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地悲剧和农村土地产权的整合.docx

小生产和大市场的困境：
对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经验分析和理论解释

寇宗来 陆铭 陈钊* 寇宗来，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上海，200433；电话：[phone]；E-mail: kouzonglai@。陆铭，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上海，200433；电话和传真：[phone]；E-mail: minglu73@。陈钊，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上海，200433；电话：[phone]；E-mail: zhaochen@。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S)为建立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库提供了资助，特表示感谢。

第一稿，2004年3月

摘 要：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农民作为价格接受者，其生产激励和所承受的风险都和市场价格密切相关。改革之初，我国的粮食供不应求，农产品价格上升带来的激励效应使得粮食生产持续增加；但随着粮食产量接近均衡，粮食价格开始大幅度上下波动，这在微观上使农民陷入了“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决策困境，而在宏观上则引发了粮食安全隐患。本文认为，提供一个确定的粮食远期交易价格是维护粮食安全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粮食安全 价格波动 激励 风险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粮食生产出现了一些波动，同时，随着农产品市场的放开，中国的国内农产品市场也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开始引起了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在既有的对粮食安全的讨论中，人们往往将“粮食安全”问题与中国的经济开放联系起来，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来自于“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农民作为价格接受者，其生产激励和所承受的风险都和市场价格密切相关。改革之初，我国的粮食供不应求，农产品价格上升带来的激励效应使得粮食生产持续增加；但随着粮食产量接近均衡，粮食价格开始大幅度上下波动，这在微观上使农民陷入了“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决策困境，而在宏观上则引发了粮食安全隐患。本文认为，提供一个确定的粮食远期交易价格是维护粮食安全的关键所在。
本文的结构如下：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结合中国农业生产的历史，描述与中国农产品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和农户生产行为有关的一些事实，并从实证上分析价格波动对中国农业生产所产生的影响。第三部分是我们的一个理论分析，我们研究了价格的波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机制。最后是一个简短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中国农业生产的历史变迁：一些事实与逻辑
近年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发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的特征。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粮食生产的历史不难发现，在经过了大约20年的持续增长以后，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在1998年前后经历了较为明显的下降。将粮食总产量的变化趋势与粮食单产的变化趋势进行比较后，我们发现，粮食总产量的变化与粮食单产的变化趋势高度吻合(参见图1)。然而，粮食单产的下降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从图2中可以看出，作为粮食主要组成部分的谷物的单产在1998年前后出现了下降，花生的单产也在1998年之后停止了增长，而棉花的单产在1998年后的增长幅度也似乎有所下降。

图1：中国粮食总产量与单产变化趋势(1978-200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粮食单产为作者根据粮食产量和粮食播种面积计算而得。

图2：中国主要农作物单产变化趋势(1989-200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粮食单产为作者根据粮食产量和粮食播种面积计算而得。
农业生产的产量下滑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如果回顾一下农业生产中的两个主要的投入品指标──化肥施用量和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这两项指标保持了增长趋势，但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增长趋势同样在1998年前后有所减缓（参见图3）。那么，农业产量和投入品的变化趋势反映出了什么现象？我们的回答是，从联产承包责任制至今，经过20余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农业生产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所面临的环境都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图3：化肥施用量和农业机械总动力变化趋势(1978-2002)
数据来源：1989年之前的数据取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1990年之后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前，人民公社制度下普遍存在的消极生产导致农产品严重的供不应求。以粮票、油票为代表的农产品配给制度是该时期最显著的特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功地解决了农民在生产中的激励问题，这导致了1980年代粮食单产的大幅度提高。而供不应求的局面和持续上涨的农产品价格则构成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农业(粮食)生产继续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随着承包制的全面推开，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粮食单产的增长幅度开始有所减缓(参见图1)。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制度改革的能量已经逐渐释放。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粮食产量的持续增加，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农产品供给相对不足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同时，随着农产品市场的开放，粮食进口也成为促使粮食市场迅速趋向均衡的原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已经在2001年从大豆的出口国转变成了进口国。

