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评价_马逸岚.pdf

第41卷 第4期2023年4月河 南 科 学HENAN SCIENCEVol.41 No.4Apr.2023收稿日期：2022-12-10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19C0592）；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9YJCZH053）；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XSP20YBC296）；株洲市社科研究课题（ZZSK2021043）作者简介：马逸岚（1999-），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通信作者：胡光伟（1983-），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文章编号：1004-3918（2023）04-0604-08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评价马逸岚1，2，胡光伟1，2，冯海丽1，2，周希1，2（1.湖南工业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湖南 株洲412007；2.湖南工业大学 农牧业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湖南 株洲412007）摘要：城乡二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乡融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以长株潭城市群20052020年面板数据为基础，从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两个方面选取30个评价指标，构建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采用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并分别对长株潭城市群三市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评价和建议.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三市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总体发展态势良好，市域间有差异；三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区域上，长沙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高于其他两个市；三市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大系统耦合度稳中有进，两者都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最后，为推动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应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坚持强省会战略，推进长沙作为省会的带动辐射作用；并以长株潭为核心，带动湖南省城乡协调发展.关键词：村振兴；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长株潭城市群中图分类号：F 323.2；F 061.5文献标识码：AEvalu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New Urbanization of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Urban AgglomerationMA Yilan1，2，HU Guangwei1，2，FENG Haili1，2，ZHOU Xi1，2（1.School of City and Environment，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412007，Hunan China；2.Hunan Key Laboratory of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Wastes，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412007，Hunan China）Abstract：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has hindered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to some extent，and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to promote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Changsha-Zhuzhou-Xiangtan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05 to 2020，30 evaluation indicators are selected from two aspec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and new urbanization，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evaluation model is constructed.The entropy weightmethod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index weight，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new urbanization and the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hree cities in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urban agglomeration are evaluatedand proposed respectively.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cities in the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urban agglomeration is on the rise，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trend isgood，with differences amang cities.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three cities has improvedsignificantly.Regionally，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new urbanization in Changsha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twocities.The coupling degree of the two major system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three citieshas steadily improved，with a high level of coupling，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has increased yearby year.Finally，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theChangsha-Zhuzhou-Xiangtan urban agglomeration，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ority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for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adhere to the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the provincial capitalfor promoting the leading and radiating role of Changsha as the provincial capital，and take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as the core to driv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Hunan Province.Key words：rural vitalization；new urbanization；Changsha-Zhuzhou-Xiangtan urban agglomeration；couplingcoordination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相辅相成、互为支撑.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并于2014年发布了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了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目标乡村振兴战略.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应补齐“三农”短板，以促进城乡统筹发展.