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约礼：论胡直对理学与心学的调和.pdf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哲学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张宇，男，安徽宿州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明清理学文论研究”（）。参见张昭炜 胡庐山博约仁说 阳明后学胡直的困学历程及其良知学宗旨。博文约礼：论胡直对理学与心学的调和张宇武道房（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摘要：胡直隶属江右王门，其为学三变，终悟得博文约礼之旨。博文约礼说是他在质疑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基础上独立思考而来。他质疑朱学于物上穷理，将理与人分开；亦质疑阳明将博文与约礼二分，反对阳明后学流于猖狂恣肆，无天则约束之弊。他对理学和心学进行修正与调和，认为博文非博于物，只要是符合儒家道德伦理的日常应酬都可称为博文，而这些正是天则，即礼的自然流露。博文约礼乃一体两面，而非独立为二，这样既避免了博物的繁琐，也杜绝了阳明后学之流弊。关键词：胡直；博文约礼；心学；理学；调和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引言王阳明去世后，其后学演化成若干派别，如浙中王门、江右王门、泰州学派和楚中王门等。其中，江右王门是阳明后学之重镇，该派在王学的发展与传播中有着重要的影响。黄宗羲在 明儒学案 中给予其较高的评价，谓：“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应之理宜也。”因此，对江右王门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阳明心学的认识。胡直，字正甫，号庐山，吉安泰和人，在 明儒学案 中被归入江右王门。胡直年少时性格豪放，酷爱词章之学，岁时，始从学于欧阳德，岁时，又尊罗洪先为师，他是江右王门中的重要一员。目前学界对胡直学术思想的研究并不充分，主要分散在部分著作及少数的几篇论文中，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仁说、良知说和心体说等。本文拟从胡直的博文约礼说，分析其对理学与心学矛盾的修正与调和。心有不安，始解博文约礼之旨博文约礼说是胡直学术内容的重要部分，观其朋友和弟子为他作的传记或祭文，无一不提及此说，可见其在胡直学说中的重要性。耿定向在为胡直作的墓志铭里云：“日夜默求，忽恍然有悟，遂著 博约说，意谓儒先以穷物理为文，固非是。”耿定向被黄宗羲归为泰州学派，他与胡直同是嘉靖丙辰（）进士，遂为同年，二人关系较好，常在一起交流论学，对胡直的学术思想较为了解。胡直弟子郭子章在为先师作的行状里谓直：“因日夜默求孔颜宗旨，恍然有悟，遂自著 博约说。”无论是耿定向，亦或是郭子章，都指出胡直的博文约礼说是其苦思求索、恍然大悟而来。胡直日夜独自默求的孔颜之学，是孔子与颜回之圣学。秦汉以后，中国古代学人在阐发自己的学术思想时，很少自创体系，而是通过阐释经典著作表达出来。正所谓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不断张宇，等：博文约礼：论胡直对理学与心学的调和哲学训诂、不断阐释儒家经典著作的历史。学人依附经典再阐释的原因大致有二：其一，古人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被圣人解答并藏在经典里，只需要对经典进行正确的解读即可，因此，自创新说只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行为；其二，尊古、好古的历史传统使得经典著作的地位极高，如若与经典为异，学人则可能会遭受他人的口诛笔伐，使自己成为异物，更甚者会因此而丢掉性命。同时，借助经典著作表达新思想时，也能减少其自身所面临的阻力与压力。胡直为学归宗阳明，阳明心学也是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再解释而完成体系建构的，他体悟索求的孔颜之旨就是博文约礼说。博文约礼语出 论语。