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流变与民主的实现——加文·科琴与艾伦·伍德社会主义观之比较.pdf

332主体的流变与民主的实现加文科琴与艾伦伍德社会主义观之比较郭丁摘要：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科琴与伍德对社会主义都有着自独到的解读与见地。科琴认为社会主义必将产生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表现为一种普遍的公民美德的实现，通过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升级与改善最终抵达民主社会主义的归宿；伍德指出社会主义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抗剥削阶级与剥削制度的斗争才能实现，而民主只有在社会主义中才能突破资本主义“形式民主”的案白，实现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统一体。本文分别从社会主义蓝图的构想、社会主义的革命主体、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三个方面，对二者的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对于我们理解西方左派学者的社会主义思想，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关键词：加文科琴艾伦伍德社会主义阶级及民主20世纪末，随着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与此同时，二战后当代资本主义却逐渐步人发展的“黄金时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英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 ZYJC710018）阶段性成果。333主体的流变与民主的实现代”，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学者不得不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进行反思，并研究如何在日渐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在艰难探索中，他们逐步将思想聚焦于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逐步把目标设定为建构不同于苏东模式的社会主义，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思想”。英国新左派代表性人物、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加文科琴（GavinKitching）对社会主义有着自己独到的解读与见地，他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再思考：一种更好实践的理论对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与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民主社会主义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归宿。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艾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在其代表性著作新社会主义中阐述了自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对科琴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分析与评判，指出科琴在一定意义上是一名柏拉图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两位学术巨壁围绕社会主义的相关探讨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比较研究。马克思通过发现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使得社会主义得以从空想的乌托邦荒原走出，奠定了其转变为科学的理论基石。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科琴与伍德都笃信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理论，但二人围绕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构想的内涵与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存在较大的分歧，在关于社会主义中民主的实现形式方面也存在差异，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致思理路。一、分歧根源：对未来社会主义蓝图的不同构想恩格斯曾经指出，“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乔瑞金：英国新左派的社会主义政治至善思想，中国社会科学，2 0 1 4 年第9期。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5 8 年，第4 7 9 页。334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由大工业带来的后果，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由于随之而来的不可遏止的竞争，是由于目前已经完全成为世界市场危机的那种日趋严重和日益普遍的商业危机，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是由于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科琴与伍德对工人阶级能否革命和领导社会主义运动存在迥然相异的主张，究其根源在于二人对社会主义理念与构想的分歧。在科琴眼中，社会主义世界的建构需要花费几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这样的世界形成的本质前提是，高度发达的物质繁荣以及有着相当技术、知识和思维复杂性的市民社会”。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创造了一种普遍却极不平等的物质繁荣，导致了越来越复杂的工人阶级队伍的出现和壮大，这将会对社会主义建设产生诸多有益的影响。科琴指出，社会主义从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是必然的，而在物质贫乏的社会产生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不发达与落后的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者应乐见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为社会主义的实现莫定基础，“当前左派的中心任务应是帮助尽快为恢复资本主义的繁荣创造条件，同时推动资本的重组，从而为工人阶级带来真正的政治和经济收益”。