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礼学的体系建构与思想创造.pdf

2 0 2 3年7月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 u l.2 0 2 3 第5 0卷 第4期 J o u r n a l o fH e n a nN o r m a lU n i v e r s i t y(P h i l o s o p h ya n dS o c i a lS c i e n c e s)V o l.5 0N o.4 D O I:1 0.1 6 3 6 6/j.c n k i.1 0 0 0-2 3 5 9.2 0 2 3.0 4.1 2郑玄礼学的体系建构与思想创造张 树 业(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新乡4 5 3 0 0 7)摘 要:郑玄经学体系建构的初衷在于回应汉末经学衰微、百家互起的思想史变局,其重整儒家经学的方式是以礼为本,统贯群经。通过对 周礼 仪礼 礼记 的注解与整合,郑玄创立了“三礼学”,其基本构型特征是以 周礼 为中心而三礼并举,礼学由此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郑玄统合三礼的基本方案是首先以经礼、曲礼之分确定 周礼 仪礼 关系,通过将 周礼 解为“统之于心”的“体”,而将 仪礼 释为“践而行之”的“履”,使礼之制度义与仪式义得以协调。其次是将 礼记 作为礼义诠释文献与 周礼 仪礼 并行。三礼学体系的建立在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关键词:郑玄;经学;三礼学作者简介:张树业(1 9 7 5-),男,河南辉县人,哲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科技与社会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儒家经学与礼学研究。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 2 B Z X 0 3 3);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2 0 0 2 XWH 0 2 7)中图分类号:K 8 9 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0 0 0-2 3 5 9(2 0 2 3)0 4-0 0 7 8-0 7 收稿日期:2 0 2 2-0 7-2 9郑玄是传统经学发展历程中最引人注目的经学大师,然而历代学者对其学术成就和思想面貌的评价却也最为矛盾而多歧。究其原因,在于郑玄并非如传统经学史所描画的那样,唯以明故训、考典章见长,而是通过注经建构起一个独特的经学理论体系,其基础与核心,便是他所创立的三礼之学。一、以礼统经:郑玄经学重整的基本思路与理论目标三礼学是郑玄经学体系建构的起点,但郑玄精研礼学之初衷,并非欲以此专门名家,而是企图以礼为本统合群经,形成一个结构完整、义理贯通的经学体系。这一理论目标的出现,则是源自郑玄对汉末时代课题的敏锐把握和礼学关键意义的深刻理解。(一)汉末思想课题与郑玄经学体系建构之目标汉末最突出的时代理论课题是两汉经学传统走向式微,儒家经学亟待重整以面对百家之学重新兴起的挑战。盖自西汉立经学博士以后,学尚专门,章句日繁。“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弛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至东汉后期,文人学士多厌薄经术,“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汉魏之际,百家之学乘经学式微与时局变乱之势重兴,此由当时老庄玄谈之风、申韩刑名之术的盛行可见一斑。史载袁绍慕郑玄之名,曾强邀其至河北,“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足见当时87郑玄曾被当世之人目为“经神”,魏晋至隋唐,尊郑学者甚至“宁道孔圣误,讳闻郑、服非。”宋代学风丕变,重义理而轻训诂,于是康成卒不免“支离”之诮。清代号称经学复兴,而誉郑玄者则谓其“集汉学之大成”(皮锡瑞),诋之者甚或指其为“汉学之大贼”(李兆洛)。