其一是“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第六）此句亦同样出现在颜渊篇。其二是颜渊面对孔子学问之高而捉摸不透时感叹“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子罕篇第九）。现代学者杨伯峻将其解释为“广泛地学习文献，再用礼节来加以约束”，其意基本是正确的。然古人却并非如此解释。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被孔子称为好学之人，当他英年早逝时，孔子更是发出“天丧予，天丧予”（先进篇第十一）的哀痛。因此，孔颜之学就被后世学人高度重视，总能解释出微言大义，对其赋予新的意义。胡直求博文约礼之说是有其自身原因的。他与王阳明颇为相像，其学也是历经三变，他自谓：“年二十六，始从欧阳先生问学，闻 致良知 万物一体 之训。至年三十，复从学罗先生，罗先生训以 无欲，首严 义利之辨。然予苦质驳习深，壮闻而中驰，既皓，始戮力而犹无得也。”由酷嗜词章之学而转求心学，这是胡直一变其学。胡直虽求学于欧阳德和罗洪先，但并未深刻领悟二人的学说，然而二位老师已然在胡直的心中播下了心学的种子，必然会对其产生影响。随后，他又转求玄学，无所得，后又随邓钝峰问禅，学明心见性之学，忽有“洞见天地万物皆吾心体”的神秘体验，有飘飘然之意，身体病症也有好转，遂有忘世之意。由儒学转入禅学，此为他二变其学。之后胡直又转入仁学，请教于钱德洪，又闻王艮之学。一日游九成台，又“忽复悟天地万物果非外在”之体验。此时期，胡直虽学有所得，但学不深厚，再加上科举每每未遂，偶尔会“旧习大作，几自堕”。对胡直学问转变影响最大的事情是其老师欧阳德的离世：时甲寅二月（），闻南野先生讣，已为位痛哭，因念师资既远，学业无就，始自悔数年驰放，自负生平，又负师门为痛恨。寻因作 博文约礼 题，遂舍而思曰：孔、颜授受，莫此为切，故必出此，乃为圣人之学，而非此，必非圣人之学者也。于是反覆而思之，平心而求之，不敢徇近儒，亦不敢参己见。久之，于先儒终不能强合，其疑有四；于近儒亦不能尽合，其疑有三。可见，欧阳德去世是胡直学术转折的催化剂，如龙场之于阳明。其原因也不难理解，胡直首次访学于欧阳德，时年二十六（），欧阳德也是他第一位心学导师，是其步入心学的引渡人。然而，时光如流水飞逝，转眼间 年过去了，学问毫无建树的胡直突遭老师离世，遂使他认为自己“学业无就”，“既负生平，又负师门”。另外，从功利的角度观之，胡直在科举上屡考屡败，这对他内心的打击不容小觑。古代士人是极为重视科举的，这是他们进入统治层，去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唯一途径。况且，科举上榜在经济上的益处也是可观的。求学 载，胡直虽偶有所获，亦接触了不同学人，与他们互相论学，但他并没有真正地学有所得。然而，这些为学经历的量变，必然为其以后学术上的质变奠定基础。胡直默求的博文约礼说，与他 年的学养积累是分不开的，求得博文约礼说是他学问转变的分水岭，“公之学，至此盖三变云。”胡直认为圣人之学就出自博文约礼之中，舍此而无它，孔子传授颜回的学问就是博文约礼。此后，他的学说基本是围绕博文约礼而展开的，并对此不断补充与完善，直至其离开人世。他在 与徐鲁元宪副书 中云：“夫学以孔子为至，盖某自甲寅因感博文约礼，始知从事故学孔子者贵得其本。”该书信收在 太虚轩稿 中，据郭子章为胡直作的行状可知，此书作于万历乙酉年（），不多久，胡直便溘然长逝。欧阳德离世，胡直深受刺激，心有不安，于是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卷 期重新思考、体悟孔子之学，得益于自己多年的求学积累，遂建立了自己的博文约礼说。求得博文约礼说后，胡直又外出南京会友，“与何吉阳、谭二华二公游，又因唐荆川公枉顾衙舍，遂携晤赵大洲公。时见诸公论学，似于博学之旨多有异同。予虽未感辨难，然因是自信者多矣”。除了谭二华，其他三位均入 明儒学案。何吉阳求学于湛若水，其学说以“知止为要与江右主静归寂之旨，大略相同”。唐顺之位列南中王门，为学“以天机为宗，无欲为功夫”，其学“得之龙溪者为多”。赵大洲学属泰州学派，“李贽谓其得之徐波石”，徐波石又学于王艮，此派为学行事颇带几分侠气。胡直在与何吉阳、唐顺之、赵大洲等论学的过程中，虽觉自己的学说与他人略有差异，但这愈加使他相信自己的博文约礼说。大概是因为学有所成，两年后，他亦科举考上进士，进入到一个新的平台。之后，他的交友更加广泛，遂有机会与更多的人论学，在此过程中，他亦愈加自信其学矣。总的来说，胡直求学历程坎坷波折，与不同学人论学，不拘一家，为学努力，长期积累，在心有所困时不徇别家意见，敢于质疑，独立思考，终于学有所得，解得博文约礼之旨。