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韩国民主政治中的市民社会探析.pdf

韩国市民社会萌芽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后在长期的威权统治时期一直保持震荡前行的发展态势。在“汉江奇迹”与美国民主政治思想和秩序的影响下，韩国市民社会获得了快速发展，并促进和助推了韩国政治民主化的转型。韩国政治民主化完成转型之后，得益于宽松的政治环境，韩国市民社会迎来了发展高峰，组织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对韩国民主政治的作用与影响与日俱增。韩国市民社会内部也开始分化为“保守派”与“进步派”，参与政治生活的一致性被割裂，加之中产阶级的脆弱性等复杂因素的影响，韩国市民社会的未来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关键词 韩国；市民社会；民主；政治中图分类号K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2-2007（2023）03-008-06收稿日期2021-12-10作者简介1.姜秀玉，女，朝鲜族，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朝鲜韩国近现代史和近现代中朝韩日关系史；2.沈昊，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东北亚国际关系史。（延吉 133002）市民社会在近现代韩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军人威权统治时期，韩国市民社会在严峻的政治形势与管控措施下持续斗争、追求民主，成为推动韩国政治民主化转型的关键力量，并在韩国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为韩国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坚实基础。中韩建交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于韩国市民社会的关注度日益提高，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a这些成果关注到了韩国市民社会的特点与发展，但是却缺乏全面梳理，特别是对于韩国市民社会发展的动因与未来关注不够。本文在对韩国市民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回顾与梳理的基础上，也希望对我国的相关研究加以补充和促进。a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刘雨辰：民主主义视角下韩国市民社会的角色转换；杨鲁慧、马迎凤：韩国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发展；金成国、张海东：21 世纪韩国社会发展模式及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再构成；丁宏：韩国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市民社会变迁；卢恒：韩国现代化进程中市民社会的发展；王来福、黄俊尧等：市民社会兴起下的韩国政治变迁。一、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处于“公”和“私”之间的行为集体，又可以称之为公民社会、民间社会与文明社会。市民社会常常以市场经济充分运行与发展的基础上日益独立的私人活动领域与非官方的公共领域作为活动范畴而存在。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塑造了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因此也可以这样理解：“市民社会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形成及其社会化提供了全部的社会资源，是现代民主政治及其社会化的逻辑起点。”1(60)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依照马克思的观点，国家生活现象所依靠的基础并不是“绝对观念”或“人9的理性”，而可以看作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客观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判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将市民社会明确定义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2（41）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市民社会的看法与定义，实际上是将其与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相等同，这也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政治国家（Political State）即国家（State），是“国家”作为政治领域的概念，此外还有作为地域概念的国家（Country）和作为人口与民族概念上的国家（Nation）。古希腊时期，市民社会依附于城邦国家（政治共同体），甚至此时的市民近乎于城邦国家的奴隶，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并非对立存在，且极不平等。随着近代政治革命的兴起，市民社会以及城邦国家的各种等级、特权被逐渐分化、瓦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在实际上开始分离。后经洛克等人从概念上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之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明显相区别，即政治国家应当是经过市民社会同意并让渡权力，以社会契约为主要形式而构建的一种社会形态。按照这样的理解，与其说市民社会被政治国家掌控和制约，不如说政治国家只是市民社会满足需求的一种形式和工具。继洛克等人开始逐步把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作为各自独立的政治概念进行区别以后，黑格尔进一步对二者的分离进行了论述，并认为，“绝对精神或客观精神分化为普遍精神和特殊精神，是造成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分离的最根本原因。”3（115）当然，导致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原因还有多种因素，例如市民社会追求个体权利与利益的特殊性以及对“绝对自由”的诉求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黑格尔分离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但也存在不小的缺陷，尤其是“等级制”思想。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等级制”所塑造的“共同体”是虚幻的。因为来自市民社会的各等级要素特别是公职人员、议员等，背后都有着群体、行业等一致性的利益诉求，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因此他们摆脱不了自私自利的心态，而这与公共事务的利益以及国家利益是相悖的，那么以“等级制”为核心塑造的“共同体”自然也是虚幻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后，其关系变成了对立与互动的状态，即市民社会为维护个人权利、利益与“绝对自由”而形成的个人主义，与政治国家为寻求权力扩大、权力寻租等违背公共利益的对立关系。但与此同时，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现实社会与生活中又相互共存，彼此互动。由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互动性，因此市民社会的民主功能得以彰显。