郑玄经学的这一特征如今已逐渐成为学界共识并日益受到关注,可参考乔秀岩 北京读经说记、华喆 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论稿 两书的相关论述。王启发:礼学思想体系探源,中州古籍出版社,2 0 0 5年,第2 4 9页。汉书,中华书局,1 9 6 2年,第1 7 2 3页。后汉书,中华书局,1 9 6 5年,第2 5 4 7页。儒者在所谓豪俊之士眼中多属抱残守缺的孤陋寡闻之徒,而所谓“通人”则多以道德刑名之类诸子学自诩,他们在郑玄面前“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直至康成“依方辩对,咸出问表”,才“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此事虽发生于郑玄晚年,然其风尚之形成当远在此前。这既是两汉经学传统衰微的写照,也对郑玄这样经传博洽的纯儒形成极大的刺激与挑战,使其意识到经学必须革新,方能存续。然而,所谓汉末经学之衰,严格来讲是官方经学之衰。两汉年间,在朝廷以五经博士为主导的重师法、守章句之官方经学系统外,一直存在着一个不守章句而崇尚兼通的民间经学传统,成为推动汉魏之际经学革新的主要力量,郑玄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 戒子益恩书 中坦言自己很早即绝意仕进,自觉承担起经学重整与革新的时代课题,“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由此可见,其经学重整实包含两大理论目标:其一,“述先圣之元意”。经学之发生理由与存在价值,即是传述经书所承载的古先圣哲之理论宗旨。然而经书非一,传衍至汉,不乏古今文字之殊、讹谬错乱之处,更兼言经义则异说纷纭、论礼制则聚讼不已,博士官“守一经”的做法只能导致蔽固狭陋和管窥蠡测。郑玄此言正是针对汉代经学章句繁芜、义理破碎、拘守师法、固执专门之弊而发,要求冲破此前流行的经学模式,不再株守经师博士家法章句,转而直接探求和阐发六经本旨。欲达此目标,就必须整合群经,以“先圣之元意”为本将群经统合为一个有机的文本系统和理论体系。康成解经,极注意于经典本文内部与诸经之间的经义互证,通过以经解经的方式凸显群经义理之呼应与一贯;对于群经异义现象,则尽力设法予以合理解释以期弥合冲突。故郑玄之遍注群经,并非夸耀博学的偶然之举,而是基于慎重考虑和严密规划的经学体系建构行动,意在借此根治汉代经学积弊,挽回其衰颓之势。昔人每赞誉康成经注简妙,以明训诂、通大义为主,不事繁琐章句。实则郑玄经注之精义,不在于文辞之繁简,而在于思理之贯通。其二,“整百家之不齐”。汉末经学所面临的挑战与危局,亦表现为百家之学的冲击。所谓“百家”,有学者认为即指汉代经学内部的家法门户之分,如此则“整百家之不齐”系自经学内部而言,意在消弭汉代分经传授、各守师说造成的学术分裂。此固属经学整顿之课题,却未必切合郑玄立言宗旨。与经学内部的分别家法相比,诸子学之冲击,构成郑玄时代儒家经学所面临的更严峻挑战。郑玄所言“百家”,当意指诸子九流之别而非经学门户之分。先秦诸子学之兴既是“道术为天下裂”“百家往而不反”所致,则基于学术思想之分化而产生的诸子学势必只能“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无法经由自身实现整合。当然,就思想学术之演进而言,“道术”之裂与“百家”之兴固然有其历史意义,但必须看到,与此裂变分化相对,思想学术也始终涵蕴一整合的趋势与需求。汉代经学之产生,即可视为对先秦诸子的一次全面整合。因此,随着汉代经学之衰敝与诸子百家之再兴而来的,自然便是重振经学以整齐百家的呼声。郑玄建构其经学体系的努力,正是缘于对此时代课题之明敏觉察与积极回应。(二)礼之经学意义与郑玄以礼统经的理论体系特色郑玄经学体系建构的核心特质是以礼注经、以礼统经,这已经成为经学史研究者的共识。具体而言,是先将汉代流传的 周礼 仪礼 礼记 三部礼学典籍统贯融合为一全新礼学系统,而后以此为本贯穿群经。这一做法的学理依据及由此实现的思想突破,值得予以关注和讨论。郑玄注经之先后次第,根据郑玄自述和后人考证,大致可以确定为先注“三礼”,而后依次注解 尚书 毛诗 论语 周易。之所以采取这种顺序,当是源于郑玄对礼在经学中关键地位之理解与把握。传统经学中,礼学最为繁难,然亦最为切要。个中缘由正如皮锡瑞所言,“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汪辟疆亦云:“读注疏既久,则知礼为群经关键,此节不打通,则经无由治。”