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的道成肉身——读刘海潮长篇历史小说《张伯行》_刘士林.pdf

张伯行（16521725），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县）人，字孝先，号恕斋，晚号敬庵，卒谥清恪。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历任福建、江苏巡抚，礼部尚书，以清廉刚直称，为士大夫之楷模。其学宗程、朱，著有正谊堂文集等，及门受学者数千。康熙帝赞誉：“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清史稿记载：“清世以名臣从祀孔子庙，斌、陇其、伯行三人而已。”2014年3月18日，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兰考历史上出了一个有名的清官张伯行。他历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礼部尚书，为谢绝各方馈赠，专门写了一篇 却赠檄文，其中说道：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我看，这也可以作为一面镜子。”一2022年7月，收到海潮的六卷本长篇小说张伯行，顿有“风雨故人来”之感。海潮和我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校园诗人，一起度过了许多阳光灿烂的日子。尽管一直保持着联系，但突然看到这样的大部头，我还是产生了两点疑问：一是他写小说行吗？尽管在中外文学史上，年轻时写诗、中年后写小说者并不少见，但此前从未听闻海潮写过小说，且一上来就是长篇，就难免有此疑虑。二是他写长篇历史小说行吗？一方面，中原大地孕育了不同于江南诗性文化的实用理性，其最核心的目标可以归结为“大家都有饭吃”。中原地区的先哲很早就意识到：要满足这一并不过分的要求，最重要的不是每年“多收三五斗”，而是要最大限度克制人的欲望，使之成为“有仁心”和“行仁政”的君子。在小说中有一段师徒对话，生动再现了这一原理的重要性。张伯行说：“何为君子？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学生继昇答：“那岂不是说，非独贤者能为之，人皆能为之？”张接着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寓意为君子一心致力于根本的事物。”学生继昇再对答：“这一句是不是说，当人找对方向，并朝之努力，就会终有所获？”张最后总结：“正是，根本建立后，大道也会显现，为人则清廉正直、洁身自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不是虚谈之论也。”这段话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可能显得抽象，有说教之嫌，却始终是中华文明的精魂所在，它能唤醒平凡血肉之躯中深藏的道德主体性，使一个人自觉肩负起“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神圣职中原文化的道成肉身刘士林读刘海潮长篇历史小说张伯行态百间场立性 百间 立性屋态场茗品书59责和崇高使命。但另一方面，中原大地既是道德主体和文化生命的摇篮，也是一个因物质贫乏而养不起“中原儿女”的母亲。在思想意识中抽象发育的精神机能和文化理想，自古就很难在多灾多难的中原大地找到现实的生存土壤，相反却是，由于人口众多、资源不足导致的残酷生存竞争，很容易在瞬间就撕碎个体内心深处的人性灵明。这既是张伯行最直接的生活环境，也是他经常要面对的精神现实。如小说中写的仪封县和东明县，“旱的时候，两个县争水源，涝的时候，一个是不叫排水，一个是非得排水”。如张伯行在济宁治水，一方是面容憔悴的河兵，另一方是羸瘦虚弱的灾民，尽管知道“为官一任，须当造福一方，为民请命，万事皆要为百姓着想”，但由于手里只有“两船粮食”，就必须有所选择、放弃和牺牲。二诗人能写出真相和表达真理吗？这是我对这部小说的第二点思考。张伯行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也寄托着深沉的政治理想；不仅是一部历史小说，也有重要的现实指向。因此对作者提出的要求和挑战更多、更严苛。对于诗人出身的海潮，首先要补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科技等方面的课。据海潮自述，这部二百一十万言的小说，从2014年7月开始写，到2021年12月才定稿，历时七个寒暑，四易其稿。其中很多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搜索资料和扩展知识上。