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型诉讼中事案解明义务的程序构造_彭博.pdf

现代型诉讼中事案解明义务的程序构造彭 博（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摘 要：对我国民事诉讼而言，事案解明义务具有保障当事人实质平等、充实审理过程、促使发现事实真相进而公正裁判等特殊价值，适用事案解明义务有助于解决证据偏在案件中的证明困难，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真实义务的体现。考察日本事案解明义务的理论和实践可以发现，事案解明义务的要件理论可以限定其适用的范围，为实务操作提供更为具体的指引，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防止恣意裁判。在此基础上，考虑到事案解明义务自身的复杂特征，应在“类案要件”的例外化范围内承认事案解明义务，同时事案解明义务的构建应注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应以口头辩论终结前为限制，由法官依职权根据案件情况加以判断和适用，但需提前告知当事人事案解明义务的效果及违反后果，判决书中也应充分说明适用事案解明义务的理由。关键词：事案解明义务；证据偏在；证明责任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一、问题的提出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主义和辩论主义要求双方当事人发挥主体作用，在诉讼程序中平等对抗，对诉讼结果自我承担和负责。但双方当事人的机会和武器并不总是对等的，这种不对等可以体现在当事人之间基于社会地位、占有资源、财产收益、专业知识等方面的差距而产生的收集证据能力的差异。尤其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大型企业与集团不断涌现，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侵犯消费者权益、劳动者权益，以及其他民事主体权益等问题层出不穷，现代型诉讼这一概念应运而生。一般而言，现代型诉讼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第一种是最初意义上的现代型诉讼，在日本被称为公害诉讼，最显著的特点是当事人对抗的不平衡性与被侵权群体的广泛性，侵权人往往是实力雄厚、掌握特定资源、具备专业技术知识的大型企业、公共团体或者机关，能够较为容易地进行主张和提出证据，被侵权人囿于知识、技术、财力等资源的限制很难获取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二者相比，被侵权人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典型代表如消费者公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等。第二种是双方当事人的实力等大致相当，但是基于社会的发展而出现新型权利或法律关系需要得到保护，如“安宁权”“个人信息权”“居住权”等，这些权利一开始在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需要在司法实践中进行法律解释与理论创新，之后才可能反映到立法中去。第三种最为广义，可称之为现代诉讼，双方当事人属于平等主体，也不涉及大范围侵权，仅仅是双方当事人在证据占有方面存在差距，重要的证据由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掌握，导致证据偏在现象，当事人不能充分展开对抗，影响案件的公正判决，如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等。在现代型诉讼中，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所面临的证明困境是普遍存在的，为了解决这种困境，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年第 期（总第 期）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彭博，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证据法。理上有三种解决思路。一是直接改变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要求对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最典型的方式为证明责任倒置，例如在环境侵权案件中要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二是不改变主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只是减轻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证明负担，降低证明难度，一般通过推定、证明标准减轻、表见证明等方式来实现。三是在不改变客观证明责任的前提下，通过调整具体化的主张和主观证明责任，让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在特定条件下负担更重的事实主张和证据提出义务，即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比较而言，第一种方式最为刚性，是对证明责任理论的直接突破，在双方当事人都证明困难时相当于直接转移了败诉结果，其与证明困境的解决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谨慎适用，但不能作为解决现代型案件证明困境的普适性方法。第二种方式减轻了承担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证明负担，但在证据偏在的情形下，仅运用推定和证明标准减轻等证明方法可能是不够的，它们只能降低证明难度，但不能帮助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获取证据、提出具体的主张，无助于查明案件事实，无法解决证据由对方掌握时的证明困难。