四疑先儒，三疑近儒如前所述，胡直在其求学困顿时思考博文约礼之旨，于独立思考后，遂认为自己与先儒不能强合，与近儒也不能尽合，并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他所谓的先儒是程朱理学派，近儒是阳明心学派。胡直所学虽然归宗于阳明，但是他并不是盲目地去信从阳明心学，而是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敢于大胆质疑。其实，这也是阳明心学的先天基因。王阳明早年笃信朱子之学，但在他真诚地参与到格物穷理中时，却发现此学并不通，最终因为格竹子用力过猛而病倒。于是，阳明调转方向去独立思考，经过一番波折，终于学有所得形成了自己的心学思想。阳明为学，极强调自得，他云：“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为学须有所得才行，不能完全笃信他人，要自己去思考和体悟。可见，胡直亦是继承了阳明心学的真精神。他四疑程朱理学，三疑阳明心学，敢于提出自己的为学见解，有着强烈的怀疑主义精神。这正有一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对真理的追求大于一切。胡直为何要寻求博文约礼之旨呢？究其因，这与当时的学术环境有关。他自述四疑程朱之学，三疑阳明心学，可见他对程朱理学和当时流行的心学均有不满。四疑先儒胡直云：“盖先儒以 穷理 训 博文，其说要推极吾心之知，穷至事物之理。予所最不能无疑者，以先儒语理，专在物而不在人。盖理莫大乎五常之性，曰仁义礼智信是也。”朱熹解博文约礼为：“君子学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欲守其要，故其动必以礼。”朱熹是欲让人通过广泛学习书本知识，提高自己学识，锻炼自己的思考与观察能力，在边格物边行动的过程中去体认天理，并不是说先格物穷理之后再去行，而是边格物穷理边行，“知与行须是齐头做，方能互相发”，终有一天会恍然大悟而求得理。如人要孝敬父母，前提是要知道何为孝道才行，如此方能在行孝的时候合乎孝的原则。否则，行孝只是一种缺乏理论指导的盲目行为，不会长久地持续下去。朱子后学沉浸在支离琐碎的格物上，忽视了约礼，使得他们偏离了最终的目标。胡直最大的疑问就是先儒之学主理在物而不在人。如果学问舍弃了人，那么人就会变成虚器，学问的一切目的最终要落实到人上来，要归属到五常之性上来。此为一疑也。其实，胡直此疑与心学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当年，陆九渊就称朱熹的学问太过于支离破碎，遂用“简易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来形容自己和朱熹学问的区别，目的是抑朱扬己。可见，朱熹为学路径的弊端在其尚在人世时就已经显现出来。朱熹认为天理是外在的，主张在事物上穷理，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在格物穷理的过程中体认天理，最终达到人与天理合一的境界。然而，此种学问的弊端是容易滑入将格物作为目的，整天沉浸在琐碎的知识求索中，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嵇文甫在 晚明思想论 中指出，朱熹的思想虽然伟大，但他那种繁琐支离的学风，实际是开后来道学八股化之渐。二百多年的因袭墨守，张宇，等：博文约礼：论胡直对理学与心学的调和哲学朱学的流弊已经十分显著。陈白沙和王阳明所反对的是记诵词章之习，其实就是八股化的道学。胡直尊崇阳明心学，始终坚持以心为本，倡导学习要由本达末。当然，胡直并非反对阅读书本，他认为小学学习的 诗 书 礼 乐 少仪 等，其目的“皆将以收摄其心，磨砻其性，禁于未然，而非专求其文义已也”。他把学习读书收归到养性中来，治学必须要贵本，以身心为本。古人为学讲求的是修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与现代人的学习有所不同，现代人学习是以探索、求真为主，求知在首位，其目的是为了获得社会积累下来的知识，以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探索世界。而胡直认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尽性，为了成为圣人，为了明德于天下，为了将儒家的人伦物理扩充到天地万物。