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支持城镇产业有序向农村转移，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近十年来，中国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小，城乡一体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显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协调发展是解决新时代中国主要社会矛盾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因此，关于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关系的研究，对于促进城乡综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关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发展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从研究对象来看，有从整个国家层面的研究，分析我国整体和各省份的综合指数、协调发展状况以及时空演变特征1，以及研究我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动态协调发展关系2；发现从时间维度看，新型城镇化与乡镇振兴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协同水平也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从空间角度看，因地形地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及协同水平均高于中西部，西部地区协调度最低，亟待发展.在区域层面研究中，有对东北地区3、西部地区4、黄河流域5等自然地理分区做的研究，发现研究区域内自然环境因素影响减弱，两大战略发展存在空间差异，且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耦合协调度也较高.随着国家政策的出台，近年来涌现了很多对城市群的研究，如成渝双城经济圈6、京津冀城市群7、长三角城市群8，总体来看，城市群中核心城市有很强的辐射带动作用，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升协调水平.在省域的研究中，研究单个省域内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发现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政策的落实，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个战略系统的发展水平逐年递增，并且耦合协调度提升的过程中趋于稳定9-10.对于指标的选取，大多数学者都是根据围绕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人民生活等方面来选取指标，根据数据的有效性、可获得性来计算指标11-12；自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分别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以后，有学者根据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内涵来建立指标13-14.还有学者从时空角度揭示了城乡融合的影响因素15、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影响因素16，固定资产投资、公路密度等为影响因素研究焦点.综上所述，本文借鉴已有研究，将长株潭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以长沙、株洲、湘潭2005202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以新型城镇化战略内涵、乡村振兴战略的20字方针作为一级指标，选取度量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30个二级指标，定量计算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构建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分析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和协调效应，为政策优化提供借鉴.1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1.1研究区域概况长株潭城市群，位于中国湖南省中东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是湖南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沿湘江呈“品”字形分布，两两距离不到40 km2，结构紧凑.长株潭城市群是湖南省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中心区域17.三个城市的总面积占全省面积的13.3%.2020年，长株潭城市群户籍总人口约占湖南省总人口的24.63%；地区GDP 17 591.47亿元，其中长沙12 142.52亿元，株引用格式：马逸岚，胡光伟，冯海丽，等.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评价 J.河南科学，2023，41（4）：604-611.-605第41卷 第4期河 南 科 学2023年4月洲3 105.8亿元，湘潭2 343.15亿元，地区人均GDP在湖南省分别排在第一、第三、第二位；长沙、株洲、湘潭城镇化率分别为82.60%、71.26%、64.37%，分别位居湖南省第一、第二、第三位，均高于湖南省平均水平.1.2数据来源本文研究对象为长株潭城市群中的长沙、株洲、湘潭三市，研究时段为20052020年，研究数据来源于长沙统计年鉴株洲统计年鉴湘潭统计年鉴湖南统计年鉴，以及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公报等，部分缺失数据采用多重替代法插补.2研究方法2.1指标体系构建本研究根据评价指标的科学合理设定原则，从现有的研究结果中吸收经验5，15，18-20，充分考虑了长株潭城市群的实际情况和战略定位.通过咨询专家，遵循客观性、代表性和数据可取性的原则，构建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根据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目标，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五个方面组成乡村振兴评价体系.根据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和意义，从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服务保障、资源环境和城乡统筹五个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将子系统层分割成特定的指标层，可以定量处理各项评估维度，准确测定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表1）.表1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Tab.1Indicator system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一级指标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二级指标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服务保障资源环境城乡统筹三级指标农业机械化水平作物多元化农林牧渔产值比率森林覆盖率每千人养老床位数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支出占比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村有线电视覆盖率农业劳动力有效灌溉率农村人口老龄化农村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均自有现住房面积第三产业产值比率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人口密度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储蓄存款每十万人口平均在校大学生数城市养老保险参与率医疗卫生服务人均住房面积人均拥有道路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人口城镇化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城乡恩格尔系数之比单位kW/hm2%个/千人kg/hm2%年%元/人m2%元/人%人/km2元/人元/人人%床位数/万人m2/人m2/人m2/人%权重0.041 60.041 30.103 50.117 80.138 60.010 70.081 40.056 00.069 20.055 50.063 90.038 70.018 40.123 50.039 80.088 90.087 30.073 30.074 40.086 40.091 30.077 20.081 10.071 90.061 50.075 70.052 10.021 40.043 40.013 9-6062.2熵权法2.2.1数据标准化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计算公式如下：正向指标：Xij=xij-min xijmax xij-min xij+0.000 1；（1）负向指标：Xij=max xij-xijmax xij-min xij+0.000 1.（2）式中：Xij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表示标准化后第 i 个样本第 j 个指标数值，xij为原始数据，min xij和max xij分别为相应指标数据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且为避免数据在标准化处理之后出现0值，统一对初始标准化数据加0.000 1.2.2.2计算指标权重本文使用熵值法确定每个指标的权重，熵值法计算如公式如下：第 j 项指标的熵值：ej=-ki=1npijln()pij，（3）式中：pij=Xijj=1mXij，k=1lnn.（4）信息熵冗余度：dj=1-ej.（5）计算权重：Wi=dij=1mdj.（6）2.2.3计算综合发展指数综合发展指数公式如下：f()x,g()x=i=1nXijWj，（7）式中：f()x、g()x分别代表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数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2.3评价模型构建2.3.1耦合度模型“耦合”作为物理学概念，是指两个或多个系统或运动形式相互影响并通过相互作用联合的现象.耦合度用于描述系统的系统或内部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程度，强调影响的绝对强度并且不对耦合质量进行评估.