相比于上述两种方式，第三种方式 事案解明义务则在不影响证明责任理论的基础之上，强调对主观证明责任的调整，一方面减轻了承担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证明负担，另一方面加重了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说明义务，弥补了当事人缺乏事证收集手段的缺陷，能够在证据分布不均衡的情形下尽可能多地让亲历事实和掌握证据的当事人提出主张和证据，进而明晰案件事实，让裁判基础更加充分，实现公正判决。现有的关于事案解明义务的研究，充分论述了事案解明义务对解决证据偏在案件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如在民间借贷的事实认定、违约金的计算等难题中，也有研究提出要将事案解明义务作为解决证明困境的方法。这些研究一方面说明了理论和实务对事案解明义务需求的迫切性，在现代型诉讼中的证明困境下需要事案解明义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事案解明义务理论研究本身的薄弱之处，在基本理论方面如适用范围、要件、后果等关键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以适用范围为例，多数观点认为应将其适用限定在例外化的范围内，但就例外化的具体范围存在不同的看法，而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则隐隐反映出将事案解明义务予以一般化适用的态度，甚至存在着将事案解明义务作为解决证明困难的“万能药”的倾向，似乎只要存在证明困难，便可适用事案解明义务加以解决。笔者认为，对事案解明义务的基本理论问题仍然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同时对该问题的讨论不能脱离民事诉讼法这一程序基础。现有研究对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阶段、适用方式、不履行后果的制裁等内容仍缺乏具体的讨论，例如事案解明义务发生在诉讼程序的什么阶段？什么情形下由谁主张适用事案解明义务？违反事案解明义务的后果是什么？这些都是事案解明义务的理论建构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与其在实务中的运用息息相关。由于该理论起源于德国，随后在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进一步深化，因此本文第二部分聚焦于日本法，从理论层面对事案解明义务源起的要件和适用范围等基础问题予以探讨；第三部分分别以日本和我国司法实务中的典型案例为参照，分析我国司法实践中应用事案解明义务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为依托，在对相关条文进行解释的基础上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事案解明义务框架。二、日本法中事案解明义务的理论争议在事案解明义务理论的起源地德国，施蒂尔纳教授提出一般性事案解明义务理论，认为诉讼的胜负在诉讼开始前就已经决定了，谁掌握了更多情报和证据，谁就会获得胜诉，但这违反了公正程序和武器对等原则，因此事案解明的协力义务应作为原则而存在，公正判决的利益应优于当事人的利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年第 期参见吴泽勇不负证明责任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中外法学 年第 期，第 页。参见袁琳证明责任视角下的抗辩与否认界别，现代法学 年第 期，第 页；庞晓合同纠纷诉讼中违约金酌减的证明责任，证据科学 年第 期，第 页。但因其适用条件不明且范围太广，有破坏当事人主义和辩论主义之危险性，遭到了司法实务界的明确反对。继施蒂尔纳教授的研究后，伴随着现代型诉讼的不断增加，日本学者也开始关注当事人是否应该承担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承担事案解明义务的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不同观点的学术争论与探讨。在日本学者的观点中，事案解明义务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类型：广义的事案解明义务是指在民事诉讼中，为了使案件事实的主张和证明能够充分且迅速地进行，无论当事人是否承担证明责任，都有义务对案件事实进行解明；狭义的事案解明义务是指在证据偏在的情形下，原本应承担主张和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在例外情况下不能充分履行其主张和提出证据的责任时，由相对方给予帮助的理论。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所适用的诉讼阶段更加宽泛，且对当事人协力义务的程度要求不高，本文对事案解明义务的讨论主要围绕后者即狭义的事案解明义务而展开。（一）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要件事案解明义务理论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如何在实务中予以把握和运用，在什么情形下可以适用事案解明义务，一直是其难点问题。日本学者在德国事案解明义务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司法判例，将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要件具体化，可以在实务中为法官提供较强的指引。其中，春日伟知郎教授提出了四个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要件：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处于事件经过之外，与事实关系隔绝；不清楚事实关系不具有归责可能性；负证明的责任的当事人需提出具体的线索和其主张相印证；对不负证明责任的相对方协力进行事案解明有期待可能性。