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对苏轼书法艺术的评价.doc

一、明代对宋代书法和苏轼书法艺术的否定与抨击
       朱熹的理学思想和崇尚汉魏古法的书学理论在明代初年正为皇家的政治需要所用。《东书堂集古法帖》中，自晋至元，凡名迹皆广收罗，独独宋人书法之代表苏黄米蔡皆弃之，宋代书法仅收入苏易简摹《兰亭序》一件。
       对宋人尚意书风的遏制，及对元代赵孟頫书法的推重。一方面使得元末以来崇拜赵孟頫的书法风气，不仅未像元代文人画风那样因朝廷推重宋院体画而受到重创，反 而得以发展，使赵孟頫书法在整个时代都占据着上风；另一方面，由于反对宋人崇尚意趣的书法观，使书法的发展走上少意味、重功利的方向．明初台阁体书法的滋 长，有着程、朱理学的因素。
       在明代，对苏轼书法艺术的贬低，以项穆、谢肇涮为最。董其昌则持扬米(芾)抑苏(轼)的观点。但对苏轼的某些具体作品，董其昌十分赞赏。但他似乎更喜欢米芾。
       项穆(公元1596年前后在世)。在《书法雅言》中云：“逸少一出，会通古今，书法集成，模楷大定。自是而下，优劣互差。……蔡襄得其密厚之貌，庭坚得其提衄之法，赵孟頫其温雅之态，然蔡过乎模重，赵专乎妍媚，鲁直虽知执笔，而伸脚挂手，体格扫地矣。苏轼独宗颜、李，米芾复兼褚、张．苏似肥艳美婢，抬作夫人，举止邪陋而大足，当令掩口。米若风流公子，染患痈疣，驰马试剑而叫笑，旁若无人。数君之外，无暇详论也。择长而师之，所短而改之，在临池之士玄鉴之精尔．”
       这段话里对苏、黄、米的排斥是显而易见的，所用比喻更令人觉得色彩浓艳、夸张。但项穆也非一味捧斥，“数君之外，无暇详论也”指明苏、黄、米毕竟能够进入其评论视野之中。在书中他还说：“苏、米之迹，世争I晦摹，予独哂为效颦者，岂妄言无谓哉l苏之点画雄劲，米之气势超动，是其长也．苏之浓耸棱侧，米之猛放骄淫，是其短也。皆缘天资虽胜，学力乃疏，手不从心，藉此掩丑．”项穆还是看到了苏、米的长处。而且认为朱熹所谓“字被苏、黄写坏，并笔法悉绝之言，两语皆刻矣．数公亦有笔法，不尽写坏，体格多有逾越，盖其学力未能入室之故也。”指出苏、黄也有笔法，但“逾越”了，功夫还是不到家．
       项穆论书同朱熹相近，是从儒家观念出发的，自始至终围绕“中和”二字论书，他称：“评鉴书迹。要诀何存?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以此标准，尚意书法 的创新元素，自然会被看作异端，看作“逾越”，看作“超规越矩”：“人由心正，书由笔正，即诗云思无邪，札云毋不敬。书法大旨，一语括之矣．尝见古迹，聊 指前人，世不俱闻，略焉弗举。如桓温之豪悍，王敦之扬厉，安石之蹑率，跋扈刚愎之情，自露于毫楮间也．他如李邕之挺竦，苏轼之肥欹，米芾之努肆，亦非纯粹贞良之士，不过啸傲风骚之流尔。”以此标准，项穆认为：“君谟之书，宋代巨擘，苏、黄与米，资近大家，学入傍流，非君谟可同语也．”他推重蔡襄，当然是在宋“四家”范围内。
       项穆主张，如要学米，需。先柳入欧，由欧趋虞。白虞入褚．……十年之后，方以元章参看，庶知其短而取其长矣．”
       项穆贬低宋书，是“事出有因”的，如他自己所说：“自祝、文绝世以后，南北王、马乱真，迩年以来，竞仿苏米．王、马疏浅俗怪，易知其非；苏、米激厉矜夸，罕悟其失。斯风一倡，靡不可追。攻乎异端，害则滋甚。……子舆距扬、墨于昔，予则放苏、米于今．”
       从上面的话里，也可看出明代学苏米者大有其人．
       谢肇涮与董其昌一样在宋人中推重米芾．
       元章书才、书学，兼而有之，非苏黄二公可望也．苏公字如堆泥，其重处不能自举．黄尤杜撰，撑手拄脚，放而不收，往而不返，近于诗家之钉铰、打油矣．盖二公于书学原不深，性又不耐烦，信手涂出，便谓自成一家．盖世之效颦，琵于自轰一家者多矣．
——谢肇涮(约1607年前后在世)《五杂俎》卷七
       在此，谢肇澍对苏黄之书大加否定，言苏字如“堆泥”，黄字更不堪，不知“收”，“返”．
       幸子厚日临《兰亭》一过，苏子瞻哂之，谓从门入者终非家珍．然古人学书者，未有不从九入，人非生之，岂能师心白甩，暗舍古人哉!但既入门之后，须参以变化耳．苏公一生病痛，齐致生此．
——谢肇涮《五杂俎》卷七