他认为现实中以伍德为代表的左派知识分子的路线已与主流政治渐行渐远，他们沉迷于附着在过时的论断与守旧的价值信条上，固守于工人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路径，这注定只能是炊沙作糜。在科琴看来，现实中为不同的目标所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9 年，第6 7 2 页。Gavin Kitching,Rethinking Socialism:A Theory for a Better Practice,London andNewYork:Methuen,1983,p.1.Gavin Kitching.Rethinking Socialism:A Theory for a Better Practice,London andNewYork:Methuen,1983,p.29.335主体的流变与民主的实现驱使的个人与组织的行动效果常常会与其初衰相差甚远，追求社会主义的个人与组织采取的行动经常在实际上会阻碍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没有社会主义观念的个人或组织所采取的行动也许实际上促进了向社会主义的迈进。科琴指出，要确定最现实的社会主义目标，首先应明确社会主义真正的构成因素与发展方向，以及最可能动员相关受众的目标。伍德指出，科琴的社会主义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他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基于物质利益，而应去说服那些在公正平等思想指导下拥有独立价值信条的人们，使其乐于接受社会主义所提供的高层次的、理性的生活目标。事实上，他用“更为古老的公民概念来重塑社会主义的构想，即共和主义的美德”、关于公民的责任和权力以及公民的被动权利”等理念”。诞生于古雅典伯克利时代，后经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与卢梭（Rousseau）所推崇的公民美德与共和理想，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也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在科琴的社会主义构想中，公民理想取代了阶级利益成为社会主义斗争的集体动力，人们首要的社会身份认同应是作为公民的一分子，而不是阶级的一员。科琴用公民的概念界定了一种不被物质利益所驱动和附着于阶级因素的身份角色认同，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构建起公民的集体行动倾向与共同理想，即为抽象的民主冲动所驱使，并凭借其自身美德、自我约束与对普遍利益的理性承诺，来建立起对社会主义目标的理念与信仰。伍德由此指出，与马克思消灭阶级与剥削的社会主义目标不同，科琴的社会主义目标更倾向于一种道德理想，用哲学上道德的社会主义替代了实践中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质是一种倾向于精英主义的社会主义。不过，在社会主义的再思考：一种更好实践的理论一书最后的附录中，科琴也指出应设法扭转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逐渐转向精英主义Gavin Kitching.Rethinking Socialism:A Theory for a Better Practice,London andNewYork:Methuen,1983,p.131.336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的趋势。“左派知识分子与任何有效的政治行动的分离日益增多”，唯一真正与持久的解决方案不在于理论上的批判，而是要把左派知识分子与大众联合起来，寻找一种更为可行与广受大众认同的左翼政治。可见，在科琴的理论中,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者被告知，与普罗大众的结合将导致自身在知识与道德上都不再适合继续接受社会主义的预言，但他们却又因与人民群众相脱离被击为一种精英主义政治，这看起来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科琴的回应则是社会主义者应静观资本主义的发展，直至生产力、物质资料、社会条件的发展程度对发展社会主义来说到达足够成熟的历史阶段。否则，在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繁荣时代把大多数人的知识道德水平提升到目前少数人已经达到的水平之前，这个论将一直存在。伍德认为科琴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社会主义，陷人了一种空想，其自身的假定条件并不成立，因此其不得不歪曲事实来维护这种论断。伍德指出，“共和主义”的美德和公民理想从来没有像科琴的论述中所表明的那样，是与物质利益相分离的，一种阶级中立的公民人道主义从未存在过，共和的动机始终坚定地植根于特定社会群体的实际物质条件及其相对于他人的利益中。伍德将卢梭的理论与科琴的理论进行了比较，与科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卢梭比马克思以前的任何一位重要思想家都更能认识到，没有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就不可能有“一般愿望和共同美德，而且，在一些人被另一些人剥削，以致他们的利益不可避免对立的地方，也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利益共同体”。卢梭视野中的共同意志不能脱离于共同利益而产生，公民美德也不能撇开物质生活的现实基础而独立存在，正因为存在着不平等与剥削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要使得人们可以普遍性地为公民理想而1Gavin Kitching.Rethinking Socialism:A Theory for a Better Practice,London andNewYork:Methuen,1983,p.177.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 0 0 8 年，第1 2 82页。337主体的流变与民主的实现奋斗，便要努力消除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不平等的基础，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可见，卢梭与科琴的分歧根源在于对公民美德与理想社会的关系看法不一致，卢梭认为只有在理想社会中才能使得真正的公民美德成为可能，而科琴则坚持公民美德才是寻求构建理想社会的先决条件。伍德认为马克思的观点与卢梭的一致，对美好愿景与共同愿望的驱动不可能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力量，而应是寻求摆脱压迫与剥削的普遍共同意志。在伍德看来，科琴“赋之以相当重要性的市民理想在雅典诞生的前提条件，与他自已的假定正相对立”。市民理想并不是由知识分子或富裕阶级表达出来的，而正是普通农民与技工等平民阶层出于淡化贵族特权与建构城邦这一市民共同体推崇出来的，但市民理想的道德价值并不会因为其出身于“庸俗”“卑下”的平民阶级而被贬低。科琴对群众运动与集体行为的分析模式是一种假定事实的歪曲判断，他认为民众在革命中只是被否定性冲动驱使的盲动暴民，并随时可能为物质利益放弃真正的革命理想。伍德指出，科琴社会主义的一般愿望与共同美德必须建立在一种真正的利益共同体之上才能实现，但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的存在必然造成利益的对立，这种利益共同体在社会不平等没有被消灭之前是不可能产生的。