在此基础上，政治国家的良好运行也会对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二者是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随着市民社会的成熟与完善，其逐渐超越传统的民主政治领域，将更加深刻地影响现代民主政治进程。市民社会的发展与巩固不仅仅为现代政治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与进步提供了实践上的主体，还丰富了民主政治的内容与形式，这样的一种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使广大公民从政治理念上的权力所有者，逐渐成为民主政治运行过程中的权力实践者。然而对于民主政治来说，并不是所有的市民社会都能对其发展产生促进作用。由于市民社会的构成复杂，公众的个人认知、价值取向和利益关系往往差异较大，这就导致一些专业性的问题难以得到专业的处理，也因此需要政治国家干预并发挥作用，特别是通过现代的代议制民主来结束无序的持久争吵和“谁也不能说服谁”的死循环，以免出现直接的政治冲突，从而产生社会问题，进一步造成政权动荡，危害公民的个人利益。因此，“市民社会和民主化都是近代以来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政治运动，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目的都在于整合与管理社会，使社会能够更加合理、有效地运转。”4（53）二、韩国市民社会的历史与现状韩国市民社会的出现与发展，与时代背景，尤其是政治、经济、教育以及社会结构等层面的变化与进步有着深刻的联系。韩国市民社会发展至今，在整体态势上大致历经了萌芽、震荡与发展三个时期。韩国市民社会的萌芽时期（20 世纪初韩10国建国前）。这一时期，受日本殖民统治的限制，朝鲜半岛市民社会缺乏形成的土壤，因此表现为市民团体（或称社会团体）的自发组织与发展，主要有“YMCA（韩国基督教青年会，1903 年）、红十字会（1905 年）、兴土团（1913年）”5（53）等民间组织。当然，由于日本殖民统治与当时并未独立的原因，这一时期朝鲜半岛民间组织的主要目的有两点：一是积极进行社会救济；二是为谋求独立而努力。严格来说，这些组织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与市民团体，但这种自愿联合、追寻诉求的组织已经初步具备市民团体的因素，可以视为韩国市民团体的雏形。韩国市民社会的震荡时期（韩国建国后20 世纪 80 年代）。1945 年日本投降后，由于美苏意识形态对抗的因素，朝鲜半岛南北对峙。在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经历了短暂的民主宪政时期，后迅速建立起由军事强人执政的威权政治体制。在威权统治时期，“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等成为韩国的最优目标，因此在管控言论自由与社会团体等方面加大力度，形成高压氛围，市民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压制。但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主导下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收入普遍增长，受教育水平逐步提高，从而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国民整体权利意识复兴、民主意识崛起，进而为市民社会的大发展提供了主体力量。韩国市民社会的发展时期（1987 年民主化斗争至今）。随着韩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社会结构不断调整，中产阶级迅速发展，国民的民主诉求意愿逐渐强烈。“六二九宣言之后，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市民社会迅速成长，没有市民社会自发的同意，任何权力的正统性都得不到认可。”6（80）以“六月抗争”事件为节点，韩国市民社会与政治发展出现了分水岭。以之前的“光州事件”为契机，韩国的部分市民社会团体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走上了政治舞台，并且进一步提出了民主化的主张，“成为使军部权威主义正确转向民主主义制度的中心势力。”7（460）随着韩国民主化转型的发展，威权政治体制转变为民主体制，阻碍市民社会发展的障碍削弱，韩国的市民社会迎来急速发展时期。1987 年韩国传统的威权体制瓦解，这是韩国政治民主进程中的关键转折点。在政治民主化基本完成转型之后，韩国社会的民主政治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围绕着政治权利的市民的政治自由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市民社会迎来了飞速发展时期，但由于长期的威权主义统治影响、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以及现代化政治实践较短等多重因素的复合影响，韩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也是喜忧参半。一方面，韩国市民团体数量激增，“从（20 世纪）70 年代的大约1000 个增加至 1994 年的 2180 个”，8（258）而后，随着经济的持续腾飞，韩国市民社会团体犹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长。市民团体数量的明显增加，对于市民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扩大了市民社会对于韩国民主政治的影响力，也使得市民社会作为重要政治力量在韩国民主政治中的地位更加凸显。值得关注的是，市民团体数量的大幅增长，大量的人员、团体、活动等需要协调、安排，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市民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升，进一步规范了市民社会的发展方式与管理模型，使得市民团体的发展由前期的“自发、混乱、无序”状态变更为“组织、稳定、有序”的状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井井有条”的有序状态，提升了政府对市民团体、市民社会的接受度与认可度，也缓和了市民社会发展与政府管控的矛盾和局势，最终以规范化的形式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韩国政治民主化的愈发成熟与完善，也对市民社会的功能和作用的加强起到了推进作用，其外延不断地扩大，从早期的政治活动扩大到社会治理、公益服务、社会救济等各领域，并反过来进一步扩大了市民社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韩国市民社会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推进韩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就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而言，仍然处于弱势地位。韩国市民社会的政治参与形式无论如何更新、升级，从本质上来说仍然处于“监督者、诉求者、参与者”的角色，加上部分市民团体并不具备政治议题的专业素养和能力，导致其在“出谋划策”等方面不成熟，11仍然处于可以发现问题，但难以提出方法的阶段，而对于各种改革措施、提案的最终决策权就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甚至部分参与者盲目从众，并不关心是否能真正解决问题。中产阶级作为市民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其脆弱性给韩国市民社会带来了相应的不确定性，给市民社会的发展埋下了隐患。中产阶级得益于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才有足够的动力和物质支撑去关注和参与政治事务。但是，收入差距的增大导致了社会结构细分化，贫富不均现象加大，加之韩国经济增长受阻，中产阶级群体出现松动，群体数量和整体稳定性下滑，这对未来韩国市民社会的持续发展提出了挑战。