两个系统的耦合度采用如下模型进行计算：C=2f()x g()xf()x+g()x，（8）式中：耦合度C数值越大，表明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越大.2.3.2耦合协调度模型由于耦合度模型只能评估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绝对强度，因此仅反映了发展的相似性，并且不能很好地反映要素发展的总体水平和协调度.因此，有必要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来描述这种作用的利弊.耦合协调度模型的计算公式为：D=CT，T=f()x+g()x，（9）引用格式：马逸岚，胡光伟，冯海丽，等.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评价 J.河南科学，2023，41（4）：604-611.-607第41卷 第4期河 南 科 学2023年4月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T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分别表示各子系统的权重即重要性程度且+=1，本文认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相互作用、地位同等，故取=0.5.2.3.3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划分本文参考相关研究的耦合类型划分标准和实际情况，将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分为10类（表2）.3实证结果与分析3.1乡村振兴发展水平20052020年，长株潭城市群各市的乡村振兴水平呈上升趋势（图1），平均指数从2005年的0.247 8上升到2020年的0.721 2，乡村振兴的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从区域上来看，长沙市乡村振兴指数较高，主要是因为长沙市农业机械化水平、作物多元化水平、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村有线电视覆盖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高于其他两市，株洲市次之，主要因为株洲市农林牧渔产值比和森林覆盖率较高，湘潭市略低，且20082009年处于乡村振兴水平下降，主要因为2009年湘潭市农林牧渔产值比下降较多.此外，就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数增长速度来看，湘潭市增长速度最快，年均增长率为7.2%，主要因为农村居民均自有现住房面积、农村有线电视覆盖率增长速度较快.长沙市增长速度次之，年均增长率为6.83%，尤其是20182020年期间增长幅度较大，主要是因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千人养老床位数增长明显，使得乡村振兴水平提升较快；株洲市增长速度较慢，年均增长率为6.74%.三个城市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数增长明显，说明近几年对“三农”越来越重视，农村发展水平稳步提升.3.2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20052020年长株潭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图2），平均综合指数从0.149 0上升到0.622 5，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得到总体提升.从区域上来看，长沙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从2005年的0.274 3到2020年的0.714 1，高于其他两个市，主要因为长沙作为湖南省省会，城市发展较快，产业发展较表2耦合协调度类型Tab.2Type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协调度0F0.10.1F0.20.2F0.30.3F0.40.4F0.50.5F0.60.6F0.70.7F0.80.8F0.90.9F1.0协调类型极度失调高度失调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失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优质协调图120052020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振兴指数Fig.1Rural revitalization index of Changsha-Zhuzhou-Xiangtanurban agglomeration during 2005-2020乡村振兴指数 长沙 株洲 湘潭 0.900.800.700.600.500.400.300.200.100长沙株洲湘潭2005201020152020年份图220052020年长株潭城市群新型城镇化指数Fig.2New urbanization index of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urban agglomeration during 2005-2020新型城镇化指数 长沙 株洲 湘潭 0.900.800.700.600.500.400.300.200.100长沙株洲湘潭2005201020152020年份-608为迅速、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消费水平较高；而湘潭市次之，株洲市略低，主要因为第三产业产值比率、人口密度、人均储蓄存款、每十万人口平均在校大学生数较低.此外，就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增长速度来看，株洲市增长速度最快，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从2005年至2020年年均增长15.89%，主要因为农业机械化水平、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支出占比增长较快；湘潭市增长速度次之，年均增长率为11.03%，主要因为人口城镇化率、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市养老保险参与率增长较快；长沙市较慢，年均增长率为7.33%，其中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较快.三个城市从2017年至2020年，增速下降，主要因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发展空间受到拘束.3.3耦合协调发展关系3.3.1耦合度分析通过计算长株潭城市群20052020年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度（图3），发现20052020年三市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大系统耦合度C的变化趋势相对稳定，从2005年的0.914 5上升到2020年的0.998 3，20092014年间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有较小的波动，但两者仍一直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这表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似乎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它们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但其实质都是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分区域来看，长沙市20052020年耦合协调度都大于0.99，均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株洲市2005年、2006年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度类型为良性耦合，2007年达到0.830 7，之后都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湘潭市耦合协调度从2005年的0.941 2上升到2020年的0.998 7，均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长沙市、湘潭市耦合度变化趋势平稳，株洲市增长速度较快，但总体耦合度略低于长沙和湘潭.3.3.2耦合协调度分析20052020年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经历了“濒临失调”到“良好协调”的发展过程（图3），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从2005年的0.425 6上升至2020年的0.844 2.整体而言，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高且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分区域来看，根据长沙、株洲、湘潭三个城市的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得出，20052020年的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存在区域差异（表3、图4）.作为湖南省的省会，长沙有着比其他两个城市更高的耦合协调度，株洲市和湘潭市的耦合协调度较为相近.2005年，仅长沙市处于勉强失调阶段，耦合协调度为0.526 3，株洲市和湘潭市分别为0.348 7和0.401 8分别处于低度失调和濒临失调阶段，都低于均值；2010年，长沙市处于初级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为0.665 6，株洲市、湘潭市均处于勉强失调阶段，分别为0.548 6和0.515 7；到2020年，长沙市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仍然最高，为0.909 6，处于优质协调阶段，株洲市、湘潭市次之，处于良好协调阶段，且与长沙市的差距逐渐缩小.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化是由于各城市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差距所致，与各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现实程度的差异有关.