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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读书笔记
1768 年是乾隆三十三年，这时的清朝并没有露出衰败的迹象，按照孔飞力的说法，
它正处于盛世的顶端。从影视作品中看，我们耳熟能详的还珠格格，能言善辩的纪晓岚
和大贪官和珅，看似是天下太平
的景象，可偏偏在这时，一种名为 “叫魂 ”的妖术，在弘历治下的华夏大地盘桓。
事情的起因是浙江德清县于当年要重修坍塌的水门和桥梁，按照传统，需要在桥桩
上贴以活人的姓名来增强打桩的力量，被贴名者，非病即死，这就是 “叫魂 ”。一个叫
沈士良的农夫偶然地要将自己可恶的侄儿们的姓名交给工匠，结果被扭送到了官府，由此
它在江浙一带
引起了一系列类似的 “叫魂 ”恐慌。到了夏天，江浙一带这种 “叫魂 ”的恐慌就演变成了
“偷割发辫 ”的传言。这个案件引起了乾隆的重视，乾
隆认为，山东的割辫事件 “不仅仅对长江下游各省，也对整个帝国构成
了威胁 ”。在随之而来的各省的清剿中倒是抓获了不少的所谓 “割辫者”，经过层层的严刑
逼供，其中包括军机大臣们的廷讯，结果多属子
虚乌有，最后声势浩大的 “叫魂 ”案在乾隆的： “整个叫魂案可能是由阴
谋家编造出来的，其目的则在于挑动人们对官府的仇恨并煽动造反。
”
下不了了之。和历代不认错的统治者一样，这位圣主并不承认制造 “叫魂”案本身是错的，而
恰恰相反，他始终坚持首恶正犯的确实存在，而他们的逍遥法外是由于各省的失职。
“叫魂 ”妖术是否真实存在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知的，但就是这种对事物本身的
不可知所产生的恐慌却是无限大的。我们可以认知到的
是，关于叫魂的许多说法大都是谣言，因为溯逆寻源，会发现很多都是没有当事人或改
变了原事实的无稽之谈。十八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乾隆朝的 “盛世 ”之中，社会稳定，
经济快速发展，人口不断增长，社会人口流动加大，伴随而来的问题也就出现了，那就
是耕地不足产生的大量流动人口。土地对这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国来说无疑是最好
的稳定剂，也就是对于失去耕地的恐惧和处于对自身生机的忧虑使得
人们对于流民产生了不自觉的警惕和敌意，这也是 “叫魂 ”妖术谣言传播最好的温床。社会
有问题有矛盾才是谣言能够快速传播的重要原
因，就如同当今社会网络谣言传播的原因可能是贫富差距的拉大和人们对实现自身价
值承认自身存在的渴望。就像如今的现代化社会尚且
不能避免 “非典 ”“禽流感 ”“核辐射 ”时期人们的恐慌。乾隆时期的 “盛世 ” 局面和
妖术的肆虐也是如此。在孔飞力看来，十八世纪的中国人之所
以害怕妖术，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周围种种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从《叫
魂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整个社会的下层阶级在盛世的光环下，并不是安居乐业，而是
惶恐不安。一方面，清朝虽实行“除贱为良 ”，推行百姓平等，然而劳动力的解放、
人口的增长、物价上涨，商业的发展导致竞争残酷，许多人难以维持生计，大量人口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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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另一方面，地区之间发展并不平衡，贫富差距明显。虽
然当时中心地区的商业已经较为发达，但是许多土地贫瘠的山区却较为落后。这种地
理环境的劣势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不平
衡。这种紧张而不稳定的生活氛围导致人们缺乏安全感，使 “叫魂 ”谣言的流传有了可趁之
机。另外，由于以上所述的生存环境问题导致了
当时社会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种人口流动表现为向外部和向下层两方面的流动。这
种人口流动，尤其是向下的人口流动，导致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乞丐、僧人、道士等
社会边缘人。这些居无定所的人对社
会安全都构成了威胁。这种恐惧和不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在
魂”危机中把怀疑的对象直指乞丐和僧道。而叫魂案中的所谓
大多数是这些愚昧无知的乞丐僧道，因家中贫穷，被迫来寻找生计，
企图通过摄取他人的魂魄来获得别人的财物。可见当时社会并不是大
多数人眼中的太平盛世。所以孔飞力教授才称它为弘历治下的
时代吧！
“叫
“妖党”也
“镀金 ”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术师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与肉体的脆弱联结；而对皇朝的上
层人士来说，这种行为危害到的则是皇朝同上天力量的脆弱联系。在 “叫魂 ”案中，事
件本身虽然小，但它却是巫师、术士向社会公众展示神性的机会，如果巫师本人因此受到
信徒的拥护或者任何人都能够宣布自己具有神性，就必然会造成对专制皇权的冲
