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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中欧大学演讲《未来的路》
索罗斯中欧大学演讲《未来的路》
我在这个系列讲座中提出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事件的理念结构。这些事件不是由永恒有效的自然法规决定的。当然这些法规的确存在，但不足以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原因之一是情况的复杂性，另一个原因是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所起的作用。
我已经集中讲了相关反身性（reflexivity）的问题，即当事者的思维与现实情况的双向关联，以及我所强调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观念对现实情况形成的因果关系。但这两种影响都很奇怪地被忽视了。这些影响给事物加入了不确定因素，结果是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况以外，几乎不可能预测未来。
但我们仍然可以大略估计几种情况，并评估其可能性，也可以提出希望得到的结果。我在这两方面都做过，而且是多次尝试。的确，我可以称为是专家，作为投资者，我专注于预测（prediction）；作为公益慈善家，主要是为解决问题开处方（prescription）。我前者做得成功，足以支持后者。今天的讲座我想从预测和开处方这两个方面来谈。
当下所处的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渡过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较的，是1991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creditandleverageproblem）的深度和广度比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creditoutstanding）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0%，到1932年增长到250%；而2012年初是365%–这还不包括30年代时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2012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个恶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再次衰退”（double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2年还是2012年。
有这种观点的绝不止我一个人，但我的观点与目前的主导情绪不一样。复苏的时间越长，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复苏；但是据我的判断，这种主导情绪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是典型的远非均衡的状况，此时人的感知往往落后于现实。更复杂的是，这种落后于现实是双向的。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危机不同于以往–我们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未能预见到复苏反弹的程度。
混乱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个国际舞台。
前苏盟帝国垮台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大国或国家联盟可以挑战其至高无上的国力。但是这种“单极”（uni-polar）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当布什总统为显示美国的威力，以不实之词为借口入侵伊拉克时，其效果与他的意图适得其反。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一落千丈，其结果是混乱的国际金融体系加之以不稳定的国际关系。此后终将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将不会再像以往那样的程度受美国的控制和左右。
篇二：索罗斯中欧大学演讲：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人的不确定性原则
演讲时间：2009年10月26日
——金融投资家乔治·索罗斯在布达佩斯中欧大学系列讲座演讲稿
在我的一生中，我制定了一个概念框架帮助我既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去挣钱，也作为一个政策导向的慈善家去花钱。但是，框架本身是无关乎钱财的，它是关于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而这个问题从很早开始，就已经被哲学家们广泛地研究。
50年代末，我还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学生时，就开始发展我的哲学。由于我提前一年参加了最后的考试，在我得到学位之前，有一年的空白时间去打发，可以选择导师对我进行指导，我选择了卡尔波普尔，一位维也纳出生的哲学家，他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书中，波普尔认为，经验真理不能被绝对地肯定。即便科学规律也不可能摆脱疑云：他们可以被实验所证伪。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实验数据证明这个理论是错的，就足以证明整个理论不成立，而哪怕有再多的数据支持该理论，也无法完全肯定该理论是对的。科学规律实际上是假设性质的，而真相永远有待检验。意识形态声称掌握着绝对真理是胡说八道，因此，他们只能由武力去推行。这适用于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所有这些思想最终都导致镇压。波普尔提出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开放社会，一个人们自由持有不同意见的开放社会，法律规则允许不同意见和利益的人和平相处。在这里，经历过纳粹和共产主义占领的匈牙利，我发现开放社会的理念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当我阅读波普尔时，我也在学习经济理论，我发现在波普尔强调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同时，经济学理论却有完全竞争理论，并假设知识是完备的，我被两者的矛盾难住了。这使我开始怀疑经济理论的假设。这是我哲学上的两大理论启示。当然，我的哲学也深深地植根于我个人的历史。