       第一段话是拿苏轼、黄庭坚与米芾作比较．米芾书法成就的确很高。苏轼评其书：“风樯阵马，沉著痛快”．黄庭坚评其书：“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一．第二段话讲苏轼临池不够、书论观点错误。
       米芾(公元105l一1107年)曾对唐人书法下过功夫，不以为满足，又越唐追晋．他对唐人书多有微词。常口吐狂言，视颜、柳书为“丑怪恶札之祖。”欧、虞之书：“古法亡矣”。张妲书是“变乱古法”。怀素书是“仅趋乎淡为盲医。”他对张旭、怀素书法的评价与苏轼惊人的一致．在书法上，苏东坡以自己多年的学书经验，引导米芾学书应摆脱唐法，以晋人为尚方是。米芾采其意见，弃唐入晋，体会晋书之高雅气韵，进而钻研之，成为研究晋书的专家，对其日后书法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米苏二人相差十五岁之多，但基于二人对文学与艺术的共同喜好，竟能成为相知相惜的忘年之交。
       应该说米芾在书法上比较专攻，较之苏轼用力更多，后世学米者甚夥。他们同为宋代尚意书法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也不能说苏轼于书学研究不深，于书法是胡乱涂鸦，一堆烂泥。
       苏东坡的艺术价值取向与创作心态是和积学深至、不断实践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书法实践与书法理论相辅相长．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强烈的变革求新思想．他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苏氏的创新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强调法度又敢于和善于超越。苏东 坡在学习传统方面下过很大功夫．黄庭坚说：“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鲁公、杨风 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数百年后，必有知余此论者。”苏东坡从传统中广泛吸收营养，苏东坡书法中的许多特点都可以在前辈书家中找到根据。然而苏东坡高人之处在于他能食古而化，知法而变，勇于和善于创新，终于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他学古人轻形求意，明确提出；“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书初无意于佳乃佳．”极力称扬尚意书风。对尚意书风的追求必然是不计工拙，自然天成，“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正如欧阳修因为撰修《集古录》，获得了成为书家的有利条件(他说：“余初不识书，因集古著录，所阅既多，遂稍识之，……”)一样，苏轼在学书过程中，也曾经历了临摹过 程，他曾为黄庭坚临写过多幅颜真卿的字帖．黄庭坚云：“余极喜颜鲁公书，时时意想为之，笔下似有风气，然不逮子瞻甚远．子瞻昨为余临写鲁公十数纸。乃入人 家子孙，虽老少不类，皆有祖父气骨。……”“又(子瞻)尝为余临《与蔡明远委屈》、《蔡兄濠州刺史》、《侄季明文》、《记军容坐次帖》、《乞脯天气殊未佳 帖》，皆逼真也。“苏轼亲自“操刀”，为黄庭坚临摹示范。
       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这是苏轼诗《题二王书》．古人论学书，讲。质、知、力”。质为天资，知是学养，力指功夫，其中只有学养和功夫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获得。人只有在学养和功夫上努力，才能获得书法艺术成就．这一点苏轼是很明白的．
       可以认为苏轼之所以笑章子厚，并非是笑他每日临习《兰亭序》本身，而是他认为书法要有创新和自家风貌，不能食古不化，拘泥成法，循规蹈矩．
       总之，谢肇涮的一些言论不无道理，但稍显偏颇．再如他说：“书名须藉人品，而名盖一代者，以其人也．不然，彼曹操、许敬宗、蔡京、章停皆工书者也，而今安在哉!”他把人品问题看得过重，把人品、官德、书品混为一谈了．
