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栈到商馆：清代广州十三行建筑演变研究.pdf

广州十三行商馆是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对外贸易的核心场所。自 18 世纪至 19 世纪中叶，由于主导商馆重建权力的更替，商馆建筑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演变：从本土行栈到洋人商馆的空间改造、大商馆空间布局模式的成熟、商馆建筑空间的集约化发展，以及商馆建筑向“殖民地外廊”风格的转变。与此同时，十三行商馆也经历了从散布于珠江沿岸到“自成一区”的区域格局，经历了火灾后重建的“小变革”与战争后重建的“大变革”，乃至最后的覆灭。十三行的空间演变紧扣广州贸易之百年风云，是城市近代变迁的缩影。关键词广州；十三行商馆；建筑演变；文化交汇*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21VJXT011）：广州一口通商时期东西方建筑文化交互影响研究。中图分类号TU-09 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0-0232.2023.08.004文章编号1000-0232（2023）08-0034-08作者简介1博士研究生；2教授，通讯作者，电子邮箱：；1&2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与城市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顾雪萍，彭长歆从行栈到商馆：清代广州十三行建筑演变研究J南方建筑，2023（8）：34-41.http:/ 官方网站35前言从清康熙朝开海贸易、设立粤海关（1685 年）到鸦片战争爆发（1840 年），十三行是垄断广州对外贸易的机构。清政府规定由十三行商人承揽对外贸易，充当外国商人的“保商”，为他们代缴关税、承销入口商品、提供出口商品、提供居留商馆。在鸦片战争以前，由于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固定在广州口岸，十三行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其贸易活动发生的场所十三行商馆成为中外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汇的中心。广州十三行是一项世界性的研究课题。关于商馆建筑的学术讨论最早见于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论证了商馆建筑群与街道之分布1。此后，田代辉久、藤森照信和曾昭璇讨论了十三行的选址、立面和规划等，但皆为 1822 年后商馆之状况2-4；彭长歆探讨了商馆外观的“西洋化”历程5，并对商馆花园进行了深入研究6。近年来，孔佩特（Patrick Conner）、范岱克（Paul Van Dyke）和法里斯（Johnathan Farris）等利用外文资料对十三行各商馆进行了详细的考证7-10。由于材料的限制，上述研究大多集中在商馆“西洋化”的立面特征，对于建筑空间组织与空间演变的研究尚且缺席。在清代“广州贸易”的历史情境下，商业活动如何形塑了商馆的空间组织，权力更替如何影响了商馆的重建活动？借助数份不同时期的十三行商馆平面图纸，结合外销画与文字记录，本文对十三行商馆的建筑空间、区域规划与立面特征进行划时段研究，完整揭示广州十三行商馆的发展历程。1 从本土到“西洋化”：珠江河边的货栈与商馆（1760年以前）1.1 散布江边的商馆与中国式行栈十三行商馆集中分布在广州城西南的沿江地段。18世纪早期，外商进入广州后可自行向行商租赁商馆，也可自由地租赁其他中国人的房子11。行商的商馆散布在十三行街、回澜桥、皮鞋街、故衣街和豆栏街等街道上（图1）12。它们以十三行街为中心分布，因此这条街道在外文中被称为“Factory Street”，“是这个城市最好的街道”11。对于外商来说，租借临河的商馆便于货物卸载与装船，可节省雇佣苦力运输的成本，使得后续商馆的建造呈现沿河分布的趋势。早期商馆建筑的本土行栈特色显著。面阔三开间，进深三进以上，内有天井分隔。此时的沿江商馆南北两侧均设大门，一面朝向十三行街、一面朝向珠江11。其中最能体现本土特色的是中轴线上的礼仪性厅堂空间，广东本土建筑明间均设厅堂作为举行仪式、聚会议事或接待客人的场所。早期商馆亦是如此，奥斯贝克（Peter Osbeck)记载：“一座商馆主要是依据以下方式建造的穿过天井，二层是一个敞开的大厅，楼座上是一个布满鲜花和香烛的祭台，还有一张镀金的画像和桌子”13。这个商馆第二进、通高二层壁板处的画像和祭台很可能是行商供奉神祖的位置，与普通民宅一般无二。