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精神的发展及当代价值_陈世玉.pdf

2023 年第 3 期重庆三峡学院学报No.3.2023第 39 卷（205 期）JOURNAL OF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Vol.39 No.205作者简介：陈世玉（1994），女，山东日照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2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精神的发展及当代价值陈世玉（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曲阜273100）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精神，是在中华民族追求解放的进程中形成的，其中诸多民族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化的产物，是二者辩证统一基础的创造性转化。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民族精神带来了新内容。“互化”则构成了民族精神在革命时期发展的基础，激起了中华民族“原始底层精神”的自觉觉醒，增添了民族精神在近代之前不曾有的元素。总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精神方面的表现，有助于强化新时代文化自信，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借鉴。关键词：民族精神；马克思主义；优秀传统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135（2023）03-0024-10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说明指出：“深入研究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和掌握。”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精神，以实践的方式说明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和正确性。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精神的研究而言，当前探讨相对较少。有学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某一精神为研究视角，分析该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延安精神等精神的发展特点及其内涵2；有学者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精神发展的初步形成、逐步展开、全面呈现、胜利发展四阶段阐述了相关内容3。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精神集中分析的文本中，有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视角，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精神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民族精神发展的基础4；也有学者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分析视角，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精神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自强不息等精神，是对中国DOI:10.13743/ki.issn.1009-8135.2023.03.007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5-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5。本文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诸多民族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化的精神结晶，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汲取的结果。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精神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中国化所开创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实现了革命的胜利，也促进了民族精神的新发展。中华民族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新环境下的激活和更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长期的革命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积淀和精神凝结。中华民族精神是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汲取马克思主义养料、马克思主义融通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首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展的思想基础，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影响条件。中华民族精神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凝聚着中国优秀文化的精髓。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主导意识形态，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成为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重要因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精神与中国传统民族精神一脉相承。马克思主义能够传入中国并在革命时期被知识分子、广大民众接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相通之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之中，并依据中国的特点、历史文化以及国情与时俱进地进行调适。其次，汲取马克思主义养料是民族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展的重要因素。汲取马克思主义养料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影响、转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摒弃过时的文化思想，充裕中国文化元素，在指导人民战争、寻求革命发展道路时，从马克思主义中凝聚共产主义信仰、无产阶级使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精神、方法并发扬光大。毛泽东同志在批评有些革命者不知道联系特殊情况改变作战原则时指出，这些革命者把自己视为马列主义者，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毛泽东同志提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6中国共产党还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摒弃中国传统文化中过时内容，对优秀部分作出新的诠释和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之箭，射中国传统文化之的”，用马克思主义来省察中国的文化特点、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取代了传统儒学成为民族精神的思想依托，马克思主义重塑了民族精神的价值基础7。再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统一，创造性地赋予民族精神新内陈世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精神的发展及当代价值-26-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处在不同时代的精神成果，在理论内容、形式构成、阶级立场上存在着差异。外在的差异并不妨碍从内在中寻求思想对接点来解释并存和统一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经验、汲取智慧。1938 年，毛泽东同志谈共产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8这里的民族形式包含中国几千年来的精神成果和优秀价值观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革命持续推进的条件下，相互依存、相互汲取、相互贯通，完善民族性格，提升民族向心力，形成了民族精神新内涵。诚如马克思所说，辩证运动就是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等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共同结合的精神产品。即是说，“马克思主义在百年来的诸多民族精神中发挥着引领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提供着深厚滋养，两者共同影响着我们的民族精神的形态和内核”9。民族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发展，有赖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彼此汲取，相互融合。这种实践上的结合，凸显了民族精神的革命特色，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会通的创新成果，塑造着民族精神的现代性内涵与价值基础。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中国近现代面临的民族危机，是“天朝意象的世界观的彻底破碎，是以儒家思想为基底的价值系统的根本震裂；是传统思想与结构的大规模解组”10，促使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国民精神的反思、再造，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吸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历史境遇的应用，在文化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吸收，重振了传统民族精神，塑造了民族精神的时代成分。（一）民族精神的全民自觉觉醒近代以降，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省中国传统文化，“西学东渐”思潮开启了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自由、平等、民主、共和、妇女解放等新知识、新观念逐渐被引入、传播。然而当时这些思想更多地是停留在知识分子阶层，难以渗透到广大民众阶层。梁启超分析当时新思想的传播，“皆所谓 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11。孙中山也指出，中国国民有四万万人，实际上能真正了解共和之意的人并不多，能有共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7-和思想的人尚不多见12。在新文化运动中，民众对科学、民主的认识并不是特别清晰，这就使得“新文化运动在破的方面确实是相当深入的，但在立的方面显然贡献无多”13。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社会的文化觉醒和文化自觉依然是狭隘和肤浅的，广大民众尚未形成民族精神的自觉。面对民族精神萎靡不振的状况，梁启超 1899 年曾就“民族精神之何在”发出呼喊。孙中山也提出：“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14随着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的革命新道路，民族精神和思想观念的觉醒由此渐为全民族关注。