表1：粮食进出口(1993-2002)

出口
进口

数量
金额
价格
数量
金额
价格

10000吨
10000美元
美元/吨
10000吨
10000美元
美元/吨
1993
1535
190085
123.83
752
106170
141.18
1994
1346
227142
168.75
920
131641
143.09
1995
214
63530
296.87
2081
373157
179.32
1996
198
68460
345.76
1223
295350
241.50

谷物及谷物粉
大豆
谷物及谷物粉
大豆
谷物及谷物粉
大豆
谷物及谷物粉
大豆
谷物及谷物粉
大豆
谷物及谷物粉
大豆
1997
834
19
131807
7325
158.04
385.53
417

91614

219.70

1998
889
17
157618
6339
177.30
372.88
388

71602

184.54

1999
738
20
118615
6169
160.72
308.45
339

52414

154.61

2000
1378
21
169417
6414
122.94
305.43
315

59375

188.49

2001
876

109812

125.36

344
1394
63426
280952
184.38
201.54
2002
1482

171745

115.89

285
1132
49350
248498
173.16
219.5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2003各年。价格为作者计算所得。

如果我们对粮食供求状况的变化所做出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随着粮食价格决定机制的逐步市场化，我们一定会看到农产品价格在1990年代以来更多地受到国际国内市场因素的影响。图3绘制了5种农产品的价格指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整个1980年代，农产品的价格和相对价格都基本上处于上涨趋势，而且涨幅的波动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1990和1991两年间除经济作物的收购价格指数以外，其中4个指数都显示出农产品的价格有所下降，而1993-1995年期间，农产品的价格有大幅度的上涨，而1997年以后，农产品的价格出现了下跌趋势。另一个不难发现的趋势是，1990年代以来农产品的市场价格的波动幅度远远超过了1980年代。

图3：中国农产品价格变化趋势(1978-2000)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
注：工农业商品综合价格指数为农产品收购价格与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的比值，粮食相对价格指数是粮食收购价格指数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之比。

价格发生变化反映了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那么农民的生产行为是不是会如经济理论所预测的那样进行调整呢？为了检验农业生产与价格的关系，我们利用中国建国以来的省级面板数据 这个数据库是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出资建立的，其中，1949至1998年的数据取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1999至2001年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1和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在我们的计量分析中，由于数据缺失，我们放弃了西藏、海南、贵州、重庆四个省级单位的数据。
检验了粮食产量与各种投入品和粮食价格之间的关系，其中，被解释变量是粮食产量，解释变量包括了度量劳动力投入的农业人口数量(agrpop)、度量土地投入的粮食播种面积(grnarea)、度量其他资本品投入的农业机械总动力(machine)以及度量价格因素的滞后一期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agprice)。结果发现，除了农业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品显著地影响农业生产以外，滞后一期的农产品收购价格也在10%的水平上显著地影响着农业生产。我们也尝试过将化肥作为投入品指标放入回归方程，但计量的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化肥并不显著地影响粮食生产。
上述分析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含义：首先，农民的粮食生产行为是显著地受到粮食价格波动影响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来理解“粮食安全”问题。当中国的农产品和粮食市场已经趋于供求均衡的时候，农产品的价格将有所波动。而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又使得中国的农业生产进一步地受到国际粮食市场的影响，这势必进一步加剧中国国内粮食价格的波动。而粮食的价格波动又将进一步地影响下一年农民的生产行为，从而造成“蛛网模型”所预测的农业生产的周期性波动，由于中国是一个粮食生产和贸易大国，中国的粮食生产又必然影响到国际粮食价格，而这又将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国内的粮食生产，从而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其次，通常基于时序数据分析提供的观察往往认为中国的农业生产显著地受化肥施用量的影响，但我们基于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并不支持这一猜想，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近年来化施用量持续地增长，但粮食生产的总量和单产增长都有较明显的下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农业机械总动力仍然对中国的粮食生产有显著的影响，这证明，中国的粮食生产从总体上来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宜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增加生产。