1.2 瑞典商馆：十三行商馆“西洋化”之发端十三行素来以异国风情闻名于世，见诸大量外销画中，因而建筑之“西洋化”成为十三行研究中长盛不衰的议题。埃克贝格（Carl Gustal Ekeberg）提到“从前商馆为中式建筑，然而不久前，商馆主人准许欧洲人按照自己的喜好和便利布置房子735。十三行商馆之“西洋化”，是外商根据其使用要求和审美习惯，对广州本土行栈进行改造而出现的。因而，商馆“西洋化”之发端不仅表现在外销画所示的建筑立面风格的转变，还表现在建筑内部空间组织的变化。约特贝里（Gustaf Fredrik Hjortberg）绘制的瑞典商馆平面图是研究 18 世纪商馆空间组织的关键材料1）（图 2）。图 1 17481749 年行商商馆分布图（圆圈标注为商馆的位置）图 2 1748 年瑞典商馆平面图12 设计研究 Research on Design/南方建筑/South Architecture 2023.8 36官方网站 http:/ 瑞典商馆的平面图分首层（A）与二层（B），上北下南。建筑虽未经精确测绘，但图中表达的建筑墙体、天井、门户和楼梯等十分清晰2）。首层设置了商馆的辅助性空间，第一进为门厅，两侧是厨房、哨房和买办寄宿用房；门厅后以一条贯穿前后的大通廊构成货物运输的空间，两侧为朝向通廊开门的仓库；二层为外商办公与生活的空间，设置有餐厅、活动室、办公室和卧室等。从二层平面图可知商馆前后共五进。瑞典商馆在广州本土行栈的基础上改造而成，很可能以 1743 年的西关大火为契机，外商根据居住需求介入了商馆重建计划。改造后的商馆延续了原行栈的规模和边界，以及前后五进、中隔天井的布局。它最明显的变化在于抛弃了本土建筑对于中轴线上礼仪性厅堂的坚持，而将整座建筑的首层明间改造为前后联通的大廊道，这是此后十三行商馆首层拱形通廊的滥觞。西方人的商馆形成了与本地行栈迥然不同的空间形态，首层通廊是“西洋化”的表现形式，其一在于这是由西方商人主导的空间改造，普遍出现在西方人长期租赁的商馆中；其二在于它是商馆首层西洋风格的“拱形通廊”的雏形，是商馆内部后续“西洋化”的基础。1.3 商馆建筑立面的局部“西洋化”1748 年的商馆立面呈现局部“西洋化”特征。瑞典商馆的首层平面图在入口处强调了门廊的范围，在二层平面图标注了沿江侧的走廊（图 2），皆与早期商馆绘画的立面特征吻合（图 3、4）。埃克贝格（Carl Gustal Ekeberg）书中的一幅木版画显示法国商馆与丹麦商馆之间是一片松散的城市住宅，表明此时商馆与普通民居混杂分布的状况（图 3）；在一幅 1771 年的广州珠江风情画中，法国与丹麦商馆之间已建成七座整齐的新商馆（图4）。通过对比，两幅画显然存在时间差，前者的绘制时间当在1760年以前，十三行建筑群还不似后者联成一片。然而，两图中瑞典商馆立面特征一致：首层立面都有带三角形门楣的门廊、两侧各三扇玻璃窗户；二层立面有外廊栏杆和玻璃门窗等，均能与 1748 年的平面图对应。此时瑞典商馆立面的“西洋化”特征表现在入口门楣和玻璃窗，直到 1773 年的外销画才显示瑞典商馆带拱券柱廊的典型“西洋化”立面（图 5）。可以推断，1748 年瑞典商馆应是 1771 年外销画展示的形象（图 4）。然而，除有限几座常年被外商租借的商馆外，珠江沿岸的商馆在 1760 年以前都是本土样式的。此时商馆正处于“西洋化”的萌芽期，在立面上表现为有限的西方建筑元素的使用，在空间上表现为中轴线上礼仪性厅堂空间的消失和拱形大通廊雏形的出现。商馆建筑群异域风格的普及与内部空间的完全转变发生在 1760 年后，正图 3 埃克贝格（Carl Gustal Ekeberg）绘制的广州十三行图（全图局部）图 4 1771 年广州十三行商馆图（全图局部）图 5 1773 年的广州十三行商馆图图 6 1815 年后的广州十三行商馆图3456 顾雪萍，彭长歆从行栈到商馆：清代广州十三行建筑演变研究J南方建筑，2023（8）：34-41.http:/ 官方网站37是“自成一区”的商馆区域整合，使得商馆建筑得以成为一个群组而进一步发展。2 自成一区：十三行商馆区的成型与发展（17601822）2.1“一口通商”制度的确立与十三行商馆区的成型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清廷下令西洋商船将来只许在广州收泊贸易，开启了广州“一口通商”的时代16。此后清廷对外商居留广州商馆的事宜进行改革。在“防范外夷”的新规条下，外商居留广州只能租借行商的商馆、受行商的监督17。新规条在空间上对外商的管理和监控推动了商馆区域的空间变革，在行馆适中之处开辟靖远街，派人把守，外商行走不得越出“范围”之外，闲杂人等不得混入其中18，可见广州当局执行华夷隔离的居住政策。也就是说，外商居住的地段已“自成一区”，与附近的西关居民区存在明确的界线。靖远街的开辟是商馆区形成的标志。荷兰东印度公司 1760 年的商馆日记提及这条街道的开辟，称其为“新购物街”“新街”或“瓷器街”19。