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陵碑志与初唐女性文学考论_徐焕.pdf

杜甫研究学刊二二三年第二期总第156期昭陵碑志与初唐女性文学考论徐焕摘要昭陵女性碑志从文本格套、史事记录、作品遗文等方面揭示了初唐女性文学的多维面相与丰富内涵：首先，对女性文学的记录颂扬是碑志性别书写的格套化环节，这是女性创作实际与男性书写视角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次，碑志提供了初唐宫廷女性文学养成与应用的史料信息，两者共同指向初唐女性文学的政治面相与功利实用；最后，燕太妃碑中的涉佛铭文是初唐女性文学的重要遗文，更是武后融汇文学、宗教资源以行使和宣扬权力的实物见证。关键词昭陵碑志初唐女性文学武则天在初唐的政治和文学舞台上，集中于帝国中心的上层女性曾发挥重要影响，然而除了个别尤为知名者，传世文献对于她们的记载大多失之简略，这造成了相关研究的困难。唐太宗昭陵陪葬群是初唐上层女性碑志的渊薮所在，其墓主是初唐女性中最具权势的人物，包括陪葬的后妃、公主、陪陵者的祔葬配偶与后人等，构成以特定女性群体为书写对象的高规格碑志集群。唐会要对陪陵名位的记录较为详细，但对女性的记载缺漏尤多，张沛又进行过全面系统的考证和订补。近年来，石刻文献进一步拓展了唐代文学研究的格局和内涵，涉及到宫廷女性文学方面，则尤以对上官婉儿墓志的相关研究为典型。尽管如此，对于初唐女性文学作综合考察的研究仍然较为困难，本文依托昭陵女性碑志，以传世文献互参，从文本格套、史事记录、作品遗文等方面入手，探讨初唐女性文学的多维面相与丰富内涵。作者简介：徐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00732。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唐代鸳鸯墓志整理与研究”（22CZW019）阶段性成果。参见宋王溥：唐会要卷二一，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412-414页。参见张沛：唐昭陵陪葬名位综考（上）：昭陵碑石研究之一，碑林集刊第13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175页；张沛：唐昭陵陪葬名位综考（下）：昭陵碑石研究之一，碑林集刊第14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348-370页。104一、文本格套中的女性文学昭陵女性碑志中对于女性文学的相关记载，弥补了史传的空白，为考察初唐女性文学提供了多样化的视角。胡明将唐代女作家分为三个圈域：“一宫廷人物，二官僚士人妻女，三女冠、娼妓。唐前期以宫廷诗人为大宗；安史之乱后，则以女冠、娼妓诗人为主流。”而对于构成“第一个圈域”的宫廷人物，以往的研究大多只关注长孙皇后、徐贤妃等留有一定作品或史料相对详细的特殊个案，但是这并不能全面展现宫廷女性文学的样貌。新唐书诸帝公主传载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公主，提及文学者仅高祖女长广公主、太宗女临川公主，且文字简略，故昭陵女性碑志的价值尤为凸显，尽管相关描述不乏碑志文格套化的用语表达，难以确证为针对特定事件所进行的记录，但在传世文献如此短缺的情况下，亦不妨将这些材料集合起来作整体的考察。首先，将文学与女性其他的才华、技能杂糅。如纪国太妃韦氏墓志云：“飞笔于花旦，则鹤峙鸿惊；披绣册于娥宵，则敦诗悦礼。春椒起咏，艳夺巫岫之莲；秋菊腾文，丽掩蜀江之锦。”临川郡长公主墓志云：“惟公主幼而聪敏，志识明慧，雅好经书，尤善词笔。至于繁弦促管之妙，幋帨组紃之工，爰，推绝美。所撰文笔及手写诸经，又画佛像等，并流行于代，可谓九族妇德、千载女师者乎。”新城长公主墓志云：“染花笺于，体穷龙翰；发缥于，词凤篆。岂庭淑气，唯颂春椒，凄凄素序，独铭秋菊。加为妙，高步芝。紃组称二，兰掖。”大唐故兰陵长公主碑云：“秋窗望月，春榭临风。裁葴作范，草赋开蒙。词温华瑾，文艳雕虫。铅芳罢饰，紃组为工。”这些描述中，文学修养多与绘画、书法、音乐、女红等其他素质对举或并列。其次，对女性文学活动场景的想象。如越国太妃燕氏碑云：“泛观子史，每三复于天经；讽玩图书，必再循于节义。击赏名教，照澈于清襟；褒尚贞良，冥通于雅操。沉研训诫，终日忘疲；握玩绨缃，通宵抚卷。至于纰文缺典，登耳必综于心；美句妍词，过目悉登于。”这段文字描绘了燕妃“泛观”“讽玩”“握玩”“沉研”“抚卷”胡明：关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第100页。