间：一种分析框架自变项：数字媒体技术及其特质调节项：健身因变项：大学生身体认同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主体性缺失健身过程中，健身空间与身体空间实现了空间的双向生产主体性提升，回归身体认同数字技术应用导致的身心分离现象身心合一，回归身体认同三、数据和统计结果目前，在校的大学生是网络原住民，他们一出生就面对既存的网络空间，在网络空间中展演虚拟身体27。随着健身运动的普及，他们是否存在超越的一面？（一）预调查情况首先，在预调查问卷中，项目组将身体认同划分为11个指标，利用里克特量表搜集受访者的身体认同情况，并对其进行赋值，得出身体认同程度这一指标。其后，项目组将预调查问卷中数字媒体对身体认同的影响、社会群体对身体认同的影响、性别因素对身体认同程度的影响进行赋值，将其作为一个变量纳入分析，并试图解答以下问题。第一，问卷中列及的影响因素是否对身体认同程度有显著影响？第二，上述影响因素中哪个为主要因素？第三，身体认同程度与健康行为习惯是否相关？1.被调查者基本情况身份、性别、健康水平等可能影响大学生的身体认同。因此，需要对被调查者的身份、性别、健康水平、健身习惯进行描述性统计。被调查者基本情况如下：第一，被调查者主要为在校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两项占比84.13%；第二，被调查者性别分布较为均衡，男性被调查者占总样本的52.38%，女性被调查者占总样本的47.62%。大学生健身:超越虚拟身体的主体性回归-49青年发展论坛2023.4图1被调查者身体健康水平图2被调查者运动频次第三，作息习惯和健康水平急需调整。由图1可知，51.74%的样本的健康水平为不健康或一般，即大学生群体的健康水平并不令人乐观。从身体技术来看，健身习惯直接影响身体修饰、改变与塑造。因此，健身习惯同样需要调整。由图2可见，69.84%的样本健身习惯较为规律。也就是说，存在三分之一的大学生健身习惯需要调整。2.影响因素表2身体认同程度的影响因素数字媒体因素社会群体因素健康行为习惯相关系数p 值相关系数p 值相关系数p 值身体认同程度-0.642*0.000-0.644*0.0000.690*0.000*p0.05*p0.01上表利用相关分析研究身体认同程度分别和数字媒体因素、社会群体因素、健康行为习惯之间的相关关系，使用Pearson相关系数表示相关关系的强弱情况。由于性别因素对身体认同程每周运动超过5次每周运动3-5次每周运动1-2次每月运动1-5次几乎不会主动运动一般健康很健康-50度的影响并不显著，所以并未呈现。得出结果如下。第一，身体认同程度和数字媒体因素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在大学生群体中，个体受数字媒体因素影响越大，身体认同程度越低；身体认同程度越高，受数字媒体因素影响越小。可见，数字媒体因素是影响大学生身体认同的因素之一，且其主要体现为消极影响。第二，身体认同程度和社会群体因素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在大学生群体中，个体受社会群体因素影响越大，身体认同程度越低；身体认同程度越高，受社会群体因素影响越小。可见，社会群体因素是影响大学生身体认同的因素之一，且其主要体现为消极影响。第三，身体认同程度和健康行为习惯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身体认同程度高，其作息与健身习惯较好。即在大学生群体中，可以通过干预大学生身体认同的影响因素来干预其身体认同，进而影响其健身与作息行为。对上述因素与身体认同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表3检验身体认同程度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常数数字媒体因素社会群体因素健康行为习惯性别非标准化系数B0.007-0.149-0.1390.3070.035标准误0.1020.0650.0690.0380.064标准化系数Beta-0.194-0.1730.4390.021t0.073-2.286-2.0328.0390.548p0.9420.023*0.043*0.000*0.584从上表可知，将数字媒体因素、社会群体因素、健康行为习惯、性别作为自变量，而将身体认同程度作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公式为:身体认同程度=0.007-0.149*数字媒体因素-0.139*社会群体因素+0.307*健康行为习惯，模型R方值为0.541。