所以如此,乃因华夏上古礼乐文明是六经植根于斯的文化土壤,故礼既为六经之一,又周遍流97 后汉书,中华书局,1 9 6 5年,第1 2 1 1页。严正:郑玄经学思想述评,姜广辉主编 中国经学思想史,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0 3年,第4 7 2-4 7 5页。后汉书,中华书局,1 9 6 5年,第1 2 0 9页。郑玄诸经注解完整保存至今者,唯三礼注与 毛诗笺,清人陈澧已注意到 毛诗笺 以礼说 诗 的特点。华喆通过对2 0世纪出土的唐写本郑玄 论语注 的细致研究,认为“论语 郑注可视为郑玄礼学的延伸”。华喆:礼是郑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 8年,第3 0页。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2 0 1 8年,第2 5 6页。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0 0年,第2 0 9页。布于六经之中而为其本原与旨归所在。若缺乏礼学知识,研读其他经书时不但会由于对其中所涉制度、仪式、名物不知所云而妨碍对文意的理解,更可能因对礼乐文化精神之隔膜而无法真正领会经典的理论主旨。郑玄以礼学为中心的经学体系建构,源于他对礼之于六经的本原与统贯意义的把握。李云光称:“郑氏虽号通儒,而所专精,尤在于礼学;且礼学所关者众,亦惟博学宏通者,始能专精其学也。”可谓的论。正是对礼学的沉潜研讨、深造自得,使郑玄有能力遍注群经,而其注经之始于三礼,亦可称秉要执本,知所先务。以礼注经、以礼统经作为郑玄经学体系的核心建构原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礼是郑玄全部经学体系的核心诠释方案。郑玄认为礼是儒家经典共同关注的基本理论主题,也是经学最终得以统合为一整全系统的精神主线。郑玄这一理解方案的形成,若探究其现实根源,则是由于礼学在汉代经学与政治演变过程中地位举足轻重,构成各类学术争议的核心。其二,对各经书中礼制问题的关注与讨论,成为郑玄诸经注的重点内容。郑玄解经,以简明著称,而一旦涉及礼学问题,则推论辨析不厌精详,这大概是 后汉书 所谓“通人颇讥其繁”的真实原因。其三,郑玄将对礼学问题的探讨与协调作为解决不同经书间彼此龃龉之处的主要方案,这恰是其得以建构起一个完整经学体系的根本途径。如上所述,礼学既然是郑玄经学体系建构的基础与核心,理解这一体系的前提便是考察郑玄如何通过“三礼”的注解对礼学进行整合,这一整合行动的观念前提和理论原则,以及由此整合而形成的“三礼学”之系统构型与思想创造。二、创立“三礼”:郑玄礼学的理论自觉与系统构型(一)三礼学的历史生成:礼文化的整体特质与理论自觉“三礼”一词魏晋以后几乎成为传统礼学的代称,因为传统礼学的核心便是围绕“三礼”即 周礼 仪礼 礼记 之传习与诠释而形成的知识和理论体系。这一礼学系统架构之建立,正是创始于郑玄。康成既是“三礼”一名的创造者,也是三礼之学的奠基人。郑玄之前,并无三礼之名。汉儒所谓“礼”,乃鲁高堂生所传士礼十七篇。汉书艺文志 又著录 记 百三十一篇,及 周官 六篇等凡十三家五百余篇。然而上述礼学文献并未被整合为一个统一的礼学体系,通汉世也并无“三礼”之目。这一状况自郑玄而彻底改变。后汉书儒林传 所言即是明证:“中兴,郑众传 周官经,后马融作 周官传,授郑玄,郑玄作 周官注。玄本习小戴 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 礼记 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皮锡瑞亦云:“礼分为三,实自郑君始。周官 古别为一书,故 艺文志 附列于后。西汉礼家无传 周官 者。二戴所传 礼记 亦附经,不别行。自郑兼注三书,通为三礼,于是 周官 之分经别出者,与礼合为一途;礼记 之附经不别出者,与经歧为二轨。郑君三礼之学,其闳通在此,其杂糅亦在此。自此以后,阮谌之 三礼图、王肃之 三礼音、崔灵恩之 三礼义宗,莫不以三礼为定名矣。”案皮氏称郑玄后“礼分为三”,盖以为此前唯有一礼经,即士礼;亦唯有一礼学,即礼经之学;周官 非礼学,故谓其“分经别出”;礼记非独立,故谓其“附经不别出”。认为郑玄立“三礼”之名的后果,是将本来纯粹整一的礼学割裂、羼杂而为三。但皮氏的责难恐非事实。因汉世 周官 虽非博士所掌礼经,而 艺文志 既将之归入礼类,足以证明在汉人心目中,其内容本来就构成礼的一部分,虽“分经别出”,却绝非与礼毫不相干。礼记 编成以后,即迅速传播开来,刘向 别录 即予著录,西汉末年,桥玄已开始单独为之作章句,如此则 礼记 亦非“附经不别出”。