达尔林普尔（Alexander Dalrymple）亦提到 1760 年可以合法与外国人交易的商店主都搬到了同一条街上，街的北端用一扇门将外国人居住区与城市的其他区域隔开，街道仅向着欧洲商馆所在的河边码头开放20。可以确定，1760 年后，在防范外夷的政策之下，广州西关南侧的沿江地带发生了空间的转变。外商不再能够在西关任意租赁房子居留，而是集中租赁位于河畔码头的商馆，使原本散落在各街道的商馆向河畔转移。如此，在西关沿江地带，一个纯粹的“商馆区”被整合成型，有力推动了该区域的开发、建筑风格的“西洋化”，以及商馆内部空间组织的成熟。2.2 十三行商馆立面的持续“西洋化”“十三行商馆区”的范围，北以十三行街为界，东临西濠，南抵珠江，西至兴隆街。1770 年后的外销画明确描绘了商馆建筑群的分布情况：十七座商馆被新豆栏街与靖远街划分为三部分，前有树立旗杆的码头空地（图5、6）。自 1770 年至 1822 年，十七座商馆的位置保持长久稳定，但商馆立面却持续不断地“西洋化”。1770 年后，瑞典行、老英国行、法国行出现了底层壁柱+拱形大门、二层柱廊+拱券的立面风格，完全确立了此后十三行商馆立面由本土向“西洋化”转变的改造路径（图 5）；至 1822 年，十三行大部分商馆都完成了由本土建筑立面向西洋式立面的转变（图 6）。十三行商馆立面的持续“西洋化”，是在外商群体不断增多且由他们主导商馆建筑改造的背景下实现的。18世纪后期，租赁给外商的商馆大大增加，行商自用的商馆所剩无几，外商群体获得了改造所租商馆的权力，几乎所有长期被租赁的商馆都经历了建筑立面风格的转变。2.3 西班牙商馆：成熟的商馆空间改造模式1788年，西班牙人将一座旧商馆改造一新后入驻1938，阿戈特（Manuel de Agote）在航海日记中留下了该商馆的平面图（图 7）21。图面上南下北，用数字编号各房间，附带两页图例说明3）。西班牙商馆面阔三开间，尺寸为14.5varas（合 12.12 m）；进深五进，尺寸为 70.5varas（合 58.93 m）。前三进的屋顶为勾连搭，剩余几进以天井相隔。首层第一进设大门通向珠江码头，两侧有卫生间、守卫室和仓库；第二进设楼梯通向二层的大厅。大厅前后两进，作为商馆举行公共活动的空间。第四进首层房间（编号 18、19）与前方天井组合成一个带花园的套间，作为居住生活的空间；二层空间布局类似，三层为带起居室的独立套间。西班牙商馆延续了前述瑞典商馆的改造手法，将首层明间改造为一条贯穿前后的大通廊，作为商馆工作运转的核心。相较于瑞典商馆，西班牙商馆的空间布局公图 7 1789 年西班牙商馆平面图 设计研究 Research on Design/南方建筑/South Architecture 2023.8 38官方网站 http:/ 私分明，重视对集体大空间与居住空间的营造，出现了二层两进大厅与带花园入口的独立套间。西班牙商馆以完善的交通组织、明确的公私分区和优越的居住环境，建构了一个成熟的商馆空间布局模式，可视为“自成一区”后的十三行商馆建筑改造的典范。十三行商馆所谓的“西洋化”是中西方建筑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结果。外商对建筑的改造是基于本土行栈的空间基础上实施的，受限于原建筑的面阔与开间尺寸，保留了原建筑的天井布局和层高设计，甚至立面拱券与壁柱的比例也是在原建筑立面尺度的控制下完成的。所以，并没有一种可以直接移植于广州商馆的西方建筑原型，只是将部分西方建筑样式的移植于广州商馆中，加之功能性的空间改造。珠江边上充满异域风情的十三行商馆实际上是一场延续近百年的“中西合璧”的建筑创造。3 涅槃重生：十三行商馆的灾后重建（1822-1840）3.1 十三行商馆区的新规划1822 年的西关大火打破了十三行商馆区稳定的空间布局。在商馆重建中，同文街与联兴街被开辟19，增加了商馆区中的隙地，隔断了商馆西侧与西关商业街区的毗连。此外，燕子巢被拆除以扩建靖远街、万源行被纳入扩建后的美国馆，原英国行与集义行的土地被合并使用，重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英国商馆。如此，重建后的十三行由十三座商馆建筑、四条南北方向直街以及前广场组合而成。十三行商馆前方的空地原为一片狭窄的码头区，随着近半个世纪的填江造陆，形成了一片宽阔的广场；火灾后这里成为一个热闹的自由市场，被本地商贩占据22。与此同时，一座设围墙的花园出现在英国商馆前方空地上（图 8）。3.2 帝国行：十三行商馆的集约化重建帝国行是研究商馆灾后重建的典型案例。美国商人蒂尔登（Bryant Parrot Tilden）的手绘平面图为研究帝国行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图9），该图分首层（左）与二层（右），上南下北，以文字标注房间用途。帝国行面阔三开间、进深六进4），首层明间是一条贯穿商馆前后的拱形大通廊。