表2：粮食生产的决定的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粮食产量

1952-2001
1978-2001
解释变量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agrpop
0.523***
0.436***
0.415***
1.186***

(0.021)
(0.018)
(0.056)
(0.034)
grnarea
0.075***
-0.004
0.364***
0.207***

(0.020)
(0.014)
(0.036)
(0.025)
machine
0.368***
0.373***
0.339***
0.347***

(0.015)
(0.015)
(0.017)
(0.017)
agprice
1.548*
1.699**
1.368*
1.442*

(0.725)
(0.747)
(0.732)
(0.758)
常数项
-977.167***
-405.528***
-1717.329***
-410.531***

(138.295)
(114.754)
(242.542)
(134.607)
R2 (within)
0.8174
0.8127
0.5816
0.5608
固定效应F检验或
随机效应Wald chi2检验值
1022.61
4026.18
199.51
943.87
样本观察值
945
605
组数(省份数)
27
27
Hausman检验值
73.82
39.78

注：(1)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差；(2)***, **, *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让我们基于上面的分析来讨论一下中国的土地制度。不可否认的是，在整个19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给农业生产注入了非常大的活力。1980年代中期以后，在农产品供不应求的市场条件下，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升仍然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激励效应得以延续。但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农产品市场逐步走向供求均衡以及中国农产品市场向国际市场的开放，农产品和粮食的价格波动幅度变大了，这就给农产品和粮食的生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逐步得以显现──在小规模分割的农业生产模式下，农业生产的抗风险能力非常差，农业生产中大型机械的使用受到限制，缺乏规模经营的农民对农产品市场的价格影响力极低，只能被动地根据农产品的价格的波动调整产量。在下面一节中，我们将通过一个理论模型来研究农户的生产行为是如果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的。
三、理论分析
在这一节，我们采用产业组织中标准的结构－行为－绩效（SCP）分析范式，对前面的经验研究结果提供一个理论解释。我们的主要结果是，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生产者－农民的收入和生产激励都将依赖于市场价格的变化。在改革之初，由于农产品供不应求，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激励效应占优，从而导致了粮食产量的持续上升；但是，随着粮食供求关系回归到均衡附近，由价格波动而给农民所带来的风险效应却逐渐占优，这导致了粮食产量的不稳定。由此，解决粮食安全和稳定粮食产量的关键在于稳定粮食价格。接着，我们提出了一个粮食价格的保险计划，其中向生产者－农民提供一个合理的粮食交易的远期价格则是问题的关键。最后，我们考察了开放经济下我国粮食市场的均衡问题。引入粮食进口，必将引入外部的风险，同时也将恶化农村的就业问题；但同时，由于外国的粮食价格更低，所以粮食进口可以提高消费者剩余。所以，对粮食进口的成本和收益的正确权衡将是决定进口数量大小的关键。
3.1 农产品的需求
农产品的需求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作为工业生产的中间产品。第二，作为最终消费品。本文主要考虑后者，因为这是粮食安全的关键所在。和一般的工业品相比，农产品（粮食）最根本的一个特点是其需求弹性非常低。当农产品价格上涨时，人们的需求不会因此而降低；同样，当农产品的价格下跌时，人们的需求并不会因此而大幅度增加。其次，在任何时点，消费者（家庭）对农产品的需求相对于整个市场需求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从而他们的消费行为是竞争性的，即他们是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接受者。最后，因为农产品难以储藏，从而人们对农产品的购买在时间上是平稳的，基本上是消费多少购买多少。这样，给定一个国家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对农产品的总需求的估计是相对容易的。
3.2 农产品的供给
从纯技术的角度看，农业生产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农业生产的周期较长，而且没有调整弹性。任何农作物的生长都必须有一定的时间跨度，一般至少要有半年；更为关键的是，由于自然规律，这种生产周期的长度几乎是无法改变的。
第二：假设粮食的生产函数为，其中表示土地，代表资本，而则表示劳动。为了进行粮食生产，任何一种要素都不可或缺。在每个生产周期之初，农户必须事先决定播种面积以及资本投入（如化肥、农药）；这些决策在做出之后，在一个生产周期内将无法改变。比如说，过了播种季节，再增加播种面积就不再可能。同样，当农户购买化肥和农药之后，这些投资将变为沉淀成本。尽管在生产周期之内农民可以调整，但是，如果在此期间农民对于粮食价格的预期不会发生变化，那么，他对的选择就和起初是一样的。的确，农产品的价格只有在粮食销售的时候才会真正实现。鉴于以上因素，我们只需考察农民的长期行为。为简化讨论，假设产量为，农户的长期成本函数为，其中，。最后一个条件表明，农户的生产效率是边际递减的。
第三：农产品在存贮上比较困难。和普通的工业品不同，要对农产品进行有效储藏，所需的固定投入非常大；而如果存贮不当，农产品的质量将急剧下降，比如粮食发霉变质而不能食用。农产品的这个特性意味着，除了少量的存贮外，农民必须将生产出来的粮食很快销售。
从市场结构的角度看，我国的农产品供给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我国农产品的供给方是由成千上万的农户所构成的。每个农户所承包的土地都非常有限，其产量对于整个市场的需求和供给而言，都显得微不足道。第二，每个农户生产的产品几乎都是同质产品。结合以上两点容易发现，尽管市场的总供给是所有农户的产量的总和，但每个农户在进行自己的生产决策时，都认为自己的行为不会对市场价格造成影响。但实际上，农户最终的收益和市场价格直接相关。而问题的关键是，由于农业生产所固有的长时间跨度，农户在作决策时只能利用其对市场的预期价格，而不是最终的实现价格。这样，农户在期初所支付的成本是确定性的，但他们在未来的收益却是具有风险的，因为农产品市场的实现价格和它们的预期价格之间必然存在差异。如果农户是风险规避的，那么，预期的价格波动将会对他们的选择造成重要的影响。
不失一般性，我们假设农户具有不变绝对风险规避的特征，而其效用函数为，其中为绝对风险规避度量，是实际的货币收入。假设期初，农户对期末粮食预期价格为，其中为均值为零，方差为的正态随机变量，从而预期价格的平均值就为。这样，当农户决策的产量为时，其在期初支付的成本为，这是确定性的；为简单起见，忽略时间价值，则他在期末可以得到的带有风险的预期收入则为。根据农户的风险规避特征，这个风险收入的确定性等价收入则为 确定性等价收入的得出：令
，得证。当然，注意到价格不可能为负，所以，这个确定性等价收入稍微有一些误差。但是，考虑到实际价格不可能太高，也不可能太低。所以，这里的近似误差是很小的。
：