三礼并行在东汉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特未有“三礼”之名耳。郑玄作为“三礼”之名创造者的确切标志,应是 三礼目录 之撰作,该书亦可视为其礼学思想体系建立的标志。三礼目录 极有可能是对 诗 书 之序的模仿。书序 相传为孔子所作,诗序 则相传为子夏所作,08李云光:三礼郑氏学发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2年,第5页。严正认为,“汉代社会建设的中心是礼制的建设”。严正:郑玄经学思想述评,见姜广辉主编 中国经学思想史,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0 3年,第4 7 7页。王启发亦称:“两汉官方经学的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礼学为基础的礼仪制度的整合”。王启发:礼学思想体系探源,中州古籍出版社,2 0 0 5年,第2 4 8页。后汉书,中华书局,1 9 6 5年,第1 2 1 2页。如华喆通过对郑玄 论语注 的考察而得出的结论那样,郑玄“通过礼学将一部又一部的经书熔铸一炉,打造成一个贯通群经诸纬的庞大体系。在这一体系之下,经书中原本的矛盾歧异之处,一一得到解决,经文彼此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突出而明显。”华喆:礼是郑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1 8年,第8 7页。后汉书,中华书局,1 9 6 5年,第2 5 7 7页。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2 0 1 8年,第2 5 0页。由此可见郑玄对其所创三礼学的期许。郑玄又有 礼序,其全文不传,就后人所辑片段来看,似置于 周礼之前,与 毛诗关雎 篇前之 诗大序 体例相近。此处需补充说明者,后汉书 中有马融“注 孝经 论语 诗 易、三礼、尚书”之语,又称卢植“作 尚书章句、三礼解诂”。此乃史家据魏晋以后众所习见的“三礼”之名概括二人著作,非二人先于郑玄立“三礼”之名。之所以要进行这样的辨析,是因为“三礼”一词的出现,绝非只是一个新名词的创造而已,而是标志着礼学知识系统的理论自觉。理解郑玄创立三礼学的思想史意义,可以由一个问题出发:东汉既已三礼并行于世,何以郑玄之前未出现“三礼”之名?其真正原因并非皮锡瑞所谓汉代只存在唯一的礼经与礼学,而在于此前学者未能形成一真正完整的礼学理论体系。礼学,若循名责实,应是对中华礼文化甚而整个礼乐文明系统之起源与演变、内容与特质、功能与效应、意义与价值,乃至其形上本原与终极理想的全方位探析与诠解,因而绝不能仅限定于对礼经十七篇的研究。汉儒对此当然并非全无意识,这正是 周官 之所以被 艺文志 纳入礼类文献,礼记 编纂成书后迅速传播并被广泛称引的原因。但前述如马融、卢植等人研治三礼,或属师承授受之惯例,或为礼文考索之需求,尚缺乏一种礼学理论系统的自觉。因此甚至可以说,郑玄之前并无“三礼”,因为彼时礼经、礼记 与 周官 皆分散独立而缺乏有机联系,只有当它们被视为一个具有内在结构性关联的有机整体时,“三礼”之名才真正成立。就学理而言,礼学既根源于礼乐文化之实存,一个完备的礼学系统亦理应呈现礼之全体内容与特性。就其构成要素而言,礼包含政制(礼制)、礼仪、器物(礼器)与精神价值(礼义)四个方面。汉廷礼经详于礼仪(礼器即在此礼仪之中)而罕言礼制与礼义,故 仪礼 所记绝非礼之全体。周官 之兴,正缘于学界对礼文化之政制层面的关切。礼记 虽内容庞杂,所涉多端,然其特色则在礼义阐释。三礼内容合而为一,方足以涵盖包举礼文化的全体内容与精神。后汉名儒之通习三礼,郑君之创三礼学,正缘于此。郑玄创立三礼学,并非将三部礼书简单并列同举,而是因应三者各自文本内容所自然具有的不同理论特质去揭示其必然形成的关联模式。“三礼”一词绝非仅是三部礼书之合称,而是意指一个礼学经典系统,及围绕对该经典系统之理解与诠释而形成的礼学思想体系。郑玄之前,治礼学者或专治一经而不能兼通,或兼通数经而不能融贯,其根源在于缺乏一宏通视野,未能对礼之整体存在及其文化精神予以特别关注和全面考察,建立具有理论一贯性的礼学思想体系。直到郑玄,才基于对礼之整体性结构的自觉,通过“三礼注”、三礼目录 之撰作,将三礼统合为一,建构起礼学研究的完整知识体系,奠立了此后传统礼学的整体格局。(二)三礼学的系统结构:以 周礼 为中心而三礼并举 周礼 在郑玄三礼学体系中居于核心与主导位置。