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城的历史演变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pdf

自秦朝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并首次修建万里长城后，长城的修筑和文化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变化。在封建时期，长城是军事防御工事，在文学上具有保家卫国、反对徭役、反战思乡、雄浑壮丽的思想表达。清代以后，长城逐渐被废弃，但近代以来，长城逐渐成为了一种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尤其在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后，长城逐渐融入主流政治话语体系，在新闻媒体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频繁出现。长城的这种历史性变迁反映出，在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在不断形成与发展。关键词长城；文化内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6566（2023）04-103-05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19次提及“中华民族”，12次提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一词所具有的深刻而广泛的民族国家内涵。对于包含56个民族在内的中国，我们在凝聚人心和彰显形象时经常会采用“长城”这一象征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形象。但在两千多年的时间中，长城所具有的现实功能和文化内涵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长城作为中华民族团结一心、抵御外侮的重要象征，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的显著标志。一、长城修筑规模的历史演变通常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楚、齐、燕、秦、赵、魏等国所修筑的长城就是长城的滥觞。由于诸侯国疆域的限制，每段诸侯国的长城必然自为一体，长度有限。秦完成统一天下大业后，面对势力强大的匈奴，不得不将原来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使之西起临洮东至辽东，以抵御匈奴的南下，“万里长城”便由此诞生。汉武帝在对匈奴作战时发现，长城可以作为进攻退守的主要据点，于是一边对匈奴作战一边修筑长城，将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纳入了汉朝的版图。因此，汉长城比秦长城更向西北纵深推进2，功能也更加全面，成为了一个“集预警体系、驻军体系、屯田体系、后勤保障体系、邮传体系为一体的综合性防御体系”3。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衰落而五胡乱华，大量汉族人口南迁，中国的北方地区由诸多少数民族更替掌权。内迁中原的鲜卑族元魏政权以及随后的北齐高氏政权为防御更为北方的突厥和柔然，也曾修筑过长城4。邓涛认为，北齐是秦汉与明朝之间修筑长城次数最多、长度最长的北朝王朝。隋王朝时期面临着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为防御吐谷浑、突厥、契丹等民族的袭扰，隋朝在短短的38年时间里七修长城。收稿日期2023-04-15作者简介陈佳敏（1993），女，浙江台州人，硕士，中共天水市委党校助教，研究方向为民族学。-103长城的修筑在唐朝达到了谷底。唐朝初期，唐太宗曾修筑堡障、城寨防备突厥的进攻，却并未修筑长城5。唐朝中后期也只修筑了极少的长城。宋辽西夏、宋辽金对峙时期，北宋和辽都只修筑过小型的防御工事，只有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为防御契丹、蒙古部落等游牧民族而修筑了绵亘万里的长城5。明王朝为了防御蒙古地区的靼鞑与瓦剌，两百多年间几乎从未停止修筑长城，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封建王朝。清朝是继唐朝以后第二个极少修筑长城的王朝。清前期在统一边疆地区的过程中，曾短暂地关注过长城的军事功能，除努尔哈赤时期外，康熙年间、雍正年间都在甘肃祁连山一带修筑过防御青海蒙古的长城以及应对漠西蒙古的边墙6。至于清朝末年为抗击捻军在中原地区所修筑的“长墙”是否属于长城，学术界分歧较大，因而不在本篇的探讨之中。二、长城文化内涵的历史演变（一）古代中国首先，由于长城的主要功能是防御，因此人们多将长城与保家卫国、抵御侵略的强烈愿望相联系，同时也寄托了自己施展抱负、建功立业的渴望。对于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文化熏陶的古人来说，这两种情感往往是共生的。如盼望收复中原、统一国家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就用长城寄托了自己对于收复中原失地无望的惆怅，由年轻时的“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逐渐转变为老年时候的“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由于早在唐朝末年，处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前沿阵地和军事锁钥的燕云十六州已被石敬瑭为讨好契丹而拱手让出，整个燕云十六州直到元朝才重新又归入大一统的版图，因此处于燕云十六州以北的长城自然也只能沦为宋朝臣民们的空想。其次，由于修筑长城费时费力、劳民伤财，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服役的百姓家破人亡，如隋朝大业三年（607年），史料就记载道：“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7对这种大兴土木的控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汉代的饮马长城窟行，虽然诗中的内容并不与长城直接相关，但诗歌题目所取的就是征人路过长城下面的泉窟饮马时产生的思乡之情，后世也多有以此为题的相关诗作。再次，长城沿线往往是以长城为界的两个或多个政权的争夺地区，军事战争频繁，因而长城也成为了历来人们控诉战争罪恶、渴望和平安宁、思念故乡亲人的象征。最后，绵延万里的长城以其地处荒漠戈壁或崇山峻岭而显得气势雄伟，因而被文学家们升华为一种雄浑壮丽的意象。最突出是表现就是，至晚在魏晋时代，文人就已经用“紫塞”来指代长城以显示自己超脱尘俗的文气，使“紫塞”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文学意象8。（二）近现代中国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甲午海战战败，中国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至抗战爆发，国内社会对于长城内涵的评价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态势。