三、韩国市民社会发展的动因及其特征（一）韩国市民社会发展的动因韩国市民社会的发展，受时代背景影响颇深，主要动因体现在政治文化的发展与变化、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以及国民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三个方面。1.政治文化的发展与变化。韩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有着明显的双重特征：一是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二是受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影响。传统的儒家文化对韩国影响颇深，从朝鲜朝开国君主李成桂将儒家“国家化”开始，儒家文化至今依然对韩国的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儒家文化固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等伦理观念与等级制度，但同时也强调了“民生”“民本”“民意”等现代民主理念，这些理念恰恰与韩国市民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追求权利、谋求自由”的民主化探索相关联。另一方面，“美国与韩国军事同盟，重建了韩国的政治秩序，极大地影响了韩国的政治议程。”9（45）以美韩同盟为纽带，西方式的平等、自由、民主、公正等思想理念逐渐渗入韩国，冲击和重塑着韩国的价值体系，并最终在全社会形成新的价值观念，成为韩国市民社会发展的主导理念。2.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威权统治下的韩国政府，为了大力发展经济，开创了以政府为中心的“增长第一主义”的经济模式，并取得了“汉江奇迹”的成就，从而跻身“亚洲四小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经济的持续发展必然会带来市民社会的成长与发展。首先，经济的持续发展，打破了封闭的社会关系，阶层出现松动，不同阶层得以交流、互换，社会结构分化持续进行；其次，产生了中产阶级，这一群体收入稳定、生活水平较高，使得其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不断提升；最后，市民社会的发展需要坚实的物质保障，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市民社会的发展规模与规范化程度奠定了物质基础。3.国民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韩国建国后，在美国的影响下，现代教育体制得以建立，并迅速发展。“韩国在校生中高中生从 1960 年的 26 万增加到 1980 年的将近 170 万，大专和大学生从 1960 年的 10 万发展到 1980 年的将近60 万”，10（78）已迈入世界教育最发达国家的行列。此外，在美国影响下发展的韩国现代教育体制，必然深受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的传播。因此，韩国国民教育的发展，不仅为市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传播的渠道和平台，更为市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智力、精神与中坚群体力量的支持。（二）韩国市民社会的特征韩国市民社会的形成与演变，一方面与美国以及西方世界宣扬的自由民主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与韩国国情以及传统的儒家文化等有关，因此韩国市民社会的特征既有着西方特征的影子，又出现了部分不同于西方的特征。韩国市民社会深受美国等外部因素影响，具有一定的外源性。韩国建国后，虽然已经积累了市民社会萌芽时期的经验与民间组织形态，但由于东亚国家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作为独立个人的权利意识的淡薄以及近代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等影响了东亚市民社会的整体发展，导致东亚市民社会在整体态势上不够成熟。因此，深受美国政治模式、理念与自由民主等思潮的影响，韩国市民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融入和吸收了美国等外部因素，使得国民价12值观念得到升级、重塑，从而奠定了韩国市民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与思想准备。时至今日，美韩同盟依然向前发展，甚至给韩国造成了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分离的“二元结构”困境，但美国对韩国民主政治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韩国市民社会得到国家部分扶持，并非是完全独立自主发展的。有学者认为，“东亚的民主化相当程度上并非是东亚市民社会所带来的结果，反而毋宁说东亚市民社会是东亚民主化所带来的一个结果”。11（80）韩国建国后，经历了短暂的民主宪政时期，迅速进入威权统治时期，并且一直延续到 1987 年民主化斗争。在整个威权统治时期，受政治形势与舆论管控等因素的限制，韩国的市民社会发展其实一直处于震荡状态，即有向下发展的趋势与倾向，但并没有关键性突破。直到 1987 年民主化斗争后，民主化政治转型的成功，政治形势与舆论管控的松动，韩国市民社会的发展才终于迎来宽松良好的环境，进入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韩国市民社会具有一定的暴力对抗行为，是在与威权主义统治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也必将具有暴力的抗争色彩。在威权统治时期，韩国的政治形势严峻，管控力度持续强化，极大地压缩和抑制了韩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为争取民主化、谋求政治变革与发展，韩国市民社会运动就在空前的压力与氛围中产生了不同于西方市民社会非暴力与和平运动，并具有了一定的暴力对抗行为。四、近现代韩国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的影响及其未来（一）近现代韩国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的影响近现代韩国民主政治受市民社会的发展影响是深刻且深远的。一方面，韩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与成熟，对政治民主化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韩国市民社会发展，孕育和传播了自由民主的新价值观念，为韩国政治民主化的转型提供了思想准备、理论指导与文化基础。“现代政治文化只有深深地扎根于市民社会的土壤之中，才能形成普遍的民众精神，最终实现政治文化形态的转型。”12（49）伴随着韩国市民社会规模的不断扩大，规范化不断加强的社会组织逐渐走上政治，经济与社会舞台，成为沟通个人与国家、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桥梁纽带，并成为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分子和中坚力量，逐渐奠定了韩国公民的政治主体性。社会组织的不断活跃与发展，不仅增强了市民社会的影响，更弥补了韩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等领域的漏洞与缺陷，有效地制约了政治权力的滥用和无限扩张，从而推动了韩国政治民主化的转型与发展。韩国从建国到 1987 年短短几十年便迅速完成了政治民主化转型，从军事强人执政的威权主义统治转为政治民主化国家，这与韩国市民社会的不断发展密不可分。另一方面，韩国市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韩国政治民主化的倒退与反复，起到了监督与推动作用。韩国在 1987 年完成政治民主化转型之后，市民社会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基本目标已然完成。韩国成为民主国家，宽松、良性的环境取代了严控的舆论管制，韩国市民社会迎来了大发展时期。