郑玄根据 礼记“经礼”“曲礼”之分,定 周礼 为经礼,而判“今礼”为曲礼,周礼 由此升格为礼经正典且居三礼之首。此举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周礼 之所以被如此崇重,是因为康成笃信其中所记设官分职之制才是礼之大纲,是周公制礼作乐之核心内容,故 周礼注 开篇即云:“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郑玄认定 周礼 即是“周公致太平之迹”的真实而准确的记录,故对诸经中凡涉及周代制度的内容,皆以 周礼 为标尺予以裁量衡断。不过,他并未因此对 仪礼 礼记 中与之不合者一概否定,而是根据孔子三代之礼相因损益说,将之或解为夏、殷礼,或解为春秋以降之变礼,以此弥合经书的抵牾之处,这正是他整合群经之努力的实践方式。春秋时代的“礼、仪之辨”已开始强调,政治意义上的制度秩序建构才是礼之要义所在。郑玄升 周礼 为经礼,退 仪礼 为曲礼,借助三礼学的建构,将政制作为礼乐文明的核心内容纳入礼学体系,是郑玄对礼文化整体性结构具备深刻理解的表现。郑玄礼学以 周礼 为中心,但并非将 仪礼 和 礼记 直接附属或收摄于 周礼 之中,而是通过创立一套复杂的礼学理论,将三者连接为一个有机的经典系统,使它们在保持各自文献独立性的同时,又处于一种结构性关联之中。如前所述,东汉时期,三礼已呈并行之势。真实情况并非如皮锡瑞所言,礼至郑玄始歧出为三,而是郑君将本已并行的三礼会归为一。然三礼既能并行,足见其差别非可人为消弭。礼制、礼仪与礼义在现实生活中固浑然为一,但若辨名析理,却应有所分别。郑君之所以三礼并举,正意在突显 周礼 仪礼18陈壁生: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2 2年第1期。阮刻周礼注疏,第1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 0 2 1年,第3 6页。王启发:礼学思想体系研究 第九章“郑玄 三礼注 考实及其思想史意义(下)”,中州古籍出版社,2 0 0 5年,第3 1 3-3 2 1页。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0 9年,第2 3 9页。礼记 各自的独立地位和不可替代性。周礼 被尊为礼经并占据中心位置,使礼之制度义得以突出并成为最高的统摄性原理。但 仪礼 并不因此而被轻视,礼必落实于具体的仪式实践行动,其教化功能才得以生活化地实现。仪礼 所记具体礼仪规程,即所谓“威仪”,其意义即在于此。周礼、仪礼 都只是从外在的制度、仪式层面对“礼之文”进行记录、描述,未从内在的观念、价值层面对“礼之义”进行阐发,礼记 填补了这一缺失,其礼乐通论和礼仪释义的篇章无疑是最重要、最足彰显其理论价值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礼记可以视为与 周礼 仪礼 并立而以阐释礼义为基本特色的礼学基础文献。周礼 立制度,仪礼 叙仪式,礼记 阐礼义,三者合一,方能呈现礼文化的整体景观。因此,郑玄三礼学的创立,是礼作为一个文化整体进入古代知识系统的标志。三、会通心行:郑玄统合“三礼”的理论方案与思想创造郑玄创立三礼学必须解决一系列理论问题,如:周礼 何以能成为礼学体系的中心,周礼 升格为礼经后如何处理其与传统礼经即 仪礼 的关系,礼记 在什么意义上与 周礼 仪礼 并称三礼等。郑玄的礼学理论正是在这些问题所指引的方向上全面展开。(一)周礼 仪礼 经曲、体履关系之衡定郑玄为何崇重 周礼,前文已有所论述。周礼 仪礼 之关系问题,郑玄则试图通过礼学理论研讨予以根本解决。其 礼序 云:礼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体之谓圣,履之谓贤。然则三百、三千,虽混同为礼,至于并立俱陈,则曰“此经礼也,此曲礼也”,或云“此经文也,此威仪也”。二者或施而上,或循而下。“体”与“履”是 礼记 中本有的两种“礼”字义诂,郑玄将二者统合为一,使之分别指谓“统之于心”和“践而行之”两个方面,则是全新的理论创造。而且,郑玄进一步将“体”对应于 周礼,将“履”对应于 仪礼,在肯定 周礼 经礼地位的同时,也阐明了其与 仪礼 的有机联系。这一理论创造发生之关键,在于郑玄对 礼记“三百三千”一语的诠释。1.经、曲之别“三百三千”之说出自 礼记。礼器 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中庸 亦云:“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此所谓“三百三千”,乃虚举其数以极言礼之美盛详备而已。