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知识-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的滥用与危害.docx

抗菌药物
合理使用知识

开篇

世界卫生组织遏制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
全球战略（摘要）
WHO Global Strategy For Containment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耐药性并非一种新的现象。全球因感染而造成的死亡病例中，急性呼吸道感染、感染性腹泻、麻疹、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占85%以上。引起这些疾病的病原体对一线药物的耐药率可从零到几乎100%，有时对二、三线药物的耐药性已严重影响疗效。此外，有耐药菌引起的医院获得性感染、新出现的病毒耐药性问题，以及贫困和边远地区人群中被忽视的不断增加的寄生虫病耐药性问题等，大大加重了全球负担，人类开始认识到耐药性是一个社会问题。耐药性已威胁到全球稳定和国家安全。
    细菌的耐药现象起初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早期曾经被认为是十分罕见的现象，以后发现对原来有效的治疗结果构成威胁。但人们相信新型抗菌药物的开发及药物的结构改造能战胜病原菌。可是到了世纪之交，这种优越感逐渐消失。新药来源渐渐枯竭，开发新型抗菌药物以对付全球耐药性问题的兴趣减弱。
    抗菌药物的使用是产生耐药性的关键所在。这一选择性压力可能来源于：(1）世界各地过度使用，尤其是针对轻微感染过度使用抗菌药物；(2）因缺乏合理治疗而滥用；(3）因资金短缺不能完成疗程而导致用量不足。
    1998年世界卫生大会（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敦促各成员国采取措施鼓励正确使用价格合适的抗菌药物；禁止无执业医务人员的处方自行使用抗菌药物；改进行为规范以阻止感染的传播，进而阻止耐药菌的扩散；加强立法，禁止假冒伪劣抗菌药物的生产、销售和流通，禁止在非正规市场上销售抗菌药物；减少在食用动物中使用抗菌药物。鼓励各国建立有效的体系以检测耐药菌、监测抗菌药物的使用量与使用模式，并评估控制措施对它们的影响。
自从WHO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做出上述倡议以来，许多国家越来越关注耐药性问题，有些国家已制定了国家行动计划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虽然有关耐药性的文献很多，但遗憾的是几乎没有耐药性真实费用和干预效果的资料。鉴于缺乏这些数据，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目前应采取行动以阻止这场未来灾难，问题是“做什么”和“怎么做”。
    面对这一挑战，WHO《遏制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全球战略》提供了一个延缓耐药菌的出现和减少耐药菌扩散的干预框架，主要措施有：
    减少疾病所带来的负担和感染的传播；完善获取合格抗菌药物的途径；改善抗菌药物的使用；加强卫生系统及其监控能力；加强规章制度和立法；鼓励开发合适的新药和疫苗。
    这项战略以人为本，干预对象是与耐药性问题有关并需要参与解决这一问题的人群：包括医师、药剂师、兽医、消费者以及医院、公共卫生、农业、专业社团和制药产业等的决策者们。
改善抗菌药物的使用是遏制耐药性行动的关键。
干预概要
一、病人和公众、医生和药剂师
    抗菌药物耐药性的出现是由许多相互关联因素引起的复杂问题，特别是抗菌药物的滥用。影响抗菌药物应用的因素很多，包括：知识的更新、医生与病人的相互影响、经济刺激、保健系统和各项规章制度等。每个卫生机构应明白以下几点：哪一类感染性疾病及耐药问题是主要的；哪一些抗菌药物正在由谁使用；什么因素决定抗菌药物的使用方式；如改变应用情况，其花费和收益如何；如欲改变应用情况，阻力何在。
病人和公众：重点在于教育病人和公众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医生和药剂师：
1.教育所有医生和药剂师（包括药商）合理使用抗菌药物，使他们了解控制耐药性的重要性；
2.加强所有医务人员对常见感染的正确诊断和处理的培训；
3.教育所有医务人员注意影响他们处方习惯的因素；
4.教育病人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5.教育医生注意疾病预防（包括免疫接种）和感染控制问题；
6.通过监督和支持临床实践（尤其是诊断和治疗方案），改善抗菌药物使用；
7.监督处方和发药行为，利用同年龄组组内或组间的比较，提供反馈信息，规定合理的抗菌药物处方；
8.鼓励制定和使用各种指南和治疗规范，促进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9.授权处方管理者控制抗菌药物使用，规定可供选用抗菌药物的合适范围。
10.将医生和药剂师的职业注册要求与培训和继续教育挂钩。