这意味着数字媒体因素、社会群体因素、健康行为习惯、性别可以解释身体认同程度的54.1%变化原因。对模型进行F检验时发现，模型通过F检验（F=91.337，p=0.0000.05），也即所建立的回归模型有意义。另外，针对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发现，模型中VIF值全部小于5，意味着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并且D-W值在数字2附近，因而说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样本数据之间并没有关联关系，模型较好。通过具体分析可知：数字媒体因素的回归系数值为-0.149（t=-2.286，p=0.0230.05），意味着数字媒体因素会对身体认同程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即个体受数字媒体因素影响越大，身体认同程度越低；社会群体因素的回归系数值为-0.139（t=-2.032，p=0.0430.05），意味着社会群体因素会对身体认同程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即个体受社会群体因素影响越大，身体认同程度越低；健康行为习惯的回归系数值为0.307（t=8.039，p=0.0000.05），意味着性别对身体认同程度产生的影响较小。3.中介效应假设数字媒体因素（SMI）会通过身体认同程度（BI）对健身习惯（SH）造成影响，进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其中，受教育水平、社会群体因素、性别因素是控制变量。结果如下表所示。大学生健身:超越虚拟身体的主体性回归-51青年发展论坛2023.4表4逐步回归结果SMIBI_consNAdj.R-sq(1)model11-0.112*（0.000）0.214*(0.003)3150.247(2)model12-0.739*（0.000）0.480(0.137)3150.411(3)model13-0.0336*（0.008）0.106*（0.000）0.163(0.010）3150.421P-values in parentheses*p0.05,*p0.01,*p丨z丨0.0210.215Normal-based95%conf.interval-.054318-.0161414-.0045162.0716859表6 Bootstrap检验结果2.estat bootstrap,percentile bcBootstrap resultsReplications=500Command:sgmediation SH,mv(BI)iv(SMI)cv(Degree SNI SI)_bs_1:r(ind _eff)_bs_2:r(dir _eff)_bs_1_bs_2Observedcoefficient-.02941712.02777224Bias-.0008703.0009443Bootstrapstd.Err.0127048.022405395%conf.interval-.0565678-.0558071-.0175958-.0203796Number of obs=315-.0082417-.0063496.0688141.0675894（P）（BC)（P）（BC)根据上表可知，身体认同因素（BI）在数字媒体因素（SMI）对健身习惯（SH）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即社交媒体因素通过身体认同程度影响健身习惯。这一中介效应可以用下-52图表示。社交媒体因素身体认同程度健身习惯-0.034*-0.739*0.106*e2e3社交媒体因素健身习惯e1-0.112*图3中介效应综上，基于对315份问卷的预调查数据的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媒体因素、社会群体因素和健身习惯都与身体认同程度显著相关；第二，社会群体和数字媒体都显著影响大学生的身体认同程度，性别因素对大学生的身体认同程度的影响不显著，而在两个显著的影响因素之间，数字媒体因素是影响大学生身体认同的主要因素；第三，身体认同因素对社交媒体因素对健身习惯的影响产生中介效应，即数字媒体因素通过身体认同程度影响健身习惯。