松本博之教授也提出了和春日伟知郎教授大体一致的四个要件，但其未采用事案解明义务的表达，而是表述为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具体事实陈述和证据提出义务，直接从名称上将事案解明义务的内涵具体化。上述四个要件虽已为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勾勒出了大致的前提，但由于事案解明义务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性特点，仍需对上述四个要件进行进一步的解释。要件一和要件二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无法提出具体的主张或证据，且不能归责于己，这在实务中的把握并不困难，如医疗纠纷中不具有专业知识且不了解诊疗过程规范的患者、专利侵权案件中无法确认侵权人生产或制作侵权产品获利数额的被侵权方、产品责任中不懂生产技术与产品构造的消费者等，这些主体本身就与证据的距离更远，隔绝于事实关系的发生过程之外，且不具备专业知识，强行要求其进行充分举证是过于严苛且不公正的。要件三要求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对于自己的主张，须提出具体的线索。一方面，这是对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最低要求，说明其并非坐享其成，什么也不做便要求相对方提供证据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其属于禁止摸索证明原则的例外。所谓禁止摸索证明原则，是指一项证据之申请如欠缺其所欲查明事实之明确性，就其所欲使用之证据方法欠缺明确性，或者二者均欠缺时，当事人希望通过证据申请的调查结果来导出若干对举证人而言加以评价的资料，则不被允许。在日本民事诉讼规则第 条第 款要求证据的申请必须具体写明待证事实和证据之间的关系，但在例外情形下，关于证明主题，用抽象的代替具体的记载，只要大致能理解事情的梗概，就足以承认证据申请。这是关于例外情况下允许摸索证明的法律规定，为事案解明义务中可能涉及的摸索证明提供了依据。也就是说，在符合要件一和要件二的情形下，在原告不能做出具体陈述时，可以降低其主张的具体化程度，即便未使法官达到初步确信，但只要其所主张的事实有较大的可能性会发生，达到疏明的证明标准，被告就有义务进行反证，填补事实空白。至于要件四中要求有对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协力的期待可能性，重点在于如何理解期待可能性，如果仅仅因为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对具体的事实陈述存在显著困难，就要求相对方来承担具体的事实陈述义务，这种理由是不充分的，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事案解彭 博：现代型诉讼中事案解明义务的程序构造广义的事案解明义务可以体现在民事诉讼程序的全过程中，包括诉前阶段、主张阶段和证明阶段。在诉前阶段，可以表现为诉前证据保全；在主张阶段，可以表现为对于具体的事实，不能仅为单纯的否认；在证明阶段，表现为文书提出义务和勘验物的提示义务、勘验的忍受义务。狭义的事案解明义务主要发生在主张和证明阶段，需要特别考虑案件的特殊性。因其要求对方当事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和利益提出主张和证据，是对辩论主义的突破，故而有严格的要件予以限制。参见松本博之民事訴訟事案解明，日本加除出版株式会社 年版，第 页。明义务需有期待可能性。但何为期待可能性？从判例中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情形：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有一定样态的先行行为（如行政厅作出决定允许设置危险的原子炉设施、原子能发电所的运转等）；事实处于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的个人范围内，只有他自己能说明清楚（如从纳税人所得中支出的必要经费）；双方当事人间存在特殊的关系（如产生安全保障义务的雇佣或劳动关系）。在这三种类型中，可以看作双方当事人之间有特别的连接点，使得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进行事案解明具有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具化了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可以为法官的判断提供指引。（二）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范围日本和我国的多数学者都主张例外性的而非一般性的事案解明义务，但对于例外性的事案解明义务的范围尚有分歧。所谓例外性的事案解明义务，其范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种较宽，认为只要满足上述四个要件，就应该适用事案解明义务，尤其对于产品责任诉讼、环境侵权诉讼、医疗诉讼等证据偏在的特殊类型案件具有重要意义，在除此以外的不存在明显证据偏在的一般案件中也能够发挥作用，事案解明义务可以很好地解决因举证困难而造成的实体法趣旨无法实现的不当情况；第二种较窄，日本最高裁判所承认的事案解明义务的射程范围，仅限于“因高度技术化社会的内在危险而引起的，事案解明资料和事案解明能力偏在的诉讼”，如机场或新干线等大规模设施引起的噪声震动的损害赔偿诉讼、水库建设等各种开发事业相关的环境诉讼、产品责任诉讼等。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仅以要件为限，后者则为“要件高度技术化的特定案件类型”的限制条件，更加狭窄。（三）违反事案解明义务的后果对于违反事案解明义务的后果，日本学者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在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违反事案解明义务时，推定相对方主张的系争事实为真实。义务违反者若要证明系争事实为假，应推翻上述推定。