击，造成专制王权合法性的危机。我们在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造反的领袖自称某仙下
凡，以向民众证明自己具有掌握权力的合法性，这就是在挑战某一王朝统治的权威。
显然，乾隆下令清剿汉人当中的同样的“叫魂 ”行为就不是出于意识形态和宗教方面
的原因，而只可能是乾隆本人对专制权力的稳定有了某种恐慌。
清朝作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要想巩固大清的根基，依靠
一代帝王的努力是不够的，自清入关以来，历代皇帝都比明朝皇帝勤勉得多，到乾隆
时期已经是盛世局面，所谓盛极必衰，皇帝本性都猜忌多疑，弘历此时心中更加害怕
祖宗打下的江山毁
在自己手中。 “剪辫偷魂 ”事件的出现，触动了皇帝心中的敏感地带
—
—皇帝对于象征种族性质的削发问题是极其的敏感。 “辫子 ”象征着对大清皇朝的尊重与服
从，剪辫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谋反。如果说，社
会经济发展带给普通老百姓生存压力而使他们对于叫魂妖术感到焦虑的话，那么，对
于统治者来说，忧虑的却是叫魂妖术包含的挑衅种族特征的潜在威胁。
此事件由莫须有的故事演化为全国性事件，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社会中存在的许
多问题。 “叫魂 ”妖术及传闻，皆源于浙江。浙江所属的江南地区，在明清时代，已
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高度商业化蕴含的经济力量与这里的士绅传统，很可能构成对皇
权的威胁。清军入关并横扫中原、南下江南时，性格温和的南方人曾经组织了惨烈的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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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这让历任清朝皇帝既离不开江南，也对这个地区感到本能式的恐惧。在这个 “鱼
米之乡 ”，繁荣兴旺的农业和蓬勃发展的商业造就了优雅的气质和学术成就。北京大
部分的粮食供应，来自江南。因此，几百年来，帝国的统治者们便发现，他们需要不断
地同江南上层人士争夺这里多余的粮食。同样让北京统治者感到头痛的，是如何才能建
立起对于江南倨傲不逊的上层学界的政治控制。而最具汉人特征的江南文化除了精巧与
优雅，也意味着满洲人的堕落和汉化。当弘历发现，满人蒙古语的退化和军事技能的不
断衰退以及大部分满人的土地已到了汉人土地经营者的控制之下，旗人失去了活力、勇
敢和节俭的种族特性时，弘历感觉到，被汉化的满人与腐败的汉人官吏正在携手使大清
帝国走上王朝没落的下坡路。而更加可悲的是，这些满洲人的设想在辛亥革命中得到了
验证。
这其中我感触最为深刻的即是一种矛盾，一种统治者（中央，满族）与被统治者
（地方，汉族）的剧烈矛盾。满洲统治者自北方而来，北京是王权，陆权的核心。而
江南天生的富庶对北京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威胁，无论是财政的倚仗，还是江南
读书人对统治阶级的高速渗透，都在破坏满洲统治者的根基。更何况剃发易服在江南
遭受到的极大抵抗使统治者心生忌惮，江南人民也不会轻易忘记在清军入关时遭受到
的屠杀。江南的命运再遭受变革，明朝时的江南省变为江苏省，以淮制吴的把戏被统
治者玩的炉火纯青。但是清朝末期的上海开埠，辛亥革命，江浙财团的实力，西方先
进思想在吴越土地的传播葬送了这个外来王朝的生命。可悲的是，同样是以上两点，
也算断送了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生命。
江南的存在一直是奇怪的，自北方精英南渡之后，创造了无数的经济文化奇迹。可
对一个大一统的政权来说，却又是极其危险的。这块土地的富庶，文化的凝聚力太让统
治者忌惮。江南依旧是繁华的，可是怕是再也回不到过去那个江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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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另一方面，地区之间发展并不平衡，贫富差距明显。虽
然当时中心地区的商业已经较为发达，但是许多土地贫瘠的山区却较为落后。这种地
理环境的劣势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不平
衡。这种紧张而不稳定的生活氛围导致人们缺乏安全感，使 “叫魂 ”谣言的流传有了可趁之
机。另外，由于以上所述的生存环境问题导致了
当时社会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种人口流动表现为向外部和向下层两方面的流动。这
种人口流动，尤其是向下的人口流动，导致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乞丐、僧人、道士等
社会边缘人。这些居无定所的人对社
会安全都构成了威胁。这种恐惧和不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在
魂”危机中把怀疑的对象直指乞丐和僧道。而叫魂案中的所谓
大多数是这些愚昧无知的乞丐僧道，因家中贫穷，被迫来寻找生计，
企图通过摄取他人的魂魄来获得别人的财物。可见当时社会并不是大