因此，修心养性在他这里就变得至关重要，心性修养到位，即是仁学，再将其扩充到社会，那么国家自然就会得到治理，变得大同和谐，这样即是学有所成。再者，胡直亦认为如果先儒用礼，即“天理之节文”来约束博文，那么就会出现天理即在物也在心的二分现象，理岂能有二哉？此二疑也。胡直是主理在心而不在物的，“吾心者，所以造日月与天地万物者也”，“苟无人心，则恶睹所谓经络、地理、脉理、肤理云哉？”天地万物皆由心生，是心的外化，心的显现，这就是胡直著名的“心造天地万物说”。另外，天则，即良知，它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若使人于物上穷理，恐怕“天子一日二日万机，庶人耕田凿井，皆有所不暇”，他们没有时间去格物穷理，又谈何去致良知哉？此三疑也。况且，先儒穷理，专以广泛阅读为功，多闻多见为事，这与孔子所称的好学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孔子仅仅称“不迁怒，不贰过，以此为好学之实而已”，此四疑也。总之，胡直是反对先儒于物上穷理，反对他们以多闻多见、多读书为目的，这容易将人忽略。他的目的是“纠正朱学流演过程中外在化的趋势，使之免于支离（单方面强调博文之流弊），而有所归（约）。”三疑近儒胡直对先儒之学提出四疑后，遂去阅读了王阳明的 博约说，对其大概有所明白，但同时，他对王阳明此说也产生了怀疑，认为阳明“亦不免岐内外而观之，又以博文为约礼工夫，则令始学者茫无入”。胡直认为阳明也陷入了内外之分，他把博文作为约礼的功夫，最终是将博文与约礼二分开来。此一疑也。此外，胡直对王阳明解释的格物之意也产生了怀疑，阳明云：“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胡直认为此“似与正心之意微有相涉”，阳明将格物解释成正意，其目的是为了证明理在心而不在物，这样就自然使得其义与正心之 意 重 复。于 是，胡 直 认 为“知 本 即 格物”，直接将格物等同于知本。此二疑也。嵇文甫云：“当万历以后，有一种似儒非儒似禅非禅的 狂禅 运动风靡一时。这个运动以李卓吾为中心，上溯至泰州派下的颜何一系，而其流波及于明末的一班文人。他们的特色是 狂，旁人骂他们 狂，而他们也以 狂 自居。”其实，狂禅派是王学左派演化至极端的产物，“狂”本来也是阳明心学的特色。王阳明在讲学时曾说过：“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由此可见，王阳明的狂者精神为以后的王学左派，乃至狂禅派埋下了伏笔。胡直所处的时期，并无狂禅派运动，但一些学人已经出现了流于空疏、虚寂，重内轻外，猖狂恣肆的现象。胡直交友较为广泛，他与泰州学派和王学左派等都有接触与交往，对这些学派的流弊也是最清楚不过的。他对近儒的此种风气是持批评反对的态度的，因为这些人失去了天则（良知），空虚高蹈，甚至一些人错把内心的私欲也看作良知所发，他在文中多次批评近儒的这种现象。例如，在给老师罗洪先的书信中，胡直认为当今海内学者不少，大致可分为 类，但都有过不及的弊端：“高者只自缮其性命，而一不恤于行迹；次者于斯道甚有发明，而或未能密检身之功；至于任气机为良知者，则又自凭其猖獗霍之资，以恣其寡廉鲜耻之习，此其罪浮于暴弃之人，又岂有志者所忍助之波也？此三者虽有间，皆不免于过不及之弊。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卷 期修养高的人只知道沉浸在性命修养中，而忘记了践履功夫，这样就纯粹变成了修心养性，与佛禅较为相似，殊不知，儒家之学强调内圣外王，是要修身以治天下。次一等的人，虽然于此学说颇有发明，但在修养功夫上会偶失偏颇，并未能完全做到密检其身。再次者就是那些任气机为良知的人，这里的气机是指气质之性，是与天命之性相对的，它并不是至善纯粹的，里面夹杂着人欲。这些人会把泛滥的人欲看作是良知的自然流露，会假借良知行一己之私，做出一些寡廉鲜耻的龌龊之事。胡直对以上 种学人都持批判的态度，他认为近儒的弊端就是重内轻外，虽以心为理，但失去了天则的约束。此三疑也。总而言之，胡直无论是对程朱理学，亦或是阳明心学，都作出了质疑，并指出了二者的弊处，他要重新寻求博文约礼之旨，上推孔子圣学。天则在心，见闻非博姜宝在 祭胡庐山 中称胡直所学“近推阳明，远宗濂洛。天则在心，见闻非博”，“天则在心，见闻非博”就是他对博文约礼说内容的概括。胡直在怀疑先儒、近儒之学的基础上，经过思考求索，对博文约礼进行了新解。他既反对朱子的索物求理，认为博学不是多闻多见，避免其滑入支离琐碎之弊端，同时又将天则引入心内，这亦避免了心学重内轻外，无天则约束的流弊。