经礼三百,盖就礼之条目大纲而言;曲礼三千,盖就礼之仪文细节而言。但郑玄在 礼器 注中却提出一个对其礼学体系建构有重要意义的诠释方案:“经礼,谓 周礼 也。周礼 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犹事也。事礼,谓今礼也。礼篇多亡,本数未闻,其中事仪三千。”郑玄之所以将“经礼三百”指为 周礼,盖以为三百之数既以指称经礼,必是安邦定国之大经大法,仪礼 所记具体仪文细节不足以当之。周礼 三百六十官,取其整,恰合三百之数,于是被他判定为礼经。仪礼 记诸礼仪程,于宫室之制、宾主之位、进退揖让之节、器物衣服之制,无不条举罗列,纤悉备至,故被郑玄指为“曲礼”。曲者,委曲详密、曲尽事情之义。但郑玄并未否定 仪礼 的礼经地位,故仍称之为“今礼”。通过定 周礼 为经礼,仪礼 为曲礼,郑玄对“礼之文”即以外在化、社会化形态存在的制度与仪式意义上的礼在结构形式上予以划分,确定了二者在其礼学系统中的关系:周礼 所叙,是以官制形态呈现的礼治国家的总体制度设计方案;仪礼 所记,则是以礼仪形态呈现的礼乐人生之具体社会生活安排。二者合一,方能涵盖礼乐文明政教秩序之全体,故 周礼 仪礼 虽有经、曲之别,实则本末一贯。2.体、履之分相比于经、曲之别,郑玄对体、履之分的阐释更具理论深度。“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更多是从外在形式上对礼之规模与结构的概括,体、履之分才更深入地揭示了二者各自的精神实质。郑玄以“体”“履”释礼,同样本诸 礼记。孔颖达 礼记正义 曰:“礼器 云:礼者,体也。祭义 云:礼者,履此者也。礼记 既有此释,故郑依而用之。”但 礼记 颇有随文释义意味,其对体、履之理解也与郑玄有所不同,更未以体、履并举的方式概括礼之全体精神。此处略作辨析。礼器 云:“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设之不当,犹不备也。”郑玄注“体”云:“若人身28郑玄:礼记注,中华书局,2 0 2 1年,第3 2 0页。阮刻礼记注疏,第1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 0 1 5年,第1 7页。体。”此解贴合 礼器 本意。应引起注意的是,礼器 是在“备礼”的语境中谈论“体”的,其对“体”的关切甚至不是就“身体”的实存形态而言,而是就身体之为身体的理想形态而言,如 礼记正义 所言:“人身体发肤骨血筋脉备足,乃为成人。若片许不备,便不为成人也。”礼器 以此喻指礼亦必须完备,方足称之为礼,故云:“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又云:“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体也。”盖谓万物各有体段,如社稷、山川、鬼神,各自分别,则行礼亦当因其体段差异而各适其当。因此,礼器 以体喻礼,意在阐明礼必须称天下万物万事之体而备具,方能充分实现自身,其中自然包含了一个称体而施的恰当性需求。郑玄 礼序 虽袭用 礼器 以“体”释礼说,其对“体”的理解则有所不同。郑玄称:“统之于心曰体。”理解重心完全转向内在化的心性维度。因为人们如果试图以一种外在的方式评判礼是否实现了备具与切当时,将会发现根本无法找到一确定标准。所以,即便在 礼器 一文中,也已经透显出一种内在化意识。郑玄准确把握到了这一点,故将 礼器“其致一也”之“一”解释为“诚”,并称:“三百三千,皆由诚也。”借由“诚”,经礼与曲礼统合为一。礼之是否备具与切当,不能以外在的标准进行衡量,而必须诉诸内在的诚意。本于至诚之心行礼,自然便能达到当下情境中那个现实展开着的真实的备具与切当。从这个意义上讲,礼之体只能“统之于心”。郑玄这一解说,亦足见其对儒家礼义诠释原则乃至整体哲学精神有着真切领会。相比于以“体”释礼,以“履”释礼乃经典常训。如 易序卦传:“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礼记仲尼燕居:“言而履之,礼也。”凡此皆取“践履”为义,谓礼之真义,必见诸躬行。祭义“礼者,履此者也”一语,同样并非意在对礼进行概念界定,而是表达对礼之实践特性的关注,强调礼必须在一种仪式化的躬行践履中才是现实的。若仅从文字训诂角度考察郑玄之以体释礼或以履释礼,则二者皆渊源有自,实不足为奇。真正展现郑玄礼学理论之创造性者,乃在于其体、履并举以释礼。