第一进为美国商行Wetmore&COs租借的办公场所，首层东侧为仓库、厨房，西侧为买办、出纳、苦力、仆人和厨师的房间；二层内廊式布局，两侧为办公室、餐厅和卧室。第二、三进的布局与第一进类似。第四进至第六进为英国人的 Markwicks Hotel，首层东侧为账房、商店、台球室，西侧为厨房及买办、苦力和仆人的房间；二层亦为内廊式，两侧排列客房。现存两幅图像表现了帝国行内部空间的景象，左图描绘了帝国行内拱形通廊；右图为第一进西侧的一个房间（图 10）。图 8 1822 年后的十三行商馆前广场与英国花园 图 9 1822 年后的帝国行平面图89 顾雪萍，彭长歆从行栈到商馆：清代广州十三行建筑演变研究J南方建筑，2023（8）：34-41.http:/ 官方网站39帝国行的空间构成较 18 世纪的西班牙行已发生很大变化。一座商馆不再仅仅服务一个国家或一个公司的船只，而是服务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商人。帝国行前三进的空间组织方式一致，都有独立的仓库、厨房和服务人员用房，即每进都可以服务于一个贸易机构。且帝国行的空间组织更加紧凑，二层使用了大量外廊和内廊来组织房间，可被改造成旅馆，为散商提供方便的服务。商馆空间的嬗变实际上回应了 19 世纪早期广州贸易中各国垄断性商业公司衰落、散商势力崛起的背景23。大量商行规模精简的散商涌入十三行商馆，使得商馆租赁日趋紧张，商馆建筑空间向集约化发展。4 从 鼎 盛 到 覆 灭：两 次 鸦 片 战 争 中 的 十 三 行 商 馆（18401860）1840 年 6 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两年后南京条约签订，清政府被迫开放除广州外的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废除公行制度。标志着广州“一口通商”结束，十三行制度终结。1840 年后，十三行商馆屡次被焚毁和重建，却在重建中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状态。18421843 年的几场大火焚毁了十三行东西两侧的商馆。鸦片战争以前，广州外商群体不得买卖与租借土地；鸦片战争后，外商开始谋求在广州租借土地的可能，十三行火灾为此提供了契机。1843 年 11 月，英国人租借东至西濠口、西到豆栏街、北抵十三行街、南临珠江的大片土地24，建造了一座全新的“新英国行”（图 11），其建筑完全摆脱了旧商馆窄面阔、大进深的、内设天井的布局方式,在地块内并排两列建筑，设内巷分隔。新英国行的外观亦完全摆脱了旧商馆帕拉迪奥式的立面风格，首层设拱廊，二、三层设柱廊。这种来源于英属印度的“殖民地外廊式”建筑同时出现在香港，成为此后中国西洋建筑的典范10。从重建后的商馆建筑空间组合看，其类型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可分作五类：A.殖民地外廊式的多栋建筑组合，如新英国行；B.首层设拱形大通廊的典型商馆建筑，如瑞典行、帝国行等；C.保留明间厅堂空间的本地行栈，如明官行、广源行；D.从侧巷入口的联排式商馆，如法国行、丹麦行；E.火灾后新建的简易商馆，如新明官行、新法国行和新丹麦行（图 11）。商馆建筑类型集历代之大成，是十三行建设达到鼎盛的标志。1856 年 10 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十三行商馆再次遭受火灾，旧商馆沦为一片废墟。纵观十三行发展的历史，其屡次被大火焚毁、屡次被重建，被放弃重建是十三行彻底消失的关键因素。1860 年，沙面岛筑成，成为此后西方商人在广州活动的新基地，十三行旧址被图 10 帝国行内部的通廊（左）与房间（右）图 11 1847 年广州十三行商馆平面图1110 设计研究 Research on Design/南方建筑/South Architecture 2023.8 40官方网站 http:/ 彻底放弃。结语自 18 世纪至 19 世纪中叶，广州十三行建筑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1）1760 年以前，商馆散布于广州城西临江的街道上，本土行栈特色显著；瑞典商馆为十三行“西洋化”之开端，在空间组织上抛弃了中轴线上的礼仪性厅堂，代之以贯穿前后的大通廊，在立面上引进少量西方建筑元素。（2）1760 年以后，清政府管理外商的新规条推动了城市空间的变革，一个纯粹的“商馆区”在江边崛起；西班牙商馆以完善的交通组织、明确的公私分区和优越的居住环境贡献了成熟的空间改造模式；商馆建筑群完成了帕拉迪奥风格的“西洋化”立面转变。（3）1822 年后，十三行稳定的空间格局被打破，新街道被开辟、商馆数量减少，商馆建筑空间向集约化发展。（4）1840 年后，十三行的重建达到鼎盛状态，商馆建筑类型集历代之大成，最终覆灭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鉴于广州口岸特殊的贸易地位，十三行长期处于中外政治、经济和文化交锋的中心。