       东坡书笔俱重落，来襄阳谓之画字，此言有信笔处耳．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论用笔》。
    吾尝评米书，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东坡之上．
    米颠书自率更得之，晚年一变，有冰寒于水之奇．
    自唐以来，未有能过元幸书者，虽赵文教亦于元章叹服日：“今人去古远矣．”今海内能为襄阳书者绝少．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书法》
    从纯粹书法艺术(不论文坛的综合地位)的角度来讲，董其昌的说法具有一定道理．米芾在书法上的专攻可能胜于苏轼．他们所走的艺术道路有些不同，苏轼倾向于“顿悟”，更强调“无意”、“意造”；米芾则是“积古出新”，与苏轼比较，更是渐惨得来的功夫，更是专攻结出的硕果．
    董其昌还在《画禅室随笔》中说：“东坡书有病笔，唐人无此．”米襄阳谓之画字，此言有信笔处耳．”苏轼书法信笔之处是偶或有之的．
二、明人对苏轼书法艺术的肯定与追慕
(一)明代“苏体”的追随者们
    明代中期以后人们又开始向宋人学习．台阁体只能把书法艺术逼入死胡同，使书法失去艺术情趣和个人风格，不能称之为“书法”．明中期以后人们开始了反思，开始了对宋代书法的再认识和再学习。例如：
    吴宽(1435一1504)的书法传世作品主要为楷行．学苏东坡，似苏字以外一步不窥。王鏊曾《震泽集》云：。宽作书姿润中时出奇崛，虽规模于苏，而多所自得。”这种自得，虽然在外观上未脱去苏子面目，然而他以一种肥厚有重量感的书法，异于苏州 一带书家追求秀丽的常貌，也明显地远离了明初以来染于元人书法的一般面貌。他的书法与沈周一样，有直接单纯只学宋人一家之特点，欲超越宋人是困难的。需要 指出的是，吴宽虽学书东坡，但其书学观尚在程、朱理学的笼罩之中，其《题宋四家书》跋云：“朱文公论当时名书，独推君谟书有典型，而谓黄，米书有欹倾狂怪 之势。故世俗甲乙日苏，黄、米、蔡者，非公论也．沈启南得此四家书列之，深合文公之意，遂定日；蔡、苏，黄、米。”。吴宽引述了朱熹、沈周的观点，语气中透出认同．这种认识似乎与他本人学苏、黄、沈周相悖。……所以吴宽的书法认识尚为时代所局限．但他与沈周的书法面貌都直接宋人，其实践确为当时书坛吹入了一股清新之风。
    陈继儒(1558-1639)于书法主攻苏、米，尤喜苏东坡，于苏书虽断简残碑，必极力搜集，并手摹勒石，刻为《晚香堂帖》二十八卷，是历史上苏帖的重要资料。
    徐渭(1521-1593)对于宋人的书法，有他独到的爱好，他认为米芾书“潇散爽逸”，“一种出尘，人所难及，但有生熟，差不及黄(黄山谷)之匀耳．”……他评苏东坡云：“苏长公书，专以老朴胜，不以其人之潇洒，何耶?”关于媚，徐渭在论书中多次提到，对“媚”的认识亦颇有独到处，他认为，“媚者”“姿态”也，“锋太藏则媚隐，太正则媚藏而不悦，故大苏(苏东坡)宽之以侧笔取妍”。
    如果说吴宽书法一生胎息于宋人苏东坡，那么沈周则专法黄庭坚，为明代中期打破程、朱理学的束缚，重新向宋人学习开辟了新径。
    明代在实践中向苏轼学习的还有祝允明(1460—1526)文征明(1470-1559)倪云璐(1593—1644)、吴历(1632一1718)等。
(二)“宋四家”及其捧名
    “宋四家”中谁居其首?历代书家评论不一．明盛时泰在《苍润轩碑跋》中说：“宋世称能书者，四家独盛。然四家之中，苏蕴藉，黄流丽，米峭拔，皆令人敛衽，而蔡公又独以浑厚居其上．”这是尊蔡者的言论；有贬蔡者，则云，蔡襄本来就是凑数的，本来应该是蔡京，因为他是奸臣才被拿下．
    杨加深《北宋“书法四大家”的组成及排序问题考》一文认为：就“苏黄米蔡”的排序来说，除苏黄米蔡的传统捧序外，还有五种说法．即1.主蔡苏黄米说，代表人物有明人徐灼卿清代的钱泳。徐焰蜕：“宋初善书者四家，日苏黄米蔡，愚窃以为蔡当居三公以上．”钱泳说：“今之学书者，自当以唐碑为宗。唐人门类多，短长、肥瘦各臻妙镜；宋人门类少，蔡苏米黄俱有毛疵。学者不可不知也。”2．主蔡苏米黄说，以明人沈周为代表．3．主蔡黄米苏说，以清人杨宾为代表。他说：“余则以为苏冠于黄米之前，亦未允当，遂于《书要》更定之日：蔡黄米苏．”4．主米苏黄蔡说，以明人祝允明为代表。《祝枝山集》云：“南宫、眉山、豫章、蒲阳擅声宗室，近时学者，寡师王氏宗祖，必先事四家．”5．主苏蔡米黄说，代表人物不详。元人宇文谅云：“先朝评书者，称苏子瞻、蔡君谟、黄鲁直、米元章为四家，并驰海内，纵横于夷岛之间，只字片楮不可得……京北宇文谅。”