另一种认为除此路径之外，当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不进行具体的事实陈述，对相对方的事实主张仅为单纯的否认时，可以视为其对相对方事实主张的自认，因此，对相对方主张的事实，可以不经证据调查直接作为判决的基础。应当说上述两种方式 推定和拟制自认都指向了同一种状态，即认可相对方主张的事实，以此来督促实现事案解明义务的制度目的。但二者之间存在区别：前者推定相对方主张的事实为真实，即尽管其主张的事实并未得到验证，但在这种情况下推定事实状态的存在；后者抛开了相对方的主张是否真实这一判断，而是直接以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认可为替代。在民事诉讼中，对于客观真实的探知并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认可相对方的主张，便可以据此作出判决。相应的，这意味着前者的推定真实可以被推翻，后者的拟制自认却很难撤回，在此意义上，后者这种事案解明义务的后果是更加严厉的。三、事案解明义务在现代型诉讼中的运用（一）日本司法实务中事案解明义务的应用一般认为，伊方原子能发电诉讼案是事案解明义务适用的经典案例。在该案中，四国电力公司预计在爱媛县建设原子能发电所，并获得了行政许可。附近的居民主张该行政许可违法，并以内阁总理大臣为被告，提起取消该行政许可的诉讼。在一审和二审中裁判所认为应当由居民一方指出行政厅决定的不合理之处，上告审中最高裁判所对该争点给出了相反的判断，认为“原告应当承担被告行政厅作出决定不合理的证明责任，但考虑到与原子炉设施相关的安全审查资料全部由被告行政厅一方持有，被告有必要基于相当的根据、资料进行主张并举证其审议、判断过程及结果没有不合理之处，如果不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年第 期参见松本博之民事訴訟事案解明，日本加除出版株式会社 年版，第 页。日本于 年召开了以“要件事实的机能和事案的解明”为主题的研讨会，与会学者如伊藤滋夫、春日伟之郎、畑瑞穗等学者均支持例外的事案解明义务。我国现有的关于事案解明义务的大部分研究，如占善刚附理由的否认及其义务化研究、吴泽勇不负证明责任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陈杭平“事案解明义务”一般化之辩 以“美国”事证开示义务为视角、胡学军前进抑或倒退：事案阐明义务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等均认为应采例外性的事案解明义务。完成上述主张和举证，应推定其判断存在不合理之处”。该案判决不同于以往的主张和举证责任承担，在该案中，通常认为从原告方向被告方转移的只是其主张和举证责任，而非客观证明责任的倒置，原因有三：一是因为客观证明责任由实体法确定，只能通过立法修改，法官无权通过司法权予以改变；二是因为在控诉审中，法院强调“原告应指出行政厅判断的不合理之处，行政厅应基于此进行反驳，主张自己的判断是合理的”，可以发现这是法院对于双方当事人间的攻防，即主观举证责任进行讨论，最高裁判所正是在此基础上要求行政厅承担许可决定合法的主张和举证责任；三是因为最高裁判所作出将主张和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的决定，主要是基于本案中的特殊情况，即证据资料偏在于被告一方，为了避免不公而调整主张和举证责任，这种调整是基于个案的特别情况而非普遍适用。继伊方原子能发电诉讼案之后，在福岛第二原子能发电诉讼、东海第二原子能发电诉讼等类似案件中，裁判所做出了趣旨基本相同的判断，都属于同一类型案件中的特别适用，在这类案件中，通常都存在证据偏在的情况。但在这些判决书中并未明确使用“事案解明义务”等类似的表述。主张上述判例中适用了事案解明义务的观点，是学者从学理上对案件事实以及判决表述进行分析，进而认为其契合了事案解明义务的要件及内容。近年“事案解明义务”的表述开始在日本判决书中出现，尤其是在一方当事人的主张中，在诉讼与非诉案件中都有所适用。例如在损害赔偿请求案件中，原告骑车在道路上摔倒受伤，起诉道路管理部门要求损害赔偿，在诉讼过程中管理部门修建了道路，使得原路面不复存在，因此原告主张道路管理部门应承担关于事故现场路况的事案解明义务，并成立证明妨碍。法院经审理后认可了本案道路存在瑕疵，认为道路管理部门通过测量等方式提出证据，已完成其事案解明义务，无须判断是否构成证明妨碍。在遗产分割申请事件中，法院认为关于遗产范围的确定，尤其是含有多数未登记的不动产遗产，应由当事人承担事案解明义务，如果申请人怠于承担事案解明义务，则因不合法而驳回申请。从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出，首先，司法实践中的事案解明义务经历了从隐性适用到明确表述的转变，这也印证了该理论在不断发展且影响范围在不断扩大，但总体而言事案解明义务在司法实务中的明确适用仍然较少。其次，事案解明义务可以适用于多种类型的案件，不仅仅包括诉讼案件，也包括非讼案件，在诉讼案件中，涉及环境侵权案件、税务案件甚至是一般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再次，事案解明义务的表述存在泛化的风险，在上述遗产分割事件中，申请人本就应承担主张和证明责任，这里的事案解明义务应为广义上的，而非完全贴合要件的狭义上的事案解明义务。对我国而言，日本司法实务中的事案解明义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其在司法实践中运行方法的窗口。一方面，法官的判断着眼于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主张和举证责任，尤其是当信息主要掌握在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手中时，适用事案解明义务的情境基本和其理论要件相适配；另一方面，从日本已有的实务操作来看，大部分案件中事案解明义务的履行或实现往往并不困难，要求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事案解明义务对其而言并非强人所难，且法官有能力对其是否承担以及履行作出判断。因此，从制度运行效果而言，事案解明义务的四要件具备在实践中应用的可行性，且需要通过法官的释明和判决说理来保障其公开和公平。（二）我国司法实务中适用事案解明义务的现状近年来，我国司法实务中已经出现法院明确适用“事案解明义务”的案件，笔者以“事案解明义务”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宝上进行检索，在 个案件中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承担事案解明义务，案件类型涉及合伙协议纠纷和买卖合同纠纷两种。