张沛：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昭陵碑石，第198页。张云：唐新城长公主墓志考，碑林集刊第6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卷一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38页。全唐文补编卷一三，第156页。105“过目”等姿态多样的阅读状态，这为其创作提供了“纰文缺典”“美句妍词”的知识积累。又如文安县主墓志云：“栖志图史，游心几律。眄萋叶而兴勤，听喈音而遗诐。意匠言泉之旨，飞云垂露之端。柳密庄窗，乍起流莺之赋；月合花簟，因裁捣衣之篇。”墓志生动描绘了她为景色所触动而“乍起流莺之赋”“因裁捣衣之篇”的创作过程。这些碑志撰者为男性，无论其职级如何，他们在描绘宫廷女性文学活动的场面时，更多当是基于自身创作经验的合理推想。接着，反映女性文学具有一定共性特征的创作题材。如前引纪国太妃韦氏墓志云：“春椒起咏，艳夺巫岫之莲；秋菊腾文，丽掩蜀江之锦。”大唐故长乐公主墓志铭云：“对菊题铭，怀仙摛赞。”前引新城长公主墓志云：“岂庭淑气，唯颂春椒，凄凄素序，独铭秋菊。”前引文安县主墓志云：“柳密庄窗，乍起流莺之赋；月合花簟，因裁捣衣之篇。”西宫二品昭仪墓志云：“柳雪飘词，椒花练试。”亡宫三品墓志云：“重阳季月，讵传秋菊之文。”大唐故邳国夫人段氏墓志铭云：“聊裁春颂，韵叶丝桐；戏属秋铭，调谐金石。”这些记载所提到的文学素材与创作对象有“春椒”“秋菊”“柳雪”“流莺”等，其中“春”“秋”“椒”“菊”等字出现的频率尤其高。虽然这些也是泛指，但反映出吟咏四时节气、自然风物是这些女性进行文学创作时涉及较多的题材，这类题材一般是初学诗文便会涉及的，同时又具备即时感发的抒情特点，从宫廷女性生活经验的层面来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春游曲被认为是长孙皇后留存至今的唯一诗作，其诗云：上苑桃花朝日明，兰闺艳妾动春情。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这首诗记录长孙皇后春游上林苑的场景，既写上林春景之明丽，又喻皇后本人之美艳，并以“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自比谢道韫，卒章显志。诗中所及风物有“桃花”“新桃”“嫩柳”“舞蝶”“啼莺”等，营造出春天上林苑桃新柳嫩、蝶舞莺飞的美好场景。这首诗完全无关母仪和政教，引来后人的较多批评，如明人钟惺批评：“开国圣母，亦作情艳，恐伤盛德。”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这首诗虽然稍显浮艳，但是周绍良主编，赵超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昭陵碑石，第110页。昭陵碑石，第197页。昭陵碑石，第209页。昭陵碑石，第121页。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五，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1页。明钟惺、明谭元春选评，张国光点校：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页。106充分展现出了作者的性情和生活，这与史传中塑造的长孙皇后严肃庄重的形象大为不同，显得更为真实亲切。无论此诗是否为长孙皇后所撰，至少就诗中物象而论，春游曲是契合当时女性文学创作实际的。最后，提示了女性文学的文体、批评等信息。文学体裁方面，除诗、文等概念，还有一些特定的文体，如大唐故长乐公主墓志铭新城长公主墓志涉及“铭”“赞”“颂”等具体的文类；文学批评方面，如纪国太妃韦氏墓志越国太妃燕氏碑 西宫二品昭仪墓志 兰陵长公主碑等，以“艳”“丽”“妍”“温”“柔”“怀摛藻”“含规模”“符内则”“蕴内训”等为评点，将对理想女性形象的期许寄托到了女性文学上。昭陵碑志对女性文学的格套化叙述，是女性文学实际与男性书写视角融合的产物。碑志文本格套化是由当时普遍的社会观念所造成的，无论墓主是男性还是女性，碑志都需要将他们塑造成合乎社会期许的样子，就像昭陵陪葬功臣碑志会注重表现墓主的忠勇与功勋，昭陵女性碑志亦会将传统社会中的理想女性形象映射于墓志的女性书写之中，而这种社会共识限定了文本关涉的叙述维度，文本格套也就基本定型，而文学即是其中之一。