我一生中的经验成型于1944年德国对匈牙利的占领。那时我还不到14岁，拥有不错的富裕中产阶级背景，但突然之间，就因为我是犹太人，就面临着被驱逐和杀害的前景。
幸运的是我的父亲对这种非常态的事情是有充分准备的。他经历过俄国革命，那是他一生的宝贵经验。在那之前，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战爆发后，他自愿参加了奥匈军队。他被俄国人俘虏，送到西伯利亚去成了战俘。由于野心，他成了犯人们自制报纸的编辑。这份报纸是手工写在一个木板上的，名字就叫“木板”。这份工作使他非常受欢迎，他被选为
囚犯的代表。之后，一些士兵逃离了邻近的集中营，该营的囚犯代表被报复性枪杀。我父亲不想坐以待毙等待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所在的集中营里，就组织了个小组领导了一次越狱。他的计划是造一个木筏航行进入大海，但他的地理知识太缺乏，他不知道西伯利亚所有河流都流向北冰洋。他们漂流了几个星期才意识到是在漂向北冰洋，又花了好几个月穿过重重的针叶林，寻找道路回到文明。与此同时，俄国革命爆发，他们又卷入其中。经过了一系列的冒险之后，我的父亲才终于回到了匈牙利，如果他当时留在集中营不逃走，应该早就回到家了。
我父亲回到家已经变了一个人。俄国革命期间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他失去了他的野心，除了享受生活之外什么也不想。他传授给他孩子的价值观和我们生活的环境流行的也截然不同。他不想敛财，也不想成为社会支柱，只想干活挣钱恰好能过日子就行。我记得一次滑雪度假之前，被他派去向他的一个主要客户借钱，之后我父亲不高兴了好几个星期，因为他不得不加紧干活还钱。虽然我们日子过得还算宽松，但我们不属于那种布尔乔亚式的家庭，我们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骄傲。
1944年，当德国占领了匈牙利，我父亲马上明白这不是正常的时世，也不能按正常的法则办事。他给他的家人和不少其他人弄来了假身份证，那些人有的付了钱，有的是免费的。大部分人幸免于难了。那是他最好的时光。
用假身份生活也成了我的一次刺激的体验。我们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周围就有人死亡，但我们不仅活着，还帮助了别人。我们和天使是一伙儿的，战胜了不可一世的魑魅魍魉。这让我感到很特别。这是多么high的冒险。有父亲做可靠的向导，我顺利地度过了艰辛。一个14岁的孩子还能要求什么。
经历了逃脱纳粹的快感之后，在苏联占领期间，匈牙利的生活开始失去光泽，我需要寻找新的挑战。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我找到了离开匈牙利的路。当我17岁时，我成了伦敦的一名学生。在我的研究中，我主要的兴趣是深入了解我所诞生的这个古怪世界。但我必须承认，我也怀有一些成为大哲学家幻想。我相信，我已经获得了把我和其他人区别开的智慧之光。
在伦敦的生活真是令人大失所望。我没有钱，单身一人，没人对我说的话感兴趣。但即使可恶的生活迫使我靠更世俗的方式谋生，我也没有放弃哲学雄心。在结束学业后，我有一串错误的开始。最后，我在纽约套利交易的位置上稳住了。但空闲时我仍然继续我的哲学研究。
这就是我第一篇重要文章的来历，题目是“意识的负担”。这是一次试图把波普尔的“开放和封闭社会的框架”进行模型化的尝试。它把有机社会和传统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封闭社会与教条方式相联系，开放社会与批判方式相联系。我不能妥善解决的问题是，我无法将
思维方式和真实社会事件之间联系的属性进行分解。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这是我怎么想到要发明“反身性”这个概念的历程，这个概念我呆会儿要详细探讨。
篇三：索罗斯中欧大学系列演讲（全五讲）
索罗斯中欧大学系列演讲（五讲）
几十年前，为了保卫开放社会，卡尔波普尔将批判的炮火对准了马克思主义。然而几十年之后，声称是波普尔学生的索罗斯为了保卫开放社会，却把炮火对准了资本主义。
但那些想把索罗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拉来为社会主义和权威
主义张目的人却失望了，即便索罗斯批判资本主义，也只是认为它不够纯粹，而不是转向另一种更糟糕的制度。
2009年10月26日至30日，索罗斯在布达佩斯中欧大学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共五部分，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反身性理论，以及该理论在金融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并对未来之路做出了自己的见解。按照他的说法，此次的金融危机使他许多看法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社会学领域。他注意到，资本主义是有缺陷的，缺陷就表现在反身性，当政客们学会了操纵而不是去理解社会的时候，他们的确可以做得非常成功，然而实际上，却损害了开放社会的真谛。
在经济上，他利用反身性原理分析了经济危机的形成，认为此次危机是一次超级大泡沫，是从70年代以来一次反身性的大爆发。并提出了加强监管。从某种程度上说，索罗斯对金融危机的批判，其离经叛道程度比之克鲁格曼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更加实际和靠谱。但在索罗斯思想充满了独创性和真理因素的同时，反而是他对于加强监管的呼吁反而显得危险和空洞，缺乏具体的措施。
该系列演讲其中第一讲是历史和原理部分，着重谈到了卡尔波普尔的影响。第二讲是反身性在金融上的应用，以及对于此次超级泡沫的解释。第三讲谈到了开放社会，并谈了两种谬误，启蒙性谬误和后现代谬误，他对于布什政府的恶评也很有意思。第四讲，则着重谈到了资本主义对开放社会的威胁，以及金融等利益集团对于政治的反身性。第五讲，谈到了现在的局势和未来的走向，并谈到了中国崛起的问题。
这个系列演讲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对于了解索罗斯社会、经济、哲学思想有很大的帮助。
第一讲：反身性概论
在我的一生中，我制定了一个概念框架帮助我既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去挣钱，也作为一个政策导向的慈善家去花钱。但是，框架本身是无关乎钱财的，它是关于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而这个问题从很早开始，就已经被哲学家们广泛地研究。
