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偶像类选秀综艺看粉丝权力背后的博弈与变迁.pdf

粉丝文化历来是大众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从九十年代至今，粉丝权力经历了从入场到扩张再到退场的三个不同时期。在这个过程中，粉丝力量、平台力量、媒介力量以及国家力量相互缠绕，共同作用，形成了不同阶段各具特色的粉丝实践。关键词：偶像养成类综艺；粉丝权力；变迁；力量博奔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粉丝文化自九十年代发展至今，经历了三十余年的不断变化。从早期被视为小众趣缘群体到2021年被全面整治管理，粉丝文化在各个时期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实践行为。同时，互联网社会变革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为粉丝文化研究提出了新的议题和挑战。立足于本土视野对数字时代语境下的粉丝文化发展进行审视和反思则显得尤为必要。一、研究背景在消费主义、资本、媒介、女性意识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粉丝文化呈现出更加多元的特征，体现出更强的互动性与生产性。从九十年代末的“追星族”发展至今，粉丝不再单纯地以消费者的身份参与到娱乐工业中，而是与资本互动构成当下娱乐产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粉丝与平台资本力量、媒介力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形成了各个阶段各具特色的实践行为。2018年，偶像养成类选秀综艺提出“全民制作人”的理念，其实质内涵是粉丝通过应援行为为偶像增加商业价值。被赋值更高的偶像将获得更好的资源与机会，从而正式出道。粉丝的应援行为之一是为偶像制作数据。因此，各类数据平台充斥着各种榜单数据，如微博的明星势力榜。偶像养成类选秀综艺在激活粉丝强大消费能力、塑造新型粉丝文化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社会影响。2 0 2 1 年9月2 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明确提出坚决反对唯流量论，要求广播电视机构和网络视听平台不得播出偶像养成类节目。粉丝群体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互联网社会的剧烈变革为粉丝研究提出了新的议题和新的挑战。立足于本土视野和现状对这些议题和挑战进行分析将使研究更具现实价值。二、研究综述近年来，在众多现象级偶像养成类选秀综艺的催化下，粉丝文化呈现出网络时代特有的新表征，它所引发的社会效应与折射出的时代需求、受众偏好等都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综合来看，目前以偶像养成类选秀综艺为依托的研究文章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偶像养成类选秀综艺为例。关注节目的商收稿日期2 0 2 3-0 5-1 3作者简介】汪播（2 0 0 3-），女，江西彭泽人，研究方向：流行文化，媒介融合。82播汪新闻传播从偶像类选秀综艺的博奔与变迁业效应，对节目的营销策略和与企业品牌的合作运营进行探索，分析其运行方式，探讨其如何多维度与合作商展开互动营销并产生强大“带货”力度。2.以偶像养成类选秀综艺为例。关注节目的社会效应，对节目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与规范方法进行探讨，关注粉丝群体缺乏理性、过度消费、盲目追星，商业资本通过偶像经济掏空粉丝钱包和榨取偶像剩余价值的社会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 2 3.以偶像养成类选秀综艺为依托，对粉丝文化的形成与实践进行探讨，通过粉丝行为研究青年群体特征和他们的生活现状 3 通过梳理偶像养成类选秀综艺相关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学界缺少对该文化现象进行全景性、历史性的宏观梳理，少有从资本、粉丝、官方力量的多维博奔人手，理清粉丝文化背后的权力博奔与变迁。三、研究方法(一）深度访谈访谈指研究者通过“访问”和“交流”的方式向被研究者获取信息，是质化研究中获取信息最主要的途径。以是否从事文化研究或新闻传播等相关专业及工作为区分要素，本文通过有偿招募筛选了24位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学历背景及不同职业的选秀综艺及偶像团体粉丝，进行时长至少为四十分钟的单独访谈，深人了解具体的粉丝行为和变化着的粉丝心态。弥补单一观察方式可能存在的不够全面、细致的缺陷。