韩国市民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壮大，促进了市民运动也规模化、规范化地发展起来，进一步增加了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经实联”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在政治改革、防止腐败、维护公正透明选举、打击政经勾结等领域均发挥了深远影响和作用”。13（53）宽松的民主政治环境推动韩国市民社会的发展，而韩国市民社会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韩国民主政治的持续深化，并且以政治监督者的身份和角色，继续强化着韩国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的影响与作用。（二）近现代韩国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未来在近现代韩国政治民主化转型进程中，韩国市民社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推动韩国完成政治民主化转型后，韩国市民社会也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从市民社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来看，其对韩国民主政治的未来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有消极的阻碍作用。一方面，随着市民社会规模的不断扩大、组织化程度不断提升，市民社会的整体发展态13势不再是以往的自反、混乱与无序状态，其参与政治事务、公共事务的专业素养与能力也都得到了提升，从而增强了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力。而且，随着市民社会参与社会事务、公益事业等活动范畴的外延与扩大，在其他方面也扩大了市民社会的影响力，增强了其在参与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与议价权。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媒体在市民社会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如在前总统朴槿惠“闺蜜门”事件中，以TV朝鲜、韩民族日报、JTBC（韩国中央东洋放送株式会社）等为代表的进步媒体以及网络自媒体，顶住了政界、财阀的巨大压力，坚持报导“闺蜜门”相关资讯，从而引发了席卷韩国的舆情事件。从“闺蜜门”事件的结果来看，媒体对民主政治的监督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因此，以高效快速传播和影响力广泛著称的新媒体技术和手段，为市民社会参与政治生活，尤其是发挥监督作用加大了筹码与底气，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市民社会在推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和有效性。另一方面，随着市民社会的急速发展与扩大，加上中产阶级受经济发展形势影响的脆弱性，市民社会内部逐渐出现分化现象，开始形成进步派与保守派，这导致市民社会在参与政治生活时出现了不同态度与阵营，市民社会在民主政治中的统一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撕裂破坏，市民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力也因此受到制约。五、结语韩国市民社会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下萌芽的，在威权统治时期，市民社会坚持抗争、震荡前行，推动和加快了韩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并在民主的政治形势与宽松的管控环境下迎来飞速发展。随着市民社会的日益壮大，规模化与规范化的组织形态得以持续发展，并不断完善其监督角色与作用，在推进韩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和防止韩国政治民主化反复、倒退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贫富差距、经济发展受限等因素所导致的中产阶级动荡，韩国市民社会内部开始分化，这撕裂了市民社会在政治生活中的整体性与统一性，加之部分市民社会膨胀的权力欲望，其谋求权力的意图与行为不断试探着政界底线，对市民社会的发展产生威胁，同时也威胁着韩国政治民主化的持续深入发展。参考文献：1 王浩斌：市民社会：现代民主政治社会化的逻辑起点，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5 年第 5 期。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3 张全胜：马克思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和超越基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4 杨鲁慧：韩国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发展，东疆学刊，2011 年第 3 期。5 韩 郑准镐：韩国市民团体的分类及与政府的关系，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第3期。6 陈周旺：金大中政治思想与韩国政党政治的转型，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八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7 宋成有、汤重南主编：东亚区域意识与和平发展，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年。8Young Rae Kim,Emerging Civil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est Group politics in Korea,Korea Observer,Sumer 1999.9 刘雨辰：民主主义视角下韩国市民社会的角色转换，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3年第 4 期。10 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11 梁云祥：东亚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统治，国际政治研究，2004 年第 3 期。12 徐勇：市民社会：现代政治文化的原生点，天津社会科学，1993 年第 4 期。13 洪静：1987 年以来韩国 NGO 与政府关系，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 年第 2 期。责任编辑 全红 127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Orientalism in Area Studies”and Its PrincipleWang Xiangyuan(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510420)Abstract:As a disciplinary concept,“area studies”refers to the study of all regions and countries in the world,in which“Orientalism”should certainly be included.