在本土行栈的空间基础上，商业活动形塑了十三行建筑新的空间组织：以底层为货运与储存的空间，拱形大通廊联通前后；以二层为工作与生活的空间。空间主导权的变化深刻影响了商馆的重建，如新规条的实施推动了商馆区的成型、散商势力的崛起促使商馆向集约化发展、外商获得租地权后将十三行的重建推向巅峰、外商放弃覆灭后的十三行旧址等：商馆重建的权力从中国行商向西方商人转移。如此，十三行商馆的兴衰折射了广州贸易的百年风云，是城市近代变迁的缩影。致 谢：感 谢 代 尔 夫 特 理 工 大 学 的 Maria Novas Ferradas 为本文引用的西班牙语材料提供翻译帮助。document)图中建筑的进深和楼梯 a、b、c 为作者标注。图 3：Carl Gustaf Ekeberg.Ostindiska Resa,ren 1770 och 1771M.Stockholm:Tryckt p eget frlag hos Henr.Fougt,Kongl.Boktryckare.1773:100 图中文字为作者标注。图 4：Rijksmuseum Amsterdam.图中文字为作者标注。图 5：Rijksmuseum Amsterdam.图中文字为作者标注。图 6：Swedish National Maritime and Transport Museum.图中文字为作者标注。图7：Museo Maritimo Vasco,San Sebastin；图中天井及填色、进深、楼层为作者标注。图 8：Swedish National Maritime and Transport Museum,图中文字为作者标注。图 9：引自：Johnathan A.Farris.Thirteen Factories of Canton:An Architecture of Sion-Western Collaboration and Confrontation J.Building and Landscape,2007:66-83 图中表达天井的填色和文字为作者标注图 10：参考文献 7：119，121图 11：The National Archives,London.图中商馆分类为作者标注。注释1）Gustaf Fredrik Hjortberg 在 1748 访问广州。1748 年有三艘瑞典商船抵达黄埔港，其中两艘 Freden 与 Hoppets 共同租赁新豆栏街附近的商馆，剩余一艘 Gjta Lejons 租赁西濠东侧第三家商馆。Gustaf Fredrik Hjortberg 在 1748 年抵达广州时恰好在 Freden 上服务，所以他绘制的商馆平面图对应 1748 年广州地图（图 1）新豆栏西侧的瑞典商馆。2)建筑未经精确测绘，因而首层与二层的图面在同一水平线上不完全对应，但可以根据楼梯的位置（图中编号 a、b、c）推断各进房子上下的对应关系。3）该手稿的图例缺失了编号 1-15，编号 34-50.现存编号常出现指代空间混乱的情况，需查阅者仔细甄别。4）Bryant Parrot Tilden的测绘图中只描绘了帝国行的前五进，但是从其他地图和文字记录中可知帝国行前后共有六进。参考文献1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 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307-313。LIANG Jiabin.Study of the Thirteen Hongs of Guangdong ProvinceM.Guangzhou:Guangdongs People Publishing House,2009:307-313.2 田代辉久.广州十三夷馆研究/马秀之 等.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广州篇）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9-23.Tashiro Takahisa.Study of the Thirteen Factories in CantonM/MA Xiu-zhi ed.The Architectural Heritage of Modern China(Guangzhou).Beijing:China Architecture&Building Press,1992:9-23.3 藤森照信，张复合（译）.外廊样式中国近代建筑的原图片来源图 1：John Friedrich Dalman.Dagbok under resan frn Githeborg til Canton 17481749.Stockholm:Library of the Royal Academy of Science.