    以上为诸家对宋四家人员组成及排序的看法，问题集中到三点上：一是蔡为何人；二是“苏黄米薛”和“蔡薛米黄”的冲突；三是苏黄米蔡四人的座次。杨加深分析研究认为，蔡为蔡襄，四人排序应为“苏黄米蔡”。
    综合诸种情况审视。苏轼应居首位。这里主要申说一点，即苏轼对宋代书风的创造与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碑学方面，由于他的倡导，宋代碑刻形成了异于唐代的新风貌，擅为碑者有宋一代苏东坡乃一大家。王世贞评苏书《醉翁亭记》，结法道美，气韵生动，极有旭素屋漏痕之意。赵孟頫谓《醉翁》、《丰乐》二亭记“绵里裹铁”。在帖学方面，苏轼开创了宋代行草的独特风格。在理论上，由于他的寓意说的影响，尚意的观念渗入书家之心，成为创作思想上的一种指向。在社会上，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与感召力，其书艺特色，书学思想影响到一大批人，影响到一代书风。在书学理论方面，苏轼也有独到之处，冯班认为：“东坡谈书皆笃论，过于黄、米。米老喜作快口语，不知者执之，多为所误．山谷只自言其所得耳。”笔者认为，苏轼的书学理论确有开风气和高标独立之处。
    这是从艺术水平因素作为依据。参照非艺术水平因素，苏轼艺术全才和文坛领袖的声誉，在宋四家中也会荣登榜首．这个参照因素，有时作用巨大。
(三)“态浓意淡”及其他
    明人对苏轼书法艺术持褒扬态度的为数仍然不少。对于苏轼墨浓而态肥一点进行辨析和反证的，如：
    前辈尝评东坡乏书云温润丰腴，如绵中裹铁，现此信然．学之者，宁可失其绵要得其铁乃可耳．
——张弼固跋苏轼《答钱穆父诗帖》
    苏轼书法刚健婀娜，绵中裹铁。刚健指刚直骨气，婀娜指跌宕风采。初学者应从骨力入手，不可过早仿其丰姿。
    世传苏文忠喜墨书，至有“墨猪”之诮．而此实用淡墨，盖一时革草弄笔，而后世遂宝以为奇玩．……
——文征明(1470—1559)《甫田集》卷二十一
    苏东坡偶用淡墨，让人惊奇．
    赵松雪云：“古人作字多不用浓墨，太浓则失笔意。”然羲之书，墨尝积三分，何也?东坡真迹，墨如漆，隐起楮素之上．山谷齐谓其用墨太丰，而风韵有余．然则松雪所云特楷书耳，行书则不然．
——李日华(1565一1635)《六研斋笔记》卷四
    李日华认为行书是可以墨浓一点的。墨浓而风韵不减。
    王世贞(1526-1590)在《艺苑卮言》中评宋人书：苏文忠正，行出入徐浩，李戡。擘窠大书源自鲁公而微欹，近《碑侧记》，行草稍自解构，虽有墨猪之诮，最为淳古．王世贞不仅重古法，也同样重视书法的意趣．
    坡公书内丰而骨劲，态浓而意淡，藏巧于拙，特为秀伟．公诗有云：“守骏莫如跋．”盖言其所自得于书者如此．此卷为北归时答谢书．予所见公遗迹，独鬈楚讼帖》用笔与此相类．彼似少纵，而此则稳重，皆可想见纯棉裹铁也．……
——娄坚(1567一1631)。《学古序言》卷二十三
    绵中裹铁是苏轼自己的书法艺术追求，娄坚认为苏轼达到了这样的效果。董其昌评价《新岁未获展庆帖》《人来得书帖》云；“东坡真迹余所见无虑数十卷，皆宋人双钩廓填；坡书本浓，既经填墨益不免墨猪之论，惟此二帖则杜老所谓：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也。”
    张孝思评价《洞庭春色赋》和《中山松醪赋》云：“此二赋经营下笔，结构严整，郁屈瑰丽之气，回翔顿挫之姿，真如狮蹲虎踞。”王世贞云：“此不惟以古雅胜，且姿态百出，而结构紧密，无一笔失操纵，当是眉山最上乘。观者毋以墨猪讥之可也。”张王二人评点甚当。
    李日华比较薛绍彭。与苏轼书法说：
    薛绍彭书法从《兰亭》秀整绵密中入，譬之道脉，则中行之士也．而变化雄杰之气笼少，是以不能不逊苏，米．现其监太清宫，见二苏上清词，悦之，不自挥翰，盛求坡书以入石，则其服膺眉山深矣!……
——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卷一
600)makesmallpic(this,600,1800);" height=114>
600)makesmallpic(this,600,1800);" height=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