二、医院
    抗菌药物在医院中的应用率最高。因此，在遏制抗菌药物耐药这个问题上，医院这一环节显得特别重要（在中国尤其如此）。必须采取综合措施来改善抗菌药物在医院中的应用，以减少医院感染的发生及其播散。
1.建立感染控制程序，有效的控制医院内抗菌药物耐药性；
2.制定并定期更新有关抗菌药物治疗和预防的指南及医院抗菌药物处方集；
3.成立有权威的治疗委员会，负责监督抗菌药物的使用；
4.监测抗菌药物的使用，包括用量与给药途径。
5.建立相匹配的微生物学实验室服务如病原微生物的鉴定，主要病原药敏试验，并及时报告相关结果；
6.做出常见病原菌的耐药性方式和感染特征的临床和流行病学监测报告，并及时将其反馈给医生和感染控制部门。
三、抗菌药物在食用动物中的使用
这个问题已成为WHO《关于控制食用动物中耐药性的全球性原则的专题会议》的主题。文件的要点如下：
1.所有用于食用动物疾病控制的抗菌药物必须要有处方；
2.所有作为生长促进剂的抗菌药物在缺乏公共卫生安全评估的前提下，如果已用于人类治疗时，则应中止或尽快分阶段停止作为生长促进剂的使用；
3.建立国家级检测系统，以控制在食用动物中使用抗菌药物的情况；
4.考虑到食用动物中应用抗菌药物后，人类食用它们时可产生耐药性，应引入安全评估的许可证制度；
5.检测耐药性，以认识因此而引出的健康问题，并及时采取正确措施，保护人类健康；
6.制定兽医指南，减少在食用动物中滥用和误用抗菌药物。
四、各国政府和卫生系统
政府的卫生政策和卫生保健系统在遏制抗菌药物耐药性上起着重要作用，应制定并加强合理的规章制度。
1.建立国家级跨部门权力机构（包括医护人员、兽医、农学家、药品制造商、政府、媒体代表人、消费者和其他感兴趣的团体），以唤起对抗菌药物耐药性的警觉。委员会应组织收集数据，并监督当地的执行人员。从实用目的来说，这样的权力机构应该是一个政府部门，以便从各部门收集数据。
2.为抗菌药物的分配建立一个有效的登记表；
3.抗菌药物仅能通过处方获取；
4.建立相关机制以利于行医者执行有关规章制度，并建立相关系统监督这些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
5.确保只有当抗菌药物符合国际认可的质量、安全和功效的标准时，才能上市；
6.为要求制药商收集和报告抗菌药物的分布（包括进口和出口）情况并为此立法；
7.创建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的经济刺激机制。
8.建立并定期更新国家标准治疗指南（Standard Treatment Guidelines，STGs）,以鼓励执行。
9.建立与国家标准治疗指南（STGs）配套的基本药物目录（Essential Drug List，EDL），确保这些药品的供应和质量；
10.提高免疫覆盖率，加强其他的疾病预防措施，从而减少对抗菌药物的需求。
11.将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和遏制耐药性的重要性写入教育大纲；
12.确保医生能获得已批准的每种药物的处方说明；
13.对常见病原耐药性开展有效的全面的流行病学监测；
14.采纳并且应用WHO抗菌药物耐药性监测的模型系统，确保数据流向国家跨部门权力机构、国家标准治疗指南和药物政策权威及医生；
15.建立监控系统以监测医院和社区内抗菌药物使用，并将这些调查结果与耐药性和疾病监测数据挂钩；
16.根据国家优先政策，创建监测系统，监测重大感染性疾病及其症状，并将这些信息与其它监测数据相联系；
五、药物与疫苗的开发
1.鼓励企业、政府和研究所之间的合作，开发新药和疫苗；
2.寻找优化治疗方式，考虑安全性、有效性并减少筛选耐药微生物的危险；
3.为企业投资研究和开发新型抗菌药物提供激励机制；
4.考虑建立快捷渠道，使新药能安全地进入市场；
5.在可能有效的情况下考虑使用“稀有药物”(orphan drug)计划；
6.对抗菌药物的新处方使用的适应证要规定合适的时限；
7.依据知识产权法，对新型抗菌药物和疫苗提供合适的专利保护；
8.与制药工业寻求创新的合作关系，改进新的基本药物的生产。
六、遏制耐药性的国际性干预
1.鼓励在政府、非政府组织、专业团体和国际机构之间建立一个具有专业人员和基础设施的网络，承担耐药性和抗菌药物使用的有效的流行病学监测，为耐药性的有效遏制提供信息；
2.支持与世界卫生组织治疗指南相符的药品赠送；
3.鼓励建立国际调查小组，授权对药厂进行有效评价；
4.加强国际监督，打击假冒伪劣抗菌药物；
5.鼓励建立一个创新机制，激励发现针对被忽视疾病的新药和疫苗；
6.建立一个对耐药性感兴趣的研究基金机构的国际数据库；
7.改进现有的计划，为研究人员建立一个新的计划，以改善控制耐药性研究的设计、准备和实施。

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的滥用与危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曾繁典