朝向社会主义美好理想的冲动不能是“被拔高的、无根的道德感受，而应是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渴望解除剥削和压迫的现实激情”。如果社会主义在物质条件中失去了现实根基，其实质就转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的构建，这种重任将不得不由左派知识分子来承担，社会主义革命便会变更为一种精英主义运动与其初衷渐行渐远。伍德将科琴的理论形容为道德说教式的社会主义，认为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她坚持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与革命地位仍然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 0 0 8 年，第1 2 7页。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 0 0 8 年，第1 2 9页。338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是构成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素材，主张社会主义政治主线的原则必须由阶级斗争来导引，社会主义组织的首要原则必须是坚持工人阶级的利益与社会主义政治之间的本质联系，这不仅是一种政治口号或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虔诚，而且在现实中有切实操作的可能性。纵观工人阶级的斗争史，可以看出无论他们是否把社会主义当作追求的目标，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都能够推动社会主义的形成，这是由资本与劳动的结构性对立决定的。工人阶级自身的阶级利益不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框架内得以实现，他们通过政治斗争进行生产方式的变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自身的解放，使得旧秩序中的被剥削阶级置身于构建新社会秩序的领导地位。在伍德的社会主义蓝图中，工人阶级的特定利益与全人类的普遍利益是一致的，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实现也包括了将全人类从阶级剥削中解放出来。不仅如此，伍德还拓宽了社会主义构思的内涵，扩大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把人类社会追求的诸如和平、民主、安全、环保等理想置于社会主义的视野之内，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阻碍了人们对于这些目标的追求，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其作为“普遍的人类之善的命运，社会主义能够与人类普遍利益联结在一起。由此，伍德指出，左翼知识分子应当去教化与培育工人阶级进行统一起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漫长与艰辛的劳工运动解放斗争中，得以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目标，才能真正达至“普遍的人类之善”。二、争论焦点：对工人阶级革命主体地位的不同立场马克思曾经赋予工人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并指出这是由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地位所决定的。但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与变革，工人阶级社会地位和经济处境得到了提高与改善，革命意识也发生了变化。对传统工人阶级能否成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主力军，承担起社会主义革命的重任，科琴与伍德存在着不同的剖析与判339主体的流变与民主的实现断。伍德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革命主力军必须是且只能是工人阶级，而科琴虽然表面上并没有拒斥与放弃工人阶级，但在一定程度上泛化了工人阶级的定义并对传统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提出了质疑。首先，科琴赋予新形势下的工人阶级以新的内涵。不再局限于传统工人阶级的体力工业工人定义，他把“那些为了获得工资与报酬出卖自身劳动力的所有人群一一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也吸纳到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中，从而使得工人阶级覆盖的人群更加宽泛了。但随之，科琴将他的新工人阶级一白领工人等脑力劳动者纳入其社会主义计划时，却把传统的体力劳动者仅仅作为一种阶级的同盟从属于脑力劳动者，或甚至于直接排除在社会主义改造的主力军之外。科琴认为，人们受到剥削的程度越深，对自身受到压迫的意识与希望变革社会来消灭剥削的意愿反而会越微弱，而在客观上受到压迫较少的白领工人，比遭受物质剥削的传统工人阶级更具有自信与富有想象力来接纳一种新的激进政治立场。传统工人阶级受到严酷的压榨与剥削，其肉体生存的基本保证虽然不会受到威胁，但在时间与精力上无法对自身及社会进行广泛反思，容易产生出一种本质上是纯粹防卫性与经济性的抵制革命的意识。科琴由此指出并不能将社会主义斗争的动力过于依附在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上，深深附着于物质利益的人并不适合接受社会主义的预言，人们的知识水平与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认同程度成正比。对此，伍德总结道，在科琴的社会主义方案中，“真正的社会主义选民，包括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拥有必要程度的知识与精神自由、想象力、自信，拥有接受理性的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的自觉性，以及从赤裸裸的物质关联中解放出来的特点 Gavin Kitching,Rethinking Socialism:A Theory for a Better Practice,London andNewYork:Methuen,1983,p.13.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 0 0 8 年，第1 1 92页。340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可以看出，科琴之所以强调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不能担任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是基于其对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观点的独到见解而得出的。在科琴看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部分见解非常重要但同时又相当狭隘，他并不认为经济基础对政治力量的决定作用是普遍的。