胡直作 胡子衡齐 正是有集各学说而权衡之意图。在给弟子郭子章的书信中，他称作此书之目的是为了“直将此学尽头究竟，不敢仍为先儒顾惜门面，如昔人狐媚已取天下者之伦”。不为先儒、近儒顾惜门面，其目的是为了明此学。王世贞为 胡子衡齐 作序，解“衡者，平也，所以平低昂而使之当也；齐者，和也，所以和诸味而使之成也”，其目的是“皆为我用也”。“衡”“齐”二字正表明了胡直有折衷理学与心学之意。最有力之证明是胡直曾亲述此意。弟子郭子章有意为师刻 横庐全集，刻毕后上呈于胡直，胡直在回郭子章的书信中谓：“漫欲融汉宋为一冶，通古今为一辙，以为斯道传神，然力终不逮。虽然，欲 取 其 略，窥 古 人 绪 余，少 泽 于 道 而已。”胡直称为文之目的是通过融汇汉宋之学，去为道学传神，最后是为了通道。汉学重视训诂考证，力求将文本知识最可能真实地还原出来，这就要求学者有丰富渊博的知识，必须要广泛地读书，查阅资料，力争做到多闻多见。清朝所谓的汉宋之争里的汉学正是指此，他们想要在经典里将圣学挖掘出来。宋学是宋明理学的泛称，广义的理学包括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以重新阐释儒家经典为目的，将圣学按自己的意图阐释出来。以现代学术观之，汉学者更多地被归入学者行列，而宋学者是归入思想家之列。胡直所谓的汉、宋与清代的汉、宋有所区别，他更多地是将朱子的索物穷理、理在物而非人的主张与阳明后学的重内轻外、内外二分之现象作比较，即二者都有其不足，所以他想“融汉宋于一冶”对其进行调和，以求通圣人之道。于是胡直对博文约礼给予了新解。弟子一问博文约礼，胡直曰：文者，学之事也。至不一者也，故称博。莫非文也，则莫不有吾心不可损益之灵则以行乎其间者，礼是已。礼，至一者也，故称约。苟不约礼，则文失其则，虽博而非学矣。子知约之为博也，而后知孔门博学旨归也，此不可不辨也。弟子二问博文约礼，胡直曰：孔子教颜子若曰：夫今为学，不必求之高坚前后也，但日用事物变化云为，皆吾心之文也，而学之事在焉。事，至不一者也，故曰博文。是文也孰宰之哉？莫非文也，莫不有吾心不可损益之灵则以宰乎其间者，礼是也，而学之功在焉。功，至一者也，故曰约礼。有是文则有是礼，非文外而礼内也。博之文必约之礼，非博先而后约也，故博文为约礼之事，约礼为博文之功。综合可知，胡直所谓的博文是指“学之事至不一者也”。此学非博物之学，非高坚前后之学，而是日用事物，即是日常酬应，洒扫应对皆是学。学就是学心中的文。然而，仅有文还不行，必须同时要有礼对其约束。礼是心中的灵则，即是天则，它是文的主宰，博文必须要约礼。这正是他对朱学和王学各自弊端的补救。张宇，等：博文约礼：论胡直对理学与心学的调和哲学这里所谓的文（学），其实就是指儒家的礼学。礼学诞生的土壤是西周的宗法社会，礼学是为宗法政治服务的，其对不同层级的人进行规范与约束，强调等级之差，这样就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当然，礼学也包含着贵族君子的修身之学。孔子想要恢复的周公之学，就是宗法礼乐制度。如孔子述仁就是“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颜渊篇第十二），“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篇第十三）等等。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制的社会土壤渐渐发生了变化，诸侯的封邦建国制度逐渐瓦解，至秦汉时，则逐渐演变成中央集权制度。然而，由于历史的惯性，加之儒家之学的温情脉脉，历代统治者都会用儒学来统治社会，因此，它亦对之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理学家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儒家的世俗生活方式寻找到一个终极真理。礼本来是一种道德规范的外在约束，却被后世的理学家上升到了天理不容质疑的高度。程朱理学将理客观外在化，阳明心学将理纳入内心，称其为良知。然而，将规则纳入内心就会出现一个潜在问题，即每个人对良知的理解不同，内心都是主观的，无客观的评价机制，在行良知的过程中自然会出现偏差。有的人只是沉浸在良知的体悟中，思考通过何种功夫去验证良知本体的存在，将心学变成了修心养性之学，而忽略了生活实践，严重者成为顾炎武所谓的：“以 明 心 见 性 之 空 言，代 修 己 治 人 之 实学。”更恶劣的是有的人会任气机为良知，做一些违背社会伦理的事。