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若干问题考辨_王建国.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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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3 年第 2 期遵义会议若干问题考辨王建国提要:遵义会议包括政治局会议和扩大会议。政治局会议就第五次反“围剿”形成初步结论,扩大会议就新根据地选址进行讨论,并“完成了自己的决议”。邓小平出席了扩大会议,却未能留下相应记录。为落实遵义会议精神,书记处统一起草传达提纲。为赢得共产国际的认可,陈云认真起草(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作为专题汇报提纲。陈云之所以称洛甫“负总的责任”,是因为共产国际章程 规定各国共产党无权更换领导人。陈云的汇报赢得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集体调整的认可,遵义会议的“合法性”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关键词:遵义会议;若干问题;手稿;汇报提纲DOI:10 16623/j cnki
2、36 1341/c 2023 02 007作者简介:王建国,男,陆军工程大学政治工作系教授。(江苏南京210007)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红军长征报道文献整理与研究”(20BZS075);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红军长征报道与中共媒体形象研究”(16LSA001)“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因为遵义会议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极其重
3、要,学术界才会一直聚焦遵义会议的研究,涌现出一批以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 为代表的力作。在学习决议的过程中,笔者对有关遵义会议的几个问题反复推敲,本文就自己思考所得和同行诸贤进行交流。一、遵义会议应该包括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要深入研究遵义会议,首先需要弄清会议召开的时间。调查报告 依据1935 年1 月7 日09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6 页。遵义会议若干问题考辨23 时电报中“总司令部决九时移至遵义城”和朱德 8 日电报中“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得出“在此之前是不可能召开遵义会议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
4、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应为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并提供了有力证据。其一,“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中央以恩来 的名义发出电报通知: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这是目前找到的唯一正式通知。”其二,“陈云同志手稿中说:遵义政治局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会议从开幕的一月十五日起,经过三天,决议通过的日期应为十七日。”其三,伍云甫日记:“一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其四,1517 日军委和与会军团领导人无电报联系。因为证据过硬,考证结果迅速为学术界所接受。吕黎平对调查报告 提出异议:“强渡乌江后,党中央、中革军委领导同志就决定率领总司令部随该师跟进,没
5、有同军委纵队一道行军。军委电报中说的总司令部决 9 时移至遵义城 而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正好说明当时的实际情况1 月 9 日前不可能开会的结论是建立在毛泽东等随军委纵队行动的假设上的,与事实不符。”李聚奎为吕黎平提供了佐证:“由黎平向剑河前进的路上。有一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记得还有王稼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来到我们师部。”更有力的证据是,猴场会议明文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由此看来,调查报告 关于 9 日前政治局成员不可能集中开会的主要依据并不成立。吕黎平进一步质疑:“他(周恩来)不大可能以个人的名义给李卓然、刘少
6、奇发报,要他们参加政治局会议。一般都应以博古的名义或中央的名义发报。”可李卓然坚持:“接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发来的电报,要我迅速赶到遵义城去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如果说李卓然可能受到调查报告 影响的话,凯丰 1954 年 6 月 25 日信件则无可挑剔:“周副主席电知我、蔡树藩、罗炳辉,15 日在遵义开政治局会议,务须 14 日赶到开了三天会”凯丰信件远早于调查报告,且调查报告 发表时凯丰早已过世,不可能受到调查报告的影响。凯丰信件弥足珍贵,一来说明确实是周恩来通知开会,二来说明开会的时间是 15 日至 17 日。不过,调查报告 未能收集到这一有力证据。尽管如此,吕黎平还是难以推翻调查报告 关于会
7、议召开日期是 1517 日的结论。不过,调查报告 存在难以解释的问题。其一,调查报告 最初写道:“至于遵义会议决议上为什么标明该决议是在一月八日通过的,现在尚未查清。”接着进行如下推测:“决议由19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4 年 9 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24126 页。吕黎平: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7 页。李聚奎:遵义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3),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150 页。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
8、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猴场会议)(1935 年 1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4 页。吕黎平: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第 108109 页。李卓然:难忘的遵义会议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3),第 1099 页。凯丰:给尹敬达的信(1954 年 6 月 25 日),王云丽编:遵义会议参加者谈遵义会议,白山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89 页。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4 年 9 月),遵义会议文献,第 126 页。2023 年第 2 期洛甫写成文字是在会议之后了。当时戎马倥偬,事后标错日期是