合伙协议纠纷中主要涉及一方合伙人拒不提供处于其掌控范围内的账务账册证据，买卖合同纠纷中涉及卖方拒不配合协助鉴定工作以致难以判断合同标的物机彭 博：现代型诉讼中事案解明义务的程序构造参见最判平成四年 月 日民集 卷 号 页。日本最高裁判所网站判例集，网址为“：？”，最后访问时间为 年 月 日。参见令和元年 月 日徳島地裁判决平（）号损害赔偿请求事件、令和 年 月 日高松高裁判決令（）号损害赔偿请求控诉事件。参见平成 年 月 日熊本家裁平（家）号遗产分割申请事件。参见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粤 民终 号民事判决书。械设备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其中有两个案件虽表明“事案解明义务”的应用，但并非本文所讨论的狭义的事案解明义务范畴，法官认为“各方当事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事案解明义务”，或者认为原告（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负担店面的财务管理，因此“负有事案解明义务”。前者是双方当事人负有对案情的主张和说明义务，应属于诉讼促进义务，后者是原告本身便应承担的主张和证明责任，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事案解明义务发挥作用的范畴，是对“事案解明义务”这一表述过于宽泛地使用。除此之外，以“证据协力义务”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也发现了可以概括为事案解明义务应用的一个案例。在一个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中，当事人对于合同印章的真实性存在争议，但被告以公司变动已销毁印章为由，不提供印章或加盖印章的材料进行比对，法院认为“被告持有对原告有利的证据拒不提供，违反证据协力义务”，从而认定了印章的真实性。从上述案例来看，我国司法实务中对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现状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前景广阔但适用很少，除了上述已经明确适用的案例外，在证据偏在经常发生的现代型诉讼中，事案解明义务应有很大的适用空间。以知识产权侵权为例，非新产品制造方法侵权诉讼中如何证明被告所掌握的制造方法侵犯了自己的专利权，现有法律并未对举证难问题提供明确的破解之道。侵害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诉讼中，如何确定损害赔偿数额，尤其在侵权人销售方式较为隐蔽的情况下，现有做法多为法院依职权在法定赔偿限额内酌定赔偿额，这种方式时常难以覆盖被侵权人的损失且不能起到对侵权人的惩罚与威慑作用。在众多案件中存在着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空间，但其适用极少，究其原因可能是理论发展不足，尚未广泛地进入公共视野，且该制度的应用对法官的说理能力要求较高，不能激发法官的积极性。二是事案解明义务可能存在泛化与混淆的风险，即便目前仅有很少的案件适用，但已经出现了宽泛表述和指向不明确的问题，这也与日本司法实务中出现的问题类似。事案解明义务应当是在严格要件判断下的严格适用，而非随意的决定，这也表明了需要在理论研究中进一步明确其范围与适用要件，从而能够为司法实务提供明确的指引。三是“事案解明义务”的表述五花八门，不利于该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在司法实践或理论研究中，“附理由的否认”“证据协力义务”“协力阐明义务”等均指向相同的含义，即特定要件下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应当承担的主张和举证责任，但不同的表述方式容易造成误解，并且给学习和研究工作增加成本，因此有必要在今后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对其表述达成共识。四、我国事案解明义务的理论建构与程序构造从上文的现状分析可知，事案解明义务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少用、误用等问题，仍有必要对事案解明义务的制度理论进行细致的构建，尤其是需要对其法规范基础、适用范围、适用要件以及违反后果等方面进行体系化的论证。但除此之外，还应当关注的另一个重点在于事案解明义务在建构过程中与民事诉讼程序的适配，这决定了其在司法实务中的运行效果。（一）事案解明义务的理论建构事案解明义务的法规范基础。一般而言，让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承担案件事实的解明义务，违反了当事人自我利益的天性，其正当性何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是否存在事案解明义务的规范基础？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这意味着当事人必须诚实地实施诉讼行为，不得隐瞒和欺骗，这可以体现为当法官要求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说明其所掌握的信息时，不能虚假陈述。诚实信用原则又可被引申为真实义务以及完全义务。民事证据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确立了当事人的真实陈述义务，要求当事人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述。如果当事人仅陈述部分事实，则无法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年第 期参见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苏 民终 号民事判决书。参见湖北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鄂 民终 号民事判决书。