（二）正式调查数据1.受访者基本情况身份、健身频次、单次健身时长等是本调查中的关键变量。因在预调查中发现，性别与身体认同间并无显著相关关系，因此，本次调查未将被调查者性别专门作统计。下图是对被调查者身份、健身习惯等变量进行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图4被调查者身份图5被调查者健身频率大学生健身:超越虚拟身体的主体性回归大专在读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在读博士生每周5次以上（含5次）每周3-4次（含3次）每周1-2次（含1次）每月3次以内（含3次）-53青年发展论坛2023.4图6被调查者健身时长由图4可知本调查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本次调查，被调查者仍主要为在校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两项占比88%。从身体技术来看，健身习惯直接影响身体修饰、改变与塑造。由图5、图6可知，74.7%的样本保持每周健身1次以上的健身习惯，其中，41.4%的样本每周的健身频次达到了3次以上；46.8%的样本单次健身时长超过30分钟。2.调节效应分析根据上述分析，已知社会群体和数字媒体都显著影响大学生的身体认同程度，性别因素对大学生的身体认同程度的影响不显著，而在两个显著的影响因素之间，数字媒体因素是影响大学生身体认同的主要因素。为了进一步讨论健身在数字技术对身体认同程度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发挥的调节作用，本文引入健身习惯作为调节变量，并假设数字技术因素对身体认同程度的影响会受到健身习惯的影响，进行调节效应模型检验。其中，健身习惯指标由健身频次和单次健身时长构成，身体认同程度指标则由7个指标测量得出。结果如表7所示。根据结果绘制调节效应图，如图7所示。表7调节效应模型数字技术影响健身习惯交互项常数NAdj.R-sq模型1-0.0696*（0.041）0.386（0.221）2.594（0.065）2350.028模型2-0.393*（0.000）-0.426（0.242）0.102*（0.000）5.875*（0.000）2350.091*p0.05,*p0.01,*p0.001由上表可知，数字技术影响与身体认同程度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受到数字技术因素影响越大，身体认同程度越低；反之，受到数字技术影响越小，身体认同程度越高。调节变量“健身习惯”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降低了“数字技术因素”对“身体认同程度”的负向影响，即“健身习惯”在“数字技术因素”对“身体认同程度”的负向影响中发挥着显著的抑制作用。也约30分钟以内约31-60分钟约61-120分钟约121分钟以上-54就是说，在数字技术影响的背景下，健身是大学生群体保持身体认同的有效手段。图7调节效应四、健身：抵抗数字时代身体异化的途径数字技术的发展引发了身体认同的更多危机，例如图像视频处理技术、人工智能、拟态生命体等带来的主体性缺失与身体价值怀疑，线上社交带来的网络、现实空间的双重身心矛盾等。空间社会学理论认为，身体既作为空间存在，又拥有它的空间。基于此，笔者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形式对20位大学生（8位男性，12位女性）进行了访谈。访谈发现，在新危机之下，健身成为个体回归主体性与身体价值、应对数字时代身心分离并实现身心合一的有效途径。简而言之，健身能够帮助人们实现身体认同。（一）健身：数字时代背景下回归主体性与身体价值的有效途径在视觉上，身体在数字时代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获得大量流量和财富的商品，作为商品的身体和其他商品一样掩盖了其生产加工劳动痕迹，进而不断构建和重塑身体审美。一些大学生意识到了这一审美重塑的影响，并因此而感到焦虑。“网络上有很多颜值类、身材类网红，看到他们的外貌和身材，而且他们好像天生就这么好看，再看到平凡的自己，我就觉得很焦虑。”