抗生素和合成抗菌药物的发明和应用是20世纪医药领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人类应用抗生素和合成抗菌药物有效地治愈了各类严重的细菌感染性疾病，卓有成效地降低了各种严重细菌感染性传染病的死亡率，进而掀起了抗菌药物的研发和广泛应用的高潮。20世纪中叶，已上市的的抗生素原料药已达500余种，其在临床常用品种亦高达数百余种。人类在抗菌药物开发应用所获巨大成就面前，开始藐视感染性疾病的危险，对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的应用也变得为所欲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个超级大国的医学总署曾声称对“传染病的研究总算告一段落。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研究癌症和心血管病”。但这种自信很快就被严酷的事实所打碎，人们发现一些原本容易治疗的细菌感染性疾病现在有了新的变化，原本有效的抗生素或合成抗菌药物已经不再能有效控制感染了。致病细菌对抗生素产生耐药的事实，很快就被证实，而且一些致病菌耐药性发生和传播的势头令人瞠目。据统计，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常用抗生素青霉素G的耐药率，在20世纪40年代初仅1%，到上世纪末则飚升超过90%；一种耐药性极高、致病力极强的耐甲氧西林金葡菌（MRSA），1974年的分离率为2%，而到上世纪末则迅速增至39.7%，成为导致医院内严重细菌感染的主要致病菌。与此同时，另一种导致严重社区感染的耐药菌株，耐青霉素肺炎链球菌（PRSP）亦迅猛发展。上世纪末，我国大城市医院抽样调查其分离率达22.5%，而在美国其分离率高达33.5%，且由该耐药菌感染致死的病例逐年增多。由淋球菌感染所致淋病原本经青霉素G治疗可望迅速痊愈，而现今60%淋球菌对之已产生耐药性，青霉素G已难控制其发展迁延。20世纪80年代，合成喹诺酮类抗菌药物上市时，临床致病菌对这类新型抗菌药物十分敏感、耐药菌株几乎为零、但经过20年的广泛使用，临床致病菌对这类合成抗菌药物的耐药率迅速上升。如大肠杆菌对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性已高达70%，幽门杆菌的耐药率则升至82%，给临床治疗带来新的困难，20世纪，人类曾经历与结核病的长期艰苦斗争。凭籍链霉素、异烟肼和利福平等有效抗结核药的突出疗效，人类一度有效控制了结核病的发展，并曾预期20世纪末可在发达国家消灭结核病。但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看到了一个严酷的事实，许多结核病患者，用现有抗菌药物治疗，病情得不到控制，不少患者感染的结核杆菌出现了多重耐药性，全球结核病疫情迅速回升，以至WHO不得不在1993年世界卫生大会上宣布结核病全球紧急状态，并呼吁迅速行动与结核病危机进行斗争。事实证明，临床所用有效的抗菌药物都有可能出现耐菌株，而且不少致病菌还会对多种抗菌药物呈现耐药性，即“多重耐药性”。致病菌耐药性的发生和蔓延已构成对人类健康的严重威胁。为此WHO发出警告：“新生的能抵抗所有药物的超级细菌，将把人类带回感染性疾病肆意横行的年代”。
20世纪因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还引发了许多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如氨基苷类抗生素造成儿童听神经受损，成为引发后天性耳聋的主要原因；儿童使用四环素疗程过长，造成牙釉质发育障碍、骨生长受抑，使一代人的健康严重受损；庆大霉素、卡那霉素、多粘菌素长期应用所致肾损害，甚至导致肾功能衰竭；一些抗生素的长期使用引发血液造血功能障碍；严重疾病应用广谱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的治疗过程中，可能导致人体菌群失调，甚至引发二重感染，一些耐药菌群在体内的迅速繁殖，成为导致许多重病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
造成抗生素和合成抗菌药物耐药性迅速发展，严重药物不良反应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抗生素和合成抗菌药物的滥用。
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的滥用，指社会人群对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的非理性使用。在医药界，表现为在无明确目标适应证条件下使用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如治疗病毒感染性疾病和无明确指征的预防性用药）；在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使用的剂量和疗程把握上，未遵循“最小有效剂量、最短必需疗程”的原则。如无菌手术后长期大剂量使用抗生素，不仅浪费了大量抗菌药物，而且最易诱导耐药致病菌株；药物的选用不按有效、价廉的原则选用基本抗菌药物，而首选价格高昂的新药、进口药；不首选对致病菌有效的窄谱抗生素而青睐各种广谱抗菌药物、甚至多种联用。