参见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粤 民初 号民事判决书。参见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黔 民初 号民事判决书。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可能会对法官带来误导，妨碍事实真相的发现进而影响裁判的准确性。因此，对于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事实，当事人有必要做出完整的陈述。事案解明义务就是在此基础上，要求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对其领域内的事实予以完整的主张和陈述，并提出相应的证据。当然，事案解明义务意味着对辩论主义的突破，其适用范围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也即例外性的事案解明义务。例外性事案解明义务的范围。我国应在例外化的范围内适用事案解明义务，主要原因在于事案解明义务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特征，可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之间的平衡。一方面，事案解明义务要求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主张事实并提出证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张和提出证据的责任仍由当事人承担，扩大当事人对真实发现的权能和责任，避免了法官依职权进行证据的搜集和调查，顺应了当事人主义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判断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是否承担事案解明义务时，离不开法官的裁量权，即便仅仅是强化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的主张和提出证据的责任，也是对辩论主义的突破，如果不对该裁量权加以限制，将会产生法官恣意判断破坏辩论主义的危险，进而侵蚀在民事诉讼中建立当事人主义模式的努力。因此，事案解明义务兼具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种特点，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需要在二者之间实现平衡，尤其是避免事案解明义务的滥用进而破坏当事人主义。二是具体化义务与客观证明责任并存。对事案解明义务最常见的质疑是其改变了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尤其从后果来看，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未完成事案解明义务时，便推定或拟制对方当事人的主张为真实。这对于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似乎很不公平，本不属于他的证明范围，但却由他予以主张和证明，否则将承担败诉后果，这与证明责任转移有何区别呢？具体而言，当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否认了对方的主张，且对其否认能够提出证据证明或者做出合理的说明时，意味着他完成了事案解明义务，如果此时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则适用客观证明责任作出判决。也就是说事案解明义务与客观证明责任并不冲突，二者是不同层面的理论，可以做到互不干涉。当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仅为单纯地否认，不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或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时，则其未完成事案解明义务的要求，需承担推定或拟制对方的主张为真实的不利后果。此时没有客观证明责任出场的机会，因为不存在真伪不明的情形。事案解明义务与证明责任转移的区别还在于证明标准不同，前者中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的主张和举证仍为反证，只要动摇法官心证即可；而后者则意味着本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应对事实达到本证的证明程度，违反事案解明义务虽然会导致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的败诉，但其理论路径与实现难度都与证明责任转移不同。基于事案解明义务的上述复杂特征，权衡其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依赖以及一旦违反就可能导致败诉的严厉后果，至少目前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与证明责任的分配尚未完全稳固的情况下，需要将事案解明义务限制在例外性的范围之内。但对于例外性的范围，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汪放认为应对例外性的案件类型予以列举式而非概括式的限制；吴泽勇认为可以借鉴德国“类案出发，个案说理”的模式特征，同时可以比德国司法实务中的适用范围稍宽；占善刚认为事案解明义务的范围应限于情报偏在型案件中。上述观点中，最狭义的范围是将适用对象限制在列举式的案件类型中，最宽泛的是将适用对象限于情报偏在型案件中。笔者认为以列举的方式限定适用范围是难以实现的，在环境侵权、知产侵权、产品侵权等类型的案件中固然存在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空间，但通过对司法实务现状的梳理可以发现，在广泛的合同纠纷领域也存在着大量难以列举或类型化的案件需要适用事案解明义务，以列举的方式加以限制不仅技术难度大，并且也容易造成法官适用的僵化。