多数人眼中的太平盛世。所以孔飞力教授才称它为弘历治下的
时代吧！
“叫
“妖党”也
“镀金 ”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术师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与肉体的脆弱联结；而对皇朝的上
层人士来说，这种行为危害到的则是皇朝同上天力量的脆弱联系。在 “叫魂 ”案中，事
件本身虽然小，但它却是巫师、术士向社会公众展示神性的机会，如果巫师本人因此受到
信徒的拥护或者任何人都能够宣布自己具有神性，就必然会造成对专制皇权的冲
击，造成专制王权合法性的危机。我们在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造反的领袖自称某仙下
凡，以向民众证明自己具有掌握权力的合法性，这就是在挑战某一王朝统治的权威。
显然，乾隆下令清剿汉人当中的同样的“叫魂 ”行为就不是出于意识形态和宗教方面
的原因，而只可能是乾隆本人对专制权力的稳定有了某种恐慌。
清朝作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要想巩固大清的根基，依靠
一代帝王的努力是不够的，自清入关以来，历代皇帝都比明朝皇帝勤勉得多，到乾隆
时期已经是盛世局面，所谓盛极必衰，皇帝本性都猜忌多疑，弘历此时心中更加害怕
祖宗打下的江山毁
在自己手中。 “剪辫偷魂 ”事件的出现，触动了皇帝心中的敏感地带
—
—皇帝对于象征种族性质的削发问题是极其的敏感。 “辫子 ”象征着对大清皇朝的尊重与服
从，剪辫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谋反。如果说，社
会经济发展带给普通老百姓生存压力而使他们对于叫魂妖术感到焦虑的话，那么，对
于统治者来说，忧虑的却是叫魂妖术包含的挑衅种族特征的潜在威胁。
此事件由莫须有的故事演化为全国性事件，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社会中存在的许
多问题。 “叫魂 ”妖术及传闻，皆源于浙江。浙江所属的江南地区，在明清时代，已
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高度商业化蕴含的经济力量与这里的士绅传统，很可能构成对皇
权的威胁。清军入关并横扫中原、南下江南时，性格温和的南方人曾经组织了惨烈的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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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这让历任清朝皇帝既离不开江南，也对这个地区感到本能式的恐惧。在这个 “鱼
米之乡 ”，繁荣兴旺的农业和蓬勃发展的商业造就了优雅的气质和学术成就。北京大
部分的粮食供应，来自江南。因此，几百年来，帝国的统治者们便发现，他们需要不断
地同江南上层人士争夺这里多余的粮食。同样让北京统治者感到头痛的，是如何才能建
立起对于江南倨傲不逊的上层学界的政治控制。而最具汉人特征的江南文化除了精巧与
优雅，也意味着满洲人的堕落和汉化。当弘历发现，满人蒙古语的退化和军事技能的不
断衰退以及大部分满人的土地已到了汉人土地经营者的控制之下，旗人失去了活力、勇
敢和节俭的种族特性时，弘历感觉到，被汉化的满人与腐败的汉人官吏正在携手使大清
帝国走上王朝没落的下坡路。而更加可悲的是，这些满洲人的设想在辛亥革命中得到了
验证。
这其中我感触最为深刻的即是一种矛盾，一种统治者（中央，满族）与被统治者
（地方，汉族）的剧烈矛盾。满洲统治者自北方而来，北京是王权，陆权的核心。而
江南天生的富庶对北京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威胁，无论是财政的倚仗，还是江南
读书人对统治阶级的高速渗透，都在破坏满洲统治者的根基。更何况剃发易服在江南
遭受到的极大抵抗使统治者心生忌惮，江南人民也不会轻易忘记在清军入关时遭受到
的屠杀。江南的命运再遭受变革，明朝时的江南省变为江苏省，以淮制吴的把戏被统
治者玩的炉火纯青。但是清朝末期的上海开埠，辛亥革命，江浙财团的实力，西方先
进思想在吴越土地的传播葬送了这个外来王朝的生命。可悲的是，同样是以上两点，
也算断送了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生命。
江南的存在一直是奇怪的，自北方精英南渡之后，创造了无数的经济文化奇迹。可
对一个大一统的政权来说，却又是极其危险的。这块土地的富庶，文化的凝聚力太让统
治者忌惮。江南依旧是繁华的，可是怕是再也回不到过去那个江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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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另一方面，地区之间发展并不平衡，贫富差距明显。虽
然当时中心地区的商业已经较为发达，但是许多土地贫瘠的山区却较为落后。这种地
理环境的劣势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不平
衡。这种紧张而不稳定的生活氛围导致人们缺乏安全感，使 “叫魂 ”谣言的流传有了可趁之
机。另外，由于以上所述的生存环境问题导致了
当时社会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种人口流动表现为向外部和向下层两方面的流动。这