（W2302170101）“个人性格决定的认为主流的就是对的，一些有关身体的视频让我有种罪恶感，也开始厌恶自己的身体。我也不想在别人眼中成为话题。”（W2303200109）伴随数字技术的发展，身体的权力控制超越了通过塑造偶像的“理想身体”施加泛控制的阶段，进入了每个个体都可以生产出自己量身定制的理想身体形象的阶段转向了更加微妙的权力控制。滤镜类手机软件在年轻一代中广为流传，软件通过调整肤色、鼻梁高矮、嘴巴大小等方式让原本普通的自我形象变成了完美的想象，当前的技术甚至不仅仅局限于对面部条件的编程，而且加入了对身材的修改（可以添加腹肌、马甲线，可以瘦腰、瘦腿等等）28。大家对于加了滤镜的社交照片彼此心照不宣。随着媒介素养的提升，越来越少的大学生会把社交照片与真实的那个人等同起来。大三学生小D表示：“网络上的每一个人感觉都特别完美，虽然我也知道有滤镜啥的，但是人家呈现的样子就是这样的，唉。”（X2302180107）有些大学生进一步对自己迎合网络审美、塑造自身虚拟身体的现象进行了反思：“我自己也习惯P完图再发上网，因为不P就感觉没自信。但P了的话，我也在想，我是不是也变成了造成别人焦虑的这种生态的一部分呢？”（X2302200114）受访者编码，由访谈形式（W代表线上，X代表线下）、访谈时间、访谈对象性别（0为男，1为女）和访谈对象序号组成。下同。大学生健身:超越虚拟身体的主体性回归-55青年发展论坛2023.4实际上，网络上的偶像、红人的外貌和身材背后，存在着复杂的资本运作。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偶像、红人的身体俨然已经变成了一种虚拟符号商品，这一“身体商品”上的生产加工痕迹被掩盖了。伴随数字技术的发展，让每个个体都具备了生产出自己量身定制的理想身体形象的能力。这一转变缩小了理想身体与个体的现实身体之间的距离，也给予了人们塑造和追求理想身体的更大机会和动力。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身体认同焦虑愈发凸显。“在虚拟空间里，一个从形貌到灵魂俱已上线的主体，恐怕已不再是一个身份而已。进一步地说，一个意识与实践俱全的数字人身，虽然不够称得上真身（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却已很接近行动功能意义上的具身了。”29因此，这些“美丽的身体”充斥在网络之中，营造出一种“自然的身体”的错觉，从而将这种加工过的身体建构为普遍化、正常化的身体进入人们的认知，进而引发人们的身体认同危机。同时，在精神上，网络上充斥着对“好身材能够作为一种资本为人们带来更多收益”的渲染。实际上，这也是将身体转化为商品的一种趋势。这一趋势建构并进而强化了一种“身体话语”，将身材平庸与失败、没有自控力等联系起来。“现在的形势就是，你如果有一个好身材你就有美好的未来，感觉好像确实有好身材就能够得到优待，这还让我挺焦虑的。”（X2304030119）此外，数字社会中，人工智能的出现在很多情况下挤压了个人在空间中的主体地位，拟态生命体的出现则诱发了个体对自我身体价值的怀疑：“你看了流浪地球2没有？那个数字生命计划是不是细思极恐，以后的人会不会脱离身体仅在数字世界里生存？但是那样的我们还是我们自己吗？如果精神真的可以脱离身体而存在，身体的价值又是什么呢？”（X2302210016）这种对身体价值的怀疑不断加深后，甚至可能变成对自我价值的怀疑：“最近那个ChatGPT，简直了，还有什么AI主持人、主播什么的，我最近就在思考啊，AI生命以后会不会产生对人的工作的全面取代啊？其实我也知道想这个问题没有用，但我就在想啊，身体存在的意义是什么？”（X2304030020）无论是作为商品、符号的身体生产，还是“美丽身体”生态带给个体的压力、将身体作为一种资本的“身体话语”的建构，抑或是拟态生命体的出现带给人的身体存在价值的怀疑，都带来了身体焦虑，推动年轻人通过健身缩短虚拟身体和现实身体的差距、找寻身体存在的意义，寻找身体认同。“我在健身后自信了很多，其实怎么说呢，健身之后也算是更多地了解了身体，所以我不会再把那些网红看作天然的了，我也会在网上看到有人焦虑的时候现身说法，让他们不要焦虑。而且我自己也可以通过健身获得理想的身体状态，这还有什么可焦虑的呢，哈哈哈。”（X2302200114）列斐伏尔认为，个体将自身与空间联系在一起，在空间中安放自己，并把自己置于中心，通过指认、衡量自己和把自身作为衡量的尺度来得到主体性的自我确认。“一个人，简言之，是一个主体。一种特定的社会地位意味着一种作用与功能：一种个人的和一种公共的身份认同。