随着事案解明义务的不断发展，反而会给其适用增加不必要的桎梏。因此从现状与发展的角度考量，综合平衡事案解明义务的优势与缺点，可以将其适用范围限制在“类案要件”相结合的判断标准下。首先，对于彭 博：现代型诉讼中事案解明义务的程序构造参见汪放证明困境视阈下当事人协力阐明义务研究，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年第 期，第 页。其认为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五类案件：医疗损害、民间借贷、亲子诉讼、环境污染和知产侵权。参见吴泽勇不负证明责任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中外法学 年第 期，第 页。参见占善刚附理由的否认及其义务化研究，中外法学 年第 期，第 页。类案而言，应将其解释为证据偏在型案件，尤其是经常发生证据偏在的现代型诉讼，只要存在关键证据的偏在现象，便有适用事案解明义务的可能性；其次，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判断是否满足事案解明义务的四个要件，四要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过滤不相关的案件，防止事案解明义务的滥用。该判断标准可以在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既不拘泥于特定类型的案件限制其适用效果，又避免了其扩张适用可能造成的危险。事案解明义务的要件。与德国和美国相比，我国与日本民事诉讼共享了相似的理论和制度背景。具体而言，在情报和证据的开示、收集手段上，德国拥有大量的实体法上的情报请求权，涉及合同纠纷、家事纠纷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除立法上的规定外，实务中也以类推的方式创设了不少情报请求权；美国拥有强大的事证开示制度，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 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通过录取证言、书面质询、提供文书和物品、身体及精神的检查、要求自白这五种手段获得证据开示，并且是强制性的，体现了一般性的事案解明义务。与二者相比，我国和日本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在情报和证据的开示和收集手段方面显得较为欠缺。因此，在相近的背景下，日本事案解明义务的要件理论与我国的民事诉讼更加契合。观察这四个要件，主要是对法官的裁量加以限定，前三个要件要求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是因为客观原因无法掌握证据，且为其主张提供了初步的证明，第四个要件要求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解明义务的前提是具有期待可能性，只有其不难提出证据时，法官才可以要求其承担义务。要件中给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施加了更多的限制，也强调了对方当事人提出证据的可行性，以此避免给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强加过分的解明义务，维持双方当事人的平等状态。并且事案解明义务本身属于非常抽象的理论，在实务中难以把握，这四个要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将该理论的适用具象化，为法官在诉讼中作出判断提供具体的参照和指引，同时也可以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加以限制，防止事案解明义务的不合理使用，避免冲击民事诉讼中的辩论主义和证明责任。违反事案解明义务的后果。结合我国的立法现状，笔者认为在现行法尚未明确规定事案解明义务时，可以参照文书提出命令的相关规定。原因在于事案解明义务与文书提出命令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甚至可以说文书提出命令是广义的事案解明义务的一种表现形式，二者都要求不负证明责任但掌握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提出证据，只不过文书提出命令仅限于书证，而事案解明义务的客体范围则更宽广。民事证据规定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分别规定违反文书提出命令的后果是“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或“认定对方当事人主张以该书证证明的事实为真实”，具体到事案解明义务，其并不局限于书证，且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很可能无法确定相对方所掌握的证据类型与内容，事案解明义务也不要求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明确证据名称或内容，因此违反事案解明义务的后果可以参考民事证据规定四十八条第二款的内容，法院可以推定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为真实。（二）事案解明义务与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除了上述讨论的事案解明义务的要件、适用范围、违反后果以外，更为具体的问题是事案解明义务处于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哪个阶段？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如何开始？能否由当事人申请？这些问题在现有的研究中很少涉及。笔者认为，最早在审前阶段，法官引导当事人交换证据、确定争点时便可以开始考量，直到口头辩论终结前法官都有机会要求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事案解明义务。