从现实角度来看，女性在创作时未必就想要强调自己的性别特征，故其作品与士人相比也未必有这么鲜明的区别。而昭陵女性碑志对于墓主文学方面的记录，则是将其作为展现作者性别特质、凸显女性才能的环节，无论是对女性文学创作场景的想象，还是对相关情况泛论式、格套式的描绘，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男性视角下女性文学的样貌。反过来看，这种男性视角正反映出女性文学在当时文学生态中的真实处境，虽然初唐的朝官文士赋予文学以光辉的政教理想，但是在他们看来，女性文学并不具备这种深刻性，而是沦为一种格套化的性别修饰。二、宫廷女性的文学养成与应用相对于泛泛而论的文本格套，昭陵女性碑志还提供了反映初唐宫廷女性文学实例的史料。碑志是对墓主盖棺定论式的总结和评价，虽然存在美饰甚至夸饰的情况，但其所着重记述的事件，一般是其生平中被认为最重要或最荣耀的典型事迹，涉及后妃、公主等重要历史人物之时更是如此，故昭陵碑志对相关女性文学实绩的记载，尤其显示出时人的重视，特别是在文学养成机制、文学预政传统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资料依托。（一）文学养成宫廷女性文学的养成，不仅与个人的天分、兴趣、努力有关，更有赖于良好的教育机制。宫廷女性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一般而言，皇帝的女儿出生并成长于宫中，而皇帝的后妃从宫外选入宫中，两者接受教育的情况自然就会有所不同。内文学馆是唐代对宫人进行文化教育的机构，自武德便已设立，在武则天时改名习艺馆，又改为翰林内107教坊，承担着教育宫人的职责。不过对于身份更为尊贵的公主、后妃而言，她们所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则更为特殊，大唐故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记载了一则事件：贞观初，圣皇避暑甘泉，公主随傅京邑。载怀温清，有切晨昏，乃自表起居，兼手缮写。圣皇览之，欣然以示元舅长孙无忌曰：“朕女年小，未多习学，词迹如此，足以人。朕闻王羲之女字孟姜，颇工书艺，慕之为字，庶可齐踪。”因字曰孟姜，大加恩赏。仍令宫官善书者侍书，兼遣女师侍读。皇帝的恩宠为李孟姜带来了优质的教育资源，而之前临川公主尽管“未多习学”，也必已接受与其身份规制相符的宫廷教育，此后太宗又特派人员重点培养她练字、读书，更对提高其文化修养起到引导和促进的作用。据新唐书记载，太宗之母太穆皇后“工为篇章规诫，文有雅体，又善书”，临川公主与窦后有同样的文学和书法才能，太宗尤为宠爱，或许也与窦后母仪的影响相关。文学家传则是后妃习得文学素质的主要机制，燕太妃碑志为世族母教情况提供了重要史料，其志云：纂组缋其妍心，诗书文其婉袖。兄敬嗣时因禀训读上林赋于前，太妃一览斯文，便诵数纸，太夫人善其聪令，抚而异之。年甫十三，香名逾振。家门舅族，戚里分华。襛艳蓁姝，降嫔接轸。遂复光膺礼命，召入后庭。这则材料中太夫人对燕氏才能的反应，充分展现其对燕氏教育的支持和鼓励，燕氏也因此获得了一些名声。燕太妃碑志对其父宝寿语多隐晦，燕宝寿一生笼罩在父亲燕荣的赐死下场与政治恶名之下，因此仕宦不彰，又碑云：“年甫六岁，奄丧所天。每逼忌辰，悲号不食。至性之感，明灵为之遂通；爱敬之方，闺门以之为镜。”可知燕氏六岁失怙，对于燕氏的培养，也主要是由杨氏承担的，碑云：“太夫人杨氏德高孟母，学冠曹妻。嘉妃幼敏，常谓人曰：此女性理明惠，艺文该博，向使为男，当成国器。”将燕氏的母亲杨氏之“德”与“孟母”作比，而孟母对孟子的教育正是其最彰显的德行；又将杨氏之“学”与“曹妻”也即班昭作比，可见杨氏本人很有才学。正是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女性，对燕氏的文学养成起到了关键的影响。钱穆指出：“因尚孝友，而连带及于重女教。当时教育，主要在家门之内，兄弟姊妹宜无异视，故女子教育亦同等见重。当时人矜尚门第，慎重婚姻然平心论之，女子教育不同，则家风门规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54页。昭陵碑石，第197页。宋欧阳修、宋宋祁：新唐书卷七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69页。昭陵碑石，第181页。全唐文补编卷一三，第158页。全唐文补编卷一三，第156页。108颇难维持。此正当时门第所重，则慎重婚配，亦理所宜。而一时才女贤母，亦复史不绝书。”