它也意味着一种定位，一个社会中的位置，一个立场。”30作为空间中的存在，身处作为物质空间和意义空间的健身房之中，个人的身体受到空间的影响，通过感知空间以实现自我确认：“在健身房里，看到那些和我一样挥汗如雨的人们，就感觉自己又有了动力。也是看到了健身房里这么多平凡的身体，才让我不再焦虑，接纳自己。”（X2304030119）健身过程中，身体空间也在进行自身的生产，通过肌肉的舒张、精神的亢奋、机能的强化，健身者找回了对于身体的掌控感，从而回归了自身的主体性：“健身能够让我感知到身体的存在，通过身体的存在感知到自己的存在。”（W2302210015）同时，健身能够帮助青年找回主体性，提升其自我效能感，找回在现实空间中作为主体的感觉：“健身的时候，感觉好像世界里就剩我一个人，我就是-56世界的中心，我的全部精神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体之上。回归日常生活之后，感觉网络好像对我的影响变小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专注自身。”（X2302210016）在健身活动中，付出与回报成为简单的因果关系，人们能够更容易找回个体的自我价值：“健身是一个付出和回报成正比的事情，我已经健身大概两年了，现在越来越自信了，而且也爱上了这种能够掌控自己身体的感觉。”（X2302210117）作为一种空间，健身者的身体在健身的过程中实现了生产。一方面，健身者的身体实践生产了意义流动的、作为物质空间的健身空间；另一方面，健身者健身后的主体性回归，也推动了他们参与网络虚拟空间中健身话题的生产，进而有帮助他人破除焦虑、找回主体性的效果。（二）健身：应对数字时代身心分离的黏合剂梅洛-庞蒂强调，身体是人之存在和自我建构的始基，自我是具身即身心合一的，身体本身也是身与心的统一31。列斐伏尔肯定了身体对于沟通的重要价值，“对于所有活的身体而言，其最基本的场所和空间指示物，首先是通过身体来确定的。他者是为了面对自我而出场的：一个身体面对着另一个身体。除非是通过暴力或通过爱而成为能量扩张的对象、成为欺凌或者欲望的对象，否则这个他者是不可理解的”32。无论是在问卷收集到的数据中，还是在访谈中，都不难发现在大学生群体中，线上交流方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面对面的在场交流方式：“我现在除了必要的沟通，基本上都是线上聊天。但是线上聊天，有时候聊的再多也觉得空虚。”（W2302170102）已经有一些大学生意识到这种线上的交流带来了“他者的消失”33：“感觉交到的网友都是和我差不多的人，一开始感觉 有 很 多 共 同 话 题，时 间 久 了 就 觉 得 很 没 意 思，感 觉 像 是 自 己 在 和 自 己 说 话。”（X2302170005）也有受访者直言，即使线上交流在青年群体中已成主流，但线下的沟通无法被轻易取代：“面对面的沟通可以感受对方的表情、动作、语气以及情绪等，感觉这样才是在和一个真正的人沟通啊。”（W2302180108）沟通是一种具身化的行为，然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却带来了身心分离的沟通，并引发了身体认同的危机：“我现在就是感觉很割裂，网络上认识的很多人，有的时候都让我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了解过他们，但是现实中我也不怎么珍惜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几乎手机不离手，每时每刻都在玩手机。”（X2302210016）数字技术让人与人的交流愈发简单，却也让一些大学生感觉自己和他人的距离变得更远：“现在沟通变得越来越方便，就算在不同国家也能通过视频电话见到面，但是反而觉得和别人的距离越来越远了。”（X2304030118）社交网络上的交流是非具身性的交流，基于数字技术建构出的虚拟身体并不能实现身体原本的整体性感知，而是以对时间与空间的分割为前提，让人们以碎片化的方式知觉时间与空间。这种线上的沟通难以产生真正可以理解的“他者”，缺少情感沟通。设备带来的沉浸体验与身体受设备的绑架，冲击了现有的社会关系。为了融入社会结构，人们必须时刻沉浸、接入线上和线下的社交网络之中。而这也进一步造成了现实中的社交矛盾：网络中的精神在场与身体缺场，现实中的身体在场和精神缺场。这样，在数字时代，无论在网络空间还是在现实空间，身体认同都难以实现。