其中，访谈者男女比例为1：3，最短粉龄为1 年，最长为1 0 年。(二)内容分析法本文选取了与粉丝议题相关的官方政策文件、官媒报道和自媒体内容为研究语料。核心语料来自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和新华社官方微博部分内容为辅助语料，具体明星超话中的粉丝行为和表达内容为参考语料。四、研究内容（一）粉丝权力变迁之入场1993年，人民日报作为央媒代表，发布首篇以追星为主题的评论文章，“追星族”一词开始引发广大讨论。结合整个过程中所有主体的相互关系和变化，可以将粉丝群体力量变化大致划分为：入场期、扩张期和退场期三个阶段。其中，阶段之间的划分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着部分的交叠重合。1.国家政策的改变20世纪9 0 年代，随着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4。传媒业被正式列人“第三产业”,媒体的数量和结构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通俗化风潮吹进千家万户。2 0 0 5 年7 月，湖南卫视推出了一档轰动一时的收视率冠军综艺超级女声。节目对地域、年龄、外貌的无所限制，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草根选秀、全民选秀时代。大众评委、短信投票的环节设置吸引了一大批年轻群体热情投票支持自己喜欢的选手，一度引发社会热议，同时也成了新时期传媒市场化运营的成功典范。这一时期，媒介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媒介规模扩大和内容通俗娱乐化是粉丝力量增长的重要助推因素。粉丝群体正是在这样的外力赋能下开启了一系列参与式实践。这一阶段，官方媒体对粉丝现象的报道和叙述较少，以传统的教育引导为主。这一阶段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主要围绕“青少年教育”“追星族”“大学生”等话题展开，同时还涉及对“英雄”“科技”等传统正向人物的宣传，试图从宏观引导的角度规范追星行为对青年群体的影响，整体上以正向价值观的教育为主，并没有进一步的具体措施 5 2.粉丝力量的入场第一代选秀综艺，诸如超级男声超级女声,其内核是粉丝DIY(do it yourself)偶像。此时处于电视媒介时期的粉丝还很青涩，并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统一集合的团体。早期对于“超女”粉丝的调查显示：由于媒介渠道还不够发达，这个时期的粉丝仍然相对松散，大部分都是从“超女”节目的观众中衍生出来，但也呈现出了粉丝实践的重要表征。一方面，媒介技术与媒介组织的发展为原子式分布的个体爱好者提供了联结的契机。媒介技术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个体对媒介的使用与传播，更联结和架构起了粉丝之间的关系 6 。2 1 世纪初期，网832023年第2 期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络社区、博客、手机通讯技术日益勃兴，借助媒介技术，粉丝群体不仅能与和自身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个体构建联系，还能激发现实生活中可能羞于表达的创造力和生产力，这恰恰是“参与式文化”的核心。另一方面，粉丝通过“参与式文化”实践提升着自身的话语权。超级女声选秀时期，电视、网络、短信等媒体为粉丝行为提供了重要的渠道。此时的粉丝互动参与形式多以手机短信投票方式为主，百度贴吧、天涯论坛、QQ群、高校BBS是他们的主要聚集讨论地。“想唱就唱，xx最靓”“喜欢她就留下她”等口号在各个粉丝群体间传播。与此同时，粉丝也并非被动地接受和回应技术带来的相关属性，而是融人了自身的创造性实践。在百度贴吧、天涯论坛等网络社区平台上女性粉丝创作的相关同人文本体现了粉丝在文化消费、生产与建构过程中的自我意识与能动属性。线下实践中，“玉米”“?粉”“粉笔”“盒饭”等粉丝群体还通过线下应援、拉票等形式为偶像进行宣传由此可见，粉丝力量入场时期，在媒介市场化改革的浪潮下，粉丝群体借助媒介技术和媒介组织的初步发展开展了初期的参与式文化实践。粉丝内部的主动赋能和外部环境的外力赋能相结合在粉丝力量人场阶段成为其重要动因（二）粉丝权力变迁之扩张2010年以来我国互联网政策有所改变，“网络治理与数字经济发展分轨运行”。一方面，基于信息安全国家加大监管力度，另一方面借助数字技术创新助力经济发展 7 。基于智能终端的移动互联网得到大规模应用，各种类型的互联网平台在政策和技术的支持下飞速发展。2 0 0 9 年8 月，新浪微博诞生。2 0 1 2 年底，新浪微博注册用户数超过5 亿，成为超半数网民使用的网络工具。因此，粉丝权力的扩张期以2 0 1 0 年起点。这一时期，微博等平台迅速兴起，促进了粉丝的组织化和规模化发展。平台资本将粉丝力量纳人商业版图扩张的盈利逻辑中，官方也试图借助平台和粉丝打通平台化治理的道路。