燕氏母亲出身于陈寅恪所谓“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的弘农杨氏，是隋观德王杨雄的第三女，杨雄本人“纬武经文”，其诸子之中亦不乏文学显达者，如杨綝，隋书观德王雄传载：“恭仁弟綝，性和厚，颇有文学。”又如杨师道，同样文学出众，并且热衷于在府邸举办文会活动，可见燕妃之母杨氏的文学修养与教育理念，与燕妃外祖父杨雄以来的家教传统密切相关。燕氏记诵上林赋事与徐惠幼年作小山篇事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体现出初唐世家大族重视培养女性文学素养的风尚。关于徐贤妃的文学家传，学界已经有较多的关注，据新唐书徐贤妃传载：生五月能言，四岁通论语 诗，八岁自晓属文。父孝德，尝试使拟离骚为小山篇曰：“仰幽岩而流盼，抚桂枝以凝想。将千龄兮此遇，荃何为兮独往？”孝德大惊，知不可掩，于是所论著遂盛传。太宗闻之，召为才人。这段叙述与越国太妃燕氏墓志极为相似。燕、徐二家都重视培养子女的文学素质，徐惠和她的弟弟、妹妹从小就在浓厚的家学氛围中浸润和成长，长于文学的父亲能为她们提供更具针对性的专门培养，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切磋，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都使徐妃获得更好的文学熏陶和锻炼，兄弟姐妹由是以才学和文名并称于时，并由此谋得了政治上的发展。再对比新唐书徐贤妃传与越国太妃燕氏墓志，燕妃、徐妃同为太宗的妃子，两则材料均通过叙述幼年时家长试练女孩才能的小事，说明其天资或文才，而家长的反应或“异之”或“大惊”，其后女孩小小年纪便“香名逾振”“论著遂盛传”，进而选入宫中。叙述上的雷同性恰反映出高门显宦普遍重视并鼓励女孩的文学修养，而与之相应的家庭教育则是达成这种素质的重要途径。这种社会现象的形成与宫廷的擢用要求有关，文学素质作为上层女性文化修养中的一项，在宫廷选妃的标准中发挥着一定作用，如西宫二品昭仪志铭即云：“体惠问于幽闲，班书比丽；蕴柔词于内训，蔡笔齐芳。故得擢自良家，言参椒掖。”其中便直言墓主的书法和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74页。昭陵碑石，第105页。唐魏徵、唐令狐德棻：隋书卷四三，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217页。参见刘子凡：唐代徐氏家族及其文学家传以徐德墓志、徐齐聃墓志为中心，唐研究第1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7-304页；胡可先、孟国栋、武晓红：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168页。新唐书卷七六，第3472页。昭陵碑石，第196-197页。109文学才能是其被擢选的原因。无论是燕氏还是徐氏，她们之所以能够分别入选后宫进而带动家族兴起，很大程度上即得益于她们的文学才名，燕氏年甫十三就香名逾振，徐惠少时论著便盛传于时，这些事情的情实已不可探知，但是两则案例同构性则提示我们，这种“香名”或许正是相关家族刻意打造和故意传扬的。（二）文学预政在私人圈域的抒情吟咏之外，文学有时也会成为宫廷女性的一种政治技能，展现出较强的应用属性。钱志熙指出：“初唐时代宫廷与贵族女性的诗歌创作，大致是南北朝贵族妇女文学风气的延续，应该将其放在南北朝至唐士族文学的机制中来研究。”据新唐书文德长孙皇后传载：“后尝采古妇人事著女则十篇，又为论斥汉之马后不能检抑外家，使与政事，乃戒其车马之侈，此谓开本源，恤末事。”长孙皇后通过撰述行为参与对公共话题的讨论，此举也得到了太宗的肯定。而徐贤妃更是文才卓著，“唐代正史所记载的三十几位后妃中，只有她的著述被引录。其本传采用了讲述唐代士人而非宫廷女性的叙事模式：关注的不是她并不出众的外貌，而是她的文学才华。”她曾撰谏息兵罢役疏上言劝诫太宗，新唐书盛赞其“剀切精诣”，后人如叶适也赞其“词富理博，王勃不能逮也”，无论是在艺术性还是思想性上，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后妃的文学预政行为是受到唐室鼓励的，一个较近的典范是前朝的萧皇后，隋书炀帝萧皇后传载：“帝每游幸，后未尝不随从。时后见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厝言，因为述志赋以自寄。”虽然隋炀帝是亡国之君，但是初唐的朝官文士却愿意将萧皇后塑造为宫廷女性的典范，并充分肯定其以文学规劝隋帝的行为。长孙皇后、徐贤妃等文学预政，规谏太宗，统领后宫，满足了当时社会舆论对于皇帝后妃的期许，同时也起到了一定的表率作用。