对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的非理性用药，使得这类药物成为临床所用药物中使用最为广泛的药物。2000年，武汉地区医院用药情况统计表明，在使用频度最高的前20种药物中，抗生素类药物占15种。使用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的经费占各类药品总金额的40.1%。各级医疗单位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的使用频度高达60%-90%。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患者90%以上使用抗菌药物。我们曾对四川巴中地区农村卫生机构处方用药作过调查，在村、乡及县级医疗机构中，80%门诊处方含有抗生素或合成抗菌药物。由此可知，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的滥用现象在我国城乡都十分严重。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的滥用在发达国家亦同样存在。本世纪初有报道指出，2000年美国510万病毒感染所致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患者中，50%-60%患者的治疗处方中含有抗生素。美国每年花费150亿美元用于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可见其中有大量不合理用药现象。
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不仅在医药界被广泛滥用，在农业和畜牧业中，这类药物的使用亦十分普遍。据美国统计，所生产的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用于人类疾病治疗和用于农牧业各占50%。在农牧业领域中20%用于兽医治疗用药，80%则为预防用药和促使动物生长用药，估测其滥用率高达40%-80%。因此避免农牧业中抗生素的滥用，特别是严禁滥用人类医用抗生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上世纪末欧盟委员会决定螺旋霉素等4种抗生素不得用于家畜、家禽的饲养。
杜绝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的滥用，需从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的临床合理用药做起。医生在临床合理用药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严格掌握各类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的临床适应证，根据感染部位和感染性质选用有效抗菌药物，积极创造条件，尽早获取致病菌病原学诊断信息，依据致病菌种类和药物敏感试验结果制定或修定治疗方案，是合理用药的关键步骤。勿用抗生素等抗菌药物治疗感冒等病毒感染性疾病；严格限制预防性应用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无明确指证的预防用药，不仅不会取得预期效果，还会引发抗菌药物所致的多种严重不良反应，如二重感染、肾功能受损。
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的剂量、疗程都应遵循临床既定原则并结合病人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调整，以防止剂量过大、疗程过长所致毒性反应，并避免剂量过低、疗程过短，使感染未能彻底消除，留下病情复发的后患。
治疗一般性感染，应从国家基本药物中常用药物入手选药，只要病原菌对所用药物敏感，照样可获肯定疗效。可见抗菌药物疗效并不取决于药品新老、价格贵贱。对于重症感染如耐药性革兰阴性杆菌所致败血症、腹腔感染，则应及时选用头孢曲松、头孢哌酮等新型抗生素，以期有效控制这类耐药菌的严重感染。这类药品药价虽高，但用有所值，当属合理。
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还涉及我们平常百姓。当前，我国药品分类管理制度的实施尚处在逐步落实阶段，病人在药店自行购买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口服制剂的现象，还相当普遍。有人统计，我国上海地区80%的家庭小药箱内都有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的储备。民众习惯一有头痛脑热或喉痒咳嗽，就自用抗菌药物。这种不明诊断，任意服用抗生素或合成抗菌药物的做法，正是抗生素广泛滥用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加速致病菌耐药性迅猛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药品分类管理制度的进一步落实以及民众对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滥用所致危害的进一步认识，这类家庭滥用抗菌药物的现象才有可能得到纠正。