胡直在此基础上，将天则，也就是博文约礼的礼纳入到心中来，“礼也者，理也，灵则著也”，将儒家的仁学等同于天则，天则的自然流露就是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胡直认为符合天则的行为就是博文，博文非是博于物，只要是符合儒家道德伦理的日常应酬都可以称为博文，这样就将日常的践履与儒家的五常之性即仁、义、礼、智、信联系了起来。人不必附着在繁琐且沉重的博物上，这样就可以使每个人都能行儒家的仁学，上至天子下至普通的黎民百姓，最理想的状态也就是人人都能学做圣人。另外，这也可以避免部分学人求学过于高深，而忽略其心性修养之流弊。这正是胡直对朱子后学那支离琐碎的博物之学的矫正。胡直认为博文就是天则的自然流露，就是符合儒家礼的方式，“夫尽视、听、言、动而皆出于灵则”，不符合礼的就是“人心一有昏蔽而灵则忒焉”，非礼就是灵则被遮蔽，不能得理，所以要非礼勿视、听、言、动。他将日用酬应与天则联系起来，其优点是为学“不必测度于渺茫”，这样用功就不会沦入空虚高渺。实际上，重功夫正是江右王门的一大特点，此派“是以注重功夫为特色。他们对浙中王门以及泰州等学派批评指责的根本之点，也即功夫问题”。胡直亦反对将博文约礼进行二分，他认为博文与约礼无内外之分，无先后之分，他认为先儒“言内外先后者固非，而近儒涉于重内轻外者亦未尽”，双方都是不妥的，真实情况是“视听言动不在礼之外，勿非礼不在视听言动之后”。博文约礼是一体两面，是一非二，“博文为约礼之事，约礼为博文之功”。功夫与践履同时双向发力，这是他对朱、王之学的调和。他尤其重视行，“不躬行而云真知者，岂不误哉。”他说学问要立真志，只要是立真志，则必然会行，如去长安，须是动步前行，“以日计里”，才是真的去长安，而非思索着去长安，人却在家中，且无行期上的安排，无实际行动就不是立真志。他解释孔子十五岁立志为学，就是“以愤忘食、乐忘忧为功”，非是“以意之向慕为志”。观胡直为官经历，可知他是一个为学立真志的人，他亦将所学用于社会实践。无论在社会治理上，亦是军事上，他都有所成就。他夜出奇兵，平定麻阳内讧，为治区引水灌溉，所管辖地区无白莲教信徒等等。在 上陈抚院论倭寇 一文中，针对倭寇，他所提之建议亦并非书生之见，对现实颇有参考意义。这都是他所学即为所用的体现，所学必须于日常酬应中体现，二者是一体的。结语胡直的博文约礼说既做到了不于物上穷理而失去五常之性，也避免了流于空疏、重内轻外、狂猖恣肆的弊端。这既纠正了朱子后学追求繁琐的穷物，将精力埋首于书籍之弊，也让心学中高蹈空虚之徒有了天则的约束。他是以日常酬应为博文，同时约之以礼，这个礼就是儒家所谓的五常之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卷 期性，即仁、义、礼、智、信，日常酬应和礼是同时发生的，不符合礼的就是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听言动。这样，修养与日用功夫是同时进行的，避免了二分，不会出现重内轻外、重先轻后的现象。胡直调和理学与心学的尝试，为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为明末清初重实践、轻空谈的实学思想转向开了先导，在理学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参考文献 黄宗羲 明儒学案 沈芝盈，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胡直 胡直集 张昭炜，编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杨伯峻 论语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刘元卿 刘元卿集 彭树欣，编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北京：中华书局，朱熹 朱子语类 北京：中华书局，陆九渊 陆九渊集 北京：中华书局，张昭炜 胡庐山博约仁说 中国哲学史，（）嵇文甫 晚明思想史论 北京：东方出版社，顾炎武 日知录集解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 宋明理学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王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