图320052020年长株潭城市群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Fig.3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dispatch of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urban agglomeration during 2005-2020耦合度 耦合度C 耦合协调度D 1.101.000.900.80耦合度C耦合协调度D2005201020152020年份耦合协调度0.900.800.700.600.500.400.30引用格式：马逸岚，胡光伟，冯海丽，等.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评价 J.河南科学，2023，41（4）：604-611.-609第41卷 第4期河 南 科 学2023年4月表320052020年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Tab.3Coupled and coordinated dispatc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during 2005-2020年份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2020长沙耦合协调度0.526 30.568 60.591 80.610 60.646 60.665 60.685 90.704 10.742 00.768 90.794 80.823 40.837 80.856 60.886 90.909 6协调类型勉强失调勉强失调勉强失调初级协调初级协调初级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中级协调中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良好协调良好协调良好协调优质协调株洲耦合协调度0.348 70.388 20.428 10.479 90.526 30.548 60.587 10.605 00.620 60.651 00.684 70.731 00.766 80.779 30.807 60.816 4协调类型低度失调低度失调濒临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失调勉强失调勉强失调初级协调初级协调初级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中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良好协调湘潭耦合协调度0.401 80.427 30.448 80.483 50.496 90.515 70.532 20.565 30.604 40.639 70.686 30.713 00.753 70.762 70.782 00.806 7协调类型濒临失调濒临失调濒临失调濒临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失调勉强失调勉强失调初级协调初级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中级协调中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4结论与建议4.1结论1）20052020年，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指数呈明显上升趋势，乡村振兴的平均指数从2005年的0.247 8上升到2020年的0.721 2，新型城镇化的平均指数从0.149 0上升到0.622 5.但是近年来的增长速度逐渐放缓，体现了长株潭城市群在促进乡村振兴和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从地区的角度来看，长沙市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最高，这反映了长沙作为湖南省省会的显著优势，湘潭市在乡村振兴方面较弱，株洲市在新型城镇化方面较弱.2）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从2005年的0.914 5上升到2020年的0.998 3均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且保持稳定，说明该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区域上来看，长沙市的耦合度较高，株洲市较低，说明株洲市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相互作用力稍弱.3）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从2005年的0.425 6濒临失调阶段上升至2020年的0.844 2良好协调阶段，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这表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从最初分离式发展逐渐合并和互补最后转变为实现了两个之间的良好互动.从区域上来看，长沙市的耦合协调度最高，株洲市和湘潭市的耦合协调度相当，且弱于长沙市.说明长沙市在发展新型城镇化的同时，积极带动乡村振兴，使得两者紧密结合、协调发展.4.2建议结合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1）株洲市乡村振兴水平较高，但新型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两大战略协调发展进程受阻，难以实现质的图420052020年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Fig.4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of ruralrevitaliza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during 2005-2020 长沙 株洲 湘潭 耦合协调度长沙株洲湘潭2005201020152020年份1.000.900.800.700.600.500.400.300.20-610突破.应鼓励株洲市农业劳动力转移，加快农民工等城市边缘群体的城市融入，加强生态保护和人居环境建设，严控工业污染及资源浪费，有效营造生态宜居环境，加强管理服务，提升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2）长沙市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水平最高，耦合协调度最优，应发挥长沙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应加强对株洲市和湘潭市的政策支持，利用各个地区的资源优势，同时发挥区域资本的放射和运行作用，促进城市之间的产业转移，在区域经济改革中做好工作，推进在“低洼”地区城乡经济建设.并且随着湖南省出台的 长株潭城市群区域发展规划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规划管理办法长株潭都市圈发展规划 等文件，已明确后续发展方向，完成三市各自支柱产业的战略部署，充分发挥区域内特色产业优势，进一步缩小区域内城乡居民生活差距.3）在运用熵值法计算权重时，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千人养老床位数、森林覆盖率和农林牧渔产值比重较大，因此，应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全面推进农村活性化战略，优化总体结构布局，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改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实施自然林保护项目，注重资源优势，加强核心优势，加强因素整合，加强农村居民收入，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为了提高质量和效率，探索农村产业的可能性.4）计算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发现两者关系紧密，相互作用.因此，还应该推动新型城镇化向纵深发展，更好地联系和协调乡村振兴.把握国家建设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的机遇，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城乡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参考文献：1 李璐璐，王策.中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研究 J.统计理论与实践，2021（12）：20-27.2 喻嘉莹.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动态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D.南昌：江西财经大学，2022.3 杜斌，张鹏，王颖.中国东北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格局 J.边疆经济与文化，2022（12）：4-8.4 杨文娟.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D.兰州：兰州财经大学，2022.5 蔡紫薇.黄河流域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J.湖北农业科学，2022，61（4）：212-217.6 许淇源，罗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研究 J.新疆农垦经济，2021（10）：9-19，67.7 李慧燕.京津冀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耦合协调关系比较研究 J.生态经济，2022，38（9）：118-124.8 周航.长三角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经济增长质量耦合发展研究 D.镇江：江苏科技大学，2022.9 唐丽艳，普源镭.云南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研究 J.乡村科技，2021，12（27）：10-14.10 俞云峰，张鹰.浙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基于耦合理论的实证分析 J.治理研究，2020，36（4）：43-49.11 陈晓华，张鑫玲.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以滁州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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