一种评价是基于长城当时的状态，或者基于对中华民族落后面貌的深刻反思和严厉批评，认为长城不仅无用，而且是中国封闭自守的象征。由于清朝对边疆各民族和民族地区采取了有效的管理措施，使长城内外的疆域都统一于中央集权之下，长城逐渐失去了防御功能，而仍留有依仗之功能，由“边关”转变成了“雄关”。但到了民国时期，长城的防御功能已彻底丧失，成为了遗迹9和“废垒”10。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国人不得不转向学习、革命和进取，因此国人眼中的长城不仅是无用的，更是保守封闭、落后腐朽的象征，是“吾国人无进取思想之代表”11。连鲁迅也在1925年的长城一文中写道：“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12另一种评价是基于重塑落后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自信心的需要，认为长城是雄浑壮阔的中华瑰宝，是鹤立鸡群、独树一帜的中华文化的象征。孙中山在谋划建设中国的过程中，最早有意识地把长城的积极作用与中国未来的发展相联系。他在1919年出版的建国方略中写道：“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与大禹之治水等。由今观之，倘无长城之捍卫，则中国之亡于北狄，不待宋明而在楚汉之时代矣。”13“孙逸仙率真地开始将长城变成一种民族的进步象征。”14郭丽萍在梳理民国报刊后也发现长城开始出现一种与中国古代时期所不同的积极内涵。在一些介绍长城的文章中，长城成为“被赋予了一定积极意义的文化景观”。此外，在提倡国货运动中涌现出-104了大量以“长城”命名的各种事物。究其原因，一是长城具有民族属性，二是长城的形制可以用来比喻质量的上乘，三是长城的防御功能可以象征排斥洋货支持国货15。其后，随着抗战的逐渐深入，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渐形成，国内舆论对于长城的分歧开始变得统一。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日军开始向山海关进攻，中国军队发起了长城抗战。其中，对喜峰口大捷和29军大刀队的大力宣传，激发了全中国上下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从此，长城开始与抗战精神紧密联系。长城抗战很快就失败了，但是以长城精神为代表的抗战精神却脱离了长城抗战这个先前的战略据点依托，进一步成为了广大文艺创作者用以宣传抗战精神的重要意象。也就是在抗战时期，长城开始进入政治话语体系，象征着团结、抵御、牢固等内涵。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16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其撰写的反对日军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关于“两个办法”的内容，其中第八条就是“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17。这种“长城”形象的话语传统后来一直为共产党所沿用。（三）当代中国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和保家卫国、抢险救灾的壮举往往被艺术家们通过长城这个有形的形象艺术地表现出来。如电影长城新曲（1975）、南海长城（1976）、钢铁长城（1981）等等，都是影视作品中借用长城精神的突出代表。长城也逐渐成为了一种具有固定内涵的政治话语和媒介话语。“长城”还往往与其他语素一起，组成诸如“钢铁长城”“众志成城”这样的短语。吴雪杉、巩杰等人都对“钢铁长城”一词的出现和运用进行了考察，认为早在1933年就出现了“铁的长城”的表述18。1998年在抗洪抢险中，江泽民同志就指出：“胜利充分说明，人民解放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子弟兵，不愧为保卫国家和人民的钢铁长城。”19而在近年来的一些抗洪抢险的新闻报道中，诸如“跨越23年迷彩绿长城洪水中屹立依然”20这样的新闻标题依然屡见不鲜。在2020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也借用“钢铁长城”一词高度评价了我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人民子弟兵永远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让我们向守护家园的忠诚卫士们致敬！”21此外，长城的内涵还被用来比作一种无形的团结一致的精神。如关于2003年的非典，新华社作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精神述评22一文。在新冠疫情中，媒体仍沿用“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众志成城防控疫情”“众志成城战疫有我”这样的标题，表达人民群众团结抗疫的精神。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各民族共同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才能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可见，无论是长城的建筑实体还是精神内涵，其使用方式在当今中国的诸多话语体系中已被基本固定下来。三、长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一）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很多学者都对中国各民族的形成过程做过研究，也有比较一致的结论。总的来说，汉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是几千年来中原地区及其周边地区各部落、各民族的原住民不断交往融合的结果，各少数民族也因为人口的流动而多多少少地具有着与其他民族融合的特质。主体建筑位于农牧分界线上的长城作为某一政权的主体民族对于其他游牧民族的防御，其修筑的变化也就反映出不同政权主体民族之间的关系变化。我们常认为只有汉族才修筑长城。秦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王朝国家，通过连接秦、赵、燕的长城，构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长城，开创了汉族通过大规模修筑长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新纪元。这反映出中原农耕民族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发展，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从此明确地采取了对其的长期防御措施。这一政策同样为汉朝所沿袭，我们知道，汉族的称谓就来自于汉王朝。明朝的汉族为对抗北方强大的蒙古族，自始至终都在修筑和利用长城的工事，使长城的规模达到了顶峰。