多方力量相互交织、关系密切。1.平台力量的入场与国家政策的借力所谓平台，是一种以计算技术搭建的、可编程的、用以连接不同用户的信息构造。平台资本在盈利目的的驱动下通过各种方式拓展用户规模、激发用户创造力。例如，微博通过打造的各种榜单、人气、超话等指标，将粉丝社群与某一艺人或产品等绑定在一起。粉丝构建的“数据”“流量”不仅成为群体之间竞争的指标，更为平台本身提供了重要的商业价值，粉丝在不知不觉间进人平台资本的商业盈利圈中。在平台将粉丝力量纳人自身内部发展的过程中，官方力量也在发生悄然的变化。“微博问政”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中。2 0 1 0 年安徽省“两会”上，“网络问政”首次写进安徽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的“微博云南”账号在开设一个月后就吸引了过万粉丝，该账号一度被认为是获取官方信息的官方渠道，引起媒体高度关注。人民日报2 0 1 1 年发文这个政府微博可真火，报道总结了成都市利用微博客开展宣传工作的经验、路径和成绩。文中提到“政府开微博，是信息公开与时俱进的表现”。自此，人民日报聚焦于微博平台和官方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借助微博平台及其粉丝群体打通官方与民意沟通的渠道。这一时期报道的关键词多集中在“粉丝”“微博”“发布”“政府”“经济”“文化”等领域。共青团中央和新华社的官方微博对于“追星”“粉丝”和“饭圈”的相关内容发布集中于融人了自身官方形象的介人和引导。例如共青团中央微博以“团团”自称，将“奋斗”“青春”“幸运”“青年”等正向主流文化融入微博平台的亚文化粉丝叙事中，借助此种叙事策略实现引导和利用的巧妙平衡。这一阶段，官方力量试图通过新兴媒介平台探索新型治理策略，平台资本利用粉丝力量进一步拓宽自身发展空间，二者共同推动着粉丝群体走人舞台中央，助推粉丝力量在更多的领域发挥作用。2.粉丝力量的实践从“帝吧出征”“饭圈出征”到2 0 1 9 年的“8 1 4大团结”，粉丝群体开展了一系列“出圈”实践。帝吧出征起初源于台湾明星周子瑜涉及国家主权的不当言行，事件发酵后，周子瑜所在的韩国经纪公司JYP与其本人长时间不表态的行为激发了大陆方面奥论的愤怒。2 0 1 6 年1 月1 5 日晚，周子瑜通过视频道歉，声明“始终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8 。84播汪新闻传播从偶像类选秀综艺看粉丝权力背后后的博奔与变迁然而这却激怒了部分有“台独”倾向的台湾网民，大陆网友又觉得其诚意欠缺，于是周子瑜的个人Face-book主页、“台独”媒体以及蔡英文的Facebook主页成为两岸青年交锋的主战场。周子瑜的粉丝社团群体也纷纷公开发表声明，试图通过爱国主义话语向娱乐公司施压，借力中国消费市场迫使异国资本向着中国粉丝的意愿靠拢。粉丝的种种实践行动中也夹杂着各类平台资本的介人。譬如在2 0 1 9 年“8 1 4大团结时期”，微博的热搜“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名字叫中国”，淘宝的热门“你们淘宝的时候，还不是乖乖选择台湾省”。淘宝平台的国际扩张成为民族骄傲的象征 ，也成了粉丝开展实践的依托。“帝吧出征”参与者所收获的情感体验，不同于在粉丝社区中的情感体验，其中还带有后英雄主义时代的英雄想象 1 0 。在一系列“出圈行动”中，粉丝将自身的话语逻辑嵌人爱国主义和商业主义的框架中，在自我、平台和国家之间完成身份的重叠和转化。粉丝、平台资本与官方力量的结合不仅创造了这一时期的娱乐文化盛况，更导向了粉丝一系列的“出圈”实践。但实际上，不论粉丝施以何种实践行动，其前提仍然是在爱国主义的框架之下和平台的商业逻辑之中（三）粉丝权力变迁之退场2018年，偶像练习生创造1 0 1 等偶像选秀类综艺大获成功，饭圈一词也进人官方话语和大众话语体系当中。彭兰将饭圈定义为：“某个（或几个)偶像的粉丝们组成的共同体圈子1 。然而，粉丝实践却伴随着群体的扩大呈现出负面的趋势，群体极化、网络暴力、非法集资等行为进人大众视野，“平台中心化 趋势显现 1 2 ,对饭圈的整治被纳人国家互联网治理的整体决策中。本阶段以2 0 2 1 年为起点，大规模官方政策的出台和对平台的规管收缩了肆意扩张的平台资本和野蛮生长的饭圈群体。其中，“退场”并非指粉丝力量的消亡，而是指粉丝权力的大范围收缩1.国家力量的主导其实早在2 0 1 8 年8 月，人民日报就曾发文粉丝集资，得算个明白账，严肃批评饭圈“集资应援”中出现的不良乱象。共青团中央和新华社官方微博也发布了不少点评饭圈乱象的文章。平台资本借由粉丝社群不断壮大，流量经济泡沫见长，官方对粉丝和平台进行治理和规管的势头已初现端倪。2021年2 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出台，着眼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此时，官方的态度已明显异于第二阶段时的借粉丝之力探索平台化治理模式的心态，对平台的大力整顿以及对粉丝社群的规管势在必行。