在他看来，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并不是一种经济与政治力量的严格对应,不能简单将之视为一种极端的经济决定主义，经济基础对政治与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决定程度是随着物质阶级对物质本身的关注程度而变化的。传统工人阶级由于遭受压迫造成其经济物质条件匮乏，他们的思想与意识并未从物质关注中解放出来，无法摆脱狭隘阶级私利的束缚，被物质条件决定为一种本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科琴认为，对于劳动阶级与穷人来说，即使被社会主义运动家引导产生出革命意识，但由于自身道德与知识水平总体上的缺陷，以及对剥削的过度关注，还是会导致社会主义政治行动的群众基础总是建立在自我意识和物质动机上。这些因为绝望而投身运动与支持革命的贫苦大众作为革命主体在本质上与追求自身经济私利的资本家相同，所以很容易被物质利益收买。而与之相反，富人与脑力工人的革命动机并不是为了改善物质条件，他们更易于通过理性思考与伦理对话来接受与追求关于公民美德、人道主义目标与社会主义的理想。因此，对于现实中社会主义的革命主体问题，科琴指出英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尝试需要得到普通民众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并不能建立在传统左派所宣称的工人阶级对物质利益的关注而引发的阶级斗争上，因为“如若英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涉及任何程度的经济混乱，那么短期、甚至中期的物质私利将会导致英国工人阶级不再支持这种转变”。“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科琴强调，“就不要支持工人阶级在经济利益上去反对资产阶级，而是要相信关于普遍利益Gavin Kitching,A Reply to Ellen Meiksins Wood.New Left Review,163,May/June1987,p.124.341主体的流变与民主的实现的特定看法，即通过消除阶级而超越特定阶级利益的观点。这样一来，纯粹的经济生存问题以及增加工人阶级消费的要求越不迫切，这个阶级就越能把自身积极投人到关于真正的普遍利益的讨论中去（在政治与伦理的基础上，而不仅仅是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在伍德看来，科琴的理论前后存在着诸多自相矛盾之处，科琴论证的出发点是对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普遍规律陷入经济决定论的澄清，但在他展开对物质条件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探讨时却陷人了新的物质决定主义。科琴对于对传统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代理人的驳斥，是基于一种可能被认为是物质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即物质条件决定着人们的思想意识，由此，只有物质上不受压迫的人才能摆脱物质利益的束缚从而解放思想来追求公民美德与社会主义。在物质条件匮乏人们普遍贫困的社会中，物质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的方式是相对粗糙的，而在物质繁荣与人们富裕的国家中,政治可以实现更大的自治权，因为更多的人能够将他们的思想从原始的物质关注中解放出来。因此，在科琴眼中，最适合于社会主义目标的不再是自身意识深受物质条件决定的传统工人阶级，而是可以自由追求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目标的脑力劳动者。对此，伍德指出，科琴这种片面强调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做法使得一切皆有可能，却唯独将传统工人阶级作为社会转型推动者的可能性排除在外。矛盾之处便在于，“正是受压迫”阶级的物质条件决定了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而其他人都很容易通过理性对话、伦理争论以及对于普遍利益的关注而被说服”。因此，科琴的社会主义方案中，公民取代阶级成为集体身份的范畴，人们的集体行动倾向不受物质条件的制约与阶级利益的驱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期许取决于对自身美德与普遍利益的理性承Gavin Kitching,Rethinking Socialism:A Theory for a Better Practice,London andNew York:Methuen,1983,Pp.62-63.2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 0 0 8 年，第1 2 2页。342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诺以及抽象的民主冲动，社会主义的本质被替换成了一种公民理想伍德将科琴的阶级理论与柏拉图对雅典民主的批评进行了类比。柏拉图认为雅典民主赋予了平民阶层、农民与商贩等国家的“生产者”政治上的权利，但由于他们被常年的辛苦生活“歪曲”与“伤害”了心灵，对美德与知识不屑一顾，导致道德与政治判断总是由卑贱的欲望所驱使，最终使得自私狭隘与物质主义的观点被带到了政治前台。柏拉图将雅典的民主遣责为雅典的堕落，每个人都有参政的自由使得政治决策朝令夕改，形同儿戏，乌合之众煽动制造群体暴力，社会公平正义根本无法实现，事实上造成了大量被物质利益驱使的、道德上有缺陷的经济人”对少数为市民光荣理想驱动的“政治人”的专制。柏拉图主义对西方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伍德称之为“富人的唯心主义与穷人的唯物主义”。与柏拉图一脉相承，科琴视域中的无产阶级是非理性、不负责任与容易被收买的，难以承担社会主义的重任，而领取工资的白领，享受薪金的大学教师，甚至是资本家本人反而更容易成为社会主义的天然选民。由此，伍德批评本应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科琴却成为了资本主义忠诚的辩护人。与科琴不同，伍德认为“社会主义斗争是人类解放斗争的中心，是人类可以拥有的最全面的解放事业，而阶级政治是推进和团结各种解放斗争的首要方式”。不管资本主义如何变化发展，阶级依然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分野，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依然是社会政治生活最重要的论题。当前，工人阶级固然面临着阶级分化与被资本主义体系整合与异化的挑战，但作为革命和建设主体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伍德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与剥削理论，强调无产阶级产生于资本主义工业运动中，是“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Ellen Meiksins Wood,Why Class Struggle is Central,Against the Current,1987,10,p.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9 年，第1 6 一1 7 页。