农户选择极大化其确定性等价收入，其一阶条件为：

令为的反函数，我们可以得到单个农户的供给函数。
命题1：激励效应：；
风险效应：和。
我们将称之为激励效应的原因是，农民作为价格的接受者，如果预期价格提高，那么其产量，或更加基本地，农民所投入的各种要素的数量都会随之而增加。
风险效应来自于农户的风险规避特性，它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则意味着，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如果农户预期价格的方差越大，也即价格的波动越大时，农户的产量和要素投入都将越小。其次，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如果越大，即农户的风险规避程度越大时，预期价格波动将对农户的产量和要素投入造成的影响越大。
如果假设农民采取的是适应性预期，即预期价格的均值等于上一期的价格。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由于我国的粮食短缺，粮食价格一直呈上升趋势，而且波动也不是很大。此时，激励效应占优，这导致了粮食产量持续增加。但随着粮食产量趋近于均衡，粮食价格不但开始上下波动，而且波动幅度也较以前增加。显然，不可能持续增加。此时，风险效应将占优。
3.3 均衡：小生产和大市场的困境
下面我们探讨市场真实价格的实现。为简化问题，我们假设所有的农户都是相同的。这样，如果市场中农户的数量为，则在预期价格的均值为的情况下，市场的总供给将为。令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可知最终市场价格由下式决定