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的滥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影响全体民众健康和用药安全的社会问题，根本杜绝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的滥用，彻底消除由此造成的危害，需要依靠国家政策的力量。上世纪末，WHO曾指出，“从推动合理用药的政治模式来看，药品不仅是防治疾病的物质和具有内在价值的可上市成果，也是国家政策的工具”，并指出有关用药的问题是一个有着高度政治内涵的领域。从这一认识高度出发，有效杜绝社会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的滥用，不仅关系着医药事业的进步和民众的健康安全，而且也关系着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事实上，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的滥用，远不只是涉及医患双方的事务，它涉及对药品的研制、生产、流通和使用诸多环节，也涉及对文化、教育、商业、媒体宣传以及农牧业等行业的政策与管理。面对当前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滥用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由国家在统筹全局的基础上，制定相关政策，靠政府各部门的协调运作、保证政令畅通、措施到位，我们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抗生素及合成抗菌药物滥用，彻底消除由此引发的诸多危害。

耐药篇

耐药球菌感染现状和合理治疗的重要性
第七次全国感染病学术会议
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 李家泰

一、细菌耐药性的产生及其发展概况
　　引起临床细菌性感染的致病菌包括需氧菌与厌氧菌，它们均分为革兰阳性菌与革兰阴性菌两大类，每类又各分为球菌与杆菌。致病菌最常见于需氧革兰阳性球菌与革兰阴性杆菌。由于细菌能产生耐药性，使一些本来很容易用常用抗菌药物治愈的细菌性感染发展成为难治的耐药菌感染，这不能不引起医务人员和社会各界的重视。
　　细菌为什么能对抗菌药物产生耐药性?这主要是自然界的微生物为了维持自身代谢、保护生存条件、免受其它微生物侵袭，在其生长过程中产生一些次级代谢产物，这些化学物质具有调节本身代谢和杀灭其它微生物的作用，是微生物产生的一种抗生物质。自从微生物产生的这种抗生物质被人类发现并被研制成抗菌药物以来，人类开始介入了微生物之间的抗生斗争。细菌也就把人类制成的抗菌药物视作抗争的对象，只要接触过某种抗菌药物就千方百计制造出能灭活抗菌药物的物质，如各种灭活酶，或改变本身的代谢规律使抗菌药物无法将其杀灭。这样就形成了细菌对抗菌药的耐药性，使本来有效的抗菌药物在遇到耐药菌引起的感染时疗效下降甚至完全无效。
　　早期细菌耐药的表现主要为某种细菌对某类药物耐药，如30年代末磺胺药上市，40年代临床广泛使用磺胺药后，1950年日本报道80%～90%的志贺氏痢疾杆菌对磺胺药耐药。1940年青霉素G问世后，1951年就发现金黄色葡萄球菌能产生β-内酰胺酶灭活青霉素G而对青霉素G产生了耐药性，此后60年代、70年代，细菌耐药性主要表现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和一般肠道革兰阴性杆菌由于能产生β-内酰胺酶使青霉素类和一代头孢菌素抗菌作用下降，同时也发现细菌能产生其它的酶，可灭活干扰细菌体内蛋白合成的抗生素，形成对这些抗生素不同程度耐药性。但当时这些耐药菌大多可被其后开发的一些抗生素与抗菌药物所控制。80年代以后细菌耐药性逐步升级，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人们对革兰阴性杆菌产生的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和染色体介导的Ⅰ型酶引起了注意，并对由于广泛使用三代头孢菌素引起的，对包括三代头孢菌素在内的多种抗生素耐药的多重耐药革兰阴性杆菌的增加有所警惕。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是革兰阳性球菌中出现了非常难治的多重耐药菌感染，这种高度耐药的多重耐药革兰阳性球菌除个别抗生素外几乎对所有抗菌药物都耐药，对临床形成了很大的威胁，已引起全球的震惊和高度的重视。它们包括甲氧西林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甲氧西林耐药表皮葡萄球菌(MRSE)和甲氧西林耐药溶血性葡萄球菌，后二种葡萄球菌因凝固酶阴性，又称为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MRCNS)；青霉素耐药肺炎链球菌(PRSP)，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VRE)。由于2002年5月出现了首例耐万古霉素金葡菌，人们十分关注对耐万古霉素MRSA的监测。近年来还开始注意红霉素耐药β-溶血性化脓性链球菌的发展，特别是耐大环内酯类-林可霉素类-链阳霉素B的β-溶血性化脓性链球菌的耐药性发展。