文学成为初唐宫廷女性进行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的一种媒介，故她们的文学实绩具有了政治色彩和实用特征，这在昭陵碑志中亦有例证。大唐故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称李孟姜“涉艺穷远，观图尽秘。露彩垂毫，泉华涌思”，并举证事迹云：天后孝彻明神，哀缠圣善。仪形万国，感动四方。阴阳献惨，天地变色。公主创题嘉颂，光赞坤规。援笔斯成，排阍进上。词符金石，思激风霜。天后览奏兴钱志熙：士大夫文化视角中的中国古代女性诗歌发展史，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102页。新唐书卷七六，第3471页。美柯睿著，贾晋华等译：舞马与驯鸢：柯睿自选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93页。新唐书卷七六，第3472页。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91页。隋书卷三六，第1111页。110哀，披文警虑。亲纡墨令，奖喻殷勤。圣札冠含章之文，英词助王姬之德。求之遂古，乃绝其伦。又天后曲降阴慈，载隆泽。翰垂八体，诗备五言。装成锦鄣，特赐公主。阐扬嫔则，盛述秾华。密勿承恩，皆此类也。所言“天后孝彻明神，哀缠圣善”，盖指武则天之母荣国夫人杨氏去世之事，临川郡长公主献颂之事大致发生在咸亨元年（670）杨氏卒后。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公主“创题嘉颂”以“排阍进上”，特意撰写颂文进献武后，而颂文旨在“光赞坤规”，也即颂扬武后。武后“亲纡墨令，奖喻殷勤”以为回应，不仅如此，武后之后还亲自创作和书写五言诗，装裱之后“特赐公主”，再一次表达了对于临川郡长公主的高度肯定。临川郡长公主在荣国夫人去世的时间点上向武则天进献颂文，有明确的政治动因。新唐书临川公主传另载一献颂之事：“高宗立，上孝德颂，帝下诏褒答。永徽初，进长公主，恩赏卓异。”此事大致发生在高宗初立之时，此颂大概是称颂高宗对于太宗尽孝的德行，这与其在荣国夫人去世时进献颂文的行文形成了呼应。已经有学者论及这两次上颂行为，赵守俨关注到临川郡长公主上颂给高宗与武后二事如出一辙，他还特别分析了墓志不载其向高宗献颂事的原因：“此文作于武则天掌握政权以后，根据当时的标准衡量，显然李孟姜给武则天上颂，天后对她奖喻，以及后来武则天对她的赐诗，才最能够说明这位公主的密勿承恩。相形之下，志主和高宗的一段关系，反而显得无足轻重，于是就略而不谈。”结合李孟姜个人政治处境的变化可知其上颂的动机，临川郡长公主是纪国太妃韦圭之女，太妃原本是公主的政治靠山，作为太宗遗孀，高宗与武后对太妃都十分尊重，太妃本将以尊长身份参与泰山封禅，却薨于封禅之前，此后临川郡长公主在宫中便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依靠。相较而言，武则天临朝听政，与高宗并称“二圣”，又代替纪国太妃，以仅次于高宗的“亚献”的身份参与泰山封禅，乾封二年（667），随着高宗命太子监国，武则天的权势更是迅速扩大。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之下，临川郡长公主敏锐地把握住武后居丧的时机，通过献颂的行为向她表达支持，而武后则欣然与之形成互动，文学充当了这两位宫廷女性巩固信赖关系的沟通渠道。同样是在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临川郡公主通过上颂的方式获得卓异的恩赏，可见文学预政是其惯用的政治手段。近年出土于献陵的淮南大长公主墓 昭陵碑石，第197页。新唐书卷八三，第3646页。参见赵守俨：唐临川公主墓志记事考索，文史第9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5-82页；郭海文：大唐故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并序再考，唐代文学研究第19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59-180页。赵守俨：唐临川公主墓志记事考索，文史第9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0-81页。111志记述了淮南大长公主在两次宴席上的即兴创作，歌词提及“二圣”一词，同样借机表达了对武后的尊崇。