由于我国的旱涝灾害非常频繁，所以每年可以真正提供粮食的农户数量是一个受气候等因素影响的随机变量，进而导致也是一个随机变量（在事前看来）。注意到，则当实现值越大时，最终的农产品价格越低。同时，注意到，则容易得到
命题2：。
这个命题揭示了农业生产中“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困境。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大市场中，每个农户作为小生产者，只能是最终的市场价格的接受者。但是，在他们进行生产决策时，他们必须对未来的市场价格进行预期。但是，农户在构成他的预期价格上将面临无法解决的困境：如果农户的预期价格比较高（低），那么他们的产量也将比较高（低），但由此导致的结果却是最终的市场价格比较低（高）。在这样一个困境下，农民本身是无法解决其所面临的价格风险的。一方面，农民作为价格的接受者无法影响市场价格。给定其产量，农户的收益是随价格而动的一个随机变量，他们成为市场风险的承担者。由于农业生产周期比较长，生产决策和收益实现之间的时间跨度很长，农民不可能通过相机调整其生产决策来分散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农产品储存困难，农民无法利用存货来分散风险。对于一般的工业品，存货的作用非常重要。当突然供不应求时，厂商可以通过降低存货数量来增加供给；当需求突然不足时，厂商则可以通过增加存货投资来避免随机冲击对生产的影响。可见，如果一种产品便于存贮，则其生产者就可以通过存货数量的适当调整来调节由于需求冲击造成的风险。但是，由于农产品难以存贮的性质，农户无法分散由于市场供求不平衡带来的风险。
3.4 粮食安全和粮食价格的保险机制
前面我们考察了农产品市场中“小生产和大市场”的决策困境，其中自然风险和农民的预期都会造成粮食产量的波动。而和一般的工业品不同，粮食价格的小幅波动很难消除短期的供求失衡。首先，由于农业生产固有的自然周期，在短期内粮食的供应量不会随着粮食价格的上涨而迅速增加。同时，由于粮食作为生活的必需品，其需求弹性非常小。这样，除非粮食价格上涨的幅度非常大，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在短期是无法消除的。正因为粮食产品短期在供给上完全无弹性和在需求上低弹性的特征，过大的供需缺口将会引发粮食安全问题。在纯粹的市场调节下，这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农民的预期价格比较低，而且自然灾害严重，则最终的粮食供应量将比较低。
下面我们提出一种平衡的保险机制，它可以解决农户所面对的“小生产和大市场”的困境，通过稳定价格来确保粮食安全。这个保险机制的设计主要依赖于方程。
第一步，如果为常数，且每个农民都具有理性预期，即，则由方程可得唯一的均衡价格。
第二步，实际上是一个随机变量，但我们可得到以其期望值为基础的均衡价格为。
第三步，假设有一个保险公司向所有农户都提供一个远期的粮食交易价格，则单个农户的产量都为。同时，保险公司向所有的消费者以价格出售粮食。该保险公司的预期利润则为。根据的定义，，也就是说，这个保险公司是盈亏平衡的。
对于具体的实行机制，仍需进一步的讨论。若令表示的实现值，则在的年份，在价格下，需求小于供给；反之，在的年份，在价格下，供给小于需求。为了解决粮食供给和需求的短期不平衡，保险公司需要借助于粮食储备制度。对于单个农户来说，粮食的存储是非常困难的，也往往是不值得的，因为对粮食进行有效的存储需要很大的固定投入。但是，对于一个规模巨大的保险公司来说，投入巨大的固定成本，却是具有规模经济的（当然，保险公司可以通过适当提高销售价格来保持其预算的平衡）。
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假定保险公司是风险中性的。那么，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这个巨大的保险公司可以利用大数定律来消除市场风险和价格（以及预期价格）波动，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
首先，农户和消费者是风险规避的，保险公司是风险中性的。通过将风险转嫁到保险公司身上，社会福利也将会随之而提高。显然，价格波动变小意味着方差的减小，从而农户的确定性等价收入也将随之而增加。
第二，虽然上述保险机制不能消除自然灾害，但是，他却化解了自然风险对生产者－农户的决策的影响。在这样一个稳定的环境下，对粮食供给的预测将变得更加容易。
3.5 开放经济下粮食保险机制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大国模型
在开放经济下，一个国家还可以通过进口来调节其粮食供给。由此导致的一个问题是，粮食进口的成本和收益到底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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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开放经济下的粮食市场
首先，进口粮食是因为外国的粮食生产成本比国内的低，否则我国将成为粮食的净出口国。参考图4，如果没有粮食进口，则国内总需求和总产出在价格下达到均衡；而粮食的国际价格则为。当从量关税为时，国内的粮食市场在价格重新达到均衡。考虑到我国是一个大国，则此时国际粮价将变为。最后，国内粮食市场的均衡由下式决定
，其中。
和封闭情况相比，现在粮食供给多了从国外进口的部分。其成本和收益简单分析如下：
第一，因为国外的粮食价格比较低，故从纯经济的角度看，粮食进口可以提高国内的社会总福利。特别地，如果国内的粮食生产相对于国外效率差别太大时，适当增加进口是促进效率的。
第二，粮食进口会引起收入分配效应。显然，农民在其中受损了，消费者和政府则受益了。关键的是，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将导致国内粮食产量的下跌，更多的农民将无利从事农业生产，从而对国内严峻的就业形势增加更大的压力。