如治理黄河是张伯行一生的重要成就，而要写好这个片段，则需要大量的“实学”知识和“实务”经验。这些原本非诗人所长，但在写到此处时，诗人不仅没有给人“捉襟见肘”之感，反而是在有意“炫耀”他这方面的知识和理论，这说明通过看不见的学习和训练，作者具备了写作这部小说的功力。其次，更重要的是“史识”，即从历史现象和经验中提炼出规律和本质来。这也是本书值得称道之处。如张伯行曾主动选择海禁之策：“目前的局势，福建若想安稳，必要先稳定民心；而若想民心稳定，则必须让百姓有饭吃。其实百姓要求并不高，只要让他们衣食无忧，他们绝不会寻衅滋事。而张元隆船队每年将大批粮食运往海外，则必影响到福建的粮价。我想，此事若要从根本上得以改观，则必须海禁！”这不是简单地替一直被学界诟病的“海禁”翻案，而是源于与书本知识和理论研究完全不同的现实需要。这种选择只有放在中原文化处境中才容易产生“同情之理解”。现实不同于理想，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不仅张伯行当年的抉择符合古代政治家经常讨论的“经与权”，这个细节还显示出诗性智慧对抽象理论的超越，对今天关于“海禁”的历史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都要留下作者的痕迹。这部小说也是如此。其中有些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经验，如豫东平原上的真与善、美与丑、正义和邪恶等斗争，如开封鼓楼夜市中的小笼包子、马豫兴桶子鸡等。也有一些属于他的私人历史，如同在敦煌石窟一角悄然留下姓名的工匠，海潮在小说中不时插入了一些自己写的诗，表达他作为个体参与家乡历史叙事和中原文化建构的努力和希冀。这也是需要会心之人才能洞察的。三文学作品要不要成为载道的工具？这是我对这部小说的第三点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这涉及的是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也是中外文学的一个显著区人间 百女性 立人间 百女性 立屋人女人女间 百性 立间 百性 立 茗品书60读了几十年中国当代小说，数十种一线的期刊曾经滋养着我迷茫的青春岁月，也曾激动澎湃，还会悲从心来，直至成瘾成癖，口味也是越来越挑剔。沈从文写苦难、写人性、写美，他的小说是唯美的、忧伤的、清纯的，有水的悠长湿润和灵秀，苦难中有让人唏嘘的恬淡，文字中流淌出的情态韵致让人能在不堪中喘口气儿。汪曾祺的小说极少在苦难处下笔，他更多关照的是人心向善，是苦中有乐，享受生活静寂的自由郑丛洲谈凸凹小说美狐别。与刻意追求纯诗、纯小说、唯美主义的西方现代文学不同，赋诗言志、文以载道，反对风花雪月和无病呻吟，自古就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对于扎根于中原大地的海潮，出于春蚕吐丝般的天性，他的写作毫无疑问要承担起言志、载道的使命。更为可贵的是，这部以“天下第一清官”为对象的历史小说，不仅切中了“大家都有饭吃”的中国式政治理想，同时也对中原实用理性的存在和尊严作出了有力辩护。也可以说，之所以在“抒情”与“载道”之间明确选择后者，同样是和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现实需要相结合的结果。作为一部以中原大地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坚定捍卫作为中华文明灵魂的儒家思想和价值体系，这是一个不能用思辨理论去论证而只能诉诸实践哲学的问题。张伯行就是以一己之肉身澄明了中原文化之道的存在。这既出于张伯行本人的深刻领悟：“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即知行合一其实天理就在人的心中啊！”也是张伯行妻子表达的行为准则：“凡有危难必要迎上，凡有需要必从己出。”同时，这还是作者在全书最后阐述的对黄河文明的认同和赞美：“吮天地之精华，秉乾坤之正气，行人间之大道，成为力量，成为精神，成为象征！而这种力量，这种精神，这种象征，正滋养着生机勃勃的兰考大地，温暖着辽阔厚重的豫东平原，照耀着辉煌沧桑的千年古都，激荡着奔腾不息的万里黄河！”由此可知，不仅中原的历史孕育了儒家哲学和实用理性，后者也借助前者的环境和条件才顽强传承下来。这既需要有张伯行这样大义凛然的实践主体，也需要有海潮这样奋笔直书的异代知音。正是有了这样的知、这样的行以及这样执拗的诉说，中原文化的灵魂才不至于被后人遗忘掉,这也是海潮这样的作家甘做中原文化的传声筒的根源。（刘海潮：张伯行，河南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态百间场立性 百间 立性屋态场茗品书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