　　二、耐药革兰阳性球菌的耐药机制
　　葡萄球菌由于产生β-内酰胺酶，可对β-内酰胺类抗生素产生不同程度的耐药性。但MRSA有着不同于一般产酶耐药金葡菌的独特耐药机制。这种高度耐药的MRSA和敏感金葡菌比较，其青霉素结合蛋白(PBPs)组成中多一个PBP-2a，功能相当于敏感金葡菌全部主要PBPs的功能，并且与抗生素结合的亲和力极低，因而细菌对糖肽类抗生素以外几乎所有常用抗生素都耐药。青霉素结合蛋白是细菌细胞壁合成过程中维持其生理功能不可缺少的酶蛋白系。β-内酰胺类抗生素通过与细菌主要PBPs结合，使细菌胞壁合成过程中的交叉连接不能形成，由此影响粘肽的合成，致使细菌不能合成细胞壁而溶菌死亡。敏感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有5个PBPs〔PBP-1(87KDa)，PBP-2(80KDa)，PBP-3(75KDa)，PBP-3 (70KDa)与PBP-4(41KDa)〕，不具有78KDa的PBP-2a。表达PBP-2a的结构基因是mecA。MecA编码表达PBP-2a需有以下二个条件：①有β-内酰胺类抗生素存在；②在调控基因mecI与mecRI的作用下，mecI编码产生mecI蛋白，是一个抑制子(repressor)；mecRI基因编码产生MecRI蛋白，为辅助诱导因子(coinducer)。当诱导剂β-内酰胺类抗生素存在时，MecRI蛋白能与诱导剂结合而被激活，活化了的MecRI蛋白能移去抑制子MecI对mecA基因的抑制作用，结果mecA在去抑制的条件下转录表达产生了PBP-2a蛋白。近代研究表明除mecA为主要结构基因外，femA，blaA分别在调控基因femI，femRI和blaI，blaRI作用下也有编码产生PBP-2a的可能性。
　　肺炎链球菌原本对青霉素、氨苄青霉素都高度敏感。自80年代初开始报道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有耐药株，以后各地陆续分离到耐青霉素肺炎链球菌，有的国家和地区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的耐药率已高达40%以上。
　　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与其它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耐药机制主要是青霉素结合蛋白PBPs的改变。肺炎链球菌有6个PBPs。分子量由43～100Kda：PBP-1a与PBP-1b分子量均为100kDa，PBP-2a(89.4KDa)，PBP-2x(82KDa)，PBP-2b(78KDa)，PBP-3(43KDa)。敏感肺炎链球菌的PBP-1a/1b，PBP-2a/2x/2b都很容易被β-内酰胺类抗生素结合而失活。肺炎链球菌耐药株PBP-1a、2x、2a与2b这4个分子量较大的PBPs与青霉素的亲和力明显降低。编码表达这几个PBP蛋白的基因为PBP1a、PBP2x、PBP2a与PBP2b，这些耐药基因可在同种肺炎链球菌之间转移，也可横向转移，如由肺炎链球菌把耐药基因转移至草绿色链球菌，则PBP2b基因起着重要的作用。PBP1a、PBP2x这两个基因用体外一步法证明可把肺炎链球菌对超广谱头孢菌素的耐药性转移到敏感菌株中去。肺炎链球菌对β-内酰胺类以外的抗菌药物的耐药另有其它耐药机制，如肺炎链球菌对大环内酯类耐药可以是由一种专门编码表达14-与15-员大环内酯类流出泵蛋白基因mef(A)介导的，另外也可通过erm(B)基因表达甲基化酶，使23S rRNA甲基化，导致肺炎链球菌对大环内酯类(M)、林可霉素(L)与链阳霉素B(SB)(MLSB)耐药。
　　肠球菌对不同抗生素的耐药机制也是不同的。肠球菌对青霉素的耐药机制是由于PBPs与青霉素的亲和力下降，使青霉素不能与靶位PBP结合。粪肠球菌与屎肠球菌的PBPs均有5个。粪肠球菌对大多数β-内酰胺类耐药是由于PBP-1(105KDa)与PBP-3(79KDa)亲和力下降，并且在耐药菌中PBP-3(个别文献中为PBP-5)不但亲和力下降并且有过量生产，这可能与临床分离的对β-内酰胺类呈现高耐药株的耐药机制有关。屎肠球菌主要是PBP-1与PBP-2的亲和力下降。肠球菌对氨基糖苷类的耐药机制是由于氨基糖苷钝化酶对氨基糖苷类抗生素修饰灭活。肠球菌中的氨基糖苷钝化酶主要为双功能酶AAC(6“)-APH(2")，表达这种双功能钝化酶的基因为aac(6“)-1e-aph(2")-1a，另一种基因为aph(2")-1d也与高度耐药性有关。近年来特别关注的是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的发现和发展。1993年Arthur等将肠球菌对万古霉素的耐药基因及其表型分为van-A，B，C，及其它4种基因，Van-A，B，C三种表型。
　　1999年Witte W对肠球菌耐糖肽类抗生素的基因分类增加为van A，van B，van C-1，van C-2，van C-3，van D。另有个别文献报道在1株屎肠球菌中证实存在van E。发现存在van A基因的肠球菌除上表中所列的粪肠球菌，屎肠球菌，鸟肠球菌外，还有棉子糖肠球菌，坚韧肠球菌，孟氏肠球菌，鸡肠球菌，酪黄肠球菌共8种，对判定Van B表型的万古霉素MIC也作了修改，将原来的4～1000改为16～32(-1028)mg/L；判定Van D表型的糖肽类MIC值为万古霉素64mg/L，替考拉宁4mg/L。Van D表型在3株屎肠球菌中得到证实。