两位长公主的文学活动，都与武则天引领的宫廷氛围有关，皇后母仪天下，其文学兴趣客观上带动了宫廷女性在政治与文化上的活跃，宫廷女性也乐于施展文学才能，表达忠诚或孝敬，从而博取武后的欢心。初唐宫廷女性群体中长期以来都蛰伏着一股文学驱动力量，成为上层文学的一脉潜流。“初唐四十年的女性专权粗看似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唐代文人对文学的巨大热情，均是由这一时期的女性统治者促成的。因此当时的宫廷文学虽然呈现出浮靡的总体倾向，但从长远来看，却是盛唐诗歌高潮到来的一个前兆。”其实在女性专权之前，文学就是后妃、公主参与政治、发挥影响的重要手段，而武后重文亦非后宫的特例，从窦太后到长孙皇后、徐妃，初唐这些重要的帝后大多具备基本的甚至突出的文学才能，作为唐朝建国以来举国瞩目的女性楷模，其言行偏好的表率作用影响深远。后妃的文学实践推动了宫廷文学氛围的形成，太宗诸后妃开其端绪，并形成影响，特别是一些才能出众的宫廷女性，她们发挥自己的文学才能，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随着武则天掌权，上官婉儿施展影响，部分宫廷女性实现了从以文预政到引领文坛、政坛的重要转变，而这股文学潜流也最终成为了影响唐代命运走向的一种推动力量。三、衔结政教权力的则天遗文文学是宫廷女性表达政治观点、参与政治运作的重要媒介，对此我们不仅可以从碑志记载的史事方面切入考察，还可以依托碑石所保存的女性遗文，从作品方面进行专案探讨。越国太妃燕氏碑载有两篇涉佛铭文，这是此碑全文转引的，而非碑文撰者所作，关于铭文作者，细察碑文，第一篇是“中宫特为造绣无量寿像，神笔御铭，绣于座下”，第二篇是“皇后为造神笔制铭，绣其座下”，前者用“御”字，则需要考虑是否为高宗所作。燕太妃与武后为表亲，晚年随子李贞移居藩地，咸亨二年墓志录文参见岳连建、柯卓英：唐淮南大长公主墓志所反映的唐代历史问题，华夏考古2008年第2期，第136页。葛晓音：论初唐的女性专权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秋之卷，第61页。全唐文补编卷一三，第157页。全唐文补编卷一三，第157页。112（671），武后母杨氏祭日周年将至，燕氏便赴东都以申哀喭，结果途中感疾而薨。而无量寿像铭文言“弟子比缠荒苦，茹恨终天。循去节以凝哀，践而叠慕。太妃因心义切，助痛情深。远赴忌辰，将申感慰。岂意临途未几，奄隔幽明”，更像是站在杨氏祭日主事者武后的角度上来谈的。另外，细察越国太妃燕氏墓志铭表述：“中宫为造绣像二铺，广崇净业，兼制铭文，词旨绝妙。”所谓“中宫”一般指皇后，此处便指武后，绣像之事是她主办的，而“兼制”则表明两篇铭文也都由她制作。尽管我们无法肯定这两篇铭文是武后独立撰写的，但其署名权都应被归于武则天，至于碑文中用“御”字形容武后的行为，则映射了其时“二圣”共治的政治局面。越国太妃燕氏碑以“文中文”的形态保留了这两篇涉佛铭文，其一为无量寿绣像铭文：窃以境称安乐，崇珍；域表端严，精明因而诞妙。转外尘于四宝，广现慈根；具本相于千光，弘敷道力。花庄梵宇，金阁重晖。月莹真空，珠豪结影。存法界而遥想，善愿攸符；仰圆照以遐观，胜缘斯叶。越国故太妃含章韫粹，体顺凝和。腾美誉于丹闱，播芳猷于彤管。申规竹，而宣慈；垂范桂岩，崇五礼而敷训。柔仪允著，通该四德之源；媛则昭隆，光映七篇之首。弟子比缠荒苦，茹恨终天。循去节以凝哀，践而叠慕。太妃因心义切，助痛情深。远赴忌辰，将申感慰。岂意临途未几，奄隔幽明。载想至怀，倍结九泉之恨；兴言永，万古之悲。庶托津梁，少资冥福。今者敬为太妃造无量寿像一铺。绣金台于凤缕，光含聚日之容；绚玉沼于龙纹，彩叠乘光之步。所愿凭兹慧业，式荐祥缘。正觉流保护之恩，大士授冥薰之力。天缨辉质，迥骛禅林。月殿游神，高升法岸。傍周千界，普彼十方。生，俱登妙果。其二为释迦牟尼绣像铭文：盖闻龙池引派，疏定水之安波；鹫岳曾基，开禅林之宝地。恒星掩耀，无生示关于杨氏去世的年份，文献记载存在差异，旧唐书武承嗣传载：“咸亨二年，荣国夫人卒。”（旧唐书卷一八三，第4728页）然旧唐书高宗本纪载：咸亨元年“九月甲申，卫国夫人杨氏薨，赠鲁国夫人，谥曰忠烈。”（旧唐书卷五，第95页）又资治通鉴在“咸亨元年”条下亦有：“甲申，皇后母鲁国忠烈夫人杨氏卒。”（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65页）且金石萃编据天后御制诗书碑称杨氏薨于咸亨元年九月十四日。（清王昶：金石萃编卷六，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隋唐五代石刻文献全编第三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当以咸亨元年为是。