礼被认为应同时具备“统之于心”之体所指向的天人性命之原及由之而生的总体制度秩序纲领,与“践而行之”之履所指向的社会生活情境中的实践行动及由此而成的具体仪规形式。这样,郑玄便从理论上将春秋时代因为“礼、仪之辨”而被区分和对立起来的政治秩序与仪式行为二义重新统一了起来。体、履并举,正是要强调其当下一体,心必见诸行,行必本之心,心与行乃是礼之整体的两个根本构成要素,不可分割。郑玄的整体性礼学观正是在这一理解中形成。周礼 代表统之于心的礼之“体”,仪礼 代表践而行之的礼之“履”,二者互为表里,共同构成完整的礼经系统。郑玄此举,使本来各行其是的朝廷礼经学传统和民间 周官 学传统最终统合于其新建构的三礼学体系之中。(二)礼记 礼义诠释的独立意义和理论效应郑玄三礼学体系建构所要解决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 礼记 在其中的功能与定位。如前文所言,礼记之被郑玄纳入其三礼学体系,并非缘于其在东汉时期的盛行,而是郑玄对其在一个完整礼学体系中所具有的不可或缺性地位的肯定。这决定了郑玄礼学体系必然是“三礼”而不能是“一礼”(周礼)或“二礼”(周礼与 仪礼)。1.礼记 在三礼系统中的独立地位理解 礼记 在三礼学中的定位,首先要明确其与 周礼 仪礼 的关系。作为先秦至汉初儒家礼学文献的选编,礼记 内容至为丰富:有与 周礼 相近的政制类文献如 王制 月令,很有可能与 仪礼 同出古礼经系统的 奔丧 投壶,有杂记日常生活礼仪细节的 曲礼 少仪 等,更多的则是阐释礼乐价值精神的理论文献,包括今日众所熟知的 礼运 学记 乐记 中庸 大学 等名篇。就此而言,礼记 不但可以“补二礼之遗阙”,更因其对“礼之义”的探寻与诠释包含着 周礼 仪礼 无法涵摄的内容,故而拥有不可替代的意义。38对“礼者,体也”一说,吴飞曾专文讨论其训诂学意义上的多重内涵及相关文本依据。吴飞:郑玄“礼者,体也”释义,励耘语言学刊2 0 2 0年第1辑,中华书局,2 0 2 0年,第4 2-5 4页。吴飞发挥此意云:“体则既有作为部分的各肢体之义,又由这些肢体联络而为整体、全体,故分中有合,合中有分,这是体字最微妙的地方。”张树业:德性、政治与礼乐教化:礼乐释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2 0年,第9 9-1 0 0页。郑玄:礼记注,中华书局,2 0 2 1年,第3 2 0页。“礼、仪之辨”固然有其思想史意义,促使人关注礼的政治功能,强调二者秩序意义和价值内蕴,避免使之流于单纯的仪式表演。但将礼与仪进行分割与对立,容易使礼抽象化为一些概念化制度法则,破坏其本有的知、行当下贯通特质。礼可能因此变成空洞的观念,而仪则失去其价值内涵,这样,二者都将丧失其存在合理性。当代一些学者从文献学视角称 礼记 为“丛书”,而不从经学史视角称之为礼经之传,堪称灼见。事实上,郑玄创立“三礼”之名时,也并未将 礼记 定位为礼经之传。姑且不论 奔丧 投壶 被郑玄肯定为“逸 曲礼 之正篇”,月令 被称作“本 吕氏春秋 十二月纪之首章”,甚至对后世学者如朱子等人明确宣称为 仪礼 之传的 冠义 昏义 诸篇,郑玄 三礼目录 中也从未强调其与 仪礼 的经传关系。既然郑玄将 礼记 与 周礼 仪礼 并列为三礼,便是从根本上突出了 礼记 的相对独立性。若以 礼记 为传,则传自当附经,如此则三礼之名根本不能成立。由此可见,郑玄虽未明确将 礼记 置于与 周官 仪礼 同等的礼经地位,但也并不视为附丽于二者的传记之书,而是三书同列,并称三礼。这种微妙的态度,成为 礼记 地位上升过程中的重要一步。2.礼记 对郑玄礼学理论的启发效应 礼记 不但因其礼义阐释而在三礼中拥有独立的地位与价值,而且本身构成郑玄礼学思想特别是礼义诠释原则的基本理论来源,在郑玄礼学体系建构中发挥了关键的理论启发效应。礼记 通论部文献对礼之政治功能和制度秩序意义的关切与论述,推动了郑玄以“定国之制”为中心的礼学体系的创立。对郑玄而言,周礼 作为周公“致隆平”的大经大法具有根本的典范意义,这正是其以 周礼 为礼经的根本原因。特别是 礼记 所收录的 王制 月令 两篇,前者展示班爵授禄、设官分职的制度体系架构,后者描画观时授政、燮理阴阳的政令运作模式,虽所言制度细节与 周礼 有异,而以协调天人、修明政教为本的礼治国家构想则彼此相通,这无疑增强了郑玄以 周官 为礼经的信心。综上,郑玄三礼学体系的建构,实以一整套礼学理论为基础。其要义在以 周礼 为体系建构之核心,以“经”与“曲”、“体”与“履”之分合定位 周礼 仪礼 关系,以 礼记 为礼义诠释的理论源泉。三礼由此融为一体,呈现出各有侧重又彼此相通互成的关系特征。