2 0 2 1年6 月，国家网信办开展“清朗“饭圈 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圈群间的漫骂拉踩、刷票打榜等行为开展重点整治 1 3 。6 月下旬，豆瓣解散了相关违规小组，封禁了一部分违规账号，爱奇艺对集资、打榜彻底“自查自纠”。8 月2 7 日，中央网信办再次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提出取消明星艺人榜单、严管明星经纪公司、严禁呈现互撕信息等十项措施，被称为“饭圈治理新十条”。这一系列政策很快引发各平台的连锁反应：新浪微博下线明星超话榜单；腾讯对涉明星艺人榜单、应援集资类小程序下线整改；爱奇艺宣布取消未来几年的偶像选秀节目和任何场外投票环节。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平台资本与粉丝群体层层相嵌的复杂关系。2022年，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一年内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2 2 0 0 多万条，处置账号1 3.4亿个，下架应用程序、小程序2 1 6 0 余款。这一时期，官方媒体的报道重点集中在“粉丝”“文化”“管理”“集资”“整治”“不良”“治理”“经济”等词，官方力量对平台和粉丝群体的态度可见一斑。平台资本在政策的规管下不断收缩，粉丝权力也在公权力的规制下走向规范。2.粉丝力量的收缩和自我规制“清朗饭圈行动开展后，某艺人粉丝群体因大规模互撕漫骂导致多个官微账号被禁。此前，仍有部分粉丝群体将该行动视为一次普通的“净网行动”。此举有效震慢了没有底线，在网上疯狂漫骂、撕扯的不理智粉丝。相关粉丝群群主纷纷提醒自家粉丝谨慎发言，以防“炸”号。举报成了粉丝群体间的常见行为。举报是指不同粉丝群体之间利用对立艺人及艺人粉丝的负面言行，依托社交平台向官方媒体或相关部门报告85责任编辑：邱美玲2023年第2 期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的行为。饭圈举报主要有三种行为类型。第一种是就某家偶像或其粉丝的不当言行进行举报。例如刷票、雇佣水军、恶意辱骂等人身攻击。主要表现为粉丝群体大规模地以同一个理由去举报某一特定微博内容或用户。第二种是通过复制大量重复性负面内容以增加某一明星及其粉丝的负面可见性 1 4。例如通过负面词条和内容的大量传播占据对方微博关键词搜索所得界面，降低其公共声誉和品牌价值。第三种则是 官方主流媒体微博，将偶像个人行为或粉丝群体行为与政治、社会或文化等议题挂钩，寻求官方的点名。例如“紫光阁”和“共青团中央”等官方微博对吴亦凡事件的性质评定，则可对其粉丝群体造成致命打击。这一时期，共青团中央的微博发布内容主要集中在“引导”“艺人”“整治”“清朗”“未成年”等话题上。与“人民日报”“紫光阁”“人民网”关联密切。粉丝权力得到大范围的收缩，政治立场的正确性和社会风尚的良好导向成为粉丝攻击和举报对立的粉丝群体重要理由。与前一阶段粉丝群体在文化政治实践中内嵌的爱国主义逻辑不同，国家权力征用粉丝力量的热情消退，饭圈恶劣生态屡遭批评。从之前的屡屡“出圈”到这一阶段的屡屡“点名”，粉丝群体的所谓赋权实践实则建立在公权力的默许和征用的基础之上。一旦粉丝权力越过了合理的边界，背离了宏观语境的要求和需要，所谓实践则无从谈起。结语选秀综艺从起初的小众趣缘形式发展成了当今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选秀综艺作为多方博奔的斗争场域，无论是偶像、粉丝还是节目本身，都提供了可供解读的文化读本。粉丝群体力量的变迁历程与社会文化环境、结构性因素等密切相关。从人场、扩张到退场，不论是粉丝的自我规训也好，还是赋权实践也好，背后都暗藏着国家力量的不断变化。换言之，粉丝群体作为一种“文化上具备高度主体性、行动上具备高度组织性的新型互联网社团 1 5 ”，其生存和发展仍要看社会历史发展给予的可行空间。参考文献1胡发刚,王玲.偶像养成类节目多维度营销模式探析J.宿州学院报,2 0 2 2,3 7(4):1 8-2 3.2牛文科.泛娱乐时代畸形的粉丝文化与偶像经济J.青年记者,2 0 2 2(2):42-43.3陈婧涵，蒋平“养成系”偶像粉丝群体形成的社会学分析 J.当代青年研究,2 0 2 1(6):3 9-44,7 7.4 百度百科.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EB/OL.(2023-04-17)2023-05-12.https:/ 0 1 1 2 3 6?fr=ge_ala.5朱丽丽，蔡竺言“弹性”的毛细管作用：中国粉丝权力网络的博奔与变迁J.新闻与传播研究,2 0 2 2,2 9(8):2 0-3 7,126.6黄月琴.新媒介技术视野下的传播与赋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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