全唐文补编卷一三，第157页。昭陵碑石，第182页。全唐文补编卷一三，第157页。113其化生；冠日通辉，非相摽其实相。道穷净智，瞻彼岸而虽遥；福被明因，总群方而普洽。越国故太妃禀柔凝淑，履顺含章。契叶松心，傍综十誉流苹涧，通符六艺之诗。申雅诲于梁庭，门贻范；导洪猷于陈邸，炜管飞芳。谦之道既弘，忠慎之规允穆。方冀辅仁潜祐，寿固仙岩，岂意与善无征，年移夜壑。弟子缅维平昔，姻好特隆。今古忽殊，追怆何极。兴言感咽，轸悼良深。加以四序不停，千旬斯扃而日远，结丹想而增悲。思植芳缘，式资冥祐。故于今百日，为造释迦牟尼绣像一铺。珠云绚彩，叶浮鸳绮之中；珂雪霏光，花叠龙纹之际。以斯妙果，永构津梁。所愿藻虑三明，澄襟八解。庵园之至道，叶奈苑之嘉祥。迥升波若之台，常荫菩提之树。遐覃普及四流。并驭法轮，俱捐爱网。两篇铭文篇幅相当，在结构上也呈现出高度相似性，基本都能分出四个层次：其一是议论式的引言；其二则落实到对燕太妃的颂美；其三是表达武后的哀痛，并交代造绣像事；其四是对燕太妃到达彼岸世界的想象与形塑，并祈愿燕太妃的神明护佑世间。两篇铭文均展现了现世之外的宗教维度，体现出武后对于燕太妃往生极乐的想象。燕氏去世之后，高宗和武后曾为其安排了一系列佛教仪式，据越国太妃燕氏碑云：皇帝特为举哀日，又降别敕，尽东京观寺，并为设斋。又遣使人往宋州，尽其境内观寺，转经行道，凡经三日，度二七人。粤以其年十有二月廿七日，陪葬于昭陵，礼也。中宫特为造绣无量寿像，神笔御铭，绣于座下。至百日，又奉敕就京宅设七百僧斋，别赐米面二百石。在燕太妃陪葬昭陵之前，有东都寺观设斋、宋州僧尼行道事，薨后百日，又在其京宅设七百僧斋。涉佛铭文及宗教仪式均体现了武后以佛教名义提升自己政治影响力、争取佛教信众等社会势力支持的意图，这些并非孤立的行为。荣国夫人去世之后，武后就曾令武敏之造佛像追福。燕太妃去世的第二年，武后又出资在洛阳龙门营建卢舍那佛像，据河洛上都龙门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云：“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之所建也。粤以咸亨三年壬申之岁四月一日，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至上元二年乙亥十二月卅日毕功。”此举更是高调宣扬了武后的佛教理念，“反映了武则天这一非凡女性参决朝政初期即已高度重视宗教神学在其政治事业中的特殊作用，因而这项艺术工程的诞生也就成为武氏其人在李唐社会中扩大自身政治影响而率先借重佛教神权的文化见证”。咸亨初年，武后主导燕妃逝世后繁复的佛教仪式，并且两度撰写涉佛铭文，以及出资塑造卢 全唐文补编卷一三，第157-158页。全唐文补编卷一三，第157页。张乃翥：龙门石窟大卢舍那像龛考察报告，敦煌研究1999年第2期，第123页。张乃翥：从龙门造像史迹看武则天与唐代佛教之关系，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1期，第46页。114舍那佛像，这一系列行为具有共同动因，即以佛教名义扩大中宫影响力，这折射出宫廷浓重的宗教氛围，而此氛围的形成和武后引领的风气有直接关联。越国太妃燕氏碑志对于武后涉佛铭文采取不同的记录态度，既与碑志文体本身的差异有关，也与撰者的政治考量有关。墓志书写面积相对有限，即使是太妃，其墓志的篇幅也不宜铺张过度，且神道碑立在墓前，比墓志铭更需兼顾现实影响。此碑由许敬宗撰写，作为“废王立武”事件中武后的重要支持者，他也清楚太妃与武后之间非比寻常的关系，由他主笔此碑，自然会优先顾及武后的利益，故凸显其影响力。“敬宗咸亨元年致仕，三年卒，终年八十一岁，盖撰此文时已年逾八旬矣。”很可能是武后特别授意许敬宗撰写此碑的。越国太妃和武则天是远房表亲的关系，两人同在朝中，又都取得了极尊的政治地位，在血缘关系之外又多了一层互相支持的政治背景，武后在铭文中抒发的哀恸体现了二人关系非同一般，其行为既是出于真情，也符合后宫之主的身份。越国太妃燕氏碑全文记录武后这两篇铭文，所占碑文篇幅超过了介绍高宗应对措施的部分，这样的情况在昭陵诸碑中是十分特殊的现象。燕氏排在昭陵陪葬名位之首，身份极为尊贵，武则天把燕太妃的神道碑当成自己的宣传版，充分彰显自己的政治地位，并再一次利用宗教行为宣扬了自己的理念，在此意义上，无论碑文录入两篇铭文的做法是否出于武后的直接授意，其结果与武后的利益也是完全契合的。