9、可能的。”大概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张闻天做事十分细心。正式发表时改为:“当时戎马倥偬,事后刻印文件时抄错日期而没有引起注意是可能的(17 和八的旧体字形相近)。”据总部机要员回忆,“遵义会议的决议是机要科组织刻印的。”机要工作的基本要求就是细心,机要员更不可能将位于文件开头的日期抄错。至于因“17 和八的旧体字形相似”就将“17”写成“八”,“正确”的写法岂不成了“一月 17 日”?其二,毛泽东亲笔写道:“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第一次攻打娄山关是 1935 年 1 月 9 日,毛泽东的“差错”该如何解释?同样,如果说政治局扩大会议在 79 日召开,除无法解释会
10、议中途“通过”决议外,伍云甫日记中的“一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又该如何解释?由此可见,两种观点实际上都难以自圆其说。经过仔细比对,笔者在陈云手稿中找到了重要线索。手稿原本写道:“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在收入遵义会议文献,被修改为:“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陈云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怎么可能不知道“作出决议”比“完成决议”规范?再说,周恩来强调:“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可陈云手稿却这样记录会议进程:“(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
11、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杨尚昆写道:“首先讨论是否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在军事形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为什么首先讨论根据地选址而不是总结经验教训?合理的解释是,此前已经对经验教训进行过相当充分的讨论并已达成基本共识。陈云手稿中“完成了自己的决议”,应该是指在前一次会议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决议。79 日中革军委与各军团主官还有电报往来。这足以证明当时不可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却不能排除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可能。按照正常流程,也应该是先开政治局会议,然后开扩大会议。杨尚昆曾经“提议在遵义会议前先开中央会议,再开扩大会。”?10博古侄儿秦福铨写道:“第一天参加开会的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共产国际
12、军事顾问第二天的会议应毛泽东的提议,吸收了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参加,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29?10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3 年 3 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6),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9 页。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4 年 9 月),遵义会议文献,第 126 页。访问李质忠同志记录(1984 年 11 月 12 日),中共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过扎西暨扎西会议资料(选编),内部发行,2006 年版,第 109 页。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 的
13、写作背景(1962 年 5 月),遵义会议纪念馆编:中央红军娄山关之战,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第 43 页。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中共党史资料(6),第 1 页。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 年 2 月或 3 月),遵义会议文献,第 3435 页。周恩来:党的历史的教训(1972 年 6 月 10 日),遵义会议文献,第 67 页。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中共党史资料(6),第 1 页。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8 页。答复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信(1983 年 7 月 13 日),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
14、,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48 页。遵义会议若干问题考辨扩大会议”。吕黎平写道:“1 月 15 日又召集各军团首长再次开会,研究讨论过长江的具体行动路线。”虽然说法不同,但都强调举行过两次不同性质会议。基于上述,笔者推断: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等人 7 日进入遵义,并在当晚至8 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初步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并基本形成共识。这应该是将遵义会议决议时间标注为 1 月 8 日的原因,也可以解释毛泽东为什么会说“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1517 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一天在 8 日政治局会议初步“决议”的基础上“完成了自己的决议”。这
15、应该是遵义会议决议形成的时间有 1 月 8 日和 1 月 17日两种说法的由来。由此断定,遵义会议实际上包括 78 日政治局会议和 1517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二、陈云手稿列举的遵义会议参加者名单并不完整陈云手稿写道:“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以此为依据,调查报告 没有将董振堂列入与会者名单。费侃如坚持董振堂曾经与会,主要依据是 1972 年 11 月采访李卓然的记录。李卓然告诉来访者:“会上我们军团是董振堂发的言。”费侃如提供的另一个依据是杨尚昆1957 年3月的谈话:“董振堂从
16、头到尾没有参加,临到会将结束时才到一下。”这段记录存在误笔,应该是“没有从头到尾参加,只是临到会将结束时才到一下”。值得注意的是,陈云这样说:“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参加了会议,我的印象是很深的。董振堂、李卓然我接触的时间短,印象就少些。”可见,陈云也认为董振堂参加了会议。依据陈云、杨尚昆的回忆,结合李卓然早期回忆,基本可以断定董振堂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只不过时间很短。费侃如认为,陈云手稿没有提及董振堂与会,应该与共产国际 1936 年 12 月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的“不应该靠吸收军阀入党来发展党”有关。这种说法不能成立。因为陈云手稿形成于 1935 年 10 月前后,不可能受到后来指示