“Orientalism”should be listed as a subdiscipline in“area studies”,thus forming“Orientalism in area studies”,so that this new discipline acquires the profound academic background a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Orientalism.The construction principle of“Orientalism in area studies”needs to be clarified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First,it should explain how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studies have transferred to Orientalism as area stud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history.Second,it should clarify the relation between“Orientalism”and“area studies”in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ary concept.Third,it should demonstrate how can Chinese Orientalism carry out its identification and uniqueness in the oriental region in terms of academic function.Keywords:Orientalism,area studies,Orientalism in area studies,regional identificationThe Exploration of Civil Society in Modern Korean DemocracyJiang Xiuyu,Shen Hao(Yanbian University,Yanji,133002)Abstract:Civil society in Korea emerged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and it continued to develop in an oscillating manner during the long period of authoritarian rule.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Miracle on the Han River”and the American democratic political ideology and order,Korean civil society developed rapidly and contribu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Koreas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Koreas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Korean civil society has reached a peak of development due to the liberal political environment,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organized and professionalized,and its influence on Koreas democratic politics has increased.Meanwhile,however,Korean civil society has divided into“conservative”and“progressive”factions,and the consistency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as been fragmented.Compounded by complex factors such as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middle class,the future of Korean civil society is facing a serious test.Keywords:Korea,civil society,democracy,politicsNew Changes in the Korea-US Alliance and the New Geopolitical Security Situation in Northeast Asia in the Context of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Russia-Ukraine ConflictLi Dunqiu,Mao Huijie(Qufu Normal University,Qufu,273100)Abstract: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provoked by the U.S.and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Korea-US alliance have undergone new changes,adding new variables to the geopolitical security situation in Northeast Asia.At present,the geopolitical security structure of Northeast Asia is gradually unbalanced and undergoing a period of reshaping or reorganization.Korea is under the impact of both land and sea power,and the geopolitical pressure on Korea will be even greater aft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akes office.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of Yoon Sukyeol has made“strengthening the Korea-US alliance”its top diplomatic principle,and it is building a“comprehensive global strategic alliance”between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Strategically,the Korea-US alliance has dovetailed with the U.S.Indo-Pacific Strategy,strengthening tr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among the U.S.,Japan and South Korea,and opening the door of cooperation to NATO.It is a dangerous sign that the direction of the Korea-US military alliance is changing:it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the Korean Peninsula,but is now facing Northeast Asia,the Indo-Pacific region,and even the world.In terms of geo-security strategy,it would be wise for South Korea to maintain a neutral or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land and sea power.Keywords: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Russia-Ukraine conflict,Northeast Asia,Korea-US alliance,geopolitical security,reorganization