50年代末，我还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学生时，就开始发展我的哲学。由于我提前一年参加了最后的考试，在我得到学位之前，有一年的空白时间去打发，可以选择导师对我进行指导，我选择了卡尔波普尔，一位维也纳出生的哲学家，他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书中，波普尔认为，经验真理不能被绝对地肯定。即便科学规律也不可能摆脱疑云：他们可以被实验所证伪。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实验数据证明这个理论是错的，就足以证明整个理论不成立，而哪怕有再多的数据支持该理论，也无法完全肯定该理论是对的。科学规律实际上是假设性质的，而真相永远有待检验。意识形态声称掌握着绝对真理是胡说八道，因此，他们只能由武力去推行。这适用于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所有这些思想最终都导致镇压。波普尔提出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开放社会，一个人们自由持有不同意见的开放社会，法律规则允许不同意见和利益的人和平相处。在这里，经历过纳粹和共产主义占领的匈牙利，我发现开放社会的理念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当我阅读波普尔时，我也在学习经济理论，我发现在波普尔强调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同时，经济学理论却有完全竞争理论，并假设知识是完备的，我被两者的矛盾难住了。这使我开始怀疑经济理论的假设。这是我哲学上的两大理论启示。当然，我的哲学也深深地植根于我个人的
历史。
我一生中的经验成型于1944年德国对匈牙利的占领。那时我还不到14岁，拥有不错的富裕中产阶级背景，但突然之间，就因为我是犹太人，就面临着被驱逐和杀害的前景。
幸运的是我的父亲对这种非常态的事情是有充分准备的。他经历过俄国革命，那是他一生的宝贵经验。在那之前，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战爆发后，他自愿参加了奥匈军队。他被俄国人俘虏，送到西伯利亚去成了战俘。由于野心，他成了犯人们自制报纸的编辑。这份报纸是手工写在一个木板上的，名字就叫“木板”。这份工作使他非常受欢迎，他被选为囚犯的代表。之后，一些士兵逃离了邻近的集中营，该营的囚犯代表被报复性枪杀。我父亲不想坐以待毙等待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所在的集中营里，就组织了个小组领导了一次越狱。他的计划是造一个木筏航行进入大海，但他的地理知识太缺乏，他不知道西伯利亚所有河流都流向北冰洋。他们漂流了几个星期才意识到是在漂向北冰洋，又花了好几个月穿过重重的针叶林，寻找道路回到文明。与此同时，俄国革命爆发，他们又卷入其中。经过了一系列的冒险之后，我的父亲才终于回到了匈牙利，如果他当时留在集中营不逃走，应该早就回到家了。
我父亲回到家已经变了一个人。俄国革命期间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他失去了他的野心，除了享受生活之外什么也不想。他传授给他孩子的价值观和我们生活的环境流行的也截然不同。他不想敛财，也不想成为社会支柱，只想干活挣钱恰好能过日子就行。我记得一次滑雪度假之前，被他派去向他的一个主要客户借钱，之后我父亲不高兴了好几个星期，因为他不得不加紧干活还钱。虽然我们日子过得还算宽松，但我们不属于那种布尔乔亚式的家庭，我们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骄傲。
1944年，当德国占领了匈牙利，我父亲马上明白这不是正常的时世，也不能按正常的法则办事。他给他的家人和不少其他人弄来了假身份证，那些人有的付了钱，有的是免费的。大部分人幸免于难了。那是他最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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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假身份生活也成了我的一次刺激的体验。我们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周围就有人死亡，但我们不仅活着，还帮助了别人。我们和天使是一伙儿的，战胜了不可一世的魑魅魍魉。这让我感到很特别。这是多么high的冒险。有父亲做可靠的向导，我顺利地度过了艰辛。一个14岁的孩子还能要求什么。
经历了逃脱纳粹的快感之后，在苏联占领期间，匈牙利的生活开始失去光泽，我需要寻找新的挑战。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我找到了离开匈牙利的路。当我17岁时，我成了伦敦的一名学生。在我的研究中，我主要的兴趣是深入了解我所诞生的这个古怪世界。但我必须承认，我也怀有一些成为大哲学家幻想。我相信，我已经获得了把我和其他人区别开的智慧之光。
在伦敦的生活真是令人大失所望。我没有钱，单身一人，没人对我说的话感兴趣。但即使可恶的生活迫使我靠更世俗的方式谋生，我也没有放弃哲学雄心。在结束学业后，我有一串错误的开始。最后，我在纽约套利交易的位臵上稳住了。但空闲时我仍然继续我的哲学研究。
这就是我第一篇重要文章的来历，题目是“意识的负担”。这是一次试图把波普尔的“开放和封闭社会的框架”进行模型化的尝试。它把有机社会和传统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封闭社会与教条方式相联系，开放社会与批判方式相联系。我不能妥善解决的问题是，我无法将思维方式和真实社会事件之间联系的属性进行分解。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这是我怎么想到要发明“反身性”这个概念的历程，这个概念我呆会儿要详细探讨。
事有凑巧，反身性概念提供给我一个观察金融市场的新方法，这个方法比当时流行的理论更好。它提供给了我一个判断依据，首先是作为一名证券分析师，然后是对冲基金经理都能用上。我感觉就像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发现，能够满足我成为一个大哲学家的幻想。某一刻，当我的商业生涯遇到障碍时，我立马掉转船头，全力向哲学进发。因为我太珍惜我的发现，一刻也不想离开它。我感觉反身性理论需要更深地挖掘。当我越来越深地对这个题目进行钻研时，我在我自己构建的迷宫中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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