第三，由于我国是一个大国，所以，粮食进口增加时，单位进口量的成本也将上升。而且，当粮食进口量太大时，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这将严重依赖于其他国家。
第四，粮食进口会引入国际粮价波动的风险。在关税情况下，由于约束必须成立，故当国际粮价波动时，国内的粮价也将随之而波动。
这样，决定粮食进口时，就面临着这样一个权衡。一方面，由于国外的粮食生产成本比国内的低，粮食进口可以提高消费者的福利；另一方面，粮食进口会导致农村失业人口的增加，也会导致粮食价格的波动。
四、如何维护粮食安全：政策探讨
根据前面的经验和理论分析，我们认为现阶段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的首要因素是粮食价格的大幅波动。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预期）粮食价格同时影响农民的生产激励和其所承担的市场风险。在改革初期，粮食短缺导致的价格持续上涨使得激励效应成为主导因素；而随着粮食供给的持续增加，粮食价格开始均衡附近上下剧烈波动，从而价格波动的风险效应开始占优。尽管改革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尽可能大地激发了农户生产的积极性，从而解决了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但时至今日，随着粮食市场供需结构的变化，在这种以小规模分割经营为基础的生产模式下，农户抵抗农产品价格波动所带来的生产风险的能力受到极大的挑战，从而使得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在最近几年中得以显现。基于这一判断，我们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一、稳定粮食价格，消除价格预期的不确定性
造成粮食安全问题的一个原因就是粮食生产所需的固有周期很长，农民的生产决策和收益实现之间的时间跨度也很大。这样，如果国家可以向农民提供确定的远期交易价格，就可以完全消除价格不确定性给农民带来的风险，提高农民的确定性等价收入和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同时，国家可以通过对这个粮食的远期交易价格的调节来调节粮食的生产。
二、促进土地向种植能手集中
在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土地分割零散，没有规模经济。而在前面的经验研究中我们发现，农机总动力对粮食产量的作用是相当明显的。如果我们将农机总动力的增加看作是生产方式从小农生产到大规模经营转换的一种标志，那么，通过促进土地向种植能手集中，从而更加充分和有效地发挥农业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土地集中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在既定价格下，国内生产的粮食将会更多，从而确保粮食安全。另一方面，土地集中可以提高生产者的抗风险能力。在大规模生产下，农民将有可能进行一些分散市场风险的投资。比如说，农户可以建立自己的粮库，通过存储来规避价格波动。再比如，农民将有积极性进行农产品的深加工。
为了能使土地向种植能手集中，必须让农户具有土地转让权。在法律意义上，农民拥有土地的30年的承包经营权，但是，这一权利在经济学意义上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根据我们的了解，由于土地使用权至今仍然停留在法律层面上，而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明确土地使用权的内涵和外延，因此，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至今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目前农村已经出现的土地转包现象也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进行认可和规范。我们的建议是，应该在目前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的政策基础上出台相关的法律，明确地将农民土地的承包权界定为30年的使用权。应该看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依靠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支持了城市工业部门的高积累和城市职工的就业和福利制度，因此，在界定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时，甚至可以考虑将其土地使用权的拥有期限在30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延长，作为对农民利益的一种补偿。更为重要的是，相关的法律一定要进一步地明确土地的使用权的外延，明确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转让和进行市场交易。土地使用权的明确界定的另一项重要的功能是保证地权的稳定性，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这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中投资的增长，并且在长期内可能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增长。 参见姚洋（2001）的综述。最近的一篇工作论文也认为将农地产权的调整有利于提高地权的稳定性和土地租赁的发展(Brandt, et al., 2002)。