　　三、耐药革兰阳性球菌感染现状与合理治疗的重要性
　　甲氧西林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引起的多重耐药已是临床上一个严重的问题，而且MRSA感染率也已比过去有明显增高，如美国1975年MRSA发生率为2.4%，到1996年上升为35%。特别是院内感染，金葡菌引起的院内感染MRSA占着很高的比例，日本1999年报道院内金葡菌感染MRSA占60%～80%。各地报道的MRSA发生率差异都较大，1999年JAC报道欧洲不同国家间MRSA发生率最低的不到1%，最高的可达80%；我国各地报道MRSA发生率也波动在20%～80%之间，2001年中华医学杂志发表了中国细菌耐药监测研究结果，1998～1999年监测9个地区13家医院参加监测研究的病房中住院感染患者MRSA与MRSE发生率分别为27.55%与15.67%，社区感染与院内感染MRSA的发生率分别为21.84%与81.82%，社区感染与院内感染MRSE的发生率分别为15.57%与41.67%，可见院内感染病人中MRSA与MRSE发生率均明显高于社区感染发生率。这可部分解释各地报道的MRSA发生率波动的原因。影响MRSA感染诊断的因素很多，纸片药敏试验检出MRSA往往比琼脂平皿二倍稀释法假阳性高，用PCR技术检测mecA基因法可确诊是否为MRSA感染，PCR法与琼脂平皿二倍稀释法符合率较高，有条件的临床检验实验室应建立PCR快速诊断MRSA技术。如无PCR法最好用琼脂平皿二倍稀释法复核。因为正确的诊断是合理治疗MRSA感染重要的保证。凡能确诊为MRSA感染的患者应及时使用万古霉素，去甲万古霉素，或替考拉宁治疗。由于院内感染金葡菌中MRSA占着很高比例，因此多重耐药金葡菌重症院内感染一时不能确诊为MRSA，也应考虑选用糖肽类抗生素，以便及时有效控制感染。以上两种情况避免使用β-内酰胺类抗生素，因其具有诱导mecA基因编码表达产生PBP2a之作用，可能由此形成高耐药的MRSA。MRSA感染如不及时有效控制，这种耐药菌在院内播散开来有可能导致局部病房或病区的暴发流行。但如感染菌株仅为低度对甲氧西林耐药的产酶金葡菌或表葡菌而非对各类抗生素均耐药的多重耐药菌，这种病例更需要进行PCR检测，如果证实mecA阴性，则属一般产酶耐药金葡菌而非MRSA，可选用β-内酰胺酶抑制剂与低诱导作用的β-内酰胺类抗生素联合制剂并可与有一定抗MRSA作用的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联合使用，例如依替米星与氟氧头孢菌素联合，阿贝卡星与酶抑制剂联合制剂合用，也可用氨基糖苷类联合有抗阳性球菌作用的新喹诺酮类，或联合链阳霉素，呋西地酸等对金葡菌与低度耐药MRSA有效的抗生素。也可以按照药敏试验结果选用对感染菌株敏感的抗菌药物。这类mecA基因阴性、低耐药度的MRSA感染大多为社区感染，对于这类感染不主张立即使用万古霉素或其它糖肽类抗生素，只在以上治疗方案疗效不明显时才考虑使用，以免因广泛使用万古霉素导致对万古霉素耐药的MRSA发生与发展。
　　肠球菌分类有14～15种之多，但从人类分离到的主要是粪肠球菌与屎肠球菌两种，前者约占80-90%，后者占5%～10%。肠球菌对许多抗生素与抗菌药呈天然耐药，对青霉素类有中度或低度敏感，对糖肽类抗生素如万古霉素、去甲万古霉素、替考拉宁敏感。但自1988年英国首先报道发现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感染以后12年来世界各地都在报道分离到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VRE)。美国CDC 1993年报道美国院内感染病人中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已增至13.6%。万古霉素耐药屎肠球菌(VREF)耐药程度比粪肠球菌高，1999年JAC报道美国VREF从1989年的0.3%增至1993年的9%，有个别单位增至47%。1989年VRE引起院内感染不到1%，1993年VRE占院内感染病原菌的4%，占尿路感染病原菌的14%，血培养分离到的VRE占4%。这些流行病学资料提示，VRE特别是VREF引起的感染已是临床上十分严重的问题。万古霉素耐药的多重耐药肠球菌引起全身感染包括败血症、心内膜炎治疗非常困难。目前各地肠球菌耐药监测研究中还存在着监测方法标准化和提高准确度的问题。用纸片药敏试验方法不容易准确测出万古霉素或替考拉宁中介株，用平皿二倍稀释法测定MIC的方法能检出纸片法测不到的中介株。虽然美国与欧洲不少国家都分离到VRE与VREF，并有明显增长趋势，但值得庆幸的是1988～1989中国细菌耐药检测结果尚未发现万古霉素耐药株，只发现3.23%粪肠球菌中介株与3.77%屎肠球菌中介株。临床上遇到重症肠球菌院内感染可首选万古霉素或替考拉宁治疗，如有万古霉素中介肠球菌感染或发现有VRE感染可用替考拉宁治疗，目前尚未发现替考拉宁有中介或耐药株。如临床肠球菌感染病情属中、轻度、对青霉素、氨苄青霉素仍有一定敏感度可先用大剂量青霉素或氨苄青霉素联合氨基糖苷类治疗，必要时才改用或联用糖肽类抗生素。