至于事案解明义务如何开始，对此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事案解明义务的适用委诸法官职权，法官要具体考察是否属于证据偏在型案件以及是否符合事案解明义务的四个要件，通过释明的方式发挥其诉讼指挥权，使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负担解明义务。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违反事案解明义务将承担不利后果，因此从程序保障的角度来说，法官在要求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事案解明义务时，应当明确告知承担事案解明义务的内容以及违反事案解明义务会面临的后果，在判决书中也要对适用事案解明义务的理由做出充分的说明。另一种是将事案解明义务参照文书提出命令进行建构，在证据偏在情形下，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法院申请，要求对方当事人承担事案解明义务，满足事案解明义务四要件的，法院可以要求对方当事人承担解明义务。申请人应当对满足事案解明义务的要件进行证明，有必要的话双方当事人也可以围绕事案解明义务的要件展开攻击防御。两种路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年第 期径各有优点和缺点。前者对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官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指挥和引导作用，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效率高，能够使诉讼程序高效进行。后者则对当事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当事人提出申请，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可能会围绕事案解明义务的要件展开攻击防御，在这个过程中更能体现当事人主义，也实现了当事人的程序保障；缺点是效率较低，也可能会引发程序滥用，产生模糊诉讼中争议焦点的危险。笔者认为，第一种路径更适合我国，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法官依职权决定比依当事人申请更有可操作性。由于我国并未实行强制律师代理制度，事案解明义务作为新兴的、复杂的理论，对当事人来说难度太大，因此由法官依职权判断更为合适。第二，如果依当事人的申请来启动事案解明义务，那么在当事人未提出申请时，证据偏在导致的证明困难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双方当事人仍处于实质的不对等状态，事案解明义务的制度目的就无法实现。第三，事案解明义务的性质是诉讼法上的义务，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并非对相对方负有事案解明义务，而是面向法院的事案解明义务，故由法官依职权把握事案解明义务更符合其性质。第四，由法官来决定是否适用事案解明义务，并不意味着法官要依职权调查收集符合事案解明义务要件的证据，法官根据原告的主张，判断其是否已经足够具体化，在这个过程中法官可以引导当事人就事案解明义务的要件进行主张和证明，进而做出是否符合要件的判断，且通过要件以及判决书中的说理可以实现对法官裁量权的限制。五、结语在民事诉讼中，期望当事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总能产生理想的认知结果，是不现实的。诉讼当事人不同于市场中追逐自我利益的经济人 对于后者，看不见的手将引导其生产出整体利益，而作为当事人追逐自身利益的后果则是，一方当事人不向对方开示证据，或者一方当事人更愿意使用认识论价值较小但颇具策略价值的证据，诸如此类的做法都将变得正当。因此，在证据偏在的现代型诉讼中，有必要通过事案解明义务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武器”平等。本文基于事案解明义务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并在考察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对现代型诉讼中事案解明义务理论的要件及其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适用方法进行讨论。例外性的事案解明义务应当限于“类案要件”的范围内，具体制度的构建须考虑与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除借鉴日本学者所提出的事案解明义务四要件之外，该理论应当适用于审前阶段以及法庭审理口头辩论终结前，在诉讼过程中应由法官依职权判断，无须依当事人申请即可适用，但在适用时应告知当事人事案解明义务的内容以及违反的后果，并且法官必须在判决书中充分写明要求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事案解明义务的理由。参考文献：肖建华现代型诉讼之程序保障：以 年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比较法研究，（）：潘剑锋，牛正浩书证提出命令的理论革新与路径优化：以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为切入点北方法学，（）：胡学军具体举证责任理论下现代诉讼事实证明难题之化解 胡学军南昌大学法律评论（第二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胡学军证明责任倒置理论批判法制与社会发展，（）：春日偉知郎民事証拠法論：民事裁判事案解明東京：商事法務株式会社，：，吴泽勇不负证明责任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中外法学，（）：伊藤滋夫要件事実機能事案解明東京：株式会社日本評論社，：，刘明生摸索证明禁止之原则月旦法学教室，（）：松本博之民事訴訟事案解明東京：日本加除出版株式会社，：，彭 博：现代型诉讼中事案解明义务的程序构造，陈杭平“事案解明义务”一般化之辩：以“美国”事证开示义务为视角现代法学，（）：，姜世明举证责任与真实义务台北：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