17、的影响。也许是因为印象不深,也许考虑原本是国民党将领的董振堂容易引起异议,陈云才没有将他列入出席人员名单(手稿是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提纲而不是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陈云手稿没有提及罗炳辉、蔡树藩与会。后来,陈云还特地提及:“九军团是罗炳辉,记得没有参加。”凯丰在 1954 年 6 月 25 日信中写道:“周副主席电知我、蔡树藩、罗炳辉,15 日在39秦福铨:博古和毛泽东 及中华苏维埃的领袖们,大风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6 页。吕黎平:在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第 106 页。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 年 2 月或 3 月),遵义会议文献,第 34 页。费侃如:遵义
18、会议研究论稿,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85 页。费侃如:遵义会议研究论稿,第 85 页。陈云:回忆长征前后(1977 年 8 月 23 日),遵义会议参加者谈遵义会议,第 62 页。费侃如:遵义会议研究论稿,第 86 页。陈云:回忆长征前后(1977 年 8 月 23 日),遵义会议参加者谈遵义会议,第 62 页。2023 年第 2 期遵义开政治局会议,务须 14 日赶到。当时,我九军团担负长征主力部队后卫任务,在军情瞬息万变紧急情况下,为确保遵义主力安全计,树藩、炳辉留下,着尹自勇同志随我赴遵义开会。”这又印证了陈云在手稿中的说法。由此看来,罗炳辉、蔡树藩参加遵义会议的可能性可以
19、排除。可是,彭寿生写道:“上级命令红九军团就地休整,紧急通知罗军团长和蔡政委到遵义城开会。”赵镕日记写道:“等候罗军团长、蔡树藩政委从遵义开会回来。”按照这些资料,罗炳辉、蔡树藩应该出席了会议。仔细推敲,彭寿生、赵镕只是知情者,而凯丰是当事人。赵镕日记的内容大多是“听说”,彭寿生的叙述是几十年后的回忆。相对而言,凯丰的说法比较可靠。杨尚昆强调:“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总理这么一讲,我也想起来了,还记得他当时坐的位置。”李一氓强调:“打进遵义城,我和邓小平同志住在一个屋小平同志是作为工作人员参加大会的,是会议记录。”在列举了参加者名单后,陈云强调:“我估计此外没有其他人参加
20、了。那时开会好像没有人记录,中央开会是不搞记录的。”鉴于陈云的身份,他的说法值得高度重视。邓小平究竟有没有与会?有些细节倒可以说明问题。1958 年 11 月 3 日,“走进开会房间,邓小平同志肯定的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我就坐在那里。”1965 年 11 月 21 日,“邓小平站在会议室里对李富春说:开会的这间屋子,当时好像没有这么大,人坐得满满的。李富春没有回答,似在斟酌。”在场的田兴咏这样说明:“遵义会议会议室在 1964 年大维修时,会议室稍有扩大。”如果不是对会场相当熟悉,不可能察觉到“会议室稍有扩大”。由此断定,邓小平曾经参加遵义会议确凿无疑。要弄清邓小平没有出现
21、在与会者名单中的原因,首先需要弄清楚邓小平的任职情况。邓蓉写道:“1935 年 1 月初,父亲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并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开始有了发言权后,在他的影响下,中央任命了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邓朴方强调:“邓颖超大姐出面证实,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黎平,她将中央秘书长一职交与小平同志。”?10可是,当时中共中央并没有“中央秘书长”一职。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写道:“秘书处(1931 2)秘书长余泽鸿(1931 2)。”?11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 写道:“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长邓湘君秘书刘少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罗迈)49?10?11凯丰:给尹敬
22、达的信(1954 年 6 月 25 日),遵义会议参加者谈遵义会议,第 89 页。彭寿生:湄潭整训,彭寿生等:红九军团在长征中,江西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0 页。中共宾川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赵镕文集,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67 页。费侃如:邓小平与遵义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遵义市委员会宣教文卫委员会编:小平同志在遵义,内部发行,1998 年版,第 13 页。周国珍:遵义会议期间邓小平住老碓窝井九号 ,小平同志在遵义,第 47 页。陈云:回忆长征前后(1977 年 8 月 23 日),遵义会议参加者谈遵义会议,第 62 页。肖明:邓小平同志在遵义 ,小平同志在遵义
23、,第 209210 页。田兴咏:遵义会议纪念馆接待手记,遵义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2014 年版,第 3435 页。邓蓉: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年版,第 349 页。田兴咏:遵义会议纪念馆接待手记,第 196 页。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第 2 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84 页。遵义会议若干问题考辨秘书长邓颖超(女)”。邓颖超是中组部秘书长,邓小平显然不可能从她手中接任中央秘书长。关于邓小平的职务,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写道:“秘书处(1935 112)秘书长(邓小平(1935 1)。”由此断
24、定,邓小平担任的“中央秘书长”实际上是“中央秘书处秘书长”,与现在的中央秘书长有很大区别。陈云向共产国际介绍的与会者都是政治局成员和军团首长以上级别的军队领导人。正因为如此,陈云没有将邓小平列入与会者名单。邓榕写道:“我问过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父亲用他那一贯的简明方式回答我:跟到走!父亲讲的倒是大实话。长征开始,他那顶右倾错误 的帽子还没有摘,后来又没有任军事要职。”由此看来,李一氓所说“小平同志是作为工作人员参加大会的”比较可靠。出席遵义会议而没有列入与会者名单的不止邓小平一人。其中,李德、伍修权早已得到公认。伍修权属于工作人员,没有列入应属正常。没有提及作为批判对象的李德,
25、应该是为了避免共产国际“难堪”。凯丰在 1954 年 6 月 25 日的信件中写道:“尹自勇同志随我赴遵义开会。我是九军团中央代表,自勇同志是九军团党委委员。14 日傍晚,我和自勇同志到达遵义城。”凯丰特地强调:“我至今记得最清楚的,自勇同志批评我在遵义会上没有拥护主席,是批得对的,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忆之犹昨。”尹自勇是九军团党委委员(存疑,因为这一时期红军已经取消了党委制),但没有达到军团首长的级别,因而也没有将他列入与会者名单。参加会议的还有鲜为人知的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刘少文。刘少文 1954 年自传 写道:“在遵义会议时曾担任秘书工作”1968 年自传 写道:“遵义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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