　　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耐药最早发现于60年代中期，但引起人们注意是在1977年在南非首次发生青霉素耐药肺炎链球菌(PRSP)引起的肺炎暴发流行。以后世界各地都不断分离到PRSP，并使其成为耐药阳性球菌感染中引人注目的焦点之一。耐青霉素G肺炎链球菌(PRSP)分离率近年来已在世界范围明显上升，特别是某些欧洲国家，美国一些地区，东南亚某些国家地区PRSP已高达40%～70%。PRSP分离率上升与β-内酰胺类抗生素如头孢菌素与非β-内酰胺类抗生素如大环内酯类等抗生素大量使用及某些治疗方案不合理有很大关系，例如头孢曲松对PRSP有很强抗菌作用，但如单剂治疗，使治疗后的血药浓度虽高于抗敏感肺炎链球菌，但低于抗耐药肺炎链球菌的浓度，这样治疗呼吸道感染结果头孢曲松治疗组的PRSP分离率明显高于对照组阿莫西林/克拉维酸10天治疗后的PRSP分离率。
非β-内酰胺类抗生素大环内酯类在临床上治疗呼吸道感染用得非常广泛，对诱导肺炎链球菌的耐药性也起着很大作用。如台湾省用大环内酯类作为治疗呼吸道感染的一线药物导致所分离的PRSP对大环内酯类的耐药率高达98%。由此可见治疗PRSP或PISP引起的肺炎与其它上、下呼吸道感染，制定合理治疗方案十分重要。我国目前PRSP的发生率已上升到20-40%，青霉素G中介株发生率为13.1%～20%，一般PISP感染仍可用青霉素G治疗，剂量应比常用量适当增加。治疗PRSP/PISP引起的呼吸道感染可选用阿莫西林/克拉维酸，但阿莫西林的剂量应适当提高，可选用阿莫西林/克拉维酸以500mg/125mg(675mg)的配比方案治疗，必要时可根据敏感试验结果选用头孢曲松或头孢噻肟，也可联合对革兰阳性菌作用较强氟喹诺酮类。新型抗生素Telithromycin(HMR 3647)、链阳霉素(Streptogramin)等都有较强抗阳性球菌作用，也可选用。

中国7年耐药监测回顾
卫生部北京医院 张秀珍　胡云建

中国7年耐药监测虽然采用的方法，监测的范围、目的和主持单位不尽相同，但均对中国感染性疾病常见致病菌的分布和耐药趋势勾画出一幅具中国特色的耐药图。本文对我国7年耐药监测中主要的致病菌的耐药机制及体外试验支持的用药方案作一回顾。
一、葡萄球菌
葡萄球菌的主要耐药问题是耐苯唑西林(MRS)，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凝固酶阴性的葡萄球菌(MRSA、MRScoN)。MRS在住院病人中分离率可达80-92%。MRS对临床常用的喹诺酮类、氨基糖苷类、大环内脂类常常不敏感，对全部β-内酰胺类药物治疗不佳，可选择治疗的药物甚少，FDA只批准万古霉素（稳可信）可作为MRS的经验用药。
MRS的耐药机制是由于mecA基因编码了对β-内酰胺药低亲和力的蛋白PBP2a取代了固有的青霉素结合蛋白PBPs。有少部分的耐药株可因为产生高水平的β-内酰胺酶而导致耐药，但葡萄球菌这种酶，苯唑西林、头孢菌素类都能耐受。
在中国用于MRSA治疗的药物主要有糖肽类药，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还有链阳霉素和利奈唑烷。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在2002年7月和10月正式公布2株真正耐万古霉素（MIC>128mg/L）的葡萄球菌，并提示耐药质粒是由VRE的VanA基因型转移获得，这是必须引起重视的新问题。
二、肠球菌
自1984年自成肠球菌属，有18个种，与人类疾病有关的是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粪肠球菌约占80%，屎肠球菌占20%。主要可引起人类泌尿系感染、败血症、心内膜炎、化脓性腹膜炎和外伤感染。
肠球菌的主要耐药问题是耐万古霉素的肠球菌（VRE）和高耐氨基糖苷类的菌株（HLAR）。收集全国26家医院耐药监测结果表明VRE约占全部肠球菌的0-8%，HLAR占耐庆大霉素菌株的60-80%。粪肠球菌与对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的耐药率分别为2.95%、0.83%，屎肠球菌则为5%和3%。
NCCLS推荐意见：对HLAR菌株，青霉素或氨苄青霉素与氨基糖苷类联合用药无协同作用。
肠球菌对青霉素类低水平耐药，对头孢菌素天然耐药。
三、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
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是易产超广谱B-内酰胺酶（ESBLs）的主要菌株，在我国各地区和单位由于环境及压力不同，所以产酶率有差异。1994年ESBLs分别为10%和12%；2000年分别为25%和30%；2001年分别为35.3%和32.7%。由于产ESBLs菌常对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和单酰胺类药物治疗不佳，使病死率升高。在7年所收集的1861株大肠埃希菌中，亚胺培南敏感性始终在96%-99.2%之间居首位。头孢他啶的敏感性居第二，为88%-82.4%。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敏感性比单哌拉西林明显增效，敏感性由30%升至83%。大肠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