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爱国情怀、责任担当、自强不息等民族优秀品质被彻底激发，为中国革命持续输入自觉的精神斗志。如费孝通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5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6。（二）民族精神的现代性视野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人民的文化精神集中再现了中国深厚的“原始底层精神”。在新的特殊的环境下，爱国主义等“原始底层精神”内容得到升华。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集中体现了早期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构成“五四”以来爱国主义精神的新内涵。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屈原的“与国同亡”，文天祥的“一片丹心”，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展现了中国人固有的拯救国家于危难的决心和行动。“五四”以来，面对外敌和复杂的国内局势，中国人民爱国的民族情怀被激活，形成了忠于革命、为革命奋斗到底、受命不辱、临危不苟、顽强抵抗、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但此时革命精神不只是民族主义的，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主义、国际主义视野相融合。马克思主义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精神以及“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理论，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世界视野，促使他们认识到中国的革命不只是民族革命还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就像李大钊所说，我们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不是为某一国或某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17。1938 年，毛泽东同志在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也论述道：“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18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些爱国主义行动，都正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有机结合。国际主义视野转变了传统的“王朝更迭”式的爱国格局，契合中国人当时的爱国主义情结，即反帝国主义侵略、反殖民主义压迫、追求解放的民族诉求。此外，爱国主义中的“忠君爱国”观念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陈世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精神的发展及当代价值-28-融合的过程中逐渐消解。在传统社会里，“爱国”带有忠君的色彩。儒家文化宣扬爱君忠君的观念，尤其是荀子，把儒家的“忠”发展到“忠君”，忠顺国君是天下之行术，是治国之良方。忠君观念还成为普通百姓的价值观念，人们普遍认为应“忠君爱国，公而忘私”。梁漱溟在对比中西文化差异时提到，近现代以前的中国人不把自己看作是堂堂正正的“人”，从根上就把自己视为皇帝的子民、臣子，自觉承认皇帝对百姓的生杀予夺之权，对何为自由毫无意识19。近代西方启蒙思想的传播，促使知识分子转变了这种缺乏自觉的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具体运用，进一步消解了全体国民的“忠君”观念，让爱国成为爱人民、爱国家，断灭了忠于一人的价值观念。爱国主义精神由此被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解放”的新内涵。在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还发扬了实事求是、以民为本等传统文化精神。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党坚持传统的优良作风，实事求是地处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借此肃清党内教条主义观念，推动全党的思想解放。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客观性和规律性诠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以中国传统的智慧传播，并对中国文化精髓作出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党在革命中形成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依靠群众的精神，则是在摒弃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儒家“仁政”“以民为本”思想的有机结合。毛泽东同志给张闻天的回信中指出：“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20延安时期，党带领人民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成功地抵抗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把南泥湾荒地开垦成粮仓。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广义上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爱国主义、自强不息、吃苦耐劳等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原始底层”。这些时代内涵的充实，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效用。（三）马克思主义精神的融入在革命语境下创造的时代精神，有些属于马克思主义自身具有并在实际应用中凝聚为中国的民族精神。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带给中国人民重要的精神动力，是中国传统精神中不曾有的元素。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奋斗的指路明灯，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坚定不移的立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革命中的成功，为急切救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路径选择。在共产党人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中国实现民族解放，才能引导人民走向光明前景。由此党和人民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并树立起牢固的共产主义理想。这种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9-大的信仰自觉性，首先体现在早期研究、翻译、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产党人身上。李大钊、邓中夏、毛泽东等人信仰马克思主义，选择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是他们在亲身体会之后、在长期思考之后的理性抉择21。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在接触到科学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他一生的追求。可以说，他们身上既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又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从早期党组织扩大到工人、群众队伍。毛泽东同志特别重视对各阶层国民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宣传、教育和培养，为人民讲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道路的前景，并将其作为发动罢工、革命的信念和口号。民众从一无所知到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路，最后认可并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中国共产党还重视“一如既往地加强以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青年，以启发青年的革命觉悟”2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离不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支撑。邓小平同志评论中国人民之所以在极端困难的社会环境下奋斗出来并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伟大理想23。中国共产党在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无产阶级精神。无产阶级精神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推动无产阶级批判、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孕育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精神，并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和党员、军队培养。革命初期，由于中国“革命运动的群众基础绝大多数是农民，共产党的领导阶层则成分复杂，包括知识分子、半知识分子和农民。这些在客观上促使毛泽东将无产阶级精神确定为无产阶级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毛泽东着重强调，无产阶级道德品质的内化是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这也许与他对长征经历的深刻印象有关”24。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党内率先形成了服从集体需要的献身精神、对敌作战不屈不挠的意志、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品德、钢铁一般的纪律等无产阶级精神，并将其向人民群众传播，对人民群众加以启蒙和引导。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转化为中国民族精神的思想基础，以及中国人民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具有融通性，也是二者在理论上具有契合之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产生民族精神新元素的情形是不乏其例的。它充分显示了民族精神的发展既是将马克思主义赋予中国特色、中国气节的结果，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价值导向引领中国文化精神发展方向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改造发展了中国人的人生观，人民的主体性精神被高扬”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在时间和实践上表明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发挥马克思主义对时代精神的引领和整合作用的同时，也要注意把握和权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时代精神气质、民族性格的基础作用。陈世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精神的发展及当代价值-30-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精神的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相结合的过程，也是推动民族精神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经验教训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进一步结合，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借鉴。（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精神是文化自信的力量之源新时代继承和弘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精神，是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也是文化自信的精神基础和力量源泉，“文化自信内在地包含着对本国本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现实的信任和认同，也包含着对优秀民族精神的激越和张扬”25。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精神是坚定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础。文化自信是基于文化自觉的自信态度，是一个民族对本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取得的文化成就、精神成果、文化价值、文化生命力等的积极认同、充分肯定。文化自信内在包含着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精神的肯定和弘扬。坚定文化自信需要弘扬其精神。也即是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精神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文化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如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等都是文化自信的丰富文化资源和红色文化基因，饱含着独具中国特质的精神、气派。在网络技术发达的今天，通过网络途径、媒体等承继新民主主义革命精神，实现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依赖和凝聚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又反过来坚定和增强文化自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精神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造的民族精神是在物质极端缺乏、环境极度恶劣、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处境下产生的，集中生动地折射出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价值取向，展现的是中国人民在抵御强敌、战胜敌人时的自信之气、雄伟壮志。这种精神拥有更为强大的斗志、更活跃的生命力、不屈不挠的毅力、毫不畏惧的革命力和社会凝聚力。这种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质、精神气概将会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和精神动力。（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新时代坚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创新，需要继承和弘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精神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精神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是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应有之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深入发展，追求效用最大化和自利性的经济理性意识也不断侵袭人的道德素质、价值观念。受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精致利己主义挑战着传统的价值观念，也重庆三峡学院学报-31-冲击着集体主义精神、共产主义信仰，淡化着人的道德规范意识。针对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思想上的价值指引和行为上的规范约束，另一方面也要发挥新民主主义革命精神的榜样引领、精神鼓舞作用，以强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践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集体主义精神、奉献精神、为民服务精神、吃苦耐劳精神，冲破了纯粹追求个人私利的利己主义狭隘性，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个人服从集体的原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本质上是契合的。继承和弘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精神，有助于推动全社会践行集体主义的行动自觉，潜移默化地提高全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素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离不开对革命道德传统、精神传统的传承与弘扬。在中华民族恰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在全球治理进入加速演变期，多元文化价值观相互冲突的大环境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精神仍蕴含着现今以及未来社会的崇高品质和优秀文化气象。不断挖掘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精神、革命道德、革命文化，可以丰富、巩固、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而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引领力，使其成为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精神支撑。（三）在实践基础上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通互融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相辅相成，相融相生，塑造出坚强有力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不只是因为二者具有相通之处，还在于它们统一于革命的实践活动中。正是在具体的革命活动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地消解着某些思想上、价值上的不通之处，不断强化思想上和价值上的相同之处，不断形成新元素，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二者的互通互融，需要在理论上不断阐发，更需要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来。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实践特点和时代价值。历史唯物主义以现实的人为历史的起点，以现实的社会情形为分析视角，以实践的立场致力于人的解放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既要求人们牢记道德规范，又致力于行动层面上依道德规范立身行事，强调“知行合一”。实践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的本质特性和文化品质，是促使二者得以丰富发展的关键，也要求把理论应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26这就高屋建瓴指明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具体问题的实践本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用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必须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上的实践指导。把马克陈世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精神的发展及当代价值-32-思主义生态思想、“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生态思想融合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行动中；把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精神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融合在进一步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的进程中；把马克思主义重视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与中国传统文化重视自然的审美价值的观念融合在人民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四、结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经过碰触、磨合、吸纳、交融，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形成了符合时代要求的精神样态，为民族精神增添了时代元素。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当前以及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和传统化、全球化和民族化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张力，将不断地推动着民族精神的破与立、续与变。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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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spirit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aroused the conscious awakening ofthe“primitive underlying spirit”of the Chinese nation,and added elements that the national spirit hadnot existed before modern times.The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m and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performance of national spiri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are conducive to promot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 the new era and provide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m with.Keywords:national spirit;Marxism;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