(Zero-order document)图中标注商馆位置的圆圈、中文街道名称和三艘瑞典船只的名称为作者标注。图 2：Gustaf Fredrik Hjortberg.Ost-Indisk Resa 1748 och 1749.Stockholm:National Library of Sweden.(Zero-order 顾雪萍，彭长歆从行栈到商馆：清代广州十三行建筑演变研究J南方建筑，2023（8）：34-41.http:/ 官方网站41点 J.建筑学报，1993（5）：33-38.Fujimori Terunobu,ZHANG Fuhe(Translate).Veranda StyleThe Origin of China Modern ArchitectureJ.Architectural Journal,1993（5）:33-38.4 曾昭璇，曾新，曾宪珊.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历史地理我国租界的萌芽 J.岭南文史，1993（3）：28-38.ZENG Zhaoxuan,Zeng Xin,ZENG Xianshan.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irteen Factories in Canton:The Start of Foreign Concession in ChinaJ.Lingnan Culture and History，1993（3）：28-38.5 彭长歆.现代性地方性岭南城市与建筑的近代转型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39-50.PENG Changxin.Modernity and Locality: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Architecture in LingnanM.Shanghai:Tongji University Press,2012:39-50.6 彭长歆.中国近代公园之始广州十三行美国花园和英国花园 J.中国园林，2014（5）：108-114.PENG Changxin.The Beginning of Public Park in ChinaThe American and English Gardens of Thirteen Factories of CantonJ.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2014（5）:108-114.7孔佩特 广州十三行：中国外销画中的外商（1700-1900）M.于毅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Patrick Conner.The Hongs of Canton:Western Merchants in South China 1700-1900,as Seen in Chinese Export PaintingsM.YU Yiying，Translate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14.8 范岱克.1760-1843 年的广州外国人居住区的商业街/李庆新.海洋史研究（第八辑）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04-123.Paul A.Van Dyke.The Commercial Streets of Foreign Settlement in Canton between 1760 and 1843/LI Qingxin.Studies of Maritime History(vol 8)M.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2015：104-123.9 Paul A.Van Dyke.The Hume Scroll of 1772 and the Faces behind the Canton FactoriesJ.Review of Culture,2017:64-102.10 Johnathan A.Farris.Thirteen Factories of Canton:An Architecture of Sion-Western Collaboration and ConfrontationJ.Building and Landscape,2007（1）：66-83.11 Charles Frederick Noble.A Voyage to The East Indies in 1747 and 1748M.L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