343主体的流变与民主的实现即资产阶级自身的对立者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否定面，是“人的解放”的社会力量与物质承担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造就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潜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根本对立、无法调和的，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使自身与全人类从资本主义的桔中解放出来。伍德强调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应从阶级斗争始终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与阶级消亡作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与革命进程的终极目标两个方面来阐释。“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在于，唯独这样的一个阶级，其阶级利益要求交一一其自身条件使其成为可能一阶级本身的灭亡”。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很多新变化，诸如工人阶级工作倾向于同质化、资本一国范围内甚至跨越国界流动更加频繁，这些都内在地推动了工人阶级的联合，有利于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并建立组织开展斗争，使得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转向“自为阶级”成为可能。三、分道扬镀：对社会主义民主事业的两种致思理路科琴与伍德都主张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任务之一。在科琴看来，民主无法在贫穷与落后的社会中实现，只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通过对民主的捍卫与发展实现民主社会主义，才能使得民主与社会主义真正融合；伍德则揭露了资本主义与民主的不相容性，认为真正的民主只有在社会主义中才能实现，并指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本质上将民主视为了一种维持资本主义霸权的意识形态力量。科琴注重从民主的维度来考察社会主义，关注现代世界中民主社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 0 0 8 年，第1 2页。344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社会主义无法在民主化水平较低的社会中实现，只有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社会主义才得以可能。“社会主义是自觉地对个人、社会和自然环境进行民主化管理的最大可能程度。阻碍这种民主化的一切事物都是不道德的，不公正的，不合理与有害的，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而推进这种民主运动的一切都是道德的、有益的，公正与合理的，是向社会主义的进步。”科琴指出，与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大不相同，古雅典人称之为公民美德的原则将渗透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在这个世界中，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受到同等的重视，义务的履行是享受权利的重要保障，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原则。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随着私有财产的取消和少数人的专制被废除，政治决策不再以少数掌权阶级的利益为准，而是可以根据普罗大众的普遍利益被做出，表现为一种普遍的民主化。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物质生产力十分发达，劳动生产率很高，大大缩短了人们的工作时间，人们可以将大部分时间投身于公共事业活动中，从而使得民主社会主义得以可能。科琴认为，社会主义不会在贫穷与物资匮乏的国家产生，因为民主与贫穷和原始积累是不相容的。落后与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只是出于开启或加速工业化进程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冲动，缺乏对民主广泛而有力的支持。“在社会主义主要是用来加速追赶工业化努力的社会中，民主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国家主导的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国家与人民，特别是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必然会产生问题，而这种情况几乎必然以牺牲生产阶级的利益为代价”，因此民主方式不会支持这种发展模式。与此同时，“对生活在贫穷国家的大多数人民来说，物质资源和社会条件的贫乏是阻碍他们在社会生Gavin Kitching,Rethinking Socialism:A Theory for a Better Practice,London andNew York:Methuen,1983,p.30.2Gavin Kitching,A Reply to Ellen Meiksins Wood.New Left Review,163,May/June1987,p.127.345主体的流变与民主的实现活中作为积极公民充分发挥作用的强大障碍”。人民的主要诉求是在贫困交加的苦海中生存下去，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物质贫困与社会隔离使得他们很难有效或者连续参与到民主政治中去，并不具备对与自身利益有关的政治事务进行监管的能力。此外，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印度，虽然实行了民主制度，存在着激烈的政党选举，但由于穷人为了获得物质补偿而出卖自已选票的现象大量存在，而且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缺乏民主意识，并不能有效地参与到民主的社会生活中去，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更无从谈起。由此，科琴指出，“物质条件贫乏的社会不可能产生民主的公共生活，而民主的公共生活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前提。因为物质上的极度贫困和孤立以及这种物质条件造成的蒙味无知与孤陋寡闻，使得大多数公民作为公共权力的监督者和掌控者注定是无所作为的”。只有在物质条件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产生。与此同时，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的社会主义斗争应当集中在对民主的延续与深化上，而不是对物质富裕的工人阶级承诺提高其生活水平的能力。