三礼学体系的建立在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三礼学之建立为本,郑玄成功地构筑了一个将诸经统合为一的经学体系大厦,标志着汉代经学的终结和新经学时代的开端。郑玄礼学体系所展示的宏阔思想视野与所建立的精密理论结构,也足以证明传统经学未必即是“支离事业”“饾饤学问”,而完全可以积极应对社会文化的变迁,成为一个时代理论创造的重要形态,改塑思想世界与精神生活方式,发生深广的历史影响。在经学和礼学重新受到关注的今天,郑玄的意义不但在于作为经学史上的核心人物,其著作构成后世研究的文献渊源,更重要的是,其建构学说体系时所展现的对时代课题的敏锐把握和与此相应的理论创新意识,以及其不为成说所囿,突破既定学术格局,追求义理会通统贯的精神,仍值得肯定和效法。T h eS y s t e mC o n s t r u c t i o na n dI d e o l o g i c a lC r e a t i o no fZ h e n gX u a nsR i t u a l S t u d yZ h a n gS h u y e(H e n a nN o r m a lU n i v e r s i t y,X i n x i a n g4 5 3 0 0 7,C h i n a)A b s t r a c t:T h eo r i g i n a l i n t e n t i o no f t h e c o n s t r u c t i o no fZ h e n gX u a nsC o n f u c i a nc l a s s i c s s y s t e mw a s t or e s p o n d t o t h ed e-c l i n eo fC o n f u c i a nc l a s s i c s i n t h e l a t eH a nD y n a s t ya n d t h e r i s eo f h u n d r e d so f s c h o o l so f t h o u g h t.T h ew a yh e r e o r g a n i z e dC o n-f u c i a nc l a s s i c sw a s t op r i o r i t i z ee t i q u e t t ea n du n i f y t h e c l a s s i c s.T h r o u g ht h ea n n o t a t i o na n d i n t e g r a t i o no f“Z h o uL i”,“Y iL i”,a n d“L i J i”.Z h e n gX u a ne s t a b l i s h e dt h e“T h r e eR i t e sS t u d y”,w h o s eb a s i c s t r u c t u r a l f e a t u r e i s t oc e n t e r a t“Z h o uL i”a n dp r o-m o t e t h e t h r e er i t e ss i m u l t a n e o u s l y,t h u s f o r m i n gac o m p l e t ek n o w l e d g es y s t e mo f t h es t u d yo f r i t e s.T h eb a s i cp l a no fZ h e n gX u a ns i n t e g r a t i o no f t h eT h r e eR i t e sw a s t o f i r s t d e t e r m i n e t h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b e t w e e n t h e“Z h o uL i”a n d t h e“Y i L i”b a s e do nt h ed i s t i n c t i o nb e t w e e nt h e“J i n g l i”(t h eP r o g r a mo fR i t e s)a n d t h e“Q u l i”(t h eD e t a i l so fR i t e s).H e r e f e r r e d t o t h e“Z h o uL i”a s t h 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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