种人口流动，尤其是向下的人口流动，导致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乞丐、僧人、道士等
社会边缘人。这些居无定所的人对社
会安全都构成了威胁。这种恐惧和不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在
魂”危机中把怀疑的对象直指乞丐和僧道。而叫魂案中的所谓
大多数是这些愚昧无知的乞丐僧道，因家中贫穷，被迫来寻找生计，
企图通过摄取他人的魂魄来获得别人的财物。可见当时社会并不是大
多数人眼中的太平盛世。所以孔飞力教授才称它为弘历治下的
时代吧！
“叫
“妖党”也
“镀金 ”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术师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与肉体的脆弱联结；而对皇朝的上
层人士来说，这种行为危害到的则是皇朝同上天力量的脆弱联系。在 “叫魂 ”案中，事
件本身虽然小，但它却是巫师、术士向社会公众展示神性的机会，如果巫师本人因此受到
信徒的拥护或者任何人都能够宣布自己具有神性，就必然会造成对专制皇权的冲
击，造成专制王权合法性的危机。我们在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造反的领袖自称某仙下
凡，以向民众证明自己具有掌握权力的合法性，这就是在挑战某一王朝统治的权威。
显然，乾隆下令清剿汉人当中的同样的“叫魂 ”行为就不是出于意识形态和宗教方面
的原因，而只可能是乾隆本人对专制权力的稳定有了某种恐慌。
清朝作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要想巩固大清的根基，依靠
一代帝王的努力是不够的，自清入关以来，历代皇帝都比明朝皇帝勤勉得多，到乾隆
时期已经是盛世局面，所谓盛极必衰，皇帝本性都猜忌多疑，弘历此时心中更加害怕
祖宗打下的江山毁
在自己手中。 “剪辫偷魂 ”事件的出现，触动了皇帝心中的敏感地带
—
—皇帝对于象征种族性质的削发问题是极其的敏感。 “辫子 ”象征着对大清皇朝的尊重与服
从，剪辫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谋反。如果说，社
会经济发展带给普通老百姓生存压力而使他们对于叫魂妖术感到焦虑的话，那么，对
于统治者来说，忧虑的却是叫魂妖术包含的挑衅种族特征的潜在威胁。
此事件由莫须有的故事演化为全国性事件，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社会中存在的许
多问题。 “叫魂 ”妖术及传闻，皆源于浙江。浙江所属的江南地区，在明清时代，已
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高度商业化蕴含的经济力量与这里的士绅传统，很可能构成对皇
权的威胁。清军入关并横扫中原、南下江南时，性格温和的南方人曾经组织了惨烈的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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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这让历任清朝皇帝既离不开江南，也对这个地区感到本能式的恐惧。在这个 “鱼
米之乡 ”，繁荣兴旺的农业和蓬勃发展的商业造就了优雅的气质和学术成就。北京大
部分的粮食供应，来自江南。因此，几百年来，帝国的统治者们便发现，他们需要不断
地同江南上层人士争夺这里多余的粮食。同样让北京统治者感到头痛的，是如何才能建
立起对于江南倨傲不逊的上层学界的政治控制。而最具汉人特征的江南文化除了精巧与
优雅，也意味着满洲人的堕落和汉化。当弘历发现，满人蒙古语的退化和军事技能的不
断衰退以及大部分满人的土地已到了汉人土地经营者的控制之下，旗人失去了活力、勇
敢和节俭的种族特性时，弘历感觉到，被汉化的满人与腐败的汉人官吏正在携手使大清
帝国走上王朝没落的下坡路。而更加可悲的是，这些满洲人的设想在辛亥革命中得到了
验证。
这其中我感触最为深刻的即是一种矛盾，一种统治者（中央，满族）与被统治者
（地方，汉族）的剧烈矛盾。满洲统治者自北方而来，北京是王权，陆权的核心。而
江南天生的富庶对北京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威胁，无论是财政的倚仗，还是江南
读书人对统治阶级的高速渗透，都在破坏满洲统治者的根基。更何况剃发易服在江南
遭受到的极大抵抗使统治者心生忌惮，江南人民也不会轻易忘记在清军入关时遭受到
的屠杀。江南的命运再遭受变革，明朝时的江南省变为江苏省，以淮制吴的把戏被统
治者玩的炉火纯青。但是清朝末期的上海开埠，辛亥革命，江浙财团的实力，西方先
进思想在吴越土地的传播葬送了这个外来王朝的生命。可悲的是，同样是以上两点，
也算断送了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生命。
江南的存在一直是奇怪的，自北方精英南渡之后，创造了无数的经济文化奇迹。可
对一个大一统的政权来说，却又是极其危险的。这块土地的富庶，文化的凝聚力太让统
治者忌惮。江南依旧是繁华的，可是怕是再也回不到过去那个江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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