这不仅是因为“这种能力尚还未得到证实，而且，如果不能提供这种改善或当需要作出一些物质牺牲时，这种能力就会消失，那么在此基础上赢得的支持也就将不复存在”。在科琴看来，只有在物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从深化与拓展民主的持续斗争中，人们才可以创建一个名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即使其中的大多数公民过去并不是，将来或许也不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但他们都是自觉的民主人士，他们所构建的社会正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Gavin Kitching,Rethinking Socialism:A Theory for a Better Practice,London andNewYork:Methuen,1983,p.48.Gavin Kitching,Rethinking Socialism:A Theory for a Better Practice,London andNew York:Methuen,1983,p.54.3Gavin Kitching,A Reply to Ellen Meiksins Wood.New Left Review,163,May/June1987,p.128.346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对于科琴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伍德认为其把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置换成了从自由民主向社会主义的完善与转变，“社会主义斗争的问题已经被概念化为从此至彼在根本上是非冲突性的连续”。伍德指出，科琴并没有看到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误以为相对独立与阶级中立的资本主义民主在原则上可以扩展为社会主义的民主，这使得社会主义与阶级的物质目的相分离，成为了资本主义的拓展与完成。实际上，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民主的扩展与完善与其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策略与方式，毋宁说是社会主义必须达至的目标。而在伍德看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分野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是不同形式民主之间的斗争，两种民主形式的分界线正位于阶级利益的分歧之处。民主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思潮。伍德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其所宣扬的普世价值观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民主制度替代了真正的民主理念，使得很多人认为民主与资本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抱有盲目的迷恋与向往。伍德认为，资本主义的民主服务于资产阶级的特定利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建构起广大劳动人民的民主共同体。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虽然推崇多元与中立，主张指导思想的开放包容，实际却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为其中的一部分，将社会主义转换为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发展与改良的一个环节，本质上并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推崇资本主义制度。不同于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伍德坚持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找到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正确方向。与此同时，伍德揭示了资本主义形式民主的虚伪性，指出社会主义的民主才是政治领域与经济民主的真正统一，这种民主机制下的市场体现为一种经济的驱动机制而非强制形式，最终实现每一个人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 0 0 8 年，第1 4 1页。347主体的流变与民主的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与全人类的普遍解放。在伍德看来，社会主义是一种从工厂到国家各层级都实行民主制度的社会组织。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离开真正的民主是无法运作的。伍德通过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考察，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发生了贬值，本质上是一种“形式民主”，只有在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精髓是“直接生产者的自由联合”，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石所在。伍德从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分离的特殊性出发，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生产资料的工人不得不把自已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以换取工资。不管公民的政治权力变得多么广泛和普遍易得，但是公民的劳动生活、劳动力及资源分配、对时间的组织等因素依然滞留在民主制度负责的范围之外，资本的剥削权力依然不受任何影响。换句话说，“剥削，就像资本主义的物质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是民主权力不能触及的，它不是由资本直接控制，便是透过市场机制、强制性竞争、资本的积累以及利润的最大化原则所操纵”。表面看来，虽然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与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无关，但是由于资本家强制占有工人剩余劳动的阶级不平等不会随着普选权与司法平等而消失，所以，与古雅典的民主相比，现代资本主义的民主实质上造成了公民权利的贬值，使得政治平等可以与经济不平等同时共存。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民主是一种虚伪的“形式民主”。正如列宁所言，“凡是存在着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不管怎样民主，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资本家用来控制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机器。