如果说其他后妃、公主的文学预政是以文学间接介入政治，那么武则天作为最高权力的执掌者，则是直接以文学为其权力宣扬，这可以说是隋唐后宫文学传统与武则天个人才情、权势等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四、小结在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叙事中，女性文学往往是作为附庸性的边缘话题而存在的，本文将昭陵碑志与传世文献相互参证，从文本格套、史事记录、遗文作品等方面综合探讨了初唐女性文学的内涵，同时尝试在主流文学史的叙述脉络中寻找初唐女性文学的历史定位。首先，昭陵碑志对女性文学的格套化叙述是其性别书写的环节之一。古代女性的文学活动基本都是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创作范式与知识资源之下展开的，她们的碑志传记也大多由男性主笔书写，不过这种格套化书写还是展现了初唐上层女性圈域文学氛围的存在，更为我们理解署名为长孙皇后所作的春游曲提供了原生语境的支持。其次，昭陵碑志为探究宫廷女性文学的养成与应用提供了史料依托。在对于文学养成的考察环节，不仅关注女性作为受教方的情况，还重视施教方中的女师和母教等女性 昭陵碑石，第185页。115因素；在对于文学创作的考察环节，关注作为日常活动的私域创作与作为预政手段的严肃创作之间的张力，并以实例探讨了女性以文学进行政治参与及政治表达的实用功能。无论是世族女性以文才被选入后宫，还是宫廷女性以文学参与政治，都共同指向了初唐女性文学的政治面相与功利实用。最后，昭陵越国太妃燕氏碑保留了初唐女性文学的重要遗文。如果说后妃、公主的文学预政是无法直接参政而选择的借力或投机，那么武后对于文学、宗教等文化资源的融汇运用则是以文行权的高调之举，燕太妃碑中全文记录的两篇涉佛铭文正是武后这种创作立场的实践案例，而燕太妃碑也可以被视为许敬宗贯彻武则天意志的实物见证。责任编辑贾兵A Study on Zhao Mausoleum Female Epitaphs and Stelesand Female Literature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Xu HuanAbstract：The Zhao mausoleum female epitaphs and steles reveal the multidimensionalaspects and rich connotations of female literature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in terms oftextual patterns，historical records，and scattered works:firstly，the record of femaleliterature is a patterned gender writing of epitaphs and steles，which is a product of thejoint efforts of female creative writing and men s writing perspective;secondly，Zhaomausoleum female epitaphs and steles provide historical information on the formation andapplicationoffemaleliteratureintheearlyTangcourt，showingthepoliticalandutilitarian aspects of female literature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finally，the Buddhistinscriptions in the Yan Taifei Stele are an important legacy of female literature in theearly Tang Dynasty，and a testimony of the Empress Wu zetian s blending of literary andreligious resources to exercise and propagate her power.Key words：Zhao mausoleum female epitaphs and steles；the early Tang Dynasty；femaleliterature；Wu Zetian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