作为一种空间中的存在，身体享受着健身空间中的具身化的情感交流空间，在这一交流过程中超越身心分离的状态，达到身心合一：“我在健身过程中交到了很好的朋友。一开始她只是给我了一些锻炼建议，不知不觉就变得很熟了。到现在也是，我和她很少在网上沟通，但是会每周约几次健身，在健身的过程中和她聊天，感觉特别充实。”（X2303200113）作为一种空间，身体在与人的具身化交流中也在进行自身的生产：“虽然我在健身过程中不喜欢和朋友交流，但健身能让我感觉到，精神和身体之间存在着共鸣。我完全不想玩手机，只想要感受当大学生健身:超越虚拟身体的主体性回归-57青年发展论坛2023.4下。”（X2304030118）应当注意到，这种交流并非仅仅指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也体现着身体内部精神空间与物理空间的沟通。在身体空间的生产过程中，个体通过他者得到自我确认，通过自我找寻身心合一。从空间的功能来看，健身空间一方面为大学生提供了以健身这一趣缘纽带形成同侪群体的机会，让大学生更好地融入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缓解共情焦虑，在具身性交流中找回主体性：“健身的过程其实也很有趣，能够和各种各样的人沟通，发现人的差异性，接受人的差异性。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的空虚。”（X2302210016）另一方面，这一空间又通过其规矩和示能功能减少了大学生对电子设备的使用，并通过其氛围功能将其引导至现实的物质空间：“健身之后，这种焦虑缓解了很多。健身的时候肯定只能面对面地沟通呀，我感觉好像这也让我提升了自己说话的水平。”（W2303200011）简而言之，上述身体空间与健身空间的交互过程，促使个体超越“网络中的精神在场与身体缺场，现实中的身体在场和精神缺场”窘境，促成了个体主体性的回归。五、结语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演化，身体认同及其相关挑战有了更多的来源与形式。如，图像视频处理技术、人工智能、拟态生命体等带来的主体性缺失与身体价值怀疑。身体既是主体在自然空间与物理空间中的存在者，又是数字时代下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观察者。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大学生正是“网络原住民”群体。调查表明，在社交网络情境下，“他者认同轰炸”使得这一群体的身体焦虑体现了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分裂。这些焦虑表明，身体是大学生群体自我认同的重要来源之一。作为一种身体技术，健身具有自我认同的外显特征，具有虚拟空间、现实空间、身体空间与物理空间等多维特征，其焦虑呈现为多维性。上述实证研究表明，这种多维性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在社会群体、性别和数字媒体这三个影响因素之间，数字媒体因素是影响大学生身体认同的主要因素。第二，社交媒体因素影响健身习惯，身体认同因素在其中产生中介效应，即数字媒体因素通过身体认同程度影响健身习惯。第三，健身是大学生身体空间与健身空间的互动过程，具有审美矫正、自我价值确证和身心契合功能。这些功能通过沉浸式体验场景等对个体的身体认同产生了积极影响。第四，在健身过程中，大学生试图超越虚拟身体与现实身体的分裂，试图使身体与精神逐渐合一，试图展现主体性的回归。上述结论可以引发进一步的思考：在健身之外，还有哪些因素有助于大学生拒绝错误的身体认同，防范身体认同焦虑？既然数字媒体因素通过身体认同影响着健身习惯，是否可以从数字媒体角度切入，探索更为有效的提升大学生健康教育的路径？这些问题都仍需进一步的调查与讨论。参考文献：1 刘博.身体休闲中的自我认同及其社会建构J.社会科学论坛,2015(8):211-217.2 刘俊荣.自我、身体及其技术异化与认同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30-36+154.3 杨馨.“后疫情时代”身体焦虑的现象学解读J.当代传播,2021(4):76-78.4 莫斯.人类学与社会学五讲M.林宗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