因此，我们今天所欣赏和宣传的长城建筑实体主要就是明长城。但事实上，长城作为一种防御性的军事建筑，各政权的主体民族在权衡利弊得失下都可以采用。上文提到过，南北朝时期，内迁中原的鲜卑族元魏-105政权和北齐高氏政权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就修筑过长城；宋-辽-西夏、宋-辽-金对峙时期，宋朝因为处于长城以南所以未修长城，而女真人的金王朝为了对抗其他游牧民族却大修长城。所以，长城作为一种军事防御工事并非汉族所独有，也不是农耕民族所特有，而是每个政权为了维护其统治的稳定性，在进攻与防御的抉择之下所使用的政治军事手段。当然，很多学者也对长城的功能进行了解释，说明了其防御功能并不会造成王朝民族封闭保守、断绝往来的局面，长城起到的削弱游牧民族肆意来去掠夺的作用反而在保护农耕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促进了长城沿线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如最新的考古发现，作为明代长城营堡一部分的清平堡遗址就展现出了当时蒙汉两族融合发展的社会风貌23。在和平时期，农耕经济以其较高的粮食产出和发达的手工业技术，不仅养育了农耕民族，也以其多余的产出和先进的技术供养了游牧渔猎民族。中国古代也有不修长城的王朝，这些王朝或经历过民族融合的洗礼，或由长城以北的民族建立，因而体现出高度的民族包容性。经过魏晋南北朝的五胡乱华以后，中原大地上出现了民族杂居和民族通婚的局面，就连唐朝的皇室都有鲜卑族血统。这种血缘心理关系对唐朝的民族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唐朝重视建设军队而轻视修筑长城24。元朝作为第二个未修筑长城的王朝，其疆域已经大到把长城和长城南北的各民族包括其中，故不需依仗长城。清朝通过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的开疆拓土，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版图，并且通过怀柔的民族政策巩固了边疆民族和民族地区。在这种“天下一家之人”的民族政策下，清朝必然对防御性和阻隔性的长城采取了废用的措施。不难看出，自秦统一中国后，长城的修筑与使用呈现出一个波浪形的不规则上下运动态势，每一个上升都表现出政权对于其他游牧民族的排斥，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权而造成了一定程度上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阻隔；每一个下降则表现出中央政权以自信的姿态对各民族采取包容政策，这也就促进了长城沿线乃至更广大地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但总的来说，大一统的向心力越来越强，每一次分的局面都不仅不会阻挡合的前进步伐，反而加深了下一次合的深度和广度。长城的兴废也就同样见证了长城沿线各民族交融程度的不断加深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在不同时期对长城功能积极性和消极性的评价以及对长城文化内涵的挖掘，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的不同水平。在古代中国的文献记载或文学创作中，无论人们对长城寄托保家卫国、抵御侵略、施展抱负、建功立业的愿望，进行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反对，还是控诉战争罪恶、渴望和平安宁、思念故乡亲人，无不体现出长城带以战争频繁、人口流动等为特点的被动型的民族融合。这种无奈而痛苦的民族融合虽然造就了事实上的多元一体格局，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了一种自在状态，但无法达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觉醒。长城的文化内涵在近现代中国出现了一种巨大的分裂，一方批判其封闭保守、腐朽落后，另一方则赞美其雄伟壮丽、世间奇迹。这反映出在亡族亡国的民族国家危机中，中国人既需要反思古老中国的弊病，以谋求进取，又亟需重新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当长城在中国各民族间的防御和阻隔形象转化为中国各民族团结一致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形象时，这真正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国各民族间广泛觉醒，并上升到了自觉的高度。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包括汉族在内的四十多个民族的人民群众都通过各种方式参与了保家卫国的战争，或积极参加，或捐款捐物，或奔走宣传。由此可见，苦难、压迫和侵略等各种促使人们必须通过团结才能应对的巨大危机性事件是民族精神觉醒的重要条件。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近现代中国形成、并由自在状态转为自觉状态，仅通过长城内涵转变这一案例就能得到充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打压中国，通过涉疆问题、涉藏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思想渗透、经济制裁和科技制裁等手段扰乱中国的发展。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强调思想的统一和人心的凝聚，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民族工作中要“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对于处在世界大变局中的中国起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自秦朝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并首次修建万里长城后，长城的修筑和文化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变化。在古代中国，长城是军事防御工事，在文学作品中具有保家卫国、反对徭役、反战-106思乡、雄浑壮丽的思想表达。清代以后，长城的现实功能逐渐被废弃，但近代以来，长城逐渐成为了一种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尤其在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后，长城逐渐成为了一种政治话语体系，在新闻媒体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频繁出现。长城的这种历史性变迁反映出在中华大地上，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在不断形成与发展。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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