至于普选权、立宪会议和议会，那不过是形式，不过是空头支票，丝毫也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纯政治的形式民主使得经济民主被排除在资本主义民主的范畴之外，而如果把民主扩张至现在其无法触及的范1Interview with Ellen Meiksins Wood:Democracy and Capitalism:Friends or Foes?,New Socialist,1996,1,pp.14-16.列宁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5 年，第3 7 页。2348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围，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末日。所以，真正的民主与资本主义是极度不兼容的，资本主义自身即是实现民主的真正障碍。在这个意义上，伍德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成为了同义语，社会主义是“唯一真正民主的社会组织”。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大众对民主的高度渴求，以广大劳动者拥有实质性民主为前提，从而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以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代表着劳动人民利益的民主，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民主才能真正达成政治维度与经济维度相统一的建构，实现本真意涵的复归。结语通过之前论述可以看出，科琴与伍德都承认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更先进的社会形式终将替代资本主义，但二人从不同的视角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分析与构想，由此对社会主义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产生了分歧,并对社会主义中民主的实现形式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形成了两种社会主义方案的致思理路。科琴的社会主义方案放弃了传统的工人阶级，他认为过于看重物质利益的工人阶级并不能承担起解放自身与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因此只能在社会主义中最终被他人所解放。也即是说，这种社会主义不再主张特定阶级的诉求而转为代表普遍的人性的利益，并以此为据来批判自由资本主义。科琴主张社会主义的理想应建立在公民美德的基础之上，并必将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民主的扩展与升级来实现，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终实现形式。伍德则从阶级政治的维度出发，指出社会主义以消灭阶级与消除剥削制度为目标，通过工人阶级领导的反抗剥削与压迫的斗争来实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主存在着天然的缺陷，并不能发展改善为社会主义的民主，只有在社会主义Ellen Meiksins Wood,The Working Class is Central,Worker Liberty,1992,16,Pp.32-33.349主体的流变与民主的实现中，民主才能得以真正实现，人类解放的普遍事业才能真正达成。科琴与伍德的分析呈现了当代西方左派学者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研究进路，启示我们进一步思考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核与价值意涵。首先，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变化发展，只要其私有制的基础不变，市场规则和经济理性导致的阶级矛盾就无法消除，工人阶级就必将成为反对阶级压迫与资本主义的主力军。所以，并不能将工人阶级从社会主义方案中置换出去，没有工人阶级对消灭剥削与实现人类解放的阶级意识作为驱动力的社会主义，将是无衔之马，无舵之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工人阶级自身存在的缺陷，例如工人阶级在文化领域、个性差异、管理水平等方面的先天不足。工人阶级只有在实践中逐渐克服自身的局限性，才能保持与发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领导者的先进性，真正肩负起消除阶级与剥削的历史使命。正如马克思所说，“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航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其次，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对剥削制度的消灭与解放全人类，而不是塑造道德完善的人与建构乌托邦式社会空中楼阁。马克思曾经严厉批评柏拉图式的社会主义，指出当社会主义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时，他们就失去了现实性，即“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哲学冥想的渺茫太空”。因此，在加强社会文化道德建设的同时，我们也要重视生产关系的发展与完善，注重工人阶级科学意识形态的发展。最后，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的民主是真实却有局限性的，它使得政治意义上的法律与公民的平等与经济意义上的不平等同时存在，因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首要目标之一便是寻求经济意义与政治意义上的双重平等，使得民主对于每个人都同样具有意义。资本主义的民主服务于资产阶级的特定利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成为广大劳动人民的民主共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5 6 年，第7 8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5 8 年，第4 9 6 页。350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总第2 8 辑）体。民主社会主义把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目标的追求与践行局限在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并最终消解与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形式民主”，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加以认真对待。总之，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我们应辩证理性地看待，认真汲取其中的有益成分，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