三、加快城市劳动力市场改革、促进农业劳动力合理转移
如果土地向种植能手集中，必然会出现大量的失地农民。为了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中国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必须要打破。现在，农村劳动力仍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受到各种政策的歧视。在就业方面，一些大中城市为了保证城市居民就业，直接动用行政手段限制农民进入城市较好的行业和工种。同时，一些经济手段也被用来加大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的成本，雇用外来劳动力的企业被要求交纳一定的管理费，农民工在城市里还受到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和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歧视性待遇。这种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大大地限制了中国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蔡昉等，2001)。由于现行的户籍制度限制，农村来的打工者不能拥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这就大大地增加了外出打工的收入的不确定性。同时由于城市住房费用非常高，这就阻止了农村外出打工者的家属整体迁移。此外，农村的外出打工者一方面不为城里人所认同，另一方面因无法携家属同往而无法得到亲人的安慰和尽照顾家庭的义务，因此他们在城市里面临极高的心理调整成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外出打工者多数都希望将来回到家乡，也解释了为什么本地非农产业就业机会大家都想争，而受过较好教育的人们更倾向于留在本地非农产业就业，而不是外出(赵耀辉，1997; 1999a; 1999b)。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城市户口而无法获得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也难以在城市得到他们劳动权益的保护。 从去年以来，广受人们关注的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和由“周岱兰”事件折射出的民工缺乏社会保障的问题本质上都是由城乡分割的管理制度造成的。
特别是，这种状况势必大大地加剧农村居民在城市务工和居住的经济成本，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由于城乡间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是短期的流动，因此造成了一系列问题，例如春运期间的交通问题。特别重要的是，由于流动是短期的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又缺乏法律保护，因此，农民宁愿让土地抛荒也不愿意放弃土地的使用权，这是造成土地抛荒和土地配置低效率的重要的原因。要促进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有序的流转，就必须同时放开城市劳动力市场，并让流入城市就业的农村居民能够获得同等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权益。
参考文献：
Brandt, Loren, Scott Rozelle and Matthew A. Turner, 2002, “Local Goverment Behavior and Property Rights Formation in Rural China,” Working Paper No. 02-004,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Zhang, Xiaobo, Shenggen Fan, Linxiu Zhang, Jikun Huang, 2003, “Loc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305.
Zhao, Yaohui, 1999a, “Leaving the Countryside: Rural-to-Urban Migration Decisions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May, 281-286.
Zhao, Yaohui, 1999b, “Labor Migration and Earnings Differences: The Case of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7, July, 767-782.
蔡昉、都阳、王美艳，2001，《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经济研究》第12期，41-49页。
陈晨、陆铭、周国良、阮杨、罗仁勇，2004，《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对被征地农民经济补偿、社会保障与就业情况的考察